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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在前线，1939—1941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38年10月，汉口陷落的前几天，史沫特莱乘运药的货车南下。在长沙的空袭中，她与林医生商议并仔细考虑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看来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和蒋介石政府及“汉口帮”的大多数外国记者一起，继续往内地走，到遥远的多山的后方重庆去。蒋放弃了对日本人的积极抵抗，撤退到重庆，希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被卷进战争之前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重大损失。第二是经由香港返回美国。第三是做为战地记者和医务人员到所有战区中最危险的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中去。 　　前两个选择很容易地被否定了。重庆远离战场，有史沫特莱预料得到的蒋政权的检查和警察的骚扰，其气氛会像1936年在上海时那样令人窒息。美国更难以给她提供职业：普遍的情绪仍是孤立主义的，对亚洲兴趣不大，美国左派由于斯大林的清洗而愈加分裂；她个人已无回国的感情上的牵挂：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史沫特莱和家里其他人的关系并不佳；岁月的流逝使她失去或中断了和女友诸如弗洛伦斯·伦农以及玛格丽特·桑格的友谊。不管怎样，中国已成了她个人和职业的家乡，因此选中第三条路就是很自然的了。1937年同八路军在一起的四个月中，史沫特莱尝试了战地报道，她喜欢这个工作。《中国在反击》(1938)得到认可以及《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们的鼓励，对她的信心无异于一剂补药。或许更重要的是她填补了充当华中地区伤病员对药品需求的发言人的空白，那里的部队不久将由她的朋友林医生及其伙伴照管，他们正为在长沙以东山区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建立药品运送网。 　　尽管吴光伟(即莉莉吴)事件使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八路军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和朱德，却深知史沫特莱作为一位有同情心的作家和与西方交往的媒介的价值。在武汉她已从很多方面证实了周恩来对她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尊敬。因此周毫不犹豫地把史沫特莱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员叶挺和项英。他们慨然应允她在这个战区旅行。 　　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莱来往于自武汉东流的长江南北的山区——一个南至湖南、湖北省，北到安徽和河南省的广阔地区。大部分时间她用于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她的采访后来证明是外国记者，不论男女，包括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在内，对一个中国战区历时最长的采访。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可能是史沫特莱一生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但是环境的艰苦和险恶使史沫特莱付出了代价，她的健康不断恶化。 　　在《中国的战歌》(1943年)这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最佳战争报道之一的书中，史沫特莱详细地记述了这十八个月的经历。战争和革命是她的主题，她通过对战斗、日本人的凶残和中国人英雄气概一系列的有声有色的描述，对主题作了广阔的戏剧性的描述。为了唤起美国人对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同情，史沫特莱有意识地强调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目标的一致性。例如，她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攻击，给予亲蒋介石的军阀如李宗仁及其广西部队的赞扬和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几乎一样多。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中国的战歌》的最大长处是描述了战争在中国农村引起的社会变革。通过史沫特莱的眼睛，我们读到农村妇女怎样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怎样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进行扫盲，怎样将民主措施引入乡村政治，成为动员抗日的一个主要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变化使蒋介石在战后无法恢复对中国农村的控制。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没有透露在这个中心战区她的私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错综复杂。这本书的基调并不低沉而是富于活力，但从她1939年7月写给弗雷达·厄特利的信中可知，在汉口享受了同志式的友谊后，她在这里常感孤单寂寞。虽然她在《中国的战歌》中描绘了一幅民族团结的玫瑰色画面，她明白共产党和国民党仍然是死对头，甚至新四军领导的内部也有严重的分歧。 　　1938年，活动在从安庆到上海郊区长江下游山区的游击队建成了新四军。这支部队吸收了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员老战士，并由他们领导，到1938年秋季，新四军已有了一万二千多名穿军装的战士。新四军分成四个支队，其主体活动在长江以南。只有大约二千人的一个支队活动在长江以北。军部设在皖南芜湖以南50英里的云岭。因蒋介石坚持新四军的司令员不能是共产党员，故而作了妥协。由叶挺任军长。叶以前曾是共产党员，眼下与蒋关系不错。由于叶经常往来于云岭、南昌和重庆之间，真正的权力落在好胜的共产党员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手中。项是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时代红军和共产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政治上，他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苏联训练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关系密切，他们僵硬地执行统一战线。由于他对统一战线的刻意追求，项英与第五战区国民党部队的关系常常比叶挺好些。1 　　1938和1939年，新四军已发展成为日本人的一块心病，招致了日机轰炸和日军扫荡——这恰恰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新四军之所以有力量恢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医疗队。史沫特莱从一开始就与它密切合作，她在该队的成绩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在北京得到了官方的承认。2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林医生和红十字会的详细报告，她认为她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1938年底—1939年初，史沫特莱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后又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里还诉诸于一些英国朋友，如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中，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3 　　云岭新四军军医处的负责人——后来成了中国卫生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沈其震医生，一位受过德国教育的湖南人，在林可胜医生亲自指派他到新四军工作之前，他是北京医学院的教师。1938年末—1939年初，沈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二十多个卫生队。40年后，在北京对沈大夫的一次访问中，他回忆了史沫特莱工作如何努力，特别赞扬了她个人对伤病员的照看。沈其震手下的医生和护土大多来自上海和香港等大城市，对农村生活很不适应，日本飞机的轰炸把他们吓得够呛，而史沫特莱似乎对这些都不大在乎，常冒生命危险在空袭中救助伤病员。4 　　一位年轻作者在当地游击队刊物上发表过一则报道，史沫特莱1938年11月到达新四军军部时引起了一阵轰动。这位作者名叫吴强，是位抱负不凡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他把她视为名人。三周以前，在一个纪念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的会上，吴听人们称史沫特莱为这位伟大的亲密朋友和战友。现在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本人来到这里了，她乘筏子和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来到了云岭。那里的人认为这里的斗争是国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体人员聚集在一所古老的祠堂里欢迎她。军医处领导沈其震的欢迎词热情洋溢，主要负责人项英——固执的红军老干部——也讲了热情的欢迎词。史沫特莱的答词由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年轻医生方练白译成流利的中文。史沫特莱作了标准的富有戏剧性的表演：她谈到她贫穷的家乡，纽约的监狱生活以及与查托的革命姻缘，最后以赞扬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结束。和通常一样，听众们激动得站了起来。最后，她指挥了用中文唱的振奋人心的“国际歌”。5 　　史沫特莱初到云岭时，她视察医疗设施，写报告。晚上在烛光下会见学生，讨论世界政治和文学，她似乎不知疲倦。1978年一次采访中据吴强回忆，史沫特莱曾与他单独交谈，详细地讨论如何写剧本以及如何在战斗中收集素材。6 　　到云岭几星期后，史沫特莱和沈医生开始参观远处的医疗单位。在离军部不远的一个山沟里，她被允许参观了新四军的秘密兵工厂和军需品中心——一种不寻常的对她的信任，因为兵工厂的存在在法律上是违背与国民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的。③兵工厂的负责人很快从惊喜有外国人来访中平静下来，骄傲地带领史沫特莱参观工厂，对自制的设备一一给予解释。史沫特莱以特有的直率，要求试验一下产品。她拿了一只手枪和子弹来到厂外，靶子挂在一棵树上。她像个真正的美国荒蛮的西部的女儿，熟练地装上子弹，抡着枪对准靶子开了火，三发三中。她把枪送还惊讶的主人。分手时，她告诉他们：“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很多地方和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兵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7 　　1939年春，史沫特莱在外出考察后回到云岭时，意外地在营地见到了汉斯·希普。希普是史沫特莱1935年在上海认识的德国作家，一个自行其是的共产党员。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刚一问世，他就用阿西亚蒂克斯的笔名写文章予以批评。他主要指摘斯诺是“托派”，过分夸大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独立性，说斯诺不明白共产党人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居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评论家对《西行漫记》也持同样观点——例如，纽约的《工人日报》。8 　　1938年希普访问延安时，在到达之前准备散发他批评埃德加·斯诺的中译稿。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他重复了对斯诺的攻击。毛保持沉默，其他高级领导人拒绝见他。几星期后，他又求见毛主席。这次毛一个人谈，他严厉地批评了希普，告诉他，如果他希望恢复德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不要再批评斯诺。希普后来告诉史沫特莱：“毛对我太严厉了，他真是太残忍了。”9 　　1939年春希普在访问新四军军部的两周里，每天和史沫特莱见面，两人争论不休，不仅关于斯诺，还有其他问题。他们对立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争论反映的正是一般地发生在新四军的共产党领导内部的分歧。史沫特莱同意叶挺和陈毅的观点，他们同延安的朱德和毛的观点相似：她主张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军事指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从而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提防蒋的又一次叛变。希普的观点接近新四军的项英和延安的王明、博古：他主张共产党人在政治和军事上服从国民党，更多地听从莫斯科指导。他争辩道，斯大林终归是向蒋介石提供了主要援助，只要援助不停止，蒋就不敢攻击共产党人。史沫特莱和希普每天的争论是如此激烈喧嚣，他们的中国主人只得安排史沫特莱提前去前方，希普很快也到上海去了。10 　　当史沫特莱与希普为斯诺争论时，她在另一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她对国民党独立的主张相悖。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信中，史沫特莱请他在医药援助问题上就她和孙中山夫人做出选择，两位妇女都在为中国需要的医药在上海、香港和美国募捐，但在竞争中僵持住了。问题的一个焦点是林可胜大夫的作用。孙夫人不喜欢他，主要因为他与孙夫人的妹妹——主要对手蒋夫人——关系密切。孙夫人认为，顺应统一战线到这种程度，在医药援助方面主要依靠林医生，无异于把援助和资金移交给毫无希望的腐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依她之见，以后能输送给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援助将是微乎其微的。史沫特莱则极端地忠于林医生，像过去多次出现过的，她信任品质和能力经过证实的个人。林医生愿意向所有的中国战士提供医药，不管是意识形态倾向国民党的或共产党的。史沫特莱坚信，他最能提供急需的医疗设备。不幸，由于她过去和孙夫人的争吵，史沫特莱的老朋友们总是分不清哪些是她的要求，哪些是两位妇女之间的私怨。在此情况下，史沫特莱眼下要求斯诺、路易·艾黎和詹姆斯这些朋友做出选择。起初，斯诺夫妇想保持中立，但到1939年中期，他们与史沫特莱的友谊破裂了。另一方面，香港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站在史沫特莱一边，成了她亲密的朋友和筹款中的忠实支持者。11 　　由于这次争论，史沫特莱发现自己与驻中国的英国头面人物，如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相处比同斯诺夫妇这样的美国朋友更融洽些。鉴于她因英国的殖民政策曾长期对英国人怀有敌意，这真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转变。与几个老朋友老同事的疏远，增加了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的寂寞感，但也加强了她对中国红十字会，对林医生和新四军医疗队的感情寄托。 　　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一些主要部队开始渡过长江北上进入安徽省北部。史沫特莱跟随其中的一支部队，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回忆了这次渡江： 　　9月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我们看见仿佛是一般巡洋舰的黑色的家伙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荻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冯达飞(冯达飞：1934年长征后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大队长；1938年到新四军任教导总队教育长和总队长；皖南事变中任新二支队副司令员，分散突围时被敌俘去在芳家岭集中营被敌杀害——译注)指着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五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长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为了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坝顶。两边都是黑沉沉的礁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叛徒出现了：发红的半月像汽球一样从我们背后的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礁湖。我可以看见我前面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伕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岸边上了一条帆船，我们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像死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咿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五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七十华里(约二十三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乎乎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我们的眼睛向迷雾中探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声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边江岸上有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人都起来了，在等候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作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达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的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 　　1939年10月，史沫特莱访问了湖北边境的立煌。②当时，立煌这个小城市掌握在一批比较进步的广西军阀将领指挥的军队手中。在来年2月陷落前一段短暂的时期内，立煌是华中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史沫特莱说她得到的印象是统一战线似乎进行得很好，特别提到正在协同努力建立新的学校体系。她从当地报纸的观点中看到了希望，它的自由主义的主编张北泉(译音)提倡当地政府实行民主。她给林医生和中国红十字会写了一份长长的关于立煌医院的报告，说它是她在战争期间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医院。在《中国的战歌》中她也以同样观点写了几章，向美国读者说明立煌的情况，为今后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希望的先例。12 　　由于史沫特莱是访问立煌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外国记者，她的到来被看作是一件大事。她应邀在几个大的集会上讲话。她利用这些机会，列举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贡献说明抗日战争的国际支援，——特别是来自印度在中国西北部展开工作的医疗队。(史沫特莱同刚到达重庆做友好访问的尼赫鲁联系，请他在去北方一个游击区的途中到立煌来。)13 　　中国对史沫特莱在立煌的访问进行的报道说她有些像皮得·派珀(据德国民间传说，派珀是一个吹笛人，使许多儿童跟他走——译注)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从上海和其它地方逃难出来的年轻爱国知识分子跟随着。14史沫特莱通过她有活力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翻译方练白医生与这些年轻人长谈，有些人同她的对话持续到她离去。孟波是其中年轻人之一，他24岁，是合唱队的指挥、作曲家，与史沫特莱谈论音乐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结果十分有趣。③ 　　史沫特莱对地方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她与中国人的感情息息相通，但她不能使这些兴趣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脱节。例如，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提到下面这件事。一天晚上，一千多群众来观看由当地一个国民党剧团演出的几个短剧。其中之一涉及到六个月前在安庆的一次战斗，广西部队在那次战斗中突袭并消灭了一支日本驻军。该剧对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军官给予同情，使许多观众不满。史沫特莱写道： 　　演出结束时，他们要求我说几句。而我却站起来建议，让观众讨论一下这两出戏。我的建议遭到一位官员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观众的思想太幼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讨论演出。演员们还没有卸装，他们支持我的主张，并且要我带头发言。剧本的两名作者也愿意答复批评的意见。 　　我说，表演无可挑剔，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军官表现成中国的朋友。如果他是，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剧本的作者回答道，这个日本角色取材于真人真事：在5月4日那次战斗中，安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闸门打开了。有十几个人，有军人，有各种训练班的学员，都争着要发言。他们大步走过甬道，跳上舞台，发表他们的观感。他们谈得很有水平。一个军人说，一出戏里充满了普通老百姓听不懂的高谈阔论。另一个指出，一出戏表演了日本人和中国傀儡们在一起饮酒作乐，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游击队的威胁，而游击队却并不发动攻击，只有一个傀儡头目的妻子出于恐惧而自杀。他大声疾呼，任何一出戏也不应该让人们觉得叛国会有任何好处。游击队应该把那些卑鄙的狗东西一个个杀死在筵席上! 　　剧作者回答道，啊，那是否真实呢?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1939年11月，史沫特莱再次跟随游击队到前方。她先向北进入河南省南部，在那里她见到了像红枪会那种秘密会社组织的古老的农民互救会。15这些组织协助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敌后骚扰日本人。12月底，那里的形势变得更危险了，史沫特莱遂向西南方向转移到绵亘安徽——湖北边境的大洪山，在那儿和一支与新四军有联系的挺进纵队共同生活了三个月。这支部队由李先念指挥，李由一个木匠变成了罗宾汉，共产党的游击队指挥员，具有超凡魅力的民间英雄。(后来在1949年他担任第一任安徽省的共产党省长，1984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尊敬的政府首脑。)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用三章描述了在李先念部队的经历。她特别注意在新四军地区以何种方式将妇女组织起来。她用老式的布朗尼相机拍摄了一套记录妇女的会议、识字班和女战士的照片。16 　　史沫特莱对这个地区唯一的女指挥员陈少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被称为“陈大脚”或“陈大姐”的她，在20年代末期还是个少年时就入了党，到1939年，做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已在华北享有盛誉。史沫特莱见到她时，她似乎有着同类人的风格——坚韧、认真，仍然单身。史沫特莱对男人部队对她的尊重有深刻印象，并以此作为中国男性农民思想逐步解放的表现。在史沫特莱看来，陈大姐超过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英雄——一位改扮男装的女兵，后来成了战场上的将领，一个东方的贞德——因为陈是没有化装的。17 　　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恶化，而日本人对游击队的钳形包围越缩越紧。李先念劝史沫特莱离开这个战区到重庆去，说她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以便担负起向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斗争的重任。史沫特莱熟知这种理由，她知道不得不走了，但从个人角度，乃至从母性的角度，离开这里使她苦恼。她十分依恋她的“小鬼”，一个名叫沈国华(译音)的男孩，想把他从前线带走送他进学校。眼看出发在即，她请求准许她收养这个孩子。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 　　当〔李先念〕问我为什么要收养国华时，我竭力给我的理由找科学的根据。我说这孩子有一种科学秉赋，我提到他对虱子，对风和雪的观察，他学习读书写字非常之快，能在夜间凭星斗辨认方向。好吧，李先念说，你可以领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而他本人也同意。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倚着门框说，我所说的国华能做的那些他都能做。他自信他关于虱子的学问还要渊博得多，我是否愿意把他也收养下来?谈话变得带点斗气的味道了。 　　最后，这个孩子拒绝跟史沫特莱走，说她可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收养他。史沫特莱伤心地步行离去了，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长江畔的宜昌，乘舟逆流而上去了重庆。 　　重庆高踞于岩岬之上俯瞰着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点。1938年12月蒋介石政府到来之前，它是西南四川省的一个偏僻的中世纪城市，群山环抱，自然景色优美。城里大量竹子和泥土筑成的房子看起来像河边叠起的沙堡。经济上，它是个拥有几座工厂的活跃的地区贸易中心，在当地以多鼠和缺水闻名。1938年到1940年间，由于世界性的难民问题，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肮脏的临时性的房屋覆盖了城南的丘陵地。虽然重庆多山，但其纬度与开罗、埃及差不多，冬季的寒冷形成了浓重的雾，连续几天遮云蔽日，是躲避日本人空袭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云消雾散，这个城市就能从上空一览无余。在附近山谷挖的防空洞成了中外人士的第二个家。1939年和1940年夏季，重庆的能见度很高，轰炸达到战争中最严重的程度；城区变成了一堆燃烧的废墟，每天可见尸体沿长江漂流而下。 　　重庆在政治和社交方面，自20年代以来就被一伙与蒋介石只是松散联盟的恶名昭著的军阀统治着。此外，蒋的安全头目，军统的戴笠将军贪污受贿给中国民众带来恐怖。他手下的人把史沫特莱来自上海的朋友们当做特殊目标，如思想开明的非共产党报纸主编邹韬奋；史沫特莱在重庆时，邹已去香港避难。18 　　尽管这些情况令人沮丧，对史沫特莱来说重庆像武汉一样有一个好处!她再次有同国际的记者和外交家们来往的条件。在美国大使馆，她与高级武官，会说中国话的戴维·巴雷特相处不错。她又重续了同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的友谊，大使再次为医药救援捐了款，并给史沫特莱在位于能眺望江河和城市的悬崖上的怡和洋行找到了住处。一般地，在外国人社团中，史沫特莱是个众人皆知的神秘人物，因而经常被请去讲演。第一次是去重庆的国际妇女俱乐部，那天，她“身着与男式短发相称的蓝色长裤”，她以审慎的调子介绍了华中战区的情况。在讲演和因严重的胸疼住院之余，史沫特莱去外国记者招待所拜访朋友。招待所位于城市边缘香蕉树丛中，是一个陈旧的不结实的竹子和泥巴建成的建筑物。她躲避毗邻的中国宣传部；它的负责人董显光，几年来一直想检查史沫特莱的作品，并想把她逐出中国。在记者招待所，史沫特来从到中国采访的年轻一代的记者中结识了新的朋友，著名的有休·迪恩和白修德，他们是新从哈佛大学来的中国问题学者。迪恩特别回忆了同史沫特莱就中国局势的长时间讨论中获益匪浅。19 　　尽管一般来说重庆的情况使人不快，史沫特莱却从她发现的两项发展中受到鼓舞。首先是在她的朋友林医生领导下，国民政府新的卫生部在中国未被占领区建立了医院和医药学校网。她看出了——以后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社会化医疗的基础，至少是一个全国的卫生系统。④史沫特莱还为路易·艾黎、孙中山夫人、陈翰笙等人倡导的由私人资助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感到振奋。有了从数以百计的海外投资者募集的资金，内地已组织起了小型工业合作社。这似乎也对战后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是个吉兆。 　　1940年6月中旬，林医生从贵州省贵阳的山区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进行定期的访问。⑤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要史沫特莱跟他一起回贵州去休养，同时检查一下是否要做胆囊手术。史沫特莱此时大概已对重庆感到厌倦，她终于同意了。6月底，两人乘坐一辆老式的救护车(印度尼西亚华侨捐赠的)南下贵阳，一路上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史沫特莱到贵阳时已狼狈不堪，但情绪很好。她住进了林医生院子旁的一间客房。20史沫特莱在这里休养，享用林的图书馆，继续写她在新四军的经历。这一段平静的生活曾两次被日本人的轰炸打破。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中所写，第一次轰炸是对着贵阳城，而第二次袭击的目标则是都匀关的标记明显的医疗中心： 　　7月28日，敌人的海军飞机专程绕道来炸红十字总部和医疗中心。那次空袭使得这里的医生不得不为再次受伤的伤兵作第二次手术，而为正在康复的士兵构筑临时住所。林医生开始考虑疏散病房的计划——那将使医疗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当晚，林医生带回一块炸弹弹片，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它，对我说：“我真想用它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的美国厂商。” 　　史沫特莱健康好转后，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做了几次广播讲话。令人难忘的是在一次为一批新来的在缅甸同日本人做战的英国伤兵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史沫特莱竟通宵跳了舞。不过她的胆囊还是不好，因而到6月份，她和林医生都同意她乘卡车向东约200英里到桂林去，从桂林再飞往香港，去接受她所需要的复杂的手术。她当时的计划是在香港复原后再返回都匀关，继续她的写作和与林医生共同的工作。 　　史沫特莱是一架没有标记的邮政飞机上的唯一乘客，飞机夜航通过日本人战线，于8月26日凌晨3点抵达香港。21下飞机时，她被英国移民官员有礼貌地拘留了，并告之翌日必须接受一次审讯。这里是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她第一次踏上英国土地，而且没有签证。英国情报人员从1918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暴露了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联系时起，就追踪她。30年代殖民地情报人员收集了许多关于她的材料。由于香港有大量的印度人，香港当局担心她是否依然坚持要在香港推广不同政见甚或要在那里造反。翌晨在审问中，一个穿长袍戴假发的英国法官宣读了史沫特莱过去反对大英帝国的罪状，特别是她对印度独立的支持，又谴责她是道德品质靠不住的女人。史沫特莱据理争辩，抨击英帝国主义并为性自由的权利声辩。⑥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只要不做讲演或参加政治活动，史沫特莱可以留在香港治病。很大可能是她与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关系使当局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把她驱逐出境。 　　1940年秋，香港人口约一百万，是1980年的五分之一。岛上很多地方和大部分的新界(在大陆半岛上)还是农村。突然涌入的战争难民使它负担过重，房屋和医疗服务严重短缺，疟疾和霍乱流行几乎成了一场瘟疫，局势似乎使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同样感到绝望，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进攻将不可避免。这个殖民地从1938年广州陷落后就被包围了，日本人只是在等待进攻的时机。这儿的气氛酷似两年前的汉口：紧张和灾难临头的感觉，夹杂着快活的团结一致和同志友情。 　　中国的战争难民的流入使香港变成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例如，孙中山夫人就住在这里，成为非共产党人反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地方中心。香港是路易·艾黎、陈翰笙、孙夫人等人领导的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总部所在地。加之，随着缅甸公路关闭和日本人对上海加紧控制，国际上对中国的医药援助大多要通过香港。最后，香港是国际阴谋和间谍中心。1940年底—1941年初，谣传四起，说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代表举行了秘密会议。人们耽心蒋要做一笔交易，接受和平解决——蒋夫人于1941年初抵达香港时又给谣传加了油。 　　在文化界中，香港成为一些重要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避难所，如史沫特莱在上海就结识的茅盾、萧红和夏衍。使这些作家能维持生活的是史沫特莱的朋友邹韬奋创办的报纸和出版物。邹韬奋可说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记者，一位新近逃出重庆的政治流亡者。22 　　有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做保证人，1940年9月初移民官员解除了对史沫特莱的软禁。希尔达是这个地区的要人，她的丈夫是殖民地的医务总监，她本人大概是此地最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从1938年起她就热心致力于中国的抗日斗争，投身医药援助的组织工作。她是史沫特莱喜欢的那类人——很帅、嗜饮、独立的妇女，在为社会事业奋斗时感到生活得愉快。 　　史沫特莱一被释放，希尔达就把她直接送到玛丽皇后医院进行胆囊检查，几天之内就动了手术。她的医生是保罗·威尔金森，香港医科大学一位长着红胡子、热情的内科教授。史沫特莱和威尔金森很快成了朋友并发生了两性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很不相称的一对。威尔金森是个抑郁的不爱活动的人，对他所受的古典教育和背诵拉丁文及希腊文诗的能力颇为自豪。虽然他有社会主义倾向，但对英国、香港或中国的政治毫无兴趣。他在大学里的许多英国朋友——如诺曼·弗朗斯，一位历史学教授，是共产党员，在社交场合，史沫特莱喜欢针砭他们僵硬的观点，特别是他们把中日战争和欧洲人的战斗简单地看成是资本家之间的战争的倾向。 　　史沫特莱在玛丽皇后医院住院时，就写了一份对英国在香港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措词严厉的批评文章。利用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提供的统计数字，她的文章分两期登载在《南华早报》上，署名“美国观察员”。几天之内招致了一系列愤怒的反应，对此史沫特莱给予了回击。虽然从未公开过“美国观察员”的身份，史沫特莱却间接地宣布了她的到来，明白无误地试探了英国当局禁止政治活动的力量。23 　　史沫特莱出院后不久，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把她介绍给香港的英国国教的主教罗纳德·O·霍尔，一位像希尔达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活动分子(也像汉口的鲁斯主教)。他邀请史沫特莱到他的沙亭(当时铁路线上一个农村集镇，现已完全被香港城市的扩展和香港的中文大学所吞没)乡下住所去疗养几个月。史沫特莱接受了，1940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沙亭度过的，她在那里休养并写作。进城时，她去看望威尔金森、希尔达和中国老朋友陈翰笙。她也给学生团体做过几次公开讲演。她试图通过讲述战场情况，新四军的英雄事迹，以及同日本人作战的部队对医药的迫切需求，使战争有声有色。不过一般说来，她似乎注意提防着英国官方的限制，以低调出现。24 　　造成史沫特莱压抑、隐退情绪的其他原因是她与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高级代表廖承志的争执，以及与孙中山夫人持续的不和。至于孙夫人，尽管希尔达设法使她俩和好，两人之间的裂痕依然很深。她们在筹集海外医药援助资金的方法上意见分歧，孙夫人始终不满意史沫特莱对林医生和重庆蒋介石的卫生机构的支持。她告诉朋友们，史沫特莱太爱激动，与之合作靠不住。这种宿怨使得她们共同的朋友——如路易·艾黎、爱泼斯坦、埃尔西·邱茉莉、陈翰笙和詹姆斯·贝特兰——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而这反过来也使史沫特莱更加孤独。当时史沫特莱信任的艾黎和陈翰笙说，她看上去很忧郁，与孙夫人的不和折磨着她，还有她认为自己受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而她从30年代初起就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此深感痛楚。25 　　1941年1月初，中国的事变改变了史沫特莱返回内地的计划。在安徽省南部，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长江以南新四军云岭司令部的直属部队被消灭，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被杀。这是1937年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以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之间发生的第一个重大战斗。26皖南事变使国共双方关系破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余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再也没有过军事上的协作。⑦ 　　新四军事变的消息使史沫特莱震惊却又爱莫能助，她，最熟悉新四军的外国记者，在新四军遇到最大灾难的时刻却呆在香港。由于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只发表他们自己对皖南事变的报道，周恩来在重庆正急于把自己对事变的观点传播到世界上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正巧在重庆，周恩来委托她把报道传播出去。后来几经周折，她终于把稿子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斯特朗返回纽约时曾途经香港，显然没去看望史沫特莱——另一件使史沫特莱勾起了她被中国共产党拒之门外的伤心事。27 　　皖南事变积累的影响，加上传来消息说林医生因与她的关系在重庆陷入政治上的麻烦，被迫离开贵阳。这使史沫特莱确信目前她留在中国已无所作为了。她想可能最好还是回美国去，养息身体，写一本书，同时影响公众舆论来支持中国的战争。事变后不久，埃文斯·卡尔森路过香港，史沫特莱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当她说起问题是缺钱时，卡尔森表示在她准备动身时，他可以给她电汇路费。28 　　1941年春，史沫特莱大部分时间呆在香港城内。例如：4月份她把自己做为筹款人，为中国红十字会和它在贵阳的矫形中心写的关于中国伤兵的文章编成了一个小册子。戴维·麦克杜格尔给她帮了大忙。他是个年轻的英格兰人，香港新闻部门的头头，还是当时喝酒的好伙伴。史沫特莱常在喝茶时，在格罗斯特饭店的前厅里与一些中国女朋友，罗齐·谭(译音)和伊娃·霍通医生(来自著名的香港的英中家族)会面。报界注意史沫特莱在艺术展览或文化活动中和威尔金森大夫一起露面。快到月底时，欧内斯特·海明威从重庆来了，史沫特莱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他。她形容他是：“谈笑风生，自信，气宇轩昂。”而海明威请史沫特莱给他即将完成的书《男人在作战》写一篇特写。29 　　暮春，史沫特莱和项美丽一起住了三个星期。近来以《纽约人》杂志自然科学的作家知名的“米基”项在30年代中期舍弃了舒适的芝加哥温尼特加郊区的生活，做为一个作家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寻求冒险。她身材矮胖，年轻俊俏，头发浓黑。项身穿白貂皮衣，抽黑色的雪茄，神气活现地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她的标志是蹲在她肩膀上的一只宠物长臂猿——她说，真正的用意是防范她不愿接近的男人。史沫特莱与她同住的时候，项正在结束长期同一个中国诗人邵洵美的火热关系，怀着同英国情报官员查尔斯·R·博克瑟结婚后的身孕。她还在写宋氏三姐妹蒋夫人、孙夫人和孔夫人通俗的传记。对项来说，中国就意味着重庆、汉口、上海和香港。她政治上倾向国民党，但不大关心政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史沫特莱欣赏她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个有着在适合场合说脏话的癖好的有趣的谈话对象。她欢快地拒绝遵守因袭的社会规范，史沫特莱同情她，乐于充当她的知己和支持者。项则对史沫特莱与保罗·威尔金森的恋情怀着同情的关切。 　　35年后，在一次采访中项回忆，史沫特莱身穿丝绸睡衣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她那严厉的、因风吹日晒而变黄的脸与有弹性的看起来年青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她肯定说，史沫特莱是高度耽于感官享受的，仍然喜欢玩乐，如果她愿意，能同最出色的男人调情。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是她的精力，她的电一样的吸引力，她的智慧和感情的力量： 　　对艾格尼丝来说，世界充满了她必须永远与之斗争的恶人，在她的观念中不存在轻松的世界。倒也不为此操心。她知道有朝一日，我若需要一个保护人，她就可充当。艾格尼丝总是带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外面天气风和日丽，只要她一进来，你就会想到风起云涌，雨雪交加。一天晚上，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我敢发誓那是在太平洋沿岸到处可见的一个恬美的春夜。突然门“砰”的一声开了，艾格尼丝皱着眉头闯了进来，她从结实的肩膀上抖落了雪花。我似乎听到马在外面踏啼子，闻到汗湿的马鞍皮子味儿，见到它们鲁莽地奔跑撞坏松枝……“我给你带来一只鸡。”艾格尼丝大声喊道。30 　　可能就是项美丽在1941年将史沫特莱介绍给蒋介石夫人。史沫特莱从1940年10月便开始与蒋夫人通信，并为一本以蒋夫人的名义选编的《中国将复兴》的书撰写了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章。史沫特莱是以原来统一战线的精神接近蒋夫人的，深知这会激怒蒋夫人的姐姐和对手孙夫人。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见到〔蒋夫人〕，发现她有教养，富有魅力、情趣高雅。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朴素优雅。站在她的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纽约人》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译注)笔下忧郁的狗。她善于辞令、思路清晰、很有自信心。岁月的流逝使她的姐姐孙中山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与蒋夫人会面并没有改变史沫特莱的政治倾向，她知道在1940—1941年间，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国未被占领区的镇压，她关心着从重庆戴笠的白色恐怖中逃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她尤其担心作家萧红，一个她在上海时认识的鲁迅的年轻女学生。萧红自30年代初从满洲家乡逃出来后，已经写了三本一流的小说和儿童短篇故事——充分显示出她是当代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材。 　　史沫特莱对萧红的关心超越了政治范围。她知道萧红有忍受无情无义的男人虐待的弱点。1940年萧红逃来香港时，已被她的第一个丈夫、小说家萧军遗弃，而史沫特莱在上海是经过他认识萧红的。1941年初，她和两个真正的恶棍一起住在飞龙的一所茅屋里。那年3月，当史沫特莱找到她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起初，史沫特莱把她带到霍尔主教在沙亭的农舍住了几星期。到了4月份，经与其他作家，包括茅盾及其夫人商议，她让萧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并恳请朋友们帮她付整个夏天的医药费。但是萧红没能恢复健康，1941年12月，香港沦于日本人手中后几天萧红去世了，她只有二十八岁。她被她的两个情人葬在浅水湾附近。之后，他们立即为谁最有权获得她的著作的版税争吵起来。31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将萧红与蒋夫人作了对比。蒋夫人代表旧式的上层人物，萧红则代表着中国的新女性，被战争和社会动荡改变了的女性：她生活在贫困中，把短暂的一生奉献给关于妇女的社会道义和穷人权利的写作。 　　1941年5月初，史沫特莱决定离开中国。她用向埃文斯·卡尔森借的钱买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挪威货轮的船票。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到这次航行： 　　船上的几名乘客中，有3位圣灵降临会女传教士，其中之一和我同舱。她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谁。这几位女士原本来自美国南方，她们曾有过黑人仆役；到了中国又有中国仆人。所以当她们布道谈到天堂时，她们就把天堂说成这样一个地方：真正的虔诚基督徒将永远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而虔诚程度较差的将成为他们的仆役。 　　另一名乘客是个年轻的比利时牧师，他已成了中国公民。他和我对中国多数事情都有一致的看法，于是我们在太平洋上就宗教和社会的前景争论了四个星期。 　　1941年返回的这位妇人与1934年秋横渡太平洋的史沫特莱判若二人。两件事情改变了她：与孙中山夫人的不和及中国共产党拒绝她的入党申请。这些使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伤心和孤独。她知道必须在美国找到新的朋友或恢复同旧友的交情，她也知道在有组织的左翼中是找不到的。从政治上看，史沫特莱确信，1941年远东局势的前途取决于华盛顿及美国的公众舆论。她回到美国是要站在舞台的中心，居于可以贡献于辩论的位置上。 　　① 在延安同重庆所签协议的条款中，新四军只能从重庆得到武器，不得自己制造。蒋介石总是提防着共产党势力的增强，只在1938年中期按部队编制送来了足够的武器，从那以后几乎没有补充。为了给扩大了的游击队提供武器，领导不得不决定发展自己的兵工厂。 　　② 这个地区因闹土匪长期来声名狼藉，它曾是明代流行小说《三国演义》中3世纪的反派角色曹操的领地。它的主要城市的古代和现代的名字是金家寨；最近为一个战死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改了名，又成了未被占领的安徽省首府。关于这个地区的概况和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见伊丽莎白·佩里《中国北方的起义者和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1981)。 　　③ 一天在喝茶时，史沫特莱问孟波：“你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合唱吗?”孟波很惊讶，又居守势答说他们的合唱队在乐队伴奏下演唱过巴赫的作品。她说：“你为什么不试试贝多芬的?”史沫特莱把这首合唱曲的最后一段给他唱了几遍，然后又唱歌词。最后孟波学会了，唱给她听，他们俩又试着合唱。当孟波终于掌握了这首曲子时，史沫特莱欢呼起来跑过去拥抱他。结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合唱翻译出来了，刊登在一份地方音乐杂志上(访问孟波)。60年代文化大革命，孟波在上海音乐学院因为提倡贝多芬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 　　④ 现代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的基础是由林医生及其伙伴建立的基业同在延安发展起来的游击医药体系的诺干成份组成的。 　　⑤ 林医生1938年从长沙到贵阳，在两年内把都匀关郊外的山区建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新的总部。林医生以长沙和贵阳两个救护总队领导人陆军中将的身份，在身边集聚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工作人员：来自中国最高医疗机构，洛克菲勒资助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加上十五名欧洲医生和技师，他们是从西班牙的法国人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被俘虏)，林医生以他们在中国工作为条件做出担保。在贵阳，林医生招募工作人员之举得到了史沫特莱在上海认识的南斯拉夫医生别里斯拉夫·博尔切克的帮助。到了1940年，用英国人和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钱建起来的设施已颇具规模：教室、宿舍、实验室；一个主要的收治重伤员的医院；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拥有三四百辆救护车的集用场；五个储存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大仓库；以及三个由门诊病人参加工作的合作社性质的制药厂。 　　⑥ 有许多关于史沫特莱如何对付香港英国当局的故事。据拉姆·查托帕迪亚雅·维连德兰纳斯的侄子说，40年代末，他在波士顿见到史沫特莱，她说她是这样回答法官的：是的，她同许多男人睡过觉。如若其中有一个是英国人，她简直记不起来，因为“他对我毫无影响”。一阵尴尬的沉默，接着，法官的声音响了起来：“本案撤消。”(采访)见项美丽《中国与我》(纽约，1944)222页。 　　⑦ 皖南事变对史沫特莱个人也是悲惨的。几个月后，她得知1939年在云岭和在立煌时她喜爱的翻译方练白，在一次日本人的伏击中与汉斯·希普一起牺牲了。1939年汉斯·希普返回上海后，曾同他的妻子特鲁多在给新四军部队偷运药品中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希普决定访问安徽北部剩下的新四军部队。在他牺牲之前，他刚刚寄出了一个对劫后余生的新四军部队的战斗力进行分析的长篇文章，意在驳斥国民党说新四军已被歼灭的宣传。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