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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重返纽约 甘苦备尝，1942—1943年 |
|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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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在加州目睹了战时的美国，甚为兴奋。离开时她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前途也颇乐观。对比1934年和1942年，差别是惊人的。战争促使妇女就业，男人则几乎全都就业了。对于圣迪戈市她那些亲戚那样的普通人来说，生活水平颇有提高。她在1934年时曾认为消除种族歧视、妇女获得经济独立以及工会取得政治上的地位等等问题，只能通过革命手段来解决，而这一切在1942年却似乎是在和平中实现着。总之，看来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所实现的一些内外政策的目标，是1919年她在《号角》工作以来和她的朋友们曾为之游行、奔走呼号过的。在这样的崭新政治环境里，史沫特莱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促使美国支持中国联合起来作出战争努力，去反对日本侵略的有力宣传者。
1928年她离开欧洲去中国，投入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现在她要在美国成为一名为中国奋斗的宣传者，这也同样是自封的。她认为自己是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确定地说是指延安的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像周恩来那样的主张联合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但是她对中国形势有自己的独立分析；而不是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那样成为一名指定的发言人。1在《中国的战歌》一书里，她所指的“进步人士”包括林可胜大夫、广西的军阀将领、城市里的无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人。她希望战后的中国能避免一场内战，以为只要美国对蒋介石施加正确的影响，这就是可能的。因此她在1942年的头等大事就是去纽约，她要在这全国的新闻中心里成为一名作家和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
史沫特莱乘坐的火车里挤满了士兵。她尽量和许多人聊天，直到深夜。在去芝加哥途中，她写给艾诺·泰勒的信中说：
我对我国士兵的尊重与日俱增。总的说来他们受过教育，看来很明白事理。他们缺乏国际知识，但仍然是一群很好的人，我为之骄傲。我真喜欢我国人的许多特点——他们无拘无束，人人都和别人说话，大家都互相取笑。有位非常有身份的妇女，是那令人讨厌、有钱的梅隆家族的成员，她也成了我的伙伴。她长得挺好看，和我年龄相仿，不一会她就放下了那鼻子朝天的架子，也和士兵们混在一起了。我们俩来来回回地和士兵们聊天争辩这个或那个问题。不多一会儿，有位约摸三十岁、庄重、漂亮的妇女也来聊天了。她是妇女陆军辅导队的队员，正要回到得梅因的营地去。又有个年轻黑人妇女来了，是黑人士兵的妻子，所以我们一共是四个人。一天晚上，我们这一伙唱起民歌来。很快全软席车厢的人，连别的车厢来的一伙伙的士兵都引颈高歌。我们一路上唱出了美国的历史。
一天早上我们醒来时正途经怀俄明，外边大雪铺得很厚，整个夏延市为大雪所覆盖了。在内布拉斯加，一些身材壮实得像一堵粮仓的墙似的农民上车了。他们都有6.6英尺高，肩膀宽似牛背，身穿格子衬衫。他们像是劳动收工后似地筋疲力尽。对比之下，士兵们倒活像是悠闲的绅士了。
史沫特莱的一个停留处是芝加哥。她在香港时曾答应项美丽要把后者的非婚生婴儿照片亲自送到项的母亲的手里。特别是因为香港已陷落给日本人，项美丽下落不明，史沫特莱感到有义务要实现诺言。2项美丽的两个姐妹在芝加哥火车站迎接史沫特莱，三个人在城里游逛直到傍晚。她们最后来到项家在市北郊区的住所。史沫特莱对这一家人为战争所作出的一切印象颇深。有几个家人在州防卫委员会供职，另一些人为《哈泼斯》和《大西洋》杂志写文章。项美丽的一个侄儿在空军里。妇女则为红十字会和缝纫合作社工作。大家热烈地欢迎史沫特莱，尽管她带来的关于项美丽的消息令人不安。3
史沫特莱对于马歇尔·菲尔德所创办并出资维持的《芝加哥太阳时报》也印象深刻，说是她所见过的最好的报纸：“报纸负责，事实确切；彻底，不耸人听闻；进步，反对国内一切反动、法西斯的东西。今天有一篇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全面报道，还有该报随军记者在所罗门群岛的日记……但是离别芝加哥去纽约，我那普尔门式卧车车厢里满是商人。他们看那恶毒的《芝加哥论坛报》。明天九点半就能抵达纽约了。这就是另一个世界，真像梦境一般。”4
史沫特莱现在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关键是中产阶级接受中国的统一战线。就像当年玛格丽特·桑格为提倡节育想出来的策略那样，史沫特莱也愿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降调，而集中于近期目标。对于她本人的政治处境，她仍在探索，她仍然为左右两方面的极权主义所拒。比之于1934年她上一次来纽约，现在她在政治上灵活多了。她希望卓有声誉的报纸能接纳她。但是人们还记得30年代以来她那教条式的政治言论，还有她那口出恶言的“放荡”女人的名声，这一切使她的愿望终成泡影。她在11月给泰勒的信里提到自己抵纽约不久于10月末首次出现在海外记者俱乐部时的情景：
我们这三四位主客，不得不起立，鞠躬……当我起立时，从各个角落响起了报道远东的一批记者的喊声……
你问我怎么看这个俱乐部?好吧，那些演讲饶有兴味，但是……(假如)在这里国王和王后们还能觉得高人一等，这国王、王后就算大有成就了。我相信比之于我的这些同行们，战场上的司令官也会感到自己极其微不足道。我的同行穿着讲究，装束入时，历尽艰险，每个人一个月就写出一本书；每一个人的那张脸似乎都在说：“我多么有名气……”至于我自己，却觉得好像连裤子都要掉下去了。我好似无人注意地在那屋子里拖拽着脚步。一种气氛就能把某个人抹掉，这真令人吃惊。午餐后，一个报道远东的记者走过来，似乎认识我地欠欠身子问道：“对我说老实话，你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是情侣么?”
他好像是指控似地瞧着我。所以，助我一臂之力吧!汉娜，我感到我好像正从教堂的捐款盘子里偷了一便士钱被他抓住似的。这也表明攻击人的力量能有多大。足足有几分钟之久我才镇定下来，说这是谣言不足信。但是他那攻击是这么凶猛，以至于我开始绞起脑汁来，自问究竟有没有和那英国大使恋爱过。我想也许我忘记了吧。但是我真的很清楚我确实没有过……
会后我吻别那伙报道远东的记者，他们也吻别我。有几个我吻过的人的妻子惊奇地说：“天哪，我一直以为你长得很丑，可你并不那么丑。”我这才知道她们那些被我吻别过的丈夫，都告诉过她们我长得有多么难看。
史沫特莱抵纽约时一共带了四百块钱，是预支《中国的战歌》一书的版税，而且毫不奇怪克诺夫出版社编者还要求她删减、重写；就是说要再从那里取钱还需一些日子。钱那么紧，她借口“不想混在聚集在格林尼治村的那些小政治派别里”而不在该村找房子了5。她在城北中央公园和河畔路之间某处找到一所“二三流”的租金每月四十元筒子式的公寓。她放食品——主要是牛奶和高蛋白干酪——的厨房就在统间的尽头，洗澡设备也在尽头。因为牙坏了，她更感经济窘迫。她写信给泰勒说想很快卖一篇文章，以便换一付假牙托。
敞开大门欢迎史沫特莱的有她的出版商阿尔弗莱德和布兰奇·克诺夫夫妇。她来纽约的头几个月里，布兰奇常邀她参加克诺夫家的鸡尾酒会。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士在这里和成名的艺术家、作家在一起。就在这里的某次酒会上，史沫特莱遇见亨利·卢斯。11月20日她写信给泰勒说：
亨利·卢斯，《生活》—《时代》和《幸福》杂志的出版者、业主、泰斗跨进酒会了。克诺夫夫人把他介绍给众人。他这儿、那儿地鞠躬，但当她把他带来我端坐的长椅前时，他和我握手，之后，砰地坐在我身边。就在那长椅上我们独处谈话达一小时之久。然后他站起来鞠躬，说以后还想再见到我，就告辞了。克诺夫夫人把我带到一边，压低嗓门着重地说：“哈利来这里为的就是看你。”这是因为“哈利”对于中国怀有非常浪漫的感情。有一次他的夫人在中国想对我尽情污蔑，英国大使让她缄默下来。好啦，卢斯是到此为止我见到的唯一动人的人。而且即使在那酒会里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也会这么想的，他是惊人地吸引人；当你想到我完全不赞成他全部的观点时，这当然有点令人丧气——这是说假如我从各方面听来的他的观点当真的话。他告诉我在中国的经历，有时我不由得要笑他上当。
他是个百万富翁，是不习惯于人家笑他的。你知道，人家就是不去嘲笑百万富翁。
所以我有了和有钱有势者交往的坏名声了。可是每个财产够得上和他们交往的人都管克诺夫夫人叫“布兰奇”，管亨利·卢斯叫“哈利”。如果我的书能赚大钱，而我的写作还足够轰动的话，也许有一天我能叫他们“布兰奇”和“哈利”。
亨利·卢斯和纽约出版界其它人士是会去探测史沫特莱的政治信息能否适应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的。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1942年的纽约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曾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在《时代》—《生活》杂志为卢斯当主要顾问的知识分子里就有一个曾在维也纳的共产党日报任总编辑的威利·施拉姆。另一名编辑是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据称他还鼓励其他前共产党人向他坦露心声6。他于1942年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提供者。卢斯很快发现史沫特莱像他自己一样也被有强烈信念的人所吸引：她曾是前共产党人朱利安·冈泼士和弗雷达·厄特利的朋友；她和美国共产党成员有意见分歧，斯大林的清洗使她感到烦恼，她私下里批评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她也直言不讳地说她欣赏罗斯福的新政在美国取得的进步。
亨利·卢斯明确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在他看来美国正从事着一场人类意志的战争，是思想意识的竞赛。他是传教士之子，出生于中国。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他所萦怀于心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加上美国在华有百年传教历史以及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使卢斯和美国的教会对国民党产生了一种自我利益攸关的忠诚。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对蒋的过度赞美，以致于蒋介石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传奇式的英雄，谁批评他，就都是不能允许的了7。
卢斯和很多前共产党人相信充满矛盾的现实是一幅复杂的图景，公众是无法去消化的。因此需要一批社会精华去指出应该支持那些正确的政策或对头的人物。要为教会筹款或要从中国内部挑选同盟者，就不该报道蒋和他的政府有哪些潜在的弱点，以免引起公众思想混乱。根据这种想法，《教会世界评论》在蒋皈依基督教之后宣称：“中国现在有了有史以来最开明、最爱国、最能干的统治者。”8
当史沫特莱找弗雷达·厄特利重温他们1938年在汉口的友谊时，厄特利想把史沫特莱带到她自己的已脱党的以往职业共产党人的社交圈子里去。但是在纽约见到厄特利后，史沫特莱产生了疑虑。她在给泰勒的两封信里说：
上星期我在英国女作家弗雷达·厄特利家里。她和一俄罗斯人结过婚，但他被苏维埃政府处死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女人在心里和在头脑里像她那样地彻底绝望。她曾是英国共产党的高层人员，现在(她确实)是个极端的愤世嫉俗者。她什么也不信了……(据她说)俄国人是由于恐惧才打仗的。而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只不过是让法西斯主义复活而已。(12月2日)
两天前我在格林尼治村(厄特利家)的一个晚会上，(那里)有位上了年纪的、颇具要人风度的、曾在美国共产党内任过要职、由于苏联的清党辞职不干了的人，他不断地对我说：“艾格尼丝(我以前根本没见过他)，你和我再也无法重温过去的那种光荣了。是不?”这人好像是认为我们是年纪老了，幻想破灭了的好伙伴。但是我拒绝站在他那幻想破灭的一边。这使他极为失望。幻想破灭而且愤世嫉俗的弗雷达也不断提到我：“啊，她和我们想法一样，只是不肯承认而已。”他们都是那样自以为是。(12月4日)
此时此刻在《时代》周刊工作的阿尔弗莱德·卡津曾注意到在纽约总能碰到前共产党人。这些人之轻视群众已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风尚。弗雷达·厄特利肯定就是这样的。这种知识阶层对待“群众”的傲慢和24年前使史沫特莱对纽约的共产党人持敌视、防御态度的那种傲慢是一样的。9她在1942年发现不仅是前共产党人，仍在活跃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她告诉泰勒：“前几天晚上我在一位妇女的公寓里遇到一群共产党人。他们以一种令人感到毁灭的轻蔑，把所有的人谴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人家是半吊子的自由主义者、陈腐的文盲、法西斯主义者——而且说必须压垮海明威……他们说现在大家都跑到他们那里去寻求知识与智慧，而他们则把这一切给予那些值得给予的人。我已肯定自己是不配和美共分子来往的了；而且将来也不会去找他们作伴或容忍这样交往。”(12月24日)
当史沫特莱自己正在探索一个精神上的归宿时，出版界除了卢斯，别的人士也正在想弄清楚她的政治见解到底如何。比如，《读者文摘》的编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11月20日史沫特莱写信给泰勒说：
我乘了一两个钟头的火车，沿着哈德逊河来到一个叫恰帕夸的地方。《读者文摘》在距此不远处有所房子。就在那里《文摘》业主华莱士先生和新的总编辑帕尔默先生用车接我去一所小房子共进午餐达三小时之久。他们说这房子的内部装修与芝麻大的官“治安推事”家的“客厅”一样。那“客厅”就是为一些迫不得已者匆忙举行婚礼的地方。那个帕尔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亲法西斯分子，和正在狱中的德国法西斯盟员有联系。他是个时而微笑、举止笨拙的大个子，但他不时让我想起在利比亚的英国士兵，那些士兵不往沙漠里拨动探测地雷的棍子是不往前进发的。所以帕尔默也是手里拿着棍子很小心地到处拨弄着走到我面前来的，否则他怕触雷，怕把他炸掉。他非常反对黑人，是个要保持雅利安族纯洁血统的人。他的反有色人种的成见也包括中国人和所有的亚裔。他请我哪怕只是告诉他，我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也适用于中国，问我是否那意味着中国人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家，是否就是我们不得不在战后进入中国去建设这个国家，而且要喂饱那里所有的四亿人口。他使用“黄祸”的字眼。此人好似不知道中国人一直是靠工作来谋生活的。我告诉他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把战略物资卖给日本的话，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我们援助。好啦，因为一篇文章可卖几百块钱的可能性正冲着我过来，所以我把话题转到现实上来，谈一些我知道的事。我向他保证我并非债务和投资方面的权威，而且我的声音在国务院里并不很起作用，华莱士要我开始时先写一篇文章，写写日本如何对待中国人。
此时史沫特莱是从一家贷款公司借款度日的。13日写信告诉泰勒，说文章写了几遍之后，《读者文摘》仍不满意：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何时、在哪或者简直就是不知道是否能利用这篇文章，这文章(可能)会使美国读者过于震惊。刊物的编辑们对我说：“告诉我们日本人怎么强奸的，我们喜欢听强奸。”所以我除了写别的之外，也写了强奸。但是我没有使强奸读来很动人，就像很多人喜欢的那样。我写大约十五个日本兵成伙地去强奸一个妇女，直到她发了疯或者死去，然后日本兵还常常事后厌烦地杀死那些妇女。我也告诉读者中国妇女因日本兵而怀孕，产后怎么杀死婴儿。
史沫特莱希望收入稳定，希望人们把她当成作家来接纳的梦想慢慢地破灭了，一篇篇的文章退了回来，要求她降调、修改。2月里她勉强借钱去拔掉三颗牙，装上一个牙托。虽然又多欠些债，她仍然坚决拒绝人家修改她的文章：她不肯避而不批评蒋介石，也不肯把战争写得能迁就中产阶级读者的胃口。她坚守自己的信念：只有让公众知道那些严酷的事实，他们才能懂得，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性命攸关的问题。10
1942年秋，普赖斯顿·斯科耶尔的小说《外国人》出版了。史沫特莱宣称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很好的书。但是我在书里好像要多倔有多倔；要有多少怨气就有多少怨气!”倔强和言词粗嘎确实是她在公开场合给人们的主要印象。但是这倔强的形象，虽然出版家们认为可怕，对于与战争打交道的英、美的军人和政府官员们来说却有动人之处。他们不断地来纽约看她，或者请她到华盛顿去。他们大多是到过或者即将被委派到中国去的11。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是约瑟夫·巴恩斯，是战时新闻处里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和史沫特莱有个人往来，经常见面，密切合作，交换信息：“他(巴恩斯)为我请客人吃饭，有他的妻子和另外五个人。那天晚上是在讨论政治和辩论声中度过的。我因而知道了所有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他还给了我一大卷文件。”12很明显，东海岸的重要人士认定史沫特莱拥有有关的军事信息，能有效地宣传支援中国抗日分子的必要性，不管他们是谁。因此有人建议新上任的加拿大驻重庆大使去看史沫特莱。她在3月17日或18日写信给泰勒说：
昨天我和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维克多·奥德伦将军共进晚餐。然后我们去他的公寓，直到夜深。我们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互相挥动手臂指着对方，谈论战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他是个很天真、头脑单纯的人。他去中国后，会在那些小心翼翼、讲究手腕的政客手里感到不知所措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人的头脑——他能看到幕后那许多欺诈阴谋，我非常喜欢他。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有时我笑他笑得要命，有时又和他一起笑。比如，他告诉我美国人都说加拿大人极为乏味，而且总是那么令人厌烦地循规蹈矩。拿首相麦肯齐·金来说，就是位矜持呆板、苍白的人。如果某外交人员不慎打嗝了，他总是要把那人从其任所调回来的。奥德伦将军昨天写信给他，告诉他为了上帝，为了那四项自由使自己多一点色彩吧。但是他又说，也可能麦肯齐·金会因为他提了这建议而辞退他。然后将军和我讨论起纳粹——苏联的战场，他试图用一场角斗来比喻军事策略。为此他起身站在我面前，摆出一付角力士与对手格斗的姿态……他说话时，我一边尖叫，一边笑那就要和一位将军角斗的前景。我告诉他这主意真好，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位参议员哭，哪一只大象能飞，也没和哪位将军角斗过。我告诉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有一次说，寻求知识就像是和一位美妇人角斗一般。如果不是只有我们俩，如果有第三者在场，我真会和奥德伦将军角斗一番的。但是因为只有我们俩，他又是加拿大人，我怕他会认为我个人色彩太丰富了。所以我仅建议他写信给麦肯齐·金，告诉他自己为了寻求知识曾和一妇人角斗，度过了一段多彩的时光。
为了向中国输送医药，史沫特莱也和一些团体进行了接触。她找到了在香港认识的刘瑞衡医生，现在是重庆政府医药供应部在美国分部的负责人。也有人请她向联合对华救济组织的主任们作报告。这是以亨利·卢斯为首，由洛克菲勒支持的组织。13
赛珍珠和她的丈夫、出版家里查德·沃尔什也为史沫特莱敞开大门。这两位妇女具有比他们自己所了解的还要多的共同点：她们并不知道在不同的时期，她们俩都和徐志摩发生过恋情。徐是1937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的，是上海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赛珍珠问史沫特莱，如果自己为她安排的话，史沫特莱是否愿意作几次演讲。史沫特莱马上就接受了。赛珍珠的精力和勇气给她留下了印象。她特别激动的是，有一次赛珍珠演讲时抨击了在中国的某些传教士的种族主义。赛珍珠和沃尔什重新把史沫特莱介绍给一位上海的老熟人，一位知识界里的对手——林语堂。战争改变了林语堂，这一点也给史沫特莱留下了印象。他显得信心足了一些、老练些、极为爱国。她很高兴、惊奇地发现林拼命反对大西洋宪章只适用于白种人国家。14
史沫特莱也为别人作介绍。她在香港认识的英国苏格兰朋友之中，有一位大卫·麦克杜格尔被日本人打伤、俘获，后来逃了出来。1943年12月英国政府派他来华盛顿进行有利于英国殖民政策的宣传。他几次来纽约访史沫特莱，请她去华府看他。史沫特莱于2月在纽约把他介绍给赛珍珠，三人就英国对印度的政策争辩起来。2月7日艾格尼丝写信给艾诺说：
但是当(麦克杜格尔)对我说他认为应该把尼赫鲁监禁起来时，我俩简直要动武了。我告诉他，他是在玷污自己；他是个年轻人，是个自由派，他属于新的世界，不属于旧世界。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自己就拒绝把他交给旧世界；他必须帮助我们去战败殖民主义；他必须帮助我们使尼赫鲁和其它印度国大党人获得自由，而且要停止往这个国家的各处输送印奸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作宣传。赛珍珠、沃尔什和那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姓名不详)全都支持我的观点。我们告诉大卫我们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离开这个国家，把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弄来，……大卫在未遇到赛珍珠前以为她是个“危险分子”。但是一旦遇见她，他和我一样发现她是个可爱的、单纯的、很直截了当的女人，全然不是狡猾、玩弄诡计的人。她是美国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好的人——聪明、有理想、诚实、思想和态度全不复杂，而且是非常、非常地坦率……。
当我在她市里的寓所见到她时，我发现她真的可以成为多么、多么美的人。昨晚我收到赛珍珠一个条子——是就像能使别人的心感到她的可爱那样，也能使我的心感到她可爱的那种条子。谈了很多别的事之外，她写道：“我感到自己现在了解你了——而且我很喜欢你。”她说她和沃尔什先生将于3月24日去听我的“战斗的中国”的演讲。
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于战争而充溢着一种两党制精神。昔日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如今一致认为，由于事实证明日本是个比预想的更厉害得多的敌人，需要有一种国际力量来保持中国国内的统一战线。不管保守派或自由派人士怎么理解斯大林在30年代所进行的清洗，如今德国正采取入侵英国的姿态，极有必要把苏联当做盟友，来反对纳粹德国。当时的气氛反映在1942年11月7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纪念俄国革命周年的集会上。①由于还看不到德国的扩张已到头，到会的二万五千人群里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及共同路人了。演说者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前任美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还有一位代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将军。扩音器向人群播放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从非洲发来的支持我们的苏联盟友的广播讲话。10
史沫特莱很清楚1942年的世界政治局势和1920年不同了。她虽然每个阶段都在抗拒，但是多年来政治上的天真幼稚是在逐渐减退了。对于怎样去认识政治辞令背后的现实，她的视野稳稳当当地越来越开阔了，就像一系列同中心的圆形逐渐扩张开来那样。但在那圆心里，她仍然是原来的她。因此她在1942年还是去找1920年前她交往的那些颇具独立性、有理想、自由派的左翼老朋友。她知道这些人能理解她在政治上的坎坷。首先找的是在节育运动中、在格林尼治村以及在德国和她共事的那些妇女：索伯格·布伦丁、约瑟芬·贝内特、玛丽·克诺布劳赫和艾伦·凯南。1942年史沫特莱的个人和社交生活就是围绕这些妇女展开的。②除了和纽约大学教英语的一位诗人可能有性生活外，她显然不再和别人有什么性的关系了。她已经50岁出头，性方面的要求看来减退了。她在致泰勒的信里轻蔑地谈到性，总把它和友谊与爱情区别开来。她不满意当时描写战争的戏剧和电影，她说从这里简直可以断言除了性生活以外，“资本主义向美国人民再没有提供其它可以为之生存或牺牲的什么东西了”。她批评出版家和电影制片人是在教育青年“爱情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在现实生活里，爱情只不过应当是充实生活而已”。16和在延安时相反，她在那时是向极端清教徒式的生活作斗争；现在她发现自己在美国是向另一种她认为也是极端的——性的放纵——作斗争了。
史沫特莱和老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取笑她过去的爱情生活，弄得她很不安，甚至于感到尴尬。她在给泰勒的信里说：
谈到男人，有个人进城来，颇为浪漫地打电话约我见面。约“在公共图书馆里，咱们以前常见面的那间屋子里”。我记得此人，但想不起在哪儿，在哪间房子里见过他。我同意共进午餐，请他在图书馆前的狮子旁边见面。我们见面了，这些年头生活没有亏待他。但是当他不停地碰我的肩膀，不幸的是我终于记起了我确实不时地在某间房子里见过他。这让我深感憎恶，几乎想侮辱他一番了。我真恨他脚下那块地皮。他不停地、悲哀地说我变得太厉害了。是的，我说，说了三遍，我说一个人每七年总要彻底变一下子的。我真以为这个人是低能儿。他就像一张破旧的留声机唱片那样地说话。有那么一两次我对他说：“你刚才是在重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说过的同样的话。”他答道：“除了重复之外，没什么别的可做了。”以后，这讨厌鬼跑去对一个我认识的人说，他和我曾是旧情人。那人提及这讨厌鬼的名字时对我奇怪的笑了一下，然后问我他说的是否属实。我告诉他可能是。说我那时真是个傻瓜，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过的，但是我发现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厌烦的人了。我那朋友这才收起了笑容。
我在姑娘时期过着的该是怎样令人憎恶的生活啊!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男人，而且可以让我宣称“我和他睡过觉!”但是我只能爬到某个角落里，独自羞愧地去沉思这些事。肖伯纳说得对，性生活是人类感情之中最短暂、最不可靠的了，只有当它和最深沉的友谊、热情联系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1月27日)
1943年1月，在一次支持印度独立的正式宴会上，她为那似曾相识的感情所激动，就连那个主持祝酒的罗杰·鲍德温也是她过去的情人。史沫特莱坐在最主要的上桌，但主要讲话者是赛珍珠，而不是她。她明白其中的道理，还是那个老的、性生活——政治问题。这在她和查托的整个婚姻生活中一直困扰着她。她告诉泰勒：
我坐在致词者那桌，那晚这一桌大约还有十三个人……于是我见到了本市最主要的印度人。他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曾经和一个印度人共同生活过多年的，所以好像把我弄来当做自己人似的!真滑稽，是不?全亚洲都不只是认可妻子，也认可姨太太，即低于妻子的那一类，我就属于这一类。罗杰·鲍德温是宴会的祝酒人，他(正式)穿着宴会服，就像晴天一样地美好。我们在宽敞的宴会厅里站着，重复着那在德国、莫斯科、中国和美国其它各城市到处一样的礼仪。他看见我了，高兴地叫了起来，伸出手臂拥抱、吻我，然后继续和我在一起随便聊这聊那的。最后我们分开了，他把我介绍给他那正警觉注视着的妻子。我告诉她，罗杰和我在各大洲相遇都是这样的，但总是马上分开，谁也不记得谁了，直到再重逢。重逢后又是同样的过程，说声“再见”，就是这样。(1月27日)
第二天晚上，一个为节育运动筹款的宴会请她去，但是在参加了使她伤感地怀念过去的印度人的宴会后，她决定不再参加这次宴会了。虽然她深为自己青年时期有那么多“精力”而感到难为情，但仍然能以调皮的态度面对那些证据。她还是写信给泰勒说：“我在华盛顿遇到一老友，一位瑞士记者，他仍然像以前那么欢快，他请我以后再去华盛顿时，去他的寓所住。但是我笑他，告诉他我已经是一个心理上‘重新修整’过的老小姐了。”(2月27日)
虽然史沫特莱继续以讲脏话和粗俗的故事为乐，她实则认为性生活里潜藏着腐化。1943年她在赞赏一出描写托马斯·杰弗逊的戏时，对泰勒评论道：“连自由主义的戏剧评论家也说这戏缺乏‘色彩和亲切感’，他们是说缺少腐蚀了美国的那种性热情场面。他们不能把心智方面的热情看作是多彩的、亲切而辉煌的。而对我来说，这出戏比我所看到的任何舞台剧都更辉煌、多彩，而且富于启发性。”(1月30日)
史沫特莱正试图重新熟悉她的国家的现状，她发现通过书籍、电影和戏剧来了解不失为一个便利方法。10月，她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当他建议她根据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时，一直都热爱戏剧的史沫特莱对此非常热心，并决定以此作为她的下一个计划。17
但是史沫特莱对于1942—1943年冬天美国的政治气候所下的结论，大都得之于个人接触和朋友们。至于她认为美国可能同意支持中国的统一战线政府，有两个人对她作出这种估计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即沃尔特·贾德)，曾在中国的教会医务界工作；另一人是J·B·鲍威尔，30年代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史沫特莱深信他们的个人品德，相信他们“中国问题老手”的同志式友谊以及共同的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立场能使自己和他们一起有效地工作，去宣传中国的形势。这两人都是受尊敬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而史沫特莱想和他们一起工作却反映了她本身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她看来，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唯一的希望是由美国支持统一战线的政府，而她认为像周以德和鲍威尔这样的老手参与其事，实乃赢得美国国内两党一致支持的关键所在。
11月初瑞典船“格里普绍尔摩”号抵达美国，乘客中有被日本俘虏过的新闻记者，其中就有J·B·鲍威尔。他被日本人残酷地折磨拷问，双脚只剩下脚趾以外的脚板了。史沫特莱常在纽约他的病榻旁边，和他一起在医院里度过了1943年的元旦。她无法排除如果她留在香港也会遭遇同样命运的想法，因为日本人的政治敌人名单里也有她的名字。麦克米伦公司同鲍威尔签订了请他写书的合同。此外，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分别给他送来一万和八千美金。鲍威尔真的感动了。他体重只有109磅，虚弱得无法写作，而这种不能作任何事的状态使他懊丧。史沫特莱的来访对鼓舞他的精神是副良剂，因为她来了总要惹起一场两人都感兴趣的政治争论。③当争论快要离题太远的时候，她就会问：“好啦，还要我给你拿点什么不?”这就是暗示她该走了。18
《中国的战歌》最后一稿于1943年1月4日完成。史沫特莱把它交给了克诺夫出版社她的编辑，后者说可以指望该书在5月出版。和鲍威尔争论在中国成立统一战线政府的可能性使史沫特莱感到很沮丧。现在她预期鲍威尔的书会把她的书“炸出水面”，因为她的书“会被人认为太可以引起争论的了”。19但她继续寻求和鲍威尔之间的共同点。后来那年春天她认为自己找到了。史沫特莱于3月25日叫了部出租汽车，请护士带轮椅去医院接鲍威尔、他的妻子和儿子。汽车送他们到百老汇一家剧院去会史沫特莱、索伯格·布伦丁和刘易斯·甘尼特夫妇。鲍威尔自从1921年以来还没有在美国看过话剧，而史沫特莱认为他会喜欢悉尼·金斯利的《爱国者》这出戏的。剧的主角是托马斯·杰弗逊，剧情中心是写独立宣言、人权法案之起草以及汉弥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斗争。演出以观众起立唱“星条旗”而结束。鲍威尔自己坚持要扶着拐杖站起来。他听见史沫特莱以高昂的调子唱着，忍不住要说句取笑她的话：“我以为你是不会唱这支歌的。”④史沫特莱已经和剧院安排免收鲍威尔一家座位的票钱，还在后台安排了有三明治和酒的私人茶会以示对鲍威尔的英勇精神之敬意。20
整个1943年春季史沫特莱向友人们赞赏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对中国采取的立场，劝他们去读《国会记录》刊出的他的讲话。这两个人现在已互相联系，正如她4月24日写给泰勒信上说的，周以德协助安排她4月20日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这里听众不多，但是有才智、感兴趣、演讲后颇讨论了一番，周以德议员和其它官员参加了讨论。”她接着谈到自己近来其它的活动：“有4小时之久我和军医总监部的人讨论中国军队的医务制度，回家后已于今晨寄出一份详细报告。然后我又花了一个上午和国务院文化署会谈，还参加了两个鸡尾酒会、三次宴请。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群，与人辩论。战略情报局的马格鲁德将军为我举行鸡尾酒会。我由此得知将军们是不读书的。他们生活奢华，在鸡尾酒会上是好主人，有个人风度。但是他们完全与时代不合拍，不处在焦点上。”2l
从初冬以来，史沫特莱和鲍威尔、周以德以及将军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后，她对于工商界和军界里的舆论感到沮丧。1月27日她写信给泰勒说：
鲍威尔先生告诉了我他听到的另外一些严重事实。很多大企业和军事人员认为应该和日本讲和……(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会变成共产党国家，然后和苏联一起“威胁”世界。他们把日本当做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而且说战争开始前，日本是美国最好的顾客。有一点他们忘记了：决定一切的是日本，而如果日本战胜，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行到日本军靴前面去乞求能得到出售一点值不了多少钱的小商品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世界正处在很糟糕的地步。而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国家，不会从将出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前景去思考问题。
几个月来史沫特莱也为蒋介石方面在国会的游说越来越得力而烦恼。2月7日她写信给泰勒说：“(和一位战时新闻处的友人)谈到今日中国的内部情况，是既有兴趣又极沮丧的事。蒋介石夫人仍住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她带来一大堆人，看来这些人全都在致力于把我国替中国内部民主力量说好话的人，从政府和报纸的阵地上撵走。他们这么干是通过亨利·卢斯，《生活》、《时代》和《幸福》杂志的有权势的百万富翁、业主以及救援中国组织的负责人。”
1943年初，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已下结论，说国民党不可能战后在国内逃避掉一场大挑战了。没有几个人能确知其结果。乔治·艾奇逊曾在华20年，是有经验的美国外交家。他在1943年5月的报告里说，中国情况正迅速恶化。赛珍珠写信给埃利诺·罗斯福说：“这是很奇特又令人感兴趣的形势，当然不能持久。我怕战后中国人民马上会骚动起来，至少当人们能足以恢复元气之后就会发动暴乱的。”22
1943年3月22日《时代》杂志刊出一篇目击者的文章，是白修德写1942—1943年河南省的可怕饥荒，可是据他说，刊物没有刊出他以愤怒之笔写的全文。他报道了“救援人员的愚蠢和缺乏效率，地方官员继续向正在挨饿的农民征税，(还有)重庆却温文尔雅，泰然处之，因为官方已经免除了全部的税”。他还提到腐化、投机，说他相信河南农民的忠心已经“被政府的勒索剥得精光”。他当然是指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所有这些指责全没有出现在《时代》那篇报道里，是被惠特克·钱伯斯删去了。他是国际新闻的责任编辑。23他在1952年所著《证人》一书里承认，在那段时期里，他正“写或改写”该杂志国际新闻部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文章。他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思想上的信念：“我把杂志对苏联的政策倒转过来，根据每周的新闻指明苏联并不是朋友，而是正积极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去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敌人。同样地，一周复一周地，我指出中国是了解世界政治的一把钥匙。把中国丢给共产主义就是甘冒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危险。”24钱伯斯其人当然是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
3月25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泰勒，她为了赚取急需的现款，已经和一家演讲公司签订合同：
演讲公司的工作方法是打电话给各机构，请他们派代表……来听演讲者的短小讲话。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匹马被牵出去展览，让可能成为买主的人来上下打量我。也许过些时候我能适应。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从各个俱乐部和其它机构来的代表在那里，每人都忙着写，而各个演讲者正在各显其能。我选了中国战场某个事件，他们好像感兴趣……我告诉那演讲公司的头头，我希望学校、大学严肃的俱乐部、军事训练营地来听我讲，但是这些机构几乎都没有钱。他们只能一天付10元住宿费，而俱乐部则能为每一次演讲付1OO—400元。但是我倒愿意不时去军事营地讲讲。
这时只有《进步》双周刊刊载史沫特莱的文章，即一些书评。她为该刊5月10日那期写了一短小但很尖锐的文章“中国统治阶级的心态”。在这篇书评里，她评论了蒋介石的《蒋介石战时言论集，1941年12月9日—1942年11月17日》和蒋夫人的《我们中国妇女》，史沫特莱警告说，只是为了美国本身的目的而企图去利用别国政府，就可能引起反效果。她指出以为另一方不会玩弄同样的把戏，那只是天真的想法：“从某方面看，就是还要由我们自己去实行真正的民主，实现我们口头说的我们正为之战斗的那些自由。假如我们只是作为一些政治势力的同盟者——其中有的是法西斯分子或半法西斯分子——而去打这场战争，假如我们继续支持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政策，那我们就不能期望中国不为了保护自己而来反对我们，就像我们为本身自私的目的而利用这场战争那样。”
这篇文章进一步阐发了3月29日《进步》双周刊刊出的她第一篇书评的主题，是评论杰克·贝尔登的《与史迪威一起撤退》一书的。贝尔登以史迪威的自白结束全书，自白里说：“日本人把我们从缅甸撵出来，我们被打败了。”贝尔登所目击和报道的，史沫特莱用更直率的话又说了一遍：“缅甸的结局是白种人犯下的帝国主义罪行之不可避免的下场。”贝尔登说缅甸人那么恨白种人，以至于当日本人来到时，缅甸市民把一种古老的、表示反抗的符号文刺在身上，然后持枪射击能找到的任何一个白种人。史沫特莱也注意到“有人”设法阻挡贝尔登的书流传到美国士兵手里，因为该书对蒋介石的部队是持批评态度的。
史沫特莱于1943年早春认识到如果她把对蒋介石的批评升级，那就可能等于经济上的自杀。她试图鼓起勇气。她在3月17日写信给泰勒时，以另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美国人鼓舞自己：
我那天晚上去看了海伦·海斯演的《哈丽雅特》一剧的演出。剧本是用写《汤姆叔叔的小屋》那种笔法写的。它反映了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的生平，以及那本书在内战前以及内战期间引起的骚动。剧本不很连贯，结构不佳，但是全剧充满幽默。我看准我自己是热爱着很多美国人的，因为整个比彻家庭——至少有十二名兄弟姐妹——被描写成为了这个、那个问题而扯尖嗓子争论。有的反对奴隶制度，另一些则支持它，其中一名姐妹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之最早的一名女权运动者……我爱这出戏，没有牛奶加水，只有信念。而最后，我们看到反对奴隶制度的比彻家族成员手持枪械，和渡过俄亥俄河的肯塔基人战斗，后者企图捕捉那些逃亡的奴隶。比彻家族的成员拿起枪来射击，他们把铅熔化了，在自己的厨房里制造子弹。上帝啊，我爱任何一个这样干的人。哈丽雅特那时是个温和派，想逃避现实。她试图阻挡别人去干，所以对着她的父亲高声喊叫起来。这父亲是著名的教士。她想让父亲命令大家停止战斗。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叫道：“要是他们停止战斗，我就统统不认他们了。”
好啦，我把想让《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文章送交我的代理人，但是我们俩都明白，这文章会把《晚邮报》吓死的，文章会退回来。我们俩都肯定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怀抱能在《晚邮报》上看到我这文章的希望。我曾呕心沥血地想把文章的口气软化一下，可是办不到。但是看了杰弗逊和哈丽雅特这些戏，我决心要像他们那样去战斗，去迎接失败，而失败正向我走来。
① 史沫特莱没有参加这次集会，但是她确实参加了类似的较小型集会，因而她重新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马克辛姆·李维诺夫以及他的妻子艾维相聚。她是1934年在莫斯科见到他们的。李维诺夫(1876—1951)是波兰的犹太人，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位创建者。1903年在该党分裂并成立布尔什维克党时，他和列宁站在一起，1917年苏联建国后，李维诺夫于1921—1930年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副人民委员，1930年，成为人民委员。他在1933年与美国谈判承认苏联问题，后来是苏联寻求与英国和法国合作以反对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发言人。1933—1934年间，李维诺夫夫妇曾表示想认识并且帮助在莫斯科的西方人士。和其它苏联官员相比，他们在把理论付诸实践方面是不那么机械的。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认为他们在沟通不同文化之差异方面是很成功的。但奇怪的是在签订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前夕，李维诺夫于1939年5月被撤职了。德国入侵，苏美成为同盟以后，他又复职并于1941年出任驻华盛顿大使。就在这种战争环境下，史沫特莱在纽约见到李维诺夫夫妇，后来在华盛顿又见过一次。1943年年中，当苏美关系再度僵化时，李维诺夫被召回。李维诺夫夫妇回莫斯科后，不再有史沫特莱和苏联官员直接接触的记载，(见斯特朗和凯泽著《在她灵魂深处：安娜·L·斯特朗生平》〔纽约，1983年〕，第205，233—234页；亨利·罗伯兹著《马克辛姆·李维诺夫》载于戈登·克莱格及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编辑的《外交官》〔普林斯顿，1953年〕，第344—377页，史沫特莱与别人的接触，见1943年6月1日她致泰勒的信)。
② 史沫特莱最亲近的朋友是约瑟芬·贝内特，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43年，当时史沫特莱正从苏联回美国去。玛丽·克诺布劳赫一度任《节育评论》编委，虽已守寡，70多岁了，由于从娘家继承了遗产，在纽约过着舒适独立的生活，喜欢在自己的怀俄明公寓住所里招待作家、学者。艾玛·戈德曼的老友艾伦·凯南虽也已70多岁，寡居，却仍在纽约教拉丁语，住在格林尼治村。史沫特莱和他们复交后，常和凯南一起去剧院。(见1942年12月12日史沫特莱致泰勒的信)。
③ 元旦那天，鲍威尔夫人忍不住地向“她丈夫和我(史沫特莱)的友谊是不是柏拉图式的。我试图去想，但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而他又过于有礼貌，不好坚持说是柏拉图式的”(见1943年1月3日致泰勒信)：史沫特莱说自己“记性坏”是为了取得效果——她从来没有和鲍威尔有过恋情。上海的公共租界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马上被日本人占领的；鲍威尔是首批被捕的美国人中之一个。
④ 事实上史沫特莱是真的被《爱国者》感动了，她在1月间已看过一次，2月里她又去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亲自看了杰弗逊的著作。(见1943年2月27日致泰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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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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