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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延安，1937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西安事变后，红军转移到延安这个山中城堡。延安位于长城以南100英里贫瘠多山的陕西省北部，是古老的州府所在地，也是传统上最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长期以来是商人或入侵者进入西安的通道。例如，13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骑兵就是经由延安横扫了中国本土。埃德加·斯诺1936年描述延安写道：“它处在高高的石脊山的凹处，坚固的城墙蜿蜒到达山顶之上。与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筑的防御工事，它们看起来像一群群的蜂巢。”1一条河形成了环绕全城的古老的及现代工事的壕沟。延安虽然重要、古老，却很小，仅有一条主要街道，街上小店铺鳞次栉比，人口不足一千。街道的一端是个遗弃了的挺大的天主教堂，另一头是一座建于宋朝(公元954—1268年)的雄伟的大门。在一个俯瞰城堡的山头上，有一座建于8世纪的佛教宝塔。 　　蒋介石被扣前，在西安周围设置了军事封锁线包围共产党人，其目的在于切断主要来自这个省的对共产党人的供应，并控制进入延安的道路，明令禁止外国记者进入红军据点。1937年1月12日，渴望进入延安的史沫特莱趁西安事变后的混乱状态，坐在红军护送者提供的一辆卡车后面，悄悄地越过了封锁线。 　　史沫特莱花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延安。她乘卡车缓慢地通过陕西中部，红军正将人烟稀少地区的村庄组成新的苏维埃。途中所见的农村使史沫特莱回忆起她青年时代在美国西南部所见的荒凉景象：“农村荒无人烟，我们偶尔路过一个只有几间房子和几个衣衫褴褛农民的小村庄……〔向南我们〕进入了高原。这使我想起了美国西南部广阔的台地……只是高原的边上修了梯田，许多地方种上了庄稼。但有几次我们走了一整天也没见到一块耕种过的梯田。不少被雨水冲塌了的梯田上长满了野草，已经撂荒多年了。”2史沫特莱观察到的田地荒芜现象是西北大灾荒的后果，1928年到1933年间，大约300万人——将近陕西省的一半人口——死于饥饿。洪水和干旱交替破坏了农业。传教士们组织了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但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委员会想运输谷物，这个省却没有铁路或河流；公路也不够用。整个饥荒期间，外住地主和争斗的军阀利用该省最好的土地种植鸦片以维持他们可靠的现金收入。很多救灾物资也被他们攫为已有。3 　　除了想亲自考察农村情况外，史沫特莱热切地盼望访问红军部队。用三天功夫走了40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后，她才在潼里(译音)发现了第一次机会。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小县，现在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左权，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掩护过的一位战士；到达后她很快受到丁玲的欢迎。延安特派丁玲来此作为官方的主人，护送她走完剩下的路程。潼里东西两侧的部队是由史沫特莱从未见过的两位红军英雄指挥的：干劲十足，兴致勃勃的贺龙和其貌不扬但严肃庄重的彭德怀。她在潼里地区停留了两个星期，花了许多时间访问贺和彭。*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描述了她的最初印象： 　　“太平军的阴影!”我暗自惊呼，因为贺龙看上去不像一个中国人，而像某种旧式版画上所描绘的民间故事里有胡髭的蒙古人或中亚细亚人。他的年龄已有四十四五岁，但是他步履矫健，敏捷如豹。当他走近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十分古怪，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因为是用许多旧军装剩余的布块拼制而成的。他上身是退了色的灰制服，下身的裤子是黑色，这裤子紧绷在身上，以至看来像个化装好了的扮演中古戏剧的演员。在他青色的中国布鞋口上，露出白色的短袜。从脚踝到膝盖，是一片耀眼的绿色，那是按树叶模式裹紧的绑腿。对他那一身制服好像还漏了点什么——噢，对了，一条锃亮的皮带和一把弯弯的战刀!…… 　　丁玲和我一同骑马来到白雪覆盖的北吴田山(译音)下一个较大的村庄，彭德怀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像个粗壮的庄稼汉，年龄也许在三十五六岁左右。他貌不惊人，但是当他微笑着表示欢迎时，他的面孔显得很动人。他目光平直而锐利，噪音粗哑。……我们来到时，他正生病。除了长征留下的胃溃疡之外，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他又被马踢伤。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当着他的面提起他的病。由于所有的人都十分关切，他们便推我上前，我则天真地、毫不羞怯地对他谈到了他的健康状况。我也患有胃溃疡，带着一些药粉、奶粉和苏打饼干。我分了一部分给他，因为我是客人，他不能不听从我的劝告。4 　　在去延安的最后一段路上，史沫特莱由丁玲陪同着。丁玲是史沫特莱认识的唯一的卓越的女共产党员，持有与后者相近的关于妇女和婚姻的观点。两位妇女都直率、不拘小节、神气活现，习惯于“像男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她们都钦佩苏联革命党人亚历山德拉·柯仑泰。尽管她们交谈有困难——史沫特莱的中文磕磕巴巴——她们是互相尊敬的。5 　　史沫特莱和丁玲晚上到达延安，立刻被带去见住在俯视这个城镇的窑洞中的朱德和毛主席。史沫特莱的第一个印象，朱德爱与人来往，很实在；毛泽东显得超然，“精神上孤立”。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延安大多数居民都参加的正式欢迎会上讲演了约一小时。她谈到自己早年在密苏里一个肮脏的农场里的生活，对自己于1918年因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遭监禁做了生动的叙述。她说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现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她总结道：“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个富有鼓动性的演讲，充满了个人的激情。尽管听众是通过中国翻译听这番演讲的，他们还是深为这位有着罗马人宽阔前额和锐利蓝眼睛的外国妇女所感动。她的讲演结束时，听众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6 　　当然，史沫特莱并不完全是陌生人；她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位外国朋友之一。个人前来欢迎她的有陈赓、刘鼎、丁玲、周恩来以及她在上海掩护过或在西安共过事的同志；一年前经她劝说来到西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以及曾在西安帮助过她的王炳南与夫人王安娜。围绕她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老朋友重逢的气氛，在这里，可恨的蒋介石的蓝衣社可干涉不了啦。7同时，史沫特莱奇怪地感到延安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都使她犹如置身家中。尽管的的确确是中国的界标，延安还是使她联想到本世纪初她所熟悉的美国西部极小的边疆城镇。她饶有兴致地把新加入红军的战士与刚离开农场未经世故的牛仔加以比较：“对红军士兵来说，这是个大城市——大得使商人们到处都能欺骗他们。”8 　　史沫特莱在城里一间受老鼠侵扰的房子里住了几天以后，搬进了一个在环城的山壁上凿出来的窑洞，离毛和朱的住所不远，史沫特莱用前几周的时间访问了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为了打出采访的材料，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9在这段工作中，史沫特莱与年轻的翻译吴光伟(史沫特莱和其他外国人称她为莉莉吴)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吴是个标致的离了婚的女人，投身革命的大学生，也是丁玲剧团的女演员(可能史沫特莱在西安就见过她)。不久她便搬进了史沫特莱隔壁的窑洞，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10一次军事野营，史沫特莱、丁玲和吴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小组：三个意志坚强的离了婚的妇女，反对传统的婚姻观念，要求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享有更多的权力。 　　到了4月份，史沫特莱安居下来制订了一个较长期的计划，其中最重大的是写传奇式的红军农民总司令朱德的传记。史沫特莱定期地在晚上长时间地采访朱德。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点就求助于吴、马海德和黄华。最终写成的就是《伟大的道路》(1956年)，而此书在史沫特莱去世六年后才出版，它在中国被认为是一本优秀作品，近年来其新译本销售了几百万册。10 　　很符合她的特点，史沫特莱并不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立即投入其他几项活动。她向世界发出的延安需要物资和医生的呼吁，对吸引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中国西北地区起了部分作用，白求恩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英雄。史沫特莱还是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新建的鲁迅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为日益增加的学生群众服务；兼有图片与政治内容的纽约《新群众》最受读者的欢迎。她努力做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鼓励他们突破国民党在西安的封锁。到5月和6月，包括维克托·希恩、厄尔·利夫和海伦·F·斯诺在内的一些人来到了延安，这些人对延安的访问，说明了史沫特莱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她甚至发起过节育运动，不过不得不很快放弃，因为邻近的村民认为喝了这个蓝眼睛的外国人从上海带来的以柠檬为主的药剂会给他们带来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成绩好得多的是在宣传讲卫生重要性的同时，史沫特莱发动的一场灭鼠运动。起初许多人嘲笑这个西方人对老鼠的“固执观念”，但是，当毛泽东以他的权威全力支持她时，大家就沉默了。不久，从上海和北京运来了灭鼠夹子，对扑灭延安亘古至今的鼠害发挥了作用。 　　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六个月中，史沫特莱从事着这些活动。这几个月是战争的暂息时期——可能是共产党三十年来夺取政权的历史中最为松弛的时期。毛和他的同志们饶有兴趣地做些试验，甚至是对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也做了一些尝试。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措施被引进共产党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所有愿意抗日的各种人士实行合作。村子里组成了新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联合，第一次进行了选举。停止了直接打击地主的土改措施。打破阶级界线的妇女和青年组织建立起来了，并进行了扫盲运动。13 　　所有这一切使史沫特莱无比兴奋——她感到，可能在延安，她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史沫特莱迈出了可能是她考虑了多年的一步：1937年3月或4月，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申请被拒绝了。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大哭起来，变得近乎歇斯底里，使在场的人感到惊讶。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设法缓和一下这种紧张局势，向她解释说，她做为一个非党的记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14虽然史沫特莱继续献身于中国农民的事业，但延安拒绝她入党对她是一次无法完全恢复的、破坏性的打击。回忆起来，不批准她入党有几点原因是很清楚的，例如她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的性格，特别是在她与孙中山夫人争吵以后，中国人怀疑她能否遵守党的纪律。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一场争论有关，这场争论从史沫特莱到延安后就开始酝酿，到夏季达到了顶点——在她被党拒绝之后。 　　2月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不知她从哪儿找到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的唱片。到了3月份，她和莉莉吴晚上就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红军丈夫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大学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埃德加·斯诺写道： 　　因为她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莱喜欢像“在老护林熊头上”、“红河谷”和“她从山那边来”这类民歌。她用这类民歌的唱片教方舞……起初，没几个妇女愿意跳舞，常常只有男人跳。史沫特莱说跳了交际舞后，她觉得她的脚好像被整整一师人踩过似的。当时她44岁，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但她具有孩童般的活力，喜爱娱乐的快活，她使同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欢乐更美好。15 　　史沫特莱似乎没意识到自己在玩炸药。无疑是她那坚定的西方女性关于两性间婚姻和自由的观点蒙住了她的眼睛。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沫特莱和她漂亮的伙伴及翻译莉莉吴，越来越受到延安女同志们的尖锐批评。1937年6月，局面以一种最意外的形式发展到了顶点。下面是史沫特莱告诉埃德加·斯诺的故事，斯诺是在她去世后(用日文)复述这一故事的： 　　延安的妇女们开始注意到男人中有一种挑战的味道，她们怀疑史沫特莱是主要祸根。譬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用那么多时间同她们的丈夫在她的窑洞里谈话实在是怪事……据说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她自己是一位老战士——不喜欢史沫特莱长时间地单独采访她丈夫，她对朱德明说了。当朱德大笑着告诉史沫特莱时，她惊奇地睁大了蓝灰色的眼睛。她对朱德说：“认为男女在一起只有一种事情可谈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正是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两人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相互敌视却很深。 　　史沫特莱有个习惯，常讽刺年青的共产党官员们怕老婆。她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中国……史沫特莱把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它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这里，我们不应忘记红军经过著名的长征之后刚刚到达陕西北部。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许多人牺牲了。只有少数妇女幸存下来，大多是党的重要人物或红军指挥官的妻子或未来的妻子。 　　直到延安周围的共产党根据地建立后，妇女干部的数目仍然少得可怜。附近的农村妇女，政治上落后，体态不美，不是共产党员妇女的竞争对手。妇女干部们利用不跟丈夫同床这个古老的招数轻易地控制了丈夫。结果，她们渐渐地不注意自己的外观。她们认为把头发梳得漂亮些是资产阶级作风，因而听任头发生长，不去梳理，偶尔当头发碍事时，就用刀子把头发截短。其中有少数几个妇女是缠足的，她们特别反对跳舞，认为不正经，“富有挑逗性”。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能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可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我想如果他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我当时不认识莉莉吴，没能理解史沫特莱最后一句话提到毛的诗词的含意。 　　莉莉吴是晚间举行的“交际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史沫特莱与大多数领袖谈话都是吴做翻译。史沫特莱和她是好搭档，成了亲密朋友。通常当高级领导人不带妻子去拜访吴时，史沫特莱就充当吴的女伴。 　　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了红色的土地，海棠花竞相怒放。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毛泽东，阅读大量的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莉莉吴。太阳一落山，毛在开始工作之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茶或米酒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沫特莱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会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我说：“他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还有，“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莉莉好像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总是在毛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定毛向史沫特莱提的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莉莉吴的。莉莉是那么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沫特莱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是说给莉莉吴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莉莉当然比史沫特莱更能欣赏毛的诗。莉莉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地讨论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的诗篇。 　　有一个夜晚，史沫特莱已经睡下了，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主席轻柔的南方口音。这位主席去隔壁莉莉吴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见他敲门，听见门打开又关上。她想重新入睡，刚刚有点睡意，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竟敢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沫特莱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手电筒打毛主席。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立正站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做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转向莉莉吴。莉莉背靠墙站着，像一只被老虎吓坏了的小猫。贺骂莉莉：“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了下来，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身后。这时，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对准了史沫特莱。 　　“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了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羞耻胜过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真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 　　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力，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 　　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论这件事。这使毛不得不重视此事，他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了他的行动并听凭他们作最后决定。委员会决定把此事做为“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妇女召集起来，以求得到她们的支持，把史沫特莱、莉莉吴和毛的警卫员——她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个“阴谋”——驱逐出延安。她还试图禁止跳舞。 　　没多久，延安大街小巷满是对罗曼蒂克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活跃的讨论，有赞成的和反对的两种意见。年青人开始问：“如果毛管不了他的妻子，他怎么对其他人下命令呢?”最后，毛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件令人不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再次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这件事。他请求他们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央考虑毛的请求时，延安到处都在热烈地争论。妻子们怂恿丈夫干预以挽救毛的妻子，而许多男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当时〔在党的纪律下〕只需用官方记录说明情况经过签字是可以离婚的，但毛知道要维持他的威信，就需要由干部们研究过去的一些离婚案，作为这次离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政治局才可能做出一个言之成理的结论。 　　正在此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国正式宣战，延安突然进入战争准备状态。因而，中央做了迅速的简单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毛的妻子，做为一名党员和革命者的不恰当行为受到了批评，应对她进行“政治教育”。贺子珍很快离开了延安，先到一个遥远的村庄，以后去苏联继续接受“政治教育”。吴光伟(莉莉吴)也被逐出延安，她同丁玲的剧组一起上了前线。在离开延安前，莉莉吴低声啜泣着焚烧了毛的诗稿，以后她和毛大概再没见过面。 　　史莱特莱未被正式驱逐。可是在吴走后约一个月，史沫特莱也离开了，这要归功于延安的一些妇女领袖。交际舞却继续着。史沫特莱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向去除中国社会的封建思想残余迈出了一步。方舞在延安以外也流行起来了。采用了许多传统的农民舞(秧歌)的步子和节奏之后，它最后从中国北方的乡村传播到了城市。 　　今天〔1954年〕，当我回首往事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延安宽阔的街道和成群的寻找藏身之处的老鼠。而在其背后，我朦胧地听到一架老式的留声机在放着“她从山那边来”。16 　　根据尼姆·韦尔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写的一篇有关此事的短文，据说贺子珍威胁着要杀死史沫特莱。17显然矛盾是很深的，使延安的妇女老革命反对史沫特莱和刚从城市来不了解农村生活的少数女性。虽然双方都赞成新社会妇女经济上要独立，但对作为社会风俗的婚姻问题却各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史沫特莱一直坚信婚姻是压迫所有妇女的习俗。而妇女老革命们则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对中国妇女是个伟大的胜利——是应该得到保护和加强的文化的进步。她们还不能容忍“自由性爱”制度；这种制度以前在江西苏区曾经试行过，很多妇女为之受难。18不用说，毛轻易地被批准离婚的事使她们感到不高兴。回忆起来，事情很清楚。史沫特莱在这场矛盾中的观点和她那“解放了的”西方行为引起的不满，使党的领导人有充分理由有意地谨慎地让她离开延安。 　　春天申请入党被拒绝，加上6月的莉莉吴事件，对史沫特莱的精神打击很大。19在延安的最后两个月里，她尽量使自己忙忙碌碌以消除烦恼，她大胆地继续办舞蹈班，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园艺，还充当了养母。从保存下来的信中看到，她试图把生活描绘得像田园诗一般以掩饰自己的失意。7月12日她写信给兰德尔·古尔德： 　　在战争和战争的各种流言中，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美国式的花园。一位外面的朋友给我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籽；其中有葡萄树，金莲花；还有蔬菜——茄子、蚕豆、南瓜、黄瓜。几个月来我铲地、除草，现在花已开始开放——美丽诱人。到它们结了种籽，我要分送给农民，使这个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种。 　　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地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一生，我还养鸡鸭来吃，自己做饭。我也是我的一个警卫员的护士。他害病已有三个月，先是肺炎，以后肺弱。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四川农民，周复一周地躺在床上，用唱歌的声音朗诵书本。现在他好些了，唱起了几十首民歌和红军歌曲。我还“爱上”了一个十一岁的小鬼，他是这儿最伶俐的男孩。他住在我的窑洞里，做些零星家务，还上学。我还想让另一个小鬼也来，因为他患了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照料。他曾是西安监狱里的少年战犯，在西安事变期间才被释放。他也是个十一岁左右的四川孩子。 　　我现在的这个小鬼可是个人物。在我让他盖鸡窝之前，夜里他把鸡、鸭放在他的床底下。床上面有个燕子窝，里面有只正在学飞的乳燕。与我们同院住的农民养小狗和小猫，小鬼给燕子建立了一个保护国。每天他带着我们的两只鸭子下河，他们三个一起在河里游泳。他收集罐头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上的画。像美国小男孩一样，他用长绳子系上罐头盒给自己做了个电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鬼，敢于同想欺负他的、个子有他两个大的少年打架。我那生病的警卫员有点像父亲般地对待他，每天帮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 　　换句话说，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 　　8月底，史沫特莱从马上摔下来，背部受伤，因而推迟了行期。准备离开延安，她的心情是苦甜参半。在延安她常常真正地感到快乐。她知道她的朋友中有朱德和周恩来。周仍然对她很有感情；朱德为了表示友谊，连自己的马“云南”也送给她了。但对毛泽东她却产生了苦涩之感，可能认为他是自己被党拒而不纳的缘由。以后她再没见过毛。在她日后描述毛主席时，语言十分尖刻，如40年代，她写了这么一段： 　　在延安，我曾多次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或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他。我发现他起初很冷淡。很难与他的眼睛对视，他用转弯抹角、客观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有几次他始终不回答我的问题，因而给我的印象似乎他根本没听见。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不太自信，虽然他的名望和权威是毫无疑问的。我参加了几次由他做报告的在露天召开的群众大会，听众极为踊跃。他的演说技巧并不高，说话时嘴里好像含着热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识到这些短处，所以他尽可能地把语句说得短一些，简单一些，而且讲得很慢，停顿很多，此时，前几排的听众把他的话传给后排没听到的人。接着，听众中出现一阵低低的赞同声，毛等他们平息后再继续讲。刚开始讲话时他很平静，两手不动。逐渐地，他开始打手势，而演讲变得更差了。不过不必耽心，当他近旁的人鼓掌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跟着鼓起掌来。给我一种印象，不管毛说了什么，他都是每一位听众的代言人。20 　　史沫特莱最后于1937年9月动身去西安，她感情受挫但意志未折；她已商定了同朱德和周恩来在新编成的八路军战地相会的办法。她决心继续为中国革命战斗下去。但她的使命仍然是自己指定的。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