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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八路军和汉口的魔力，1937——1938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史沫特莱从延安到西安的十天旅行是艰苦的。8月里患的背伤又突然发作起来，使她衰弱得有时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暴风雨冲刷了所有山坡，使他们穿越黄土高原的行程异常缓慢艰险。沿途见到的饥荒使她心情压抑。莉莉吴(即吴光伟)走后派来陪伴她的翻译邹先生也使她不快。邹从北京来，曾当过学校教员，他对农民和他们的健康所持的侮慢态度使她烦恼，他正是史沫特莱自从在纽约的社会主义的《呼声》那些日子以来就难以容忍的那一类城市知识分子。1 　　另一个使她不快的原因是和也要到西安去的尼姆·韦尔斯同行。韦尔斯刚在延安呆了三个月，为她的第一本——简介延安的《红尘》收集材料。虽然她们两人从1934年起就相识了，却从未亲近过，在延安时，就彼此疏远。史沫特莱比韦尔斯大十多岁，她认为韦尔斯政治上幼稚，知识浅薄，得意于自己的容貌。而韦尔斯则认为史沫特莱是左倾的人中有精神病态的极其神经质的人。在延安的事件中，韦尔斯借支持像康克清和邓颖超这类中国妇女老干部暗中反对史沫特莱。但在去西安的旅途中，为了中国同志们，这两位妇女保持着表面的友善。四十年后，韦尔斯依然不同情史沫特莱，并对其背伤的严重性表示怀疑。2 　　1937年9月中旬，躺在担架上的史沫特莱到达了西安。她情绪烦躁，感到自己成了废物，尤其为背伤发愁，要求到当地教会医院去照X光片。她拒绝与尼姆·韦尔斯同住西安宾馆，分享其舒适的西式设备。她在城外一个老式庭院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躺了一个多星期。这所庭院原是她认识的、曾是她的朋友的德国牙科医生温施的家和办公室。温施在西安事变的第一天被打死了。3 　　虽然史沫特莱本人是痛苦的，但她感到从1月份以来西安总的气氛有较明显的进步，这使她情绪振奋，健康得到改善。自从统一战线实施以来，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了，共产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内走动。在一篇题为《中国红军进城》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描绘了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看到城市生活中的奇迹——电影、电灯泡、西安宾馆里的抽水马桶——时所感到的惊讶。在八路军办事处，她看到了即使是面对日本鬼子，人们也是情绪高昂，精神乐观。9月26日，当红军得到山西西北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时，史沫特莱也卷入了欢乐之中，她写道： 　　举行了聚会。我下床去开会。办事处所有的人，从负责人到炊事员及他们的助手都出席了会议。有许多从南京和徐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有从北京、天津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从延安到中国各地去的政治工作者、红军战士、警卫员、“红小鬼”，还有两位外国人(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 　　会议是极其热烈的。向大家宣布了北边胜利的消息，人们高呼口号打断了邓颖超领导的庆祝活动。那位新西兰人表演了他家乡土著的毛利人舞。我向听众唱了两支很难听的歌——然而，由于许多人曾经历过长征，或在监狱关了多年，他们几乎能够容忍一切不愉快的事物。一位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唱了一首他称之为爱情歌曲的日本歌，真使我受不了。一位红军战士讲述了长征的一个片段——红军怎样冒着河对岸敌军的疯狂扫射，飞渡天险大渡河。他讲完后，邓颖超站了起来，唱了长征颂歌中优美的两段。 　　10月初，史沫特莱的背伤即将痊愈，她逐渐倔强起来。当收到请她到前方的八路军去的邀请时，她马上接受了，只是附加了一个强硬的条件——邹先生不再做她的翻译。这就产业了问题，因为当时邹是可以找到的唯一懂得英语的人。几天以后，史沫特莱在上海认识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周扬那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向她推荐了自己的助手周立波。周立波的英文充其量也不过是结结巴巴的，但史沫特莱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意和他一起工作。4有周立波在她身边，史沫特莱用了一星期就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太原是山西西部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在那里周恩来迎接她并向她做了简要介绍，然后送她到北部山区的朱德司令部。以后的三个月，史沫特莱一直呆在那里，白天访问走路，夜晚便把所得的材料用打字机整理出来。1978年周立波和朱德的遗孀康克清回忆了当时史沫特莱的工作是多么神速。除了写单篇的文章外，她还把大量的笔记以日记形式整理出来，这就是翌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中国在反击》。 　　史沫特莱的勇气和细腻感始终贯穿于这本简洁的、感人的《中国在反击》中。和通常一样，她对她写的内容总是非常深情而忠实，满不在乎地将报道同自传糅和在一起： 　　今夜，这些饥饿的人唱着歌，走向他们那在泥地上用稻草或玉米秸铺成的床，他们的歌声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夜空中他们的声音就像雄壮的管弦乐。今天吃饱了饭的我，认识到我不会充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含义和实质，而它却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深深地铭刻着。我仍然是个旁观者，处在享受特殊照顾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挨饿，而我却总有东西吃。尽管他们冻得发抖，而我却有衣服穿，有暖和的床铺。他们将作战，许多人将战死在冰冻的战场上。我是旁观者。我注视着直到他们与漆黑的街巷融为一体；他们仍在唱着歌。我渴望理想的火花能使我窥探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描绘出他们对为之献出比生命更多的伟大斗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史沫特莱几乎像母亲似地关心着周立波的智力发展和身体健康。周回忆起那时他对朋友亲热地称呼史沫特莱为“老太”，史沫特莱则认为他当八路军太年轻，太文质彬彬了——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①在《中国在反击》中，她为他和另一位在斗争的青年作家战士徐铨(译音)的前途忧虑： 　　中国的真正的故事只能由中国工人和农民自己来讲述。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的同伴(周和徐)是中国人，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我一样，也远离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们中的徐铨首先对“风格”感兴趣。当你询问他某本书时，他首先告诉你的是这本书的风格，然后你才能从那里探问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立波感兴趣的是内容，这是真的。但他现在过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常太疲倦了，不能利用他的经验。我想，今后这样的生活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见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逐渐地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亲密关系。国内国外因而产生了流言蜚语，说他们之间必然发生过暧昧的事。5但除了史沫特莱的英雄崇拜之外，没有任何证据。与这一流言蜚语相反的实际情况是朱德的年轻妻子康克清总在他的身边，在以后的年月里，她积极地宣传提高史沫特莱的形象。史沫特莱把朱德看做继莱帕特·拉伊和鲁迅之后的又一位父亲般的人物。由于朱德本人是在贫困的农村中长大的，史沫特莱在个人的痛苦经历上与他有共同点。后来，在《伟大的道路》中，她写道： 　　有时，当朱将军谈到他的父母亲时，我便不由得无法继续工作。他便用好奇和疑问的眼光注视着我。我解释说：“有时，您似乎在描述我的母亲。虽然我们不曾给封建地主老财干活，可是我的母亲也是替富人们洗衣服，在假日中还得在富人的厨房里干活。有时她为我们几个孩子偷带出点食物，给我们每人尝一点儿，告诉我们这是她主人家里吃的美味食品。由于操劳过度她的手几乎总是黑的，头发总是在后颈挽个发髻，又脏又乱。” 　　他惊愕地追问：“那么，你父亲呢?” 　　“在我幼年的时候父亲在贫瘠的土地上光着脚板种地，但大部分时间都穿得上皮鞋。由于讨厌这种生活，他定期地离家外出，丢下母亲一人。他不像您家庭中的男人那样有规矩。后来，他成了一个干粗活的散工，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 　　“天下穷人是一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完后，我们有很长时间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 　　史沫特莱到达后不久，便开始和朱德一起制订一项对中印关系的前景很重要的计划。为给中国人寻找医疗援助，朱德与史沫特莱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建立了首次正式接触。史沫特莱本人认识尼赫鲁，从1929年来中国后一直与他通信。她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的国际观点是真诚的，他对中国反帝斗争怀着真挚的同情。 　　1937年11月23日史沫特莱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随后朱德也在11月26日写了信。两人都提到八路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军队的给养和医药，特别是对新来的志愿部队，这问题更为紧迫，他们呼吁范围广泛的支援。尼赫鲁很快做出了反应。他公开了这些信，开始募集基金，并重提早些时候印度国民大会议论过的关于向中国派遣医疗队的问题。1938年夏天一个包括五名印度医生和较好装备的医疗队已经组成，做好了出发来中国的准备。1938年10月他们到达汉口时，受到史沫特莱的迎接，她帮助他们做出了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的最后决定。6当然朱德是他们在延安的东道主。五位医生中的一位柯棣华大夫决定在整个战争期间留在中国。他在八路军服务，牺牲的前一年与一名中国妇女结了婚。总之，医疗队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主要象征。7 　　1937年12月中旬，一个男子步入朱德的司令部，他后来成了史沫特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此人就是埃文斯·卡尔森，41岁，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也是康涅狄格州公理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卡尔森非常虔诚。他是来考察八路军并研究他们的游击战术的。卡尔森像史沫特莱第一个丈夫厄恩斯特·布伦丁，瘦高个子，具有北欧人的外表，也有些像她最近的情人理查德·索格。后来知道，他也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而且和史沫特莱一样，非常坦率，开朗，有胆识。据史沫特莱说，卡尔森做事的原则“来源于美国早期的杰斐逊主义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在八路军的政治和伦理环境中，他感到如同在家一样”。8 　　然而，他们初次见面时，由于卡尔森是美国军官，史沫特莱甚至拒绝同他交谈。“我把他当成一名由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派遣来的军事特务，……我不仅认为他是反对八路军的间谍，而且还把他看作为建立美国共和国诸原则的叛逆。由于他在尼加拉瓜的经历以及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我简直不相信他能理解八路军。他并不知道我对他所代表的一切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似乎我们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喝咖啡了。”9 　　卡尔森对史沫特莱的外表非常惊愕。他在日记中写道：“她身着军服，显得可悲的冷酷，她的脸上有着苦难的痕迹……，但她整个人处处都表现出她的思想、言谈和举止是绝对诚实的。”不久，两人就常在一块儿，散步、聊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她受人尊重，富有吸引力，生气勃勃，聪明，勇敢，是一个极好的伙伴，但很急躁，是个说干立刻就干的人。”他也看到了她具备着基督教徒的自我牺牲精神：“她抛弃了我们视为文明的各种舒适享受，置身于异国人中，过着原始生活。她的愿望就是同那些为了实现她一直为之战斗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人们站在一起。”10 　　史沫特莱在延安申请入党被拒绝的遭遇迫使她重新思考她对美国的看法。现在，当她了解了卡尔森后，有迹象表明她正在改变她固有的教条主义的政治态度，而转向较为宽容的立场；她开始再一次向善意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与官方有联系的人伸出手去。显然，卡尔森触动了她那激进主义的美国本地人的根子：“(他)使我想起了美国战歌的词句：‘因为(他)为人类的尊严而死，让我们为解放人类献身。’”11 　　1937年的圣诞之夜，是卡尔森奔赴战场前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卡尔森在日记中写到了那个夜晚，描述了在他房间中动人的一幕。史沫特莱带来些咖啡，卡尔森提供了半磅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史沫特莱提议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圣诞。卡尔森问她记得哪些圣诞颂歌时，她说一个也记不得了，但还记得一两首黑人灵歌。他说：“你就唱黑人灵歌吧，我用口琴吹奏几首圣诞颂歌。”史沫特莱唱了“让我的人们去吧”。卡尔森吹奏了“寂静之夜”，接着又特意吹奏了海军陆战队之歌“人们从蒙特祖马总部来”。之后，史沫特莱要求奏一首她喜爱的曲子，在她提议下，两人站在炉旁，卡尔森吹着口琴，史沫特莱高声唱起了“我的祖国，这属于你”。12 　　26日，卡尔森要到前线去了，史沫特莱曾要求与他同去。当朱德告诉她，因为她是妇女不能让她去时，她大为生气。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回忆说，史沫特莱一整天都噘着嘴，颇使大家惊讶的是她竟掉了眼泪。但是朱德和其他人毫不动摇，坚持认为史沫特莱应当离开日益危险的前线，到汉口去，在那里，她作为一个作家和医疗供应的组织者会发挥更大作用。自然，史沫特莱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卡尔森和周立波走了，史沫特莱也准备尽量高兴地离去。13 　　汉口，是武汉三镇工业城市的一部分，它横跨在从喜马拉雅山流向大海的长江的中游。1937年12月日本人占领并血洗了南京之后，它成了中国新的首都。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中国人才能把这个城市保持到10月中旬。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时，国际人士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家们相继在这里逗留，情绪高涨。十年来似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比较统一的目标，汉口代表着新的开端。回顾起来，以后的十个月，是中国战时经历过的最罗曼蒂克的时期。 　　西班牙的弗朗哥战胜了忠于共和国者之后，国际新闻界开始把汉口视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突出的新战场。这个城市很快就成了新闻记者、外交家和政治激进分子们旅途中的一个停留站。它吸引了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医生和共产党诺尔曼·白求恩。电影制片人约里斯·伊文思和弗兰克·卡普拉来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和迈克·戈尔德也来了。近年来史沫特莱同他们一直在争吵。阿娜·路易斯·斯特朗刚从莫斯科到来。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路过这儿。蒋介石的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军事顾问扩大了国际范围。俄国人特别重要，俄国的飞机和驾驶员在对抗日本日益加剧的轰炸中提供了唯一的空中防卫。史沫特莱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气氛中变得精神充沛，由于她和中国人有着极为广泛的接触，她享有类似知名人士的地位，似乎每个人都想见她或请她充当中间人。14 　　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之后，史沫特莱首先是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卡尔森的信，并向大使和各类武官介绍了在陕西西北八路军的活动。这是她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中的第一次，也是她同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约瑟夫·史迪威和陈纳德等人经常接触的开始。这些人后来在制订美国对华政策中都是重要人物。 　　显然，这种与美国官方的新关系，对史沫特莱来说是向后退。多年来，在柏林、上海和广州，她同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们之间麻烦很多。是延安的影响、汉口政治形势变化以及抗日战争促成了关系的变化。汉口提供了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环境使史沫特莱可以和外交界的朋友交往。史沫特莱同卡尔森都敌视日本，对美国官方不肯对抗日本的扩张主义感到不耐烦。另外，大使馆第一次对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感兴趣，而史沫特莱似乎是理想的中介人。因此在汉口史沫特莱再次扮演了趋向联合的政治组织者的角色，正像她在1919年和1920年为“印度自由之友”，向纽约和华盛顿的名流以及工会有效地进行游说并募集了款项一样。她对政治工作的新趋向最突出的例证，也许是她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之间的友谊。由于她一直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因而多年来受到英国人的折磨，于是怀疑英国人成了她的老习惯了。但西方外交使团中最自由主义的克拉克·克尔对八路军产生了兴趣并给予医疗援助，因而赢得了她的友谊。没有几个月，他就成为她的朋友，成了对她的事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② 　　继美国大使馆之后，史沫特莱在汉口的第二个联系地点是在萌芽中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简陋总部，在那里她提出了为八路军募集医药供应的请求。从1934年起，史沫特莱一直为红军的医疗供应操心。现在，她发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大夫是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人格、经验和能力看来都能给中国士兵带来希望。林是一位真正有才干的人。他出生于新加坡，从1924年到1937年，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医学院、由洛克菲勒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里任生物学教授。他是一个基督徒，说一口带着苏格兰口音的漂亮英语，曾在苏格兰上中学和大学。费边社会主义学说很引起他的注意。他也景仰俄国的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他穿着灯笼短裤拿着手仗，很像位英中混合的绅士，一位典型的人们熟悉的、有教养有文化的人物。但作为中国人，他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到了1938年，他已是中国最著名的医学界人物之一。他还有很多的组织经验，包括1933年华北闹饥荒时他曾在现场指挥过医疗救援委员会。1937年末他到汉口，组织一个新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援队。那是从经过南京大屠杀后，中国民间红十字会残存下来的人员中产生的。考虑到他面临的困难，林在汉口及以后所取得的成功是惊人的。(1943年左右，他曾为军队建立起了一个医疗供应系统，在战地拥有一百多个单位和二百多辆救护车。在汉口他创办了一个医疗服务培训学校，后来该校转移到贵阳，并在战区保存了五个分校，估计训练了一万三千多人。)15 　　1938年当林和史沫特莱一起工作时，在中国提供有组织的西医治疗的只有教会的医生和医院。其它的西医都是私人开业，而且只在大城市才有。中国军队的士兵——为蒋介石服务，也为军阀服务——为照料自己的疾病，在饷金上只领到极少的附加医药补助费，而且这笔微薄的补助费，还时常被长官们私吞。到了1938年，传教士们组织了几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照管老百姓中的难民。这些委员会所收到的捐款几乎全部来自国外的医疗救济捐款，但传教士们坚持遵循上万个国际募捐者提出的条件，不向战斗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提供医药救护。这样，到了1938年，即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中国伤兵的医疗救治问题已出现了危机。 　　以后的十个月中，史沫特莱把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以及宣传中国伤兵所处困境及其英勇事迹。她的文章首先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后来又刊登在《今日中国》、《民族》、《现代评论》、《亚细亚》甚至《时装》上。她努力去募捐，对在汉口能想得到的来源都不放过：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她最成功的一次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而对她的事业捐出一万元中国法币。她的新闻界朋友还记得有几次被她拉去医院，为伤兵唱歌，并留下实物赠品。史沫特莱还给纽约和香港写信，为林大夫谋求援助。其结果，绝大部分金钱和医药捐助来自华侨，特别是香港的华侨。到了仲春季节，林和史沫特莱获得了香港医药长官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代表的英国驻香港医疗机构的支持。克拉克是一位很能干的捐款募集者，当时她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非常热心。16 　　史沫特莱对林医生越来越忠诚，林对她也是这样，但两人都为这样的关系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就史沫特莱而言，林医生同蒋夫人的联系使他在海外募捐时，不时要与孙夫人和常与蒋政府闹摩擦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竞争。这就重新勾起了史沫特莱和孙夫人之间的龃龉，使她同以下这些朋友疏远，如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埃尔西·邱茉莉以及与孙夫人在许多方面密切合作的爱泼斯坦。从林医生方面说，史沫特莱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使他同国民党领导阶层经常发生麻烦。(1940年有一次他在重庆被扣，因为史沫特莱而受到威吓，后来由于蒋夫人的干预才免于难)。总之，史沫特莱与林医生的联合，是她正在计划独立的政治道路的又一迹象。她的政治立场、政治联系，同美国、欧洲和中国口岸城市的左翼组织相联的出版界越来越疏远了。 　　史沫特莱到汉口时，她先是住在公理会的洛根·鲁茨牧师家里，当时人们称呼这位牧师为“粉红色主教”，因为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有接触。鲁茨大院的气氛是异乎寻常的，周恩来常到这里来，别的共产党人如亲莫斯科的王明也去。午餐时，川流不息的国民党官员、传教士、外交人员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新闻记者都到鲁茨大院来。别的传教士把鲁茨的午餐桌叫作“莫斯科——天堂轴心”。在这些午餐上，和史沫特莱同样惹人注目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33年可能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见过她。她们两人很表演了一阵，史沫特莱叙述八路军的辉煌业绩，斯特朗分析从马德里到汉口的国际局势。斯特朗比较地更重意识形态，仍倾向于莫斯科；史沫特莱则狂热地关注着伤兵和战争的细节。后来斯特朗喜欢对一些朋友们讲一个能充分说明这两位女性差异的故事。有一次，她约史沫特莱与她一起同孔祥熙共进晚餐，孔和她一度曾是奥柏林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是行政院长，国家的名义元首，据斯特朗的侄子与人合编的她的传记中记述：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困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人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的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保卫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斯特朗深感她与她的同住者之间的差异。她明白她自幼受到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教育，永远不会让她敢于提出这类要求。“但史沫特莱从来不承认不可能。”17 　　尽管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的风格和家庭背景迥异，两人似乎互相尊敬，未直接冲突过。斯特朗为史沫特莱刚完成的《中国在反击》写了序言，并且很可能是斯特朗使这本书得以很快地被接受而出版。 　　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住在鲁茨家都未超过几个星期。斯特朗不久就到美国和苏联去了。史沫特莱靠着《中国在反击》一书能预支稿费，便先从上海的一位中国工程师朋友那里借钱，在城里租了一所小小的公寓。在这儿她开始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到了夏天转为该报的记者——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她的战地报道的质量赢得了国际承认的标志。 　　虽然小心翼翼，但她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了。史迪威将军殷勤的助手弗兰克·多恩，后来回忆同她的首次“约会”写道： 　　想见到周恩来可真难，但我感到有必要在他能接受的条件下和他会晤。为此，记者沃尔特·博萨德安排我和史沫特莱在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餐厅的一次午餐上会面。她现在是《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她千方百计向外国社会募集金钱寻求医疗支持，以减轻伤兵因中国人不关心而遭受的痛苦。她在为伤兵募捐的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当记者。她没有多少通常女性的魔力，她的脸方方的，就像她的体型。她的金发带着太阳灼烤过的黄色，蓬蓬乱乱，剪成漫不经心的齐耳短发；她穿衣服只是为了遮身而已，丝毫不考虑样式……，她对大多数军官没有什么用处，当然她所喜爱的中国红军是例外。在她看来军人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这个意见她及时地用不连贯的并有些粗鲁的声音说了出来。但是当把我的来意弄清楚之后，她就安定下来，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喝咖啡时，我约请她第二天晚上在奥中饭店吃小红肠和炸肉片。虽然她惊讶得瞬间睁大了眼睛，不过还是接受了邀请。那天晚上，酒过三巡之后，史沫特莱重重地放下酒杯，直截了当地说：“多恩上尉，这是为什么?我很清楚，我不是你们这种人要约会找的人。” 　　“我要你把我引见给周恩来，并且请他坦率地对待我。” 　　“好吧，至少你对这件事是诚实的。值得赞扬的……除了这些酒以外。我喜欢诚实。虽然我想我是受骗了，我还是要帮忙的。明天早晨我约定同周见面。” 　　最后我们隔着桌子握了手，从此我和这个热情认真的、不快活的女人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友谊。这位具有伟大胸怀、激进的女人，拒绝服从任何形式的戒律，不信任一切政治领袖。18 　　史沫特莱在汉口最亲近的朋友和知己之一是弗雷达·厄特利，英国共产党党员，牛津大学毕业生。厄特利在20年代去过苏联，和一位共产党官员结了婚。丈夫在30年代中期一次清洗中失踪了，她带着小儿子去了东京，在那儿当新闻记者。1938年到了汉口，她激烈地反对苏联，但对中国共产党人并无恶感。与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相比，她对中国形势知之甚少。但是她把日本人明确写成法西斯，把中国的抵抗看成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汉口她不久便和史沫特莱结成伙伴。转向疯狂反共之后，1970年她写道： 　　史沫特莱是少有的那样一种人，你可以真正地说她的性格给她的面孔增添了美丽，她的脸既是女性的，又像男孩子，有皱纹又动人。她是我很少见的精神上伟大的人物之一，她有圣哲和某些革命者所具有的对人类苦难的火热的同情。对她来说，中国的伤兵，饥饿的农民，过度劳累的苦力，都是她真正的兄弟。她深切地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的苦难，不去减轻他们的痛苦她就不能停息。她不像那些只尚空谈的革命家，只是抽象地爱群众，而对他们个人的疾苦却置若罔闻。史沫特莱把她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和微薄的收入用于帮助许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汉口江边，当时她正用自己的钱把一些可怜的伤兵送上人力车运往医院。在汉口到处都是伤兵，但是别人从未想到帮助他们。这就是她像对知识分子一样对普通人的影响，没几天就有一批人力车夫，自愿无偿地运送伤兵。19 　　厄特利之所以对史沫特莱有吸引力，除了她对厄特利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泥足》(伦敦，1937年)敬慕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两人都有政治上激进的背景，两人的丈夫又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逮捕。(史沫特莱刚得到查托被逮捕的消息。不清楚她对斯大林的清洗了解多少。)厄特利年轻些，更动人些，坚决拒绝结婚，正在过着一种异常复杂的恋爱生活。或许史沫特莱从她身上看到了十年前自己生活的模糊影子。总之，到了夏天，在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都是男性)，包括刚从前线回来的埃文斯·卡尔森形成的有能量的紧密联结的社交圈子内，这两位女性成了这个圈子的中心。 　　汉口的国际新闻界，很快就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同志友爱之情。正如弗兰克·多恩曾写过的，日本人越来越频繁的空袭，使人们强烈地感到这个城市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它的沦陷与遭受洗劫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工作条件是有利的：其中一点，比过去和以后的任何一个中国首都的新闻检查都减少了。此外，对需要做的工作，大家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报道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英勇抵抗野蛮的、法西斯的日本侵略者。这种友好情谊以及大家都想看看谁在汉口停留最久的共同心情的一种表达，就是成立了“汉口最后撤离者俱乐部”。从1938年夏天开始，俱乐部的成员们为“撤离者”们举行例行的告别宴会，在官方场合用记者俱乐部夸张和滑稽的“挖苦”话来逗乐。9月里一次这样的宴会是为将前往上海的主宾卡尔森和厄特利举行的，作为对他们的“审判”而安排的。史沫特莱出席了大部分这类宴会，而当她自己10月份离开汉口时，她仅仅写了一个长笺，直接给“汉口帮”，在其中她风趣地把“汉口帮”的每一个人勾画成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或许有一天她将把这些角色写进一个剧本中去。20 　　史沫特莱在汉口熟悉的中国人也抱有外国人社交圈子中的一些兴奋和希望。那时，政治上，统一战线正处于最热诚的阶段，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活动都少。在许多方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未见过的最自由的环境。共产党人周恩来和郭沫若，担任着政府的高级职位。汉口的文化活动很活跃——新杂志、戏剧和美术展览。中国作家协会的头头老舍在这里，还有一些史沫特莱在上海时认识的重要作家，像著名的茅盾；诗人和学者郭沫若，似乎在主持着文化界的工作，后来他写了一卷诗集“汉口精神”。史沫特莱时常会见中国记者，同一些年轻的新闻记者交上了朋友，其中有的在8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居新闻出版界高级领导职位。她还为中国出版物写文章，鲁迅、日本俘虏和中国伤兵是她喜欢撰写的题目。21 　　史沫特莱和汉口男女医务人员的联系是最有意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林医生。她定期从汉口向南驱车一天到长沙去，运送医疗补给品和救护车，也为林医生了解些情况。大约十五年后，一位叫刘良模的男青年会工作人员在中国报刊上撰文叙述了1938年史沫特莱出席在长沙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的情形，那时他给她作翻译。③ 　　他记述了当时史沫特莱先是用平静的语调讲了八路军抗日的胜利。然后，她渐渐提高噪音，其热情程度之强似乎改变了她整个身体。她历数中国伤兵的紧急需求，最后以戏剧性的请求捐款结尾。她突然地坐了下来，精疲力尽，会场长时间鸦雀无声。之后人群骚动，开始捐款，募到了数量很大的一笔款子。刘惊呆了，这是长沙一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募捐。22 　　1938年10月17日汉口沦陷，史沫特莱早几天悄悄离开了。她先到长沙，再往前去找新成立的新四军所属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虽然从写作和医疗救援工作而言，她可以有许多作为，但她离开汉口时心情忧郁和惋惜。1939年6月她写给厄特利的信中说： 　　从心理和人性的观点说，在汉口的最后时光在我心里一直是罕有的、不寻常的。当我回想起来时，准会想到肖伯纳的《伤心的住宅》。正如你当时曾说的，地球上没有比海外的美国记者更可爱的了，尤其是有文化又严肃的记者。我不知道，如果在芝加哥大街上遇到同样这些人时，又会是怎样呢?魔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仍和我保持一些联系的只有埃文斯·卡尔森和弗兰克·多恩了。卡尔森从上海写了封短信给我，由杰克·贝尔登送来的，贝尔登到这儿呆了一星期。卡尔森没忘记寄给我一份他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弗兰克·多恩回美国时，从船上给我写了一封挺长的有人情味的信。不过，一条船就像汉口——一个孤岛，只能靠自己的岛。我估计此刻他已把我忘了。一次，蒂尔曼·德丁向重庆某人打听我的下落——他记起了我正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 　　我有些留恋汉口的魔力，它是我生命的这个十年中的一个光明点。在那里我遇到的外国男人，有些是无用的，但多数都具有西方世界许多男人所具有的魔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中国人是多么不相同。显然我从来都不喜欢受到对资产阶级妇女那样的礼遇，但是从英国、美国或许还有法国来的男人对妇女都有一种不自觉深厚的尊重，一种要保护要帮助妇女的感情，一种对妇女文雅的态度。他们这种善意往往混杂着温柔或浪漫的气息。很难解释清楚，因为存在着一种气氛。在中国男人中，这些方面都是欠缺的。在中国男女之间甚至不存在友谊和同志之情。中国语言引进的外国字“罗曼斯”，其含义是乱搞性关系。“爱情”在中国，通常意味着性交。中国的男人，接触女人的胳膊或手就意味着某种性的关系，并会引起震动。 　　我在这块沙漠(中国)中生活了十年，正因如此，我找到了一块魔术般的地方。从那以后，我想了很多。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儿呢?恐怕我必须留下来。汉口是个罕有的例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同感。我希望保留它作为珍贵的纪念。我常想到这样一个戏剧，许多不同阶级的人同乘一条在汪洋中即将沉没的船，当他们一起面临死亡时，阶级差别消失了，人性使他们亲近。但是，当暴风雨过去，航船得救时，旧时的冷漠和残酷的阶级差异又重新出现了。我相信这就是汉口。23 　　① 1978年8月，作者访问了周立波，他是大个子，戴眼镜，面带病容，说话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因莫须有的指控，被当作政治犯在狱中关了十年。后来，他得到彻底平反，在报上被推崇为在世的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人民日报》1978年8月23日)。现在，他可以接见外国客人了。我们并不知他患了癌症，他未能活到年底。但是，我们想象不出曾对周的个人的和政治的品格怀有绝对信心的史沫特莱，对这个中共党员的最后遭遇会有什么想法。 　　②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1882—195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时期最重要的、最有争议的英国外交家之一。作为驻中国大使(1937—1942)，驻莫斯科大使(1942—1945)，驻华盛顿大使(1946—1948)，他对驻在国的问题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中国，这意味着支持抗日，给予医疗和重建经济的援助。他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贯宽容的立场，近年来的一些史学家们认为这种立场是过于单纯的。因此，1938年克尔热心于史沫特莱的事业就很自然了——这为以后克拉克·克尔在华盛顿任上继续保持同她的关系并共同谴责冷战政策打下了基础。应该有人为克拉克·克尔写本好的传记。有关他的基本事迹，请参阅1951年7月6日的《泰晤士报》(伦敦)；关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对中国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在克里斯托弗·桑耐的《同盟国的一种：美国与英国以及抗日战争，1941—1945》(1978年10版)一书中找到很多资料。 　　③ 刘良模，西方化了的积极的社会工作者，是晏阳初和林可胜类型的基督教。在同史沫特莱相逢于长沙之后，他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歌咏活动，以推动抗战。1949年以后，他选择了从美国回中国的路子，50年代期间成为男青年会的领导人物，同时，也领导着上海的其它社会福利工作。他的直言不讳以及他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背景，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攻击。在1978年的一次访问中，他以明确的言辞谴责了毛主席，并要求作家们承担起任务：即向全世界宣告毛毁坏了他家的四代人。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