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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意气风发 雅都和巡回演讲，1943—1944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到了1943年3月，史沫特莱已明白无法在纽约住下去等待《战歌》的出版了。她想为《读者文摘》那样的出版物写点报酬丰厚的特写文章的梦想也破灭了。她已经用完预支的《战歌》稿费，又不愿再从朱利安·冈泼士、约瑟芬·贝内特以及玛丽·克诺布劳赫这些老朋友那里取得更多的援助。唯一的收入是演讲，以及让《时代》和《新共和》杂志先行刊出《战歌》一书的片断。总之，她又穷困了。作为暂时解决的办法，她接受了以前的大姑子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的主意：免交房租，住在纽约市以北的纽派尔兹的索伯格家农场里，同时作为交换干些农活。 　　史沫特莱一直为自己的根子在农村而骄傲。在中国和加州，只要可能她都干些园子里的活。所以她在纽派尔兹，仍然以她惯有的热诚大干起来了。3月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我是正在大干农活。没有多少时间可干别的了。索伯格每星期要把成千的鸡蛋分等级，包装好——这就像当你一旦学会织毛线就不停手地干那样。”但是很快事情就过分了。6月1日她写信告诉泰勒：“大概两星期前，索伯格忽然认为她干够了农活——她常常是忽然作出决定的——她想去纽约新鲜新鲜了。她就是这么个人——完全不负责任，周期性地。她知道自己走了，我在农场里会接过来干的。她走时说是她母亲要她去，就连声道歉都没有说就走掉了。我当然担过来干了，头都压得抬不起来地干。”因此当索伯格回来后，史沫特莱自己也去纽约，表面上是去军队电台作短波广播：“部队来电话要我去广播……不管怎的，当关键时刻来到时，一名士兵和一名水手把我带到扩音器前面，我们三人就一个个地播音了。在广播前，我教军乐队奏中国军队的进行曲——我的演讲是以军乐队奏这只曲子而结束的。”播音结束后，整个5月的最后一周她都在纽约逗留，住在玛丽·克诺布劳赫那里，看了两场戏，又在格林尼治村看了露天的当代抽象艺术展览。后者使她困惑不解：“我不属于艺术世界，我知道自己仅只是个农业劳动者。” 　　从纽约归来，她巴不得离开纽派尔兹，找个能把全部时间用来进行一项新工作的地方，写一名中国官员在中日战争中面临各种政治抉择的剧本。从老相识和支持者、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那里她得知有个由基金会资助的、颇具有声望的、为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们设立的休养地——雅都，就在纽约州温泉附近。一些被选中的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应邀免费去住，经常是去度夏，一次可住几个月，可在那里工作。考利是董事会成员，劝史沫特莱申请。由于他的推荐，布兰奇·克诺夫也附议，史沫特莱被接纳了。7月初，她高高兴兴地在雅都住下了。一个月后她写信给泰勒： 　　我可以在这里住到8月的第三周，希望能一直住到9月底。这里有说不尽的美……这块领地里有一片大湖，为其上的森林投下来的阴影所遮盖。大厦前面，在一棵高大的挪威云杉的树影里，有一座宏伟的喷水池……大厦的建筑具有一种奇特的混合风格，但其主体和罗马尼亚某皇宫的格调一致。我们每人在大厦里都有一个房间，有些人的卧室还附有工作间。松林里还有很多小木屋，散在各处。有些人占有这些，我就有一间。有一旧谷仓，改装成了工作间了。年轻的黑人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克目前住在这里面。① 　　雅都基金会是1926年美籍挪威人特拉斯克家族建立的，后来特拉斯克夫人的第二个丈夫、慈善家乔治·福斯特·皮博迪继续捐助。负责日常工作的基金会主任是伊丽莎白·埃姆斯。她的妹妹马乔里·皮博迪·韦特是皮博迪认养的女儿。埃姆斯夫人以严格的女总管手腕治理休养地。进行创作的客人们从清晨到下午四点享有绝对的清静。然后就是鸡尾酒、晚餐和谈话。1 　　由于战争，雅都在1943年夏只邀请了很少人。和史沫特莱同时在那里的有卡森·麦卡勒斯、朗斯顿·休斯、艾尔弗雷德·坎托罗维奇、卡波·费伦、丽贝卡·皮茨、保罗·朱克、汉斯·扎尔、伊莎贝拉·豪兰、玛格丽特·沃克、哈罗德·夏皮罗、琼·斯塔福德以及史沫特莱的老朋友、丹麦小说家卡琳·米凯利斯，当时是从被纳粹占领下的祖国逃来的难民。 　　史沫特莱在致泰勒7月26日的信里，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她的新伙伴和新活动。从下面的片断可见她的高昂情绪和雅都的生活风情： 　　黑人诗人和剧作家朗斯顿·休斯也在这里。我们认识已多年，在苏联和中国各见过他一次。他的一出历史题材的大型剧作今冬曾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以二百五十人的演员参加化装演出。这是出反映黑人种族史的露天剧，当然剧中也出现不少白人，是歌唱、表演和舞蹈的混合体。休斯以他的全部才华，是我所见过的美国味最浓的人。他是个骨子里很实际的人，然而又不让你感到他具有无限的吸收、思考一切事物的本能。和他相比，我感到自己心地狭窄，因为只有某些事情能穿透我这坚硬的灵魂。我总是讲准则、原则，我有成见和弱点。而休斯则观看、听取、吸收一切事物。这就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我认为自己对丽贝卡·皮茨比对别人更感兴趣，因为我喜欢她。她正和她自己无法解决的生活中的问题而斗争。我想这就是她为什么开始学哲学的原因——她想为很多看来无法解释的事物去寻求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酒喝得太多了!这里的人真喝得很多。有时他们开酒会。昨夜晚餐前，轮到由我开了个鸡尾酒会，我们喝了马丁尼酒，大家都醉了!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彻底醉醺醺的了!我想这次我那庸俗的本性发作了。这酒会实在是尽情放肆的场合。由于我们白天只吃了一点午饭，酒会是下午五点半举行的，只喝那么一点酒就足以上到耳根了……酒会进行到一半，广播里传来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这使每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对于墨索里尼和新上任的总理，我是拒不让自己那么兴奋的。这里的三个德国难民显得非常之博学起来，异常兴奋。可我看不出由一个流氓取代另一个流氓能有多少意义。其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意大利可能很快垮台，可以充作反对德国、法国和巴尔干诸国(里的纳粹)的基地了。 　　我已开始写一个关于中国的剧本，却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无知极了的!我读了四本论述写剧本技巧的书，是论述正规的、精确的技巧。而我这辈子就没讲过什么精确。总的说来我是个草率的作家，起码在稿件开始阶段时是草率的……如果我这剧本失败了，我至少懂得了写剧本的问题所在，今后看剧时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 　　史沫特莱在雅都和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做朋友了。以前在她20来岁时，年轻的麦卡勒斯曾为她和卡琳·米凯利斯所讲的故事吸引。为麦卡勒斯写传记的人这样写道：“(史沫特莱是)一个老式的革命者，是完全不讲纪律的。她无疑是不适宜于成为美国共产党员的。她对美共完全持否定态度。卡森为……史沫特莱所讲的中国生活经历所吸引，深有所思地听她讲自己的思想。”2 　　1943年夏，埃姆斯总管不止要和战争时期的物资匮乏作斗争，她同时要照顾自己的妹妹。后者在前一年的11月里因中风而瘫痪，精神也常错乱，医生说情况会一直坏下去的。在此情况下，史沫特莱的特性是主动地、不时地帮埃姆斯夫人减轻一点护理的担子。这种支援使两位妇女连结在一起，不久就会证明这种结合对史沫特莱是极有价值的。 　　1943年7月15日，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接到联邦调查局找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电话。索伯格告诉他们史沫特莱正在雅都住，可是她会让史沫特莱给调查局纽约分局打电话的。史沫特莱打了电话，对方安排她8月30日去谈话。调查局要她协助调查卡罗尔·伦特。史沫特莱1941年曾在洛杉矶和这个美国人辩论过几次。那时伦特劝美国商人继续和日本贸易，而联邦调查局现在要研究伦特是否可能和在美国的日本间谍有联系。 　　这样史沫特莱和联邦调查局的首次直接接触并非和她本身的活动有关。该局关于8月30日谈话的官方报告引她的话说，伦特曾主张让日本控制中国。她还可能重复了自己以前对他的公开指责，即说他领取了日本政府的津贴。3 　　夏天史沫特莱从加州的朋友处得知泰勒一家的消息。一个时期以来她一直劝他们从那偏远的奥加衣搬出来以扩大生活经验；特别是她一直敦促艾诺写书，或找个工作，做什么都行，“别只是当个家庭妇女”。现在艾诺写信告诉她，自己和家人已搬到洛杉矶地区度夏了。约翰已在银行找到工作，她自己则在一家为战争生产的工厂工作。当艾诺在信里说和她同事的女工对加入工会不感兴趣时，史沫特莱愤怒地回信说： 　　我觉得真奇怪，女王们竟然恨工会。如果没有工会，她们就只能赚得一条狗都赚得到的工资。如果她们生活的不错，那是因为曾有那么多的工会人员的战斗，受了几十年的苦才成为现实的。你那里的女工应该去看看德国工人，或者是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能有任何类型的独立工会的。在中国一般来说根本没有工会。每天工作总是长达约十六小时。1925—1927年间，当革命给工人带来成立工会的权利时，曾有一个短时期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有几个强大的工会获得了八小时工作的权利。反动力量摧毁工会后……又恢复老样子，工人们只能赚取刚够生活、还能继续为雇主活下去并为其工作的那么一点工资。女工们该死的脑瓜里该多长几根弦。我怕她们只想工作到战争结束而已，所以不管以后的工人们该怎么工作。反正她们自己不会遭殃。家庭生活的圈子造成她们心地狭窄。她们该变变样，读读劳工史，学到点什么吧。(8月6日) 　　《中国的战歌》9月初终于在纽约市的书店里出现了。②正式出版那天，当地电台两次播放访问史沫特莱的节目。玛丽·克诺布劳赫为她举行小型宴会。《纽约时报》、《论坛报》、《新闻周刊》最初的书评都是极为肯定的。4史沫特莱高兴极了。全国各报很快都在赞扬这本书。至9月底，主要的文学、政治刊物，如《纽约人》、《星期六文学评论》、《基督教纪录报》、《民族》、《新共和》月刊也都重复着赞扬。5史沫特莱奇怪的是，从政治论坛的右翼如弗雷达·厄特利和《纽约邮报》一直到左翼刊物《新群众》的专栏作家弗雷德里克·弗尔德，所发表的评论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可是弗尔德批评了史沫特莱对苏联妇女地位及苏德1934年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提出的疑问：“此书另一项令人不满意的是史沫特莱女士易于在政治问题上闹愚蠢的笑话。可以认为她是在写自己不了解的外国事物时才如此。比如说苏联妇女的地位(她因为妇女不在红场的纪念典礼上发表讲话而不安)，或者是1941年6月以前的美共政策(这对她来说是不可理解、也是该受谴责的)。”6 　　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关于妇女问题的议论在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方居然引起热烈争论：就是在由于日本占领上海因而暂时在纽约不定期出版的《大美晚报》上。争论由格雷斯·库克所写的书评开始。她是30年代初史沫特莱在上海的老朋友。她们初遇时，库克已于1928年生下了女儿辛西娅，正苦于要把新闻工作和做母亲的职责结合起来。③10月里她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书评说，史沫特莱对“微不足道的妻子们”“透骨的轻蔑”深深地刺伤了她。虽然她承认史沫特莱即使看来把已婚的妇女做为一个阶级来予以轻视，她还能“温和”对待个别的为妻者，库克接下去就对拒不承认传统的母性观念之任何“社会意识”的价值观提出挑战： 　　我不是在贬低艾格尼丝的书。也许，我是在提醒她不要贬低我的职责。但是我实际想着的是我的女儿。她和我都认识了不少我们这个时代漫游四方的记者。从为追求兴奋的公开享乐主义者到像艾格尼丝这样真诚为信仰而奋斗的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是能很好照顾家庭的。1937年有位中间人士被上海的战争所激励，他对我说：“我什么都能忍受，唯独不能忍受单调。” 　　这话让一个15岁的孩子和她那曾为报纸写作的母亲听起来颇为奇妙，但是我们俩都清楚这话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公式、维他命、学校课程表、出麻疹是毫不相干的。也许，艾格尼丝，被你所轻视的一些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妇女(不管怎么说，她们还是来听你讲话的)比你所知道的要努力得多的在教孩子们去适应某种社会意识。 　　我该对辛西娅说些什么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是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了什么活动方案?你憎恶自己儿时没受到成人照顾；你对孩子们抱有很深的温情。该让国家抚育他们吗?即使那样也会有类似你“从来没有予以赞同”的性关系问题的。我们该用什么来取代婚姻以繁衍世界人口呢?或者说用不着呢?如果用不着，何必费事来拯救世界呢? 　　艾格尼丝，自从你在我们的花园里给辛西娅照相，十年已经过去了。她如今已15岁，她认为你了不起，她需要了解你关于这一切的看法?7 　　即使库克使用了个人之间谈话的方式和语气，她实际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对于现在的以及1943年的女权运动者都是同样的重要。史沫特莱理解这一点，并在10月29日的《大美晚报》上给予严肃答复。她说应该把婚姻和母性区别开来：前者是由各种法律人为地制约着的关系，而后者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 　　孩子——所有的孩子——应当看做是受全社会监护的。我们有政府制订的保护野生动物和农业牲口的法律……我的信念是孩子至少是和猪、牛具有同等价值的。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是否配有孩子，或者说，有了孩子，他们是不是配把孩子带大的。有很多人的头脑是在儿时就被无知、自私的父母引导坏了的…… 　　格雷斯认为一种不能使社会生存下去的社会意识是成问题的，很对。但是让不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类得以生存，也是成问题的——就看这当前的战争吧，想一想缺乏社会意识的男人和妇女，在未来的战争中去屠杀每个新一代的人们…… 　　是的，我确实是带着偏见的眼光去看待在华的大多数外国人士的妻子。我有很多理由……上海的工厂尽是为人之妻和为人之母的妇女，她们和孩子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而有钱的人没有为之发出抗议的呼声。当这些华人的母亲、妻子和她们的孩子走出工厂去罢工，警察就枪杀或殴打她们。也不见有钱人抗议，不管是白种或是有色人种的。神圣的母性在哪里? 　　当她们的丈夫向日本出售废铁和汽油去屠杀中国人的时候，美国母亲和妻子的呼声在哪里?自私的母性对我很少有用；我要一直到死坚持认为做妻子和母亲的应当负起公民的全部责任，不再当“简单的人”而把世界事务交给那些全然是掠夺成性、贪得无厌的人…… 　　从中国回来后，我已遇到无数妇女——还有男孩子、女孩子——他们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他们怕未来，怕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里，有很多士兵刚开始享受他们从未享受过的每天正规的三顿饭、体面的服装和医疗、治牙的保证。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到战争和死亡里去找庇护呢? 　　格雷斯，你可能争辩说这些都和妻子与母亲们无关。但实际是有关系的，因为这和社会思想、孩子以及对孩子的照管都有关系…… 　　只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不够的。即使只照顾自己的种族也是不够的。我们的社会意识应当拥抱全世界，应该创造一个能眷顾全人类的社会。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找到与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因为我们这些具有特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实非上帝的选民。 　　格雷斯，你带着讽刺说为人之妻的不可能像我那样把孩子扔下，自己跑到八路军那里去……军队里有很多已婚妇女，在战火地带里我见到无数的妻子和母亲，她们在尽母亲的职责时，也是在打破妨碍女性本身发展的镣铐……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会)有一天克尽母性职责被认为是值得保护的工作——但总的说来，那也只不过是公民义务里的一项工作而已。 　　到了9月8日，史沫特莱已经离开纽约的活动漩涡而退居雅都，作短期的休息，以便为了生活而在月底作首次旅行演说。她告诉泰勒说“很怕作这种演说”。8但是她已经开始从政治上去利用《战歌》的成功所带来的好处。在9月6日致《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的长信里，她攻击英国的殖民主义，攻击把菲利浦·蒙巴顿勋爵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她争辩道，东南亚的反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蒙巴顿——她管他叫花花公子——是绝对不会有效的。她援引缅甸陷落的例子为证，说日本就成功地利用了反对白种人的情绪。她无疑是带着尖刻的嘲弄认定哪怕任命蒋介石也比任命蒙巴顿明智得多。 　　那可怕的巡回演说10月间在附近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开始了，是一项增强信心的成功演说。大学的校报《斯基德莫尔新闻》报道说：“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她比一场富刺激性的电影还要令人感到震颤；比本地出产的沃顿啤酒还要令人陶醉。”9之后，她在纽约市以北和新英格兰一带几所较小的大学演说，于月底结束了巡回。在波士顿和纽约市作了引人注目的演讲，并且在电台上露了面。10 　　报纸形容史沫特莱“狠楱”“拼命地揍”，她描写战争比大多数听众，特别是女听众所常听到的更形象化。她着重描写了中国人在与力量悬殊的日本人面前作出了如何英勇的牺牲。她要求听众去检验美国的对华政策里是否有种族主义。她说中国人是为摆脱所有的外国控制而战，并非只摆脱日本的控制。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念的中国人全感觉到，由于和盟国一起为反法西斯而战斗，他们已赢得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因此他们希望战后所有的强国都放弃他们的在华特权，使这个国家真正恢复主权。 　　史沫特莱在雅都度过了11月。12月初她又去巡回演说。这次要在半年内作三次巡回。在纽约市首次露面后，她去南部的乔治亚，以后向西乘长途汽车和火车以之字形路线去安尼斯顿、诺克斯维尔和杰克逊维尔。她从密西西比前去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娜州各小城镇，然后越得克萨斯州去休斯顿，最后第一次巡回于12月27日在得克萨斯州乔治镇的西南大学告终。11 　　在雅都度过圣诞节后，第二次巡回开始了，旅行范围小多了。她于1944年1月从费城到波士顿，回雅都前先于2月底往北遛到加拿大，马上再于3月底往南去路易斯安娜作一次长途旅行。从新奥尔良她去芝加哥，直到5月中才回到纽约曼哈顿的玛丽·克诺布劳赫的公寓住所。在此之前，她去过俄亥俄的克利夫兰和纽约州西部的很多较小的大学。在波士顿和纽约又露了几次面后，她最后于6月中旬重返雅都，住了下来。她写信给泰勒：“好啦，搞完了那该死的巡回演说，再也不想演讲了。我的代理人想跟我干仗，因为我告诉她明年我只能在3月演讲，别的时间都不行；我要写作了。她说为了我，她是怎样地与人战斗、受苦、流血。但是其实是我在战斗、受苦、流血。而且我发现我所说的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不过是场娱乐而已。所以我想写完那剧本，开始写另一本书，朱德将军传。他是你最喜欢的人了。”(6月11日)12 　　虽然史沫特莱筋疲力尽，几乎要垮了，可是精神很旺盛。在各种不同的美国生活主流里的听众面前，她已证明是个受欢迎、效果好的演说家了。她对未来寄予信心。听过演讲的，举例来说有外交关系委员会、各种教派、妇女俱乐部、大学生以及军事训练单位等。即使有人恶意地提问，看来她很多情况下仍然以此为乐，正如她对泰勒夫妇说的：“心爱的，我是一名好演说家。我想我当演说家比当作家要好多了。但确实把我弄得累极了……每次演说前，我总是用功、很担心，想尽最大努力。我知道每场听众里都有反对者，但是从智慧角度看，我喜欢听反对意见，因为可以刺激头脑，让你警觉起来。”(2月4日) 　　确实，不管在哪，听众里总有人怀疑她的动机和背景。比如在芝加哥的帕尔默厅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说后，就有人直接问她是否在西安事变时，曾帮助“在华北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帝国”，1937年美国报纸就是那么说的。她回答时阐述了西安事变的形势，说她所做的不过是在几次无线电广播里，报道了蒋介石的对立面的观点，以及劫持者的动机。13 　　史沫特莱把自己的信念通过演说带给听众。在北方，她可以强调带种族偏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危险性，这使企业利益超过道德方面的考虑；她还可以说她认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摊牌不可避免，而她认为比较起来，共产党更民主些。但是在南方，她就避免谴责种族主义，避免赞扬中国共产党，而是强调继续支持中国人的重要性：“我们的命运，是和中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中国是我们在亚洲活动的主要基地。如果中国垮了，那也就是美国的灾难。”她常以强烈呼吁捐助中国的医疗事业来结束演说，启发听众去表现出像中国人民抵抗日本那样大的决心。14 　　史沫特莱在南方公开场合里虽然修改讲词，也注意自己的行动，但她私下里对当地所见是愤慨的。1943年12月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黑人在南方受到的待遇让我深感羞愧，受到侮辱，我血管里的血都冰凉了。乘公共汽车时，大雨倾盆，司机命令十一二名黑人往后退，好让两位漂亮的白人妇女先上车。两人上车了，然后司机看出了她们血管里有黑人的血——也许她们的头发表明了这一点。司机拍着大腿，笑着对白人乘客大喊：“那是不是笑话呀!我以为她们是白的，而她们是黑鬼。”那两名妇女和所有有色人种乘客都气得愣住了，我也气愣了。有几个白人乘客听此“笑话”笑将起来……我看见一个北方白人士兵让一名黑人士兵挨着自己坐下来，后者坐了。然后司机刹住汽车，说话了：“黑鬼，站起来!”那黑人士兵站了起来。白人士兵说：“啊，真见鬼!”也站了起来。可是如果那白人士兵没穿军服的话，我不知道事情会弄成怎么个样子。 　　我要说，当我听见那些话的时候，我应当站起来去杀死那司机。但当时我坐在那里吓呆了，坐在那里像是一名人类的叛徒。我不停地想，耶稣会怎么做，我知道他也许就任自己被人杀死。我不行。我什么也没干，是有很多理由的：因为白人警告过我十次以上，万一我有什么行动的话，还是黑人要遭罪。假如发生了最不相干的小事，整个南方就会窃窃私语的。在一个乔治亚州的镇上，黑人区有人打架了。气氛紧张得打架刚开始，火车头就嘟嘟地叫起来了，警报器就像是空袭来临似的响起来了，警车和摩托车在街道上怒吼，我听见了枪声。街道上的一次打架就惹起了如此紧张的深夜警报…… 　　我在那个镇上的一所黑人大学里演讲，一位白人妇女留我住宿。她谈到这所学校时说：“这里的黑人都挺好，一点也不闹事，行为端正。”她的意思是黑人一般地是要“闹事”的，而且行为“不端正”。 　　史沫特莱的沉默没有持续多久。从头一次南方旅行回来后，她马上为路易斯安娜州的一个妇女个人发起的活动寄去书籍。那妇女想为“有色人种”开办图书馆。史沫特莱和纽约、洛杉矶的图书馆界朋友们联系，也开始向报刊发出呼吁。但实质上不仅是呼吁，是直接向南方的种族主义攻击了。全国很多黑人报纸都刊出了这些攻击。火气最盛的一篇刊登在《洛杉矶论坛报》上，标题是：“白人作家对于南方偏见的义愤。”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把人当作狗来对待，而又期待他们具有人的行为。”15 　　饶有兴味的是，显然是史沫特莱公开攻击南方的种族主义，而不是她关于中国的论断引起了联邦调查局首次对她的活动进行调查。1944年8月底，乔治亚州的众议院议员约翰·S·古布森把自己对于史沫特莱最近活动持有的异议放进“众议院纪录”里了。由于非美活动委员会1938年的报告提到过史沫特莱(该委员会也因其主席马丁·戴斯的名字而称为戴斯委员会)，吉布森把史沫特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建议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其中，他这样说：“(以前)我提请众议院注意有那么一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于南方进行了丑恶的攻击……她是好几本表现共产党光荣和伟大事业的书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该书以炫耀的语言描写红军怎样在革命中和非白种人一起去打败白种人。她描写了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16联邦调查局马上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1944年9月，调查局交任务给雅都总管伊丽莎白·埃姆斯的秘书，要她追踪史沫特莱的活动，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莱所打的各种演讲笔记或通信的副本。调查是由奥尔巴尼分局进行的，看来开始时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很少考虑这案件，明显地主要是为了准备应付国会在史沫特莱问题上的提问。17 　　1944年夏天的雅都比前一年史沫特莱初去时安静多了，大厦关闭了，只有很少几个客人住宿。除史沫特莱外，只有卡森·麦卡勒斯、海伦·尤斯蒂斯和杰拉德·欧立克。伴随欧立克的有他的妻子索菲娅及一女婴。客人们和埃姆斯主任以及她的妹妹、看房人和厨师一样，全住在园中的小房子里，在一间重新装修过的车房里吃饭。18附近住有一位雅都以前的客人凯塞琳·安·波特，史沫特莱对她特别感兴趣。④两人交上朋友的一个原因是，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艾利森是她们的共同朋友。她们还发现她们在差不多的时候都在格林尼治村住过。那个“时期”对于她们早期的工作是有影响的。 　　原籍得克萨斯州的波特于1919年从西部搬入格林尼治村，和那里的几个曾帮助、照顾过史沫特莱的妇女有来往。波特是有抱负的新闻记者，其政治观点和史沫特莱相似。萨柯—范齐蒂无政府主义者案件在以后的七年里来回地缠住她的精力。除写新闻外，她最初的文学著作是儿童故事，具有很浓的争取女权的味道。就像史沫特莱被吸引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去那样，很多同样的原因也使波特为1919年住在纽约的墨西哥革命者和艺术家们所吸引。1920年她去墨西哥市，在《墨西哥》杂志工作。她在20年代里穿梭于格林尼治村和墨西哥之间。 　　就在墨西哥，波特遇到索伯格·布伦丁，当时波特是《先驱报》记者。索伯格的第一个丈夫罗伯特·哈伯曼，当时是药剂师、教师。但是他也替尤卡坦省的社会党众议员菲立普·波多·卡利罗私运枪支给农民。索伯格拥有格林尼治村的一所房子，波特在那里的房子的一套公寓里一直住到1929年。波特于1977年说，她在雅都认识史沫特莱后，她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持有一致看法，主要就是因为她们的早期生活有这些相同的地方。19 　　史沫特莱在雅都还接见了中国来访者，征求他们对她正写的剧本的意见。赛珍珠向她介绍了年轻女演员王莹，王就成了史沫特莱的主要顾问。王的经历使她想起了在延安认识的像吴光伟那样的戏剧界朋友和新四军的游击队剧团。她发现要使笔下的人物和场景有真实感，她需要更多的文化素养。两个已婚中国知识分子怎样互相表达爱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能被一名外国妇女所吸引?如果他任自己被吸引住，关系发展下去，他能抱希望么?他怕的又是什么呢?史沫特莱请王莹去和她的男性同伴、她未来的丈夫谢和赓讨论这些问题。王莹在几封很详细的信里认真作了答复。史沫特莱在构思时，决定停下笔来，待她的合作者、剧作家伦纳德·埃利希从美军通讯队退役后再继续写。20 　　史沫特莱在6月致艾诺·泰勒的两封信里描述了自己的活动。她已着手写朱德传，颇为费劲。她说：“我正在写这本新书，结果和往常一样，又希望自己不如未出生于人世为好。首先我连自己要写的是哪一类书都不清楚。我知道我将采用的那些材料，也正在写，就是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式写。至此为止，已写出来的使我感到痛苦。作家们总是感到要写的东西很棘手——一个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作家，是大家应谨防的人。”(6月12日)她还和往常一样，总惦念着园艺和农事。“雨水过多的春天——农民连土豆都收不上来了——烂在地里——对草有利。但是你不能去吃草。”(6月13日)她请艾诺在炎夏每月给伊丽莎白·埃姆斯寄一箱加利福尼亚柠檬。因为在萨拉托加温泉地很难买到。她也读了不少书，说自己仍爱读乔瑟的作品。她推荐伊格那乔·西洛内的《面包与酒》：“西洛内把人的灵魂带进当前时代炼狱的各个阶段里去，他的成果比但丁的《神曲》是无比地丰富多了。我想很多学者们会抗议的。让他们抗议吧!我就是不喜欢但丁，尽管他描述了那些想法和迷信，也在作品里反映了文艺复兴早期的政治迫害，但是西洛内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更多。”(6月12日) 　　夏天史沫特莱唯一离开雅都的时候是7月底去纽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圆桌辩论会。有三名大学教授和两位国民党政府的辩护士参加。她告诉泰勒在回程中，她在纽派尔兹停下车去看了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拔了一星期的草”，使自己背疼发作了。21 　　8月里，史沫特莱在给泰勒的信里谈到另一个新朋友卡罗兰·斯莱德，是位小说家和社会工作者。她的丈夫是当时雅都公司的主席：“卡罗兰·斯莱德夫人写过不少关于女孩子生活的小说(她是有20年资历的社会工作者)。她对我讲了不少女孩子的事，真令人沮丧。很多、很多贫穷的女孩子在中产阶级家庭当佣工，不是被诱奸，就是遭主人强奸，从此走上‘犯罪’的歧途。这些女孩子不仅往往来自酗酒的家庭，而且干脆‘就是’来自经济萧条时期衰败、破产了的家庭。卡罗兰·斯莱德和我一直在争辩犯罪的起源，如何消灭之等等。”(8月15日)整个夏季，直到进入秋天，史沫特莱把斯莱德和波特都拉来和自己一起进行为中国筹款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联合对华救济组织的援华理事会组织的，8月里她还写信告诉泰勒，她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的广播剧“太平洋的故事”的意见。此剧剧本是好莱坞根据《中国的战歌》一书写的：“妙得很，美国人必须塞进去一个‘斯科特’先生——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去和游击队一起行军。事实是没有哪个美国男人敢于持枪和游击队一起行军、一起生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出广播剧异常地好。”(8月9日) 　　总之，1944年夏季对于史沫特莱是个少见的多产和高兴的时期，由于《中国的战歌》一书的成功和巡回演讲，正是她意气风发的时候。在雅都，她交上了伊丽莎白·埃姆斯这个重要朋友，获得了安全。正如7月21日她写信告诉泰勒的那样：“雅都是可以工作、写作的极好的地方，而我是这么该死的穷，所以对我说来，这是我生命之所系了。除此之外，我有一个伊丽莎白·埃姆斯那样的好朋友，她管理这地方，这是能给我以和平、安宁的可贵的收获，这应当使我得以进行写作了。” 　　① 玛格丽特·沃克以其小说《五十周年纪念》(波士顿，1966)著称。她在1986年一次电话采访里说，记得史沫特莱当时尽力让她感到在雅都是安适、受人重视的。她是第一个应邀去那里的黑人妇女。在那年夏天一小群居留者中间，她感到从南方来的白人女作家有意避开她。 　　② 《中国的战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典的报告文学，当前(1986年)仍重印发行。此书也是研究1941年以前的中日战争的重要资料。由于该书是自传式体裁，本书前几章曾屡次引用其内容。本书的作者对该书所作摘要，以及从历史角度对其内容的评价，请看上文，特别是本书第十四章。 　　③ 格雷斯·柯克嫁给了弗兰克·格拉斯。格拉斯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史沫特莱责备他把哈罗得·伊萨克斯引上歧途，并导致《中国论坛》的终结。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前，他们离沪赴美。(访问柯克和格拉斯。) 　　④ 波特(1890—1980)于1940年住在雅都的时候，爱上了纽约以北的农村，买了雅都附近的一所农舍。(见琼·吉芙纳著《凯塞琳·安·波特：生平》〔纽约，1982〕)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