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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重返加利福尼亚，1941—1942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41年5月下旬，49岁的史沫特莱回到了洛杉矶。她久经风霜，身无分文，心里在纳闷和大家阔别7年了，他们会怎样对待自己呢。她已给住在市郊蒙塔别罗的前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及其妻埃利诺写信，找下榻处。在中国时她偶尔跟他们通信，最近一次是替中国红十字会筹款，他们复信时答应留她住宿。史沫特莱在埃利诺·布伦丁家下榻的两周，对后者来说并非乐事，但却开了眼界。在此期间，史沫特莱一面安排下一步的计划，一面也力图做个好客人。她干家务活，还给主人夫妇和孩子们讲她亲身经历的中国游击队的故事。但是她也任性，大发脾气，这使埃利诺惊愕之余为之恍然大悟。① 　　史沫特莱对重返美国一定是感到忧心忡忡的。除了1934年曾短暂在国内停留外，她离国有21年了。如今已是1941年，她有理由担心当年那些左翼朋友们，尤其是她在纽约认识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会把她拒之门外。人们已经基本上修正了30年代早期的那些强硬思想。为此，她毫无疑问只能求助于朱利安·冈泼士，他曾在德国把她的《大地的女儿》译成德文。冈泼士(他一直保持原美国国籍)现在已是纽约一位成功的金融家了。虽然政治上他并不活跃，而且对国内外的共产党已感到失望，可是对以前认识的那些左翼人士，他仍然是个慷慨的朋友。他向来钦佩史沫特莱的诚实、理想主义和胆量。所以当史沫特莱1941年5月写信对他说，要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民为抵抗法西斯日本的入侵正在做些什么时，冈泼士完全能理解她。他成了史沫特莱的主要“保护神”，提供了很多钱，好让她把这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下去。1 　　为了再筹集些资金，史沫特莱要去加州南部作一系列演讲。她曾为一些有声誉的报馆做过记者，如为纳粹上台前的《法兰克福日报》。这种资历以及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女记者的独特经历，使她的演讲很叫座，报纸反应也不错，有幸的是，1941年的国际局势遮蔽了她以前的政治立场，使她得以重新阐述自己的信仰。 　　1941年夏，公众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酝酿中的远东危机。这一年较早几个月的时局已经迫使罗斯福总统重新审查他的给予国共两党以均等援助作为牵制日本人的最有效战略的对华政策。 　　1940年以前，蒋介石政府，而不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几乎全部的苏联军事援助。这就抑制了蒋介石进攻延安共产党的企图。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看法一致，即让东京的军队陷在中国是阻止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斯大林更相信国民党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不相信那扎根于农民而又难控制的共产党。正因为斯大林给予了军事援助，蒋介石对于进军延安才有所顾虑。 　　1940年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加剧，斯大林因此不得不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美国人迅速踏进真空。虽然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想阻止内战，而且反对鼓励蒋进攻延安的想法，但是最近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为此他们觉得有责任给蒋提供援助。1940年11月，东京承认汪精卫政权为“中国的真正政府”，这更促使华盛顿作出援助蒋介石的决定。在东京承认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后数日之内，罗斯福敦促国会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贷款谈妥只有几星期，蒋手下的将军们就袭击并消灭了长江以南共产党新四军的几支部队。 　　华盛顿意识到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军队就会向东南亚大举挺进，于是便急于想弥合统一战线。华盛顿为推进改革向蒋施加压力，要他实现政权民主化，清除腐化，并停止进攻共产党。《时代》—《生活》出版家亨利·卢斯与蒋合作，美国的报刊为蒋作宣传，鼓励蒋在中国推进类似罗斯福所推出的新政。罗斯福力图削弱中国极左势力的政治吸引力，以便战后美国可以把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当作友好的盟友。为进一步加强蒋的力量，白宫敦促其外国朋友对国民党政权要以“大国”相待。2 　　另方面，虽然罗斯福政府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军队值得给予援助，但是向美国公众兜售统一战线已经弥合，却需要修饰共产党人的形象，问题是熟悉中国共产党人的，在美国可能超不过20个非共产党人。这少数人里包括军人如埃文斯·卡尔森、约瑟夫·史迪威、弗兰克·多恩，以及新闻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当前美国国内真正和中国直到最近有联系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史沫特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她在加州南部的初次露面很合时宜，受到各种政治派别的欢迎。她在讲演中很有效地展现了国共两党协同作战，反抗日本这个共同敌人的形象。3 　　史沫特莱第一个主要演讲是在波莫纳大学教师俱乐部的晚餐上。她极度紧张。厄恩斯特和埃利诺两人开车送她去，给她精神上的支持。据埃利诺回忆，一路上史沫特莱往后座上缩成一团，开始呻吟，歇斯底里地说自己病了，不能演讲了。布伦丁夫妇大为惊异：尽管史沫特莱在德国和中国有多年演讲的经历，而面对美国学术界听众，看来她心里是害怕了。到达会场后，史沫特莱让布伦丁夫妇进城去买三明治，并请他们在她演讲时在外面等候。 　　一直进入教师俱乐部，史沫特莱作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她敦促美国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她描述了不久前离别香港时那里的情形，并提出警告说，不久美国将被迫和日本正面交锋。最后当她激动地呼吁美国给予正在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以更大支持时，俱乐部里群情激昂。 　　当史沫特莱很晚才从教师俱乐部出来，钻入一直等着的布伦丁夫妇的汽车时，她整个变了：背诵着五行打油诗、讲些庸俗的笑话、哼着牛仔民歌和中国的军歌。后来过了午夜，车在一条偏僻的路上因缺油抛了锚。史沫特莱马上发起火来。她说厄恩斯特是笨蛋，居然能没汽油了，她要他马上想办法叫部出租车来，以免破坏她今晚的胜利情绪。但厄恩斯特却不为所动地走下汽车，和埃利诺一起步行去找汽油。埃利诺这晚上已经是第二次目睹史沫特莱任性，大发脾气了。史沫特莱高度冲动的情绪，以及她能把潜藏在某一场合里的戏剧性，丝毫不剩地把它发挥出来的本领，颇使埃利诺震惊。她也终于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性格使得厄恩斯特和她之间的关系，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水平上。4 　　波莫纳演讲过后几天，史沫特莱告别了布伦丁夫妇去丘拉维斯塔，去看她的妹妹默特尔和弟弟萨姆。那儿距圣迪戈不远。6月11日的《圣迪戈联合报》报道了她抵达的消息，说被日本列入政敌“要犯”名单的六名外国人士中之一人已到达本市。这一消息提高了公众对史沫特莱在该市的一系列演讲的兴趣。5 　　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罗斯福总统迅速即向苏联提供援助。7月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互助协定，禁止任何一方与德国单独讲和。之后，苏、英部队联合占领了伊朗以阻挡德国扩张。这样，苏联一夜之间成了西方的盟友。史沫特莱因此感到在公开场合下，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和战时利益，她不能不控制自己对苏联政策的强烈批评。她所热爱的新四军遭伏击，更早的时候，查托帕迪亚雅于斯大林搞大清洗时，在列宁格勒失踪。这两件事都和苏联的政策有关系。 　　7月24日，日本开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这就中止了日美贸易，切断了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他还国有化了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把它划归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国人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开始相信总的说来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保护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关键。也因此当人们向史沫特莱询问国共之间的内战时，她总回答说她相信日本的入侵使国共双方都有理由去联合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史沫特莱演讲时，常受到美国共产党员的质问。他们认为她对罗斯福总统和国民党的态度过于迁就了。在7月24日致马尔科姆·考利的信里，她气愤地写道： 　　在苏联遭到侵略之前，共产党的报纸真让我目瞪口呆。就在我刚回国后的几次小型讲演中，一些共产党员想看我究竟懂得多少，对我加以挑战，他们说罗斯福已命令中国政府消灭共军，否则他们将拿不到美国贷款!这是谎言……在我的小型演讲会上，共产党员几次三番地过来用手指着我，用各种难听的话大骂罗斯福……当然，我不曾坐在纽约的党部里，以智囊自居。我只不过到过中国战场的前线和敌人的后方，到过重庆……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他们认为任何(与日本的)和谈均属卖国。但是他们并非中国唯一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军队也并非唯一的战斗部队。而我以前确曾认为如此。我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纲领——将封建的中国变为初步民主的中国。这一观点使美国共产党很恼火，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一旦你拒绝跟随他们党的路线，你就立刻走进那些贷款给别人的人的阵营里去了。但我还是以前的我——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美国牌的民主主义者，但是我要求把民主扩展到经济民主。我将关注并研究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同情他们采取的进步思想和任何我认为是正确的路线。我的思想不一定都对，但我只能凭我的思想来行事，还没有谁能说服我可以把我的头脑交给美国共产党，由党来随意摆布。 　　然而史沫特莱发现她在加利福尼亚那些未组织起来的左派当中仍有些朋友。她在圣迪戈地区时，虽然去看望住在丘拉维斯塔的妹妹和弟弟，却是住在圣迪戈州立大学教授哈利·斯坦梅茨的家里。斯坦梅茨是位活动家，史沫特莱和他保持了几年的政治联系。他第一次见到艾格尼丝是1934年夏听她演讲。当时她在赖勃坦布尔工会会堂讲上海和广州的局势。之后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请她到家里来进一步讨论。在斯坦梅茨家里，她见到了他的父亲哈利·H·斯坦梅茨。他是医生，也是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她很快和这父子二人建立了特殊关系。回中国之后，她开始通过曲折的途径从上海经斯坦梅茨父子往美国发送新闻和其它信息。首先她把所要发送的东西送给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他的名字是米勒，是甲状腺专家。他依次把要发的新闻交给一位银行家朋友，后者或派人递送，或将它航寄到马尼拉。从马尼拉就由收发报业余无线电的爱好者播往圣迪戈。据哈利·斯坦梅茨于1976年回忆，大部分消息是有关国民党蓝衣社的活动和上海警方的镇压行动。史沐特莱于1938和1939两年，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为新四军从圣迪戈地区取得了医疗援助。② 　　哈利·斯坦梅茨是个独立左派，愿意站在党外，有时参加一些美共支持的活动和运动，有时又反对党的路线。他还记得史沫特莱对服从党的纪律的敌对态度和对美共领导的不敬之辞。他也确认史沫特莱爱上了埃文斯·卡尔森，并且强烈希望和他的关系将来能有所发展。斯坦梅茨回忆起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在圣迪戈多次会面。有一次斯坦梅茨也在场，并且知道他们彼此经常通信。 　　卡尔森从1937年就成为史沫特莱的密友了。那时他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持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刚刚来到朱德的八路军司令部。卡尔森虔诚地信仰宗教。他在报告里说共产党人不仅在为解放而战，而且对人民的行为体现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使他的上司大为震惊。海军警告他如果再讲一句类似的话，他就要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于是他在1938年退休了，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双星》(1939)。他还和沃尔特·贾德以及其他人一起横贯美国去演讲，敦促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珍珠港事件前夕，卡尔森很可能是通过他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他曾做过罗斯福的侍卫)，回到了海军陆战队，并组织起一个志愿突击队作为实验，按照中国北方朱德的游击队模式训练游击战术。罗斯福的儿子吉米就是“卡尔森突击队员”之一。军方勉强准许卡尔森把民主理想的非正统的政治教育方法充作军事战略的主要成份。但时值1941年，他能依靠罗斯福总统的政治支持来进行实验。后来史沫特莱对美国军事人员讲演时，揉进去很多卡尔森的观点，因为他有很多批评意见都和她的很相似。正如他1943年给史沫特莱的信中所述： 　　现代军事领导者似乎并不理解，或老是有意忽略了两个因素。其一，舒适方便的个人生活与陆军和海军对机警顽强的敌人作战并不协调。其二，只有当领导人是德才兼备的，士兵深刻了解自己为何而战，而且坚信为之战斗的目标是值得的，他们才能振奋起来，全力以赴地去作战。我们会由于经济力量雄厚而赢得战争，但人力与财力的牺牲之大，却会与我们作出的努力不相称。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懂得了通往自由的路并不平坦，我们的人力与财力的牺牲就会少得多。6 　　8月14日，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这是一项联合声明，阐述了战后两国要实现的大目标所依据的原则。其中第三条是支持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9月21宣布已有15个反轴心国家包括苏联，赞同大西洋宪章。 　　罗斯福当时似乎肯定这场战争将使亚洲的民族主义大为发展，并结束殖民主义。显然，有权发展殖民地是和日本争议的核心问题。日本人争辩说他们是新的世界强国；但是由于种族主义，他们的合法殖民权被剥夺了。日本宣称有权接管法属印度支那以便将那里的人民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按照罗斯福的观测，战后世界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将取代殖民主义。他显然是将大西洋宪章视为一种工具，既可遏制日本的种族主义宣传，又可激发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制止日本扩张。但邱吉尔却没有这种打算。罗斯福的反殖民言辞给予史沫特莱很深的印象。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克尔这位杰出的英国人也使她确信，许多英国人都认为，殖民主义的末日已属不可避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史沫特莱以前对大多数英国人都很反感，香港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们向洛杉矶的圣公会介绍了史沫特莱，这对她在美国获演讲机会却起了很大的作用。罗纳德·霍尔主教本人也于9月从香港来到美国，他和史沫特莱一起在洛杉矶地区游说。 　　洛杉矶援华委员会由政界、宗教、商业、学术和新闻界人士组成，史沫特莱和霍尔也在这个基础广泛的联合体内。除牧师外，这个团体里还有导演A·希区柯克，参议员罗伯特·W·肯尼，编辑凯里·威廉斯以及锡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委员会计划请霍尔主教和史沫特莱于9月29日在交响乐厅演讲，同时散发传单、刊出广告，宣告“中国为民主继续战斗”。广告说保证听众能听到第一手报告，谈中国如何为抗击“日本鬼子”而“誓死战斗”。到了9月，史沫特莱认定美国应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轴心国宣战。7 1941年里整个10月和11月期间，她继续在委员会的赞助下演讲，同时开始整理笔记和文章，构思她计划要写的书。 　　斯坦梅茨原已替她在好莱坞的瑟尔玛街找好了临时住处，现又把她介绍给格拉迪斯·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是好莱坞的公共图书馆馆员。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加衣，紧靠圣巴巴拉东边的丛山里有个夏季小屋，这对史沫特莱真是太理想了。考德威尔知道她需要一个安宁僻静的地方来写书，便给她提供了这小屋。11月，史沫特莱从A·克诺夫处收到一小笔预付的稿费，加上冈泼士的赠款，她以为今后不需要再演讲了。她现在不顾一切地想写完此书。8 　　但此时的史沫特莱也和别人一样，由于太平洋发生的情况而生活突然改变。29日，日本总理声称英、美势力必须从亚洲退出去。然后，日本于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使全国为之震惊。当时史沫特莱正在圣迪戈演讲。她在日记本上草草写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她已参加了街道巡逻。谣言说有人看见50架日本飞机飞经旧金山市上空。12月8日，史沫特莱在洛杉矶市政厅集会上发言并讲解了中国的形势。12月10日，她在当地外贸协会上发言2小时，斥责商人们给日本“提供了武器、装备”。她提到了日本人已袭击香港并在菲律宾登陆。12月16日，也就是在所能找到的她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她记着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前来找她接洽电影的事，她将于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在电台上讲话。9 　　史沫特莱演讲时仍然措词尖锐。她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在东南亚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并且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救星而受到欢迎，是因为：“我们文明的核心里有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10她指出，缅甸人正积极帮助日本人，为的是要从白人统治下解脱出来。她又举了原来很孚众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前加尔各答市长苏巴斯·钱德拉·博斯这一丢人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博斯就是自由印度的倡议者，曾被英国几次监禁过，最后他求救于日本帮助。史沫特莱认识博斯，她指出他在盂加拉有很多追随者，而孟加拉又与缅甸接壤，这就使孟加拉处境险恶——很可能是日本征服缅甸后，要倒下去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但是史沫特莱又谨慎解释道，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甘地和尼赫鲁，认为把英国的枷锁换成日本的枷锁，将会一无所得。 　　在结束多数演讲时，史沫特莱坚决主张对付日本挑动民族仇恨宣传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国家，给予全力支援。她认为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导致了他们在香港的失败。为了说明这一点，她说英国官员曾告诉她，英国出于两种考虑曾拒绝了和中国达成协议来共同保卫香港。第一，英国不愿中国在战后要求归还领土。第二，他们说至今日本和中国交锋只不过是和“三等同家”作战，而当他们面对英国这头等强国时，他们就会“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了”。英国人认为在其海军舰队前来支援之前，他们自信可坚守香港达二三个月之久。事实上香港17天后就陷落了。史沫特莱在结束时说，其中的教训就是美国对中国应该以平等的盟友相待。她极力暗示说“无论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哪一方都绝不会接受作美国的傀儡这种地位的”。11 　　史沫特莱的情绪越来越高，太平洋战争使她名声大著，她也自信能写出一部力作，其分量足以影响美国的政策。所以，她根本没有去倾听一个来自悲惨的密苏里童年的声音的心境。 　　史沫特莱讲演的报道到了密苏里的奥斯古德，她的童年密友玛米·韦斯顿也看到了。她来到加利福尼亚时，在电话里追踪到了史沫特莱。但是电线的另一端的声音却说不，她并不记得什么玛米，以及在1903年交换过表链的事，也不记得发誓永远做朋友。玛米简直垮下来了。史沫特莱继续说她很抱歉，时间过得太久，在那之后她又经历了那么多事，她实在想不起来了。她不想见玛米。12童年生活仍然使她感到痛楚。她认为写了《大地的女儿》，她已经永远把它埋葬了。如今她雄心勃勃，爱国心切，决不想让过去的日子再消耗自己的精力了。她急于奋勇向前，而且这一回政府政策所关心的与她自己的想法是吻合的。 　　1942年2月上旬，史沫特莱兴奋地搬到了奥加衣，致力于写书。不久她就找到一条新的取得支援的途径，即约翰·泰勒一家。在1975年采访泰勒一家时，约翰的妻子艾诺·泰勒说她和艾格尼丝的友谊是她有生以来，以及在那之后最富于激情的了。史沫特莱初到奥加衣时，艾诺是个20多岁的家庭主妇，她丈大约翰是教师，当时年薪为1750美元。他们有个五岁的女儿英格里。艾诺的母亲埃尔维拉也与他们同住。埃尔维拉是按摩师，史沫特莱最初就是为此来到泰勒的家门以求解除背疼。在泰勒一家看来，史沫特莱对生活的热爱、喜欢畅怀大笑，她的活力，以及极强的求知欲似乎弥漫了整个的河谷。艾诺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一边一连几杯地喝着咖啡、听古典音乐，一边畅谈；听到艾格尼丝写出的新章节后，流下了眼泪。还有史沫特莱很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快活地朗读《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章节，这就使大家开怀大笑。艾诺和艾格尼丝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远道来到一个葡萄园，品尝太阳晒熟的葡萄，还买些带回去。1942年复活节的早晨，他们围在一起，观看橡树下的藤蔓上长着的一个小甜瓜，只有桔子那么大。在坚硬、酸性的土壤里，它居然成熟了。史沫特莱对它的活力与勇气大发议论，说这是个奇迹：“像死而复生一样伟大而且更真实的多”。她仍然是个热情的园丁。 　　泰勒一家对史沫特莱的印象是，她是个20世纪的卡桑德拉(卡桑德拉是荷马著的《奥德赛》里的女先知。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她，给了她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因为她拒绝了他的爱，阿波罗一怒之下而让世人不信她的预言，作为对她的惩罚。于是她的命运就变成：既能预知即将来临的灾难，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译注)。她宣称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还是共产主义者，能囊括全部真理。她相信的是教育，当然还有积极参政。史沫特莱把艾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不断向她宣讲不可一头栽进尿片桶里，变成个言语乏味的家庭主妇，她对于不关心世界大事的家庭主妇有强烈看法，并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了解政府大事以便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史沫特莱的坚持下，艾诺也读起《国会记录》来了，这是史沫特莱自己每日必读的。她一贯对男人和富人持不信任态度，坚持说只有压力才能逼他们让步，从而为穷人和妇女争得权利。 　　艾诺无法接受艾格尼丝关于婚姻“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观点，史沫特莱也不相信艾诺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丈夫的压迫。但是这两位妇女都同意对方有权持不同观点。约翰·泰勒和史沫特莱也成了好朋友。约翰为她劈柴，两人还激烈地探讨文学与政治。史沫特莱向泰勒夫妇表明她不喜欢的并不是约翰，而只是婚姻制度。 　　史沫特莱在奥加衣还接待了一些有意思的来访者，其中一位是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他正要取道印度去中国，顺道拜访史沫特莱，请她写介绍信给印度的知名人士。在泰勒夫妇看来，史沫特莱和索伯格·厄恩斯特及埃利诺·布伦丁的重新团聚最值得怀念，他们在附近的有加利树丛里野餐。此前史沫特莱最后一次见到索伯格是1934年在纽约，现在索伯格已经和罗伯特·哈伯曼离婚，和一个东欧知识分子巴兹尔·埃利森结婚了，家也搬到纽约州纽派尔兹附近一个农场里了。1942年夏，她坐火车到加州想看看在洛杉矶的弟弟厄恩斯特，然后和他一起开车去奥加衣看望她以前的弟媳艾格尼丝。据1975年对索伯格、埃利诺和泰勒夫妇的采访，索伯格这次访问艾格尼丝总的来说很不错。③史沫特莱终于对索伯格感到无保留的友好了。她已经写了四本关于中国的书，还有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这就足以证明她有能力做比在纽约开印度餐馆更多的事情(索伯格1924年曾向史沫特莱这样建议)。她甚至和布伦丁夫妇一起幻想将来有一天组成一个合作农场，共度晚年。 　　在奥加衣的和谐气氛中，《中国的战歌》初稿从史沫特莱的打字机里源源涌出，1942年10月上旬，她离开奥加衣，皮箱里装着即将完成的手稿。她要在去纽约之前，先到好莱坞处理一些未了之事。然后她想在纽约的克诺夫出版公司她的编辑帮助之下，对手稿作最后的润色。此刻的史沫特莱对自己的成就已颇为满意，但是离开好莱坞前，有一件事使她激动不已，因为它暗示着美国正在发生着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深刻变化。 　　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位导演对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很感兴趣，认为有可能改编成电影，便请她出席由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赞助的一次宴会，是为一艘新的商船“布克·J·华盛顿”号命名。船长是黑人，总机械师也是黑人，其余的海员来自18个同盟国家。妇女服装工会的代表在宴会上向每个船员赠送了有毛皮衬里的夹克，好莱坞的犹太血统作曲家演唱了幽默歌曲。有一首关于大西洋宪章的歌曲特别使史沫特莱高兴。10月上旬她写信告诉艾诺·泰勒：“那首大西洋宪章歌曲使听众兴奋得狂喊起来，我们简直听不清歌词了，他们不得不再唱一遍。歌里唱的是一个叫弗兰克林·罗斯福的人对邱吉尔说：把你的钢笔给我。于是他们坐在板凳上起草了大西洋宪章——一条、二条、三条、四条地全写出来。这虽然是一首民歌味儿非常浓的歌曲，却已经接近天才作品了……整个晚上的基调是无拘无束，全是一些干活的人大家一起干。”1934年以来工会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使史沫特莱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们在打破种族界限上做出了看来是很切实的努力，甚至在好莱坞似乎都可见到这种努力。 　　10月中旬史沫特莱动身去纽约，对美国的未来和她本人的前途都极其乐观。她经济上终于稳定下来了，可能《中国的战歌》还要拍成电影。她在匆匆写给艾诺·泰勒的告别短札里说(日期为10月某日，星期一)：“昨天写完书，今天寄走。订于星期三晚上去纽约，途经盐湖城、奥马哈、芝加哥，在火车停留的每一站都要和以前的老情人见见面。我也准备见到一伙伙的群众，并且要告诉他们组织起工会，去参加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活动。” 　　① 布伦丁的家庭医生给艾格尼丝开了维生素针剂，为的是她感觉疲劳，又有腰背疼。史沫特莱起初同意，可是一见针头就变了。她大为恐慌，先是呻吟，继而惊叫。埃利诺发呆了：难道这是从中国照片所见到的那位亲自护理伤员的女性么?埃利诺既困惑又感到难堪。30年前史沫特莱某次在电车里的举止和现在一样。埃利诺至此才明白，为什么当年厄恩斯特会对史沫特莱作出那种反应。 　　② 哈利·斯坦梅茨注意到40年代的史沫特莱已逐步自信起来，而且总的来说情绪更放松，政治上也不像以前那样狂热了。1934年史沫特莱曾僵硬地认为大萧条的状况将迫使工人全都去参加美国共产党。1941年时她不再发这种议论，也很少谈到苏联。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需要援助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她谨慎地把中共比作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 　　③ 艾诺回忆起她在两位皇后争占舞台中心时的感受。艾格尼丝是“执行者”，而索伯格是“知识分子”。艾诺在我们访问时说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思是只谈主张而不去考虑要实现这些主张：一些明摆着必须做的事。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