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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朋友变成敌人 辩论对华政策，1944—1945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把“醋乔”(意为尖刻的乔)史迪威将军召回，史沫特莱在雅都的宁静生活也就结束了。史迪威是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美军统帅，也是史沫特莱1938年在汉口认识他以来的朋友。这不寻常的召回将会很快把史沫特莱卷进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风暴中去。 　　1944年的夏天，太平洋战争还远未结束，缅甸的日本军队正在仰光以北挺进；日本正在中国发动一场主要攻势，而且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陆地上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日本采取这项新攻势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停止驻在华南基地上的“飞虎队”的剧烈空战。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自1942年以来一直在这一带作战。到了1944年9月，日本人已经威胁着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基地，这就迫使中、缅、印战场统帅史迪威下令摧毁基地并进行撤退。 　　日本进军的成功也在史迪威和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之间插进了一个政治上的楔子。蒋深信以为只要坐等美国人打败日本就行了；史迪威则责怪蒋导致缅甸战场的失利。史迪威和《时代》杂志的白修德以及许多其它观察家都认为，蒋的重庆政府在领导无能、腐化、通货膨胀和秘密警察杀人的汪洋大海里，摇摇欲坠。还有，蒋拒绝了史迪威的一项紧急要求，即要求蒋把他那20万精兵从封锁共产党的西北调到西南前线来。蒋回答说史迪威可以从缅甸把英、美军队调上来援救桂林。1 　　到夏季结束时，史迪威对于蒋介石在战争方面“失误”的不耐烦已达到沸点。和罗斯福通话时，史迪威坚持必须给他直接统帅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都一样。他还敦促美国考虑不支持蒋介石而以另外一个人来作为中国政府首脑。他私下里把蒋介石叫做“花生”。史迪威认为如果平等地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他就能加强华北的作战努力。曾有一短暂的时候史迪威受到鼓舞，因为蒋勉强同意让美军观察家们的“狄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的外号——译注)去访问共产党的首都延安。①但是后来蒋又强硬起来。到了9月，当不得不放弃桂林的时候，史迪威和蒋已深深陷在权力之争里了。9月28日，蒋作了绝望的挣扎，给罗斯福发出一封最后通牒电报：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就要辞掉大元帅和中国总统(政府首脑的职务)。 　　日本1944年夏的攻势也使华盛顿的两党多数一致的外交政策破裂了。就在对华政策和是否支持蒋介石的辩论更趋火热时，新闻和军界里的“中国问题老手”内部的意见也明显分歧了。这些人之中有不少是史沫特莱的朋友，至1944年10月底，当罗斯福最终决定撤销史迪威的中缅印战场统帅职务，另派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去蒋方时，事情也就达到了顶点。赫尔利从思想上是更同情国民党政府的。 　　回过头来看当年罗斯福的动机，实在是明显不过的了。当时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给共和党人——特别是像亨利·卢斯那样有权势的舆论制造者——以攻击他的机会，说他在支持蒋政府的问题上动摇。他也关注另一种可能性，即蒋政府如果垮台，中国的力量由于内战而消耗殆尽，则战后会出现权力的真空。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能在远东保持战后稳定的局面，他要中国在即将于次年在旧金山成立的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起一个大国的作用。因此罗斯福感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违背白宫内外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把史迪威撤职，并另派能和蒋介石较好合作的新代表到重庆去。同时，他也敦促他的新大使赫尔利尽他一切的力量去防止中国发生内战，请他积极促进联合政府的建议，让共产党人起第二位的作用。2 　　即使有关选举的新闻遮蔽了史迪威的被撤职，新闻界的反应仍很强烈，而且明显地分化了。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像《纽约镜报》那样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报纸赞扬罗斯福的决定；《纽约时报》、《新共和》和《下午报》公开谴责之。最有趣的反应来自《时代》杂志。该刊11月13日的头篇文章第一部分引用其重庆记者站负责人白修德的来电，是亲史迪威、批评蒋介石的。但是文章中部的语气突然转变：赞扬蒋介石，欢迎史迪威被撤职的决定。这是《时代》的国际新闻主编惠特克·钱伯斯的手法。《时代》的出版者亨利·卢斯当然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因此当他的重庆站负责人大声抗议总社增添了互相矛盾的内容时，卢斯支持钱伯斯，最终迫使白修德辞职了。3 　　这些事件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新的冷战气氛中发生的。欧洲的战争快结束了，苏联开始被看做是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其傀儡。因此必须支持蒋，作为阻止共产主义在欧亚两洲传播的一种努力。这就是钱伯斯和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一些老朋友，主要是鲍威尔和周以德等人的推理。史沫特莱从中国回到家乡是决心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不带偏见。但是在蒋介石和共产党统治区内，她都生活过，她相信中国的穷人在共产觉的统治下会比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得好一些。她拒绝放弃这种信念：即从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锻炼出来的共产党是会对莫斯科保持独立的。她根据自己在印度和中国从事运动的经验，知道民族主义是有力量的。她也拒不接受共产主义和民主势不两立的观点。 　　史迪威撤职前，史沫特莱就因为在汉口时的朋友弗雷达·厄特利和在香港的朋友项美丽持反共立场而感到不安，觉得个人感情受到损伤。项在1944年春出版的《我看中国》一书里攻击了史沫特莱。由于项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蒋介石夫人传记的作者，她的政治立场并不令史沫特莱吃惊。使她吃惊的是项竟然把她当作人身攻击的靶子。项认为一般的美国人是“满脑子胡说”，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游击队员是中国唯一在打仗的士兵”。项争辩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埃文斯·卡尔森是这种错误观念的“传播者”。“我不是要打击你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卡尔森将军(原文如此)，以及其它的人；我只是试图消除一些你们对你们的朋友不经心地施加的伤害。”史沫特莱私下同意卡尔森的反应，说项这本书是一次“流产”。4 　　和弗雷达·厄特利的失和更使史沫特莱伤心，而这又和卡尔森有关。厄特利在她的《作战的中国》(1939)一书里，曾以第一个现场观察者的身份首先在出版物里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农村改革者。但是近来她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而且尖锐得令卡尔森和史沫特莱不由得怀疑她是否接受了国民党津贴甘心为他们作政治宣传。5 　　卡尔森利用他在华北观察到的游击队战术，训练出了一营最优秀的海军陆战队人员。从此，他一直在军界颇有影响。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在瓜达尔卡纳岛他的突击营赢得美军在南太平洋击败日本的首次胜利，只牺牲了16名人员，却摧毁了日本的军事设施，杀死800多名日军。但是他的上司却坦率对他说，他们怕他那些非正统的想法和战术。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升任突击团执行长官，取消了他直接指挥自己的突击营的权力。他继续在军内为改变陈规而斗争，支持像编写《论黑人在战争中的贡献》的小册子那样的工作。6至1944年，他关于中国的言论所引起的争论足以使卢斯和赫斯特系的出版物对他加以谴责了。他是美国在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主要的战略制定者之一，他的手臂就是那时当他试图把一名伤员从火线上撤下来的时候受的重伤(因为受伤，他将被迫于1945年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他回到美国时怀有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参议员的想法)。7 　　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受到来自右翼的蒋介石的支持者的批评，同时，史沫特莱又受到左翼她那些老朋友们的批评，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但是大多数这一类的批评当时仍属私下的议论。到了1944年9月，当华府关于史迪威的争论开始热烈起来时，史沫特莱就放下了联合政府的立场，而公开作出反响，更尖锐地攻击蒋介石政府。9月18日她写信告知泰勒： 　　上次写信后，我去伍德斯托克演讲，很有趣。那是个艺术家聚居地，约有一百八十位作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戏剧界人士住在连绵的山里。他们的房子就像我在奥加衣那样的小屋。他们春天来这里，直住到冬天的寒气把他们赶回去。但是由于散居在山上和山谷里，必须有车才能走动。我是哈罗德·鲁格博士的客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是位很有意思的人。和我一起的有位年轻的中国军官(国民党的)，是我在中国时的老朋友。我们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鲁格博士在星期六晚上安排了私人社交活动(我是星期日晚上演讲)。他邀请了十五个客人，但是却来了四十五人。他们全自带饭盒，吃野餐。我们坐在他那美丽的像是高原一样的草地上，可以俯瞰下面的山谷和远山。天黑下来了，我们进屋去，好几名音乐家奏起乐来……之后，我的中国朋友和我坐在中间，朋友们则团团围住我们，我们答复他们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情况。我替这位中国朋友担心，因为他不幸有个习惯，总要讲出那严酷的真实情况(关于反动的中国政府的)。有一次我插嘴了，我请听众记住如果他们对外重复一句他的话，他就可能被捕，送回中国去。我特别害怕是因为肖特威尔夫人及其女儿在场。肖特威尔教授是历史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是美国国务院的顾问，和中国官员们接触很密。所以我是针对肖特威尔夫人作上述请求的。所幸那个周末她的丈夫在华盛顿。大家都答应不往外说，可我还是有点忧心忡忡…… 　　肖特威尔教授曾想阻挡我公开说反对中国政府独裁的话，他说这是因为咱们的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他和一位有钱的太太原来安排我在市政厅(在伍德斯托克)讲话，当我拒绝让肖特威尔或国务院剥夺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时，他们愤怒了。我拒绝(接受)肖特威尔教授的邀请，没去伍德斯托克。然后有几位作家(鲁格博士)请我去他们召集的这个会，任我说什么都行。所以我去了。令肖特威尔一家人和那有钱太太吃惊的是，我带了一名穿制服的(中国)军官，而他对蒋政府的批评比我还激烈。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散会后，肖特威尔夫人想让我和那军官相信，他们是绝对信仰言论、出版、聚会等自由的。我默默无声地听她说，让她感觉于心不安。连那位阔太太也来参加我这会了，会后走过来面带愁容地和我握手。我庆贺她来参加的勇气，她不安起来，问我要不要她帮助收拾展品——我们在会场展出了图片。我对她说不必了，因为那位中国军官会把图片取下来，他负责这些图片。 　　假如还有一伙人极为熟悉史沫特莱的政治观点的话，那就是《新共和》和《民族》的出版者和主编了。在她参加“自由印度之友”活动时，就和这两家杂志建立了工作关系。它们的宗旨是代表独立、自由主义观点，也包括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两家都刊登过她在德国早期写的文章。这些年来，主编们已熟知她那独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也常见她顶住美国共产党，拒绝成为任何人的工具。他们观察到她批评印度民族主义者个人对待妇女的“封建”态度，尽管她明知他们会把这看做背叛。就这样，当1941年她回到美国，敌视苏联在亚洲的政策，批评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同时仍坚信中国共产党比蒋的国民党政府能带来更多民主希望时，这两家杂志的主编认真看待她的观点。由于她了解中国的军事形势，卡尔森和斯诺公开持有和她同样的观点，而史迪威和一些美国外交家们则私下里也这么看，她的主编接受了她的美军在中国还有一场既长又艰苦的战争要打，应该支持一个能给予美军最大支持的中国同盟者，才于美国有利的这样的看法。而很多美国观察家认为，共产党游击队更能有效打击日本。由于蒋尚未在中国实现民主，只不过把它作为对将来的许诺，很多人怀疑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那里诡谲地摆布美国人。那些急匆匆鼓吹只支持蒋的大量书和文章反倒证实了观察家们的怀疑。 　　更早些时候，在为1943年11月3日的《民族》杂志所写的书评里，史沫特莱对蒋介石夫人发火了。蒋夫人通过其巡回演说，加上《时代》、《生活》出版物在封面上作宣传，她已经最明显地成为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友谊的化身了。史沫特莱所评论的作者称蒋夫人为“中国每一名伤兵的母亲”。他接下去谈蒋夫人“从来没有为现代纽约的奢华和浮面的光彩所俘虏”，而且她的穿着“像是一个单纯、谦虚的中国妻子”，说她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生活简朴，“与那些和中国的高贵传统十分不相称的、时髦、轻薄的新鲜玩意儿绝缘”。史沫特莱绝不会放过这些论调：“崔先生(作者)恐怕把他那几个宋氏姐妹弄错了。他的描述可以适用于孙中山夫人，但从来不能适用于蒋夫人。那段话可能是蒋夫人访美前写的。她来访时带了一大群由亲戚和侍从组成的随员。翡翠和金刚钻、水獭和黑貂皮大衣、丝绸和缎子并不是简朴和普通的生活，是和中国士兵及普通人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的。” 　　蒋夫人通过项美丽予以回击，后者在她《我与中国》一书里向史沫特莱作了个人攻击。项作为蒋夫人传记的作者，其见解反映了在华盛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看法。赛珍珠私下里向史沫特莱证实了蒋夫人的愤怒。她引用蒋夫人的话说，将永远不再允许史沫特莱回中国去。10 　　1944年当卢斯的出版物硬行“推销”蒋政府的货色时，《民族》和《新共和》这两家独立刊物转向史沫特莱，把她看作是很有资格驳斥国民党发言人可能当作真相而提出来的歪曲言论。到了1944年秋，史沫特莱比以前更确信她所说的“反动势力”正在蒋的背后严阵以待，进行一场有充分准备的宣传战。她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保证美国全力支持蒋政府，切断对共产党的一切支持。他们把保守的商人亚瑟·科尔伯格吸收到蒋的宣传战“营地”去，就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想法。10 12月16日史沫特莱在致《民族》杂志的信里说：“今天有不少美国人正为那独裁政权宣传，被认为是‘中国之友’，虽然他们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去年一个美国商人科尔伯格到中国去了三个月，竟然成为中国军队的荣誉将军，现在已经是什么纽约国民党官方宣传总部的高级顾问了。” 　　10月22日纽约自由主义的日报《下午报》刊出一篇史沫特莱提供背景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危机：失败与不团结”。她摆明了中国分裂的军事形势，敦促国民党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把军队调出来和日本人作战。她也谴责国民党派宣传人员来美国劝说共和党人、教会人士以及“反动”的报纸出版者把对国民党的批评贴上“干预中国内政”或“受赤色煽动”的标签。史沫特莱指名道姓地提到周以德和卢斯夫人作为“轻信他们的路线”的例子。② 　　两天后联邦调查局主任J·埃德加·胡佛向奥尔巴尼分局送去下列备忘录： 　　敬启者，请将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地的雅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固定的审查监视人员名单，并将此人与外界通信及电话内容，外界与她联系的通信、电话内容，以及一切和她有关的通信及电话谈话内容全部送来总部。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是用英语为苏联作宣传的主要人员之一。她被认为是有关远东共产党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美国军队和海军的军事行动正靠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这些区域的共产党活动对于本局将越来越重要。11 　　这个备忘录下达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雅都那位秘书的监视升级了。通过检查她的信件，首先就发现她正和流亡到墨西哥城的德国共产党人通信。 　　她抵达纽约不久，美籍德裔人士就请她写文章，在电台演说，敦促(在德国的)德国人起来推翻纳粹统治，她照办了。很可能她是通过这些人士和住在墨西哥城的难民有了接触。其中有著名的捷克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埃贡·埃尔温·基施。她在上海就认识他。基施和在墨西哥城的其它人士办起了一张报纸，名叫《自由德国》，是为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德国人办的。史沫特莱订阅该报，就是为了这事，联邦调查局更紧密地检查她的信件。该局所存的她的档案里说：“根据一名‘高度机密的情报提供者’(据说是克诺夫出版社内的人员)所说，他把一封从墨西哥城发来的信转寄给史沫特莱。该信结尾是“向你致意，X X X X”(被联邦调查局删去的姓名)。这些签名的人现在都是在墨西哥避难的杰出的德国共产党人。”据此，同时也根据其它“证据”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下断语说“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已有数年是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共产党专家”。自此以后，一切从墨西哥城寄出给史沫特莱的信件全在投交她之前经过审查办公室检查。12 　　胡佛和国会内的反共右翼保持密切接触。他是响应类似吉布森众议员等人的断言而把调查史沫特莱一案升级的。这些人认为她是苏联的特工人员。胡佛调查的目的是找到史沫特莱以特工人员、间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身份与苏联(可能通过美共或德共)联系的证据。 　　1944年底以后的史沫特莱的档案表明联邦调查局主要依靠报纸来追踪她出场的演讲。所报道的演讲即被认为是同情共产党的证据。很明显，调查局人员假定凡是他们认定是共产党的出版物，如果刊登了史沫特莱的活动，这就证明美共、因此连苏联也一样，已经赞同她发表的言论。从各种能找到的证据来看，至少直到1947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调查局人员曾看过她写的书；该局只不过挑选了一些书评来充作她的著作的摘要。调查局在选择史沫特莱一案的访问对象时，似乎只限于“可靠证人”，即众所周知的反共分子。“可靠性未详”者提供的证据当然是受怀疑的。尽管史沫特莱的朋友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凡与她不断接触者当然地全被列入“不可靠”的一类里了。最后，1984年发表的有关她的档案材料里，无论联邦调查局，或是军事情报机构都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对军事人员或高级军事将领的谈话，连对很熟悉她的如卡尔森或史迪威的谈话的材料也没有。总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从一开始就是惊人的肤浅而且显然有偏见。 　　这样到了1944年年底，关于中国问题之争的左、右两翼人物都开始预料要搞阴谋了。双方都开始过于简单化地看待持相反观点者的动机。凡赞成承认中共的都成了莫斯科的“傀儡”或“奸细”；支持国民党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大企业的“走狗”。 　　直到史迪威返抵美国，才公开宣布撤销他的统帅职务，并命令他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他服从了。很可能史迪威已预见到此，因此他离开中国前，向《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时代》、《生活》的白修德谈到他所知道的事情经过的，是很小心的。在10月30日《下午报》所写“史迪威成为蒋的失败的替罪羊”一文里，史沫特莱争辩说，蒋是在企图把中国内部关于对日作战失败的日益增多的批评，转而归罪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她提到她个人认识史迪威，知道他是个直言不讳的军人。史沫特莱猜测他很可能过于直率地和蒋谈过军事形势，同时也谈到国民党政府里的腐化和其它问题。她称史迪威的被撤职并非蒋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13 　　11月21史沫特莱又在《下午报》发表另一篇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说它的内阁改组毫无意义，是“换汤不换药”，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改革，她12月10日为《下午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致亨利·卢斯的公开信：为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质问《时代》、《生活》杂志。”12月的第一周《生活》杂志曾想用史沫特莱收藏的照片，为将要刊出的文章作插图。她写信给卢斯，说明只有知道了用在什么样的文章后，她才能向他提供照片。她举了对白修德关于史迪威撤职的文章所作她称之为歪曲地编辑的例子后，她说怕自己的照片也同样会被用来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她指责《时代》、《生活》杂志是在实行一种“国民党路线”，它使用的材料是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同时又是《时代》、《生活》同仁的Y·Y·孙太太提供的，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一位美国编辑精心处理过的。虽然她没有举出这编辑的姓名，但从例子可以知道就是钱伯斯。她也在信里详述了她日益感觉到的阴谋： 　　(国民党人士)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而后者乐意把它推出去。这种活动还伴有一种秘密活动，即把这个国家很多机构里批评过国民党反动的美国人辞退。《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拥护的政权正在崩溃。不等日本人真正地敲它的前门，这个政权是不会向中国的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让哪怕一小步的。这个政权连它自己内部的民主人士也瞧不上眼。它往美国派来自己的代理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而你却把自己的出版物开放给他们作宣传。 　　美国对整个中国的灾难负有部分责任，是毫无疑问的了。多年来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写出来的人被诽谤为赤色分子、理想主义者、幻想家等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谓“同党”，因为我不愿坐在篱笆上诡称命运之神会来保护我们。 　　如果我们那些有在华利益的美国人士不去维持国民党的权力的话，它会倒下去的。 　　现在有人大喊中共会主宰全中国，进行战争，而美国的影响将日趋衰微。让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还有若干原封未动的中国军队可与我们合作去打仗。美国的民主人士则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个从旧中国死灰中升起的新中国将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出卖给美、英工厂主和金融家们。 　　国民党军队内部有着几十万诚实的民主的爱国者。是他们要为那(国民党)政权所犯的罪恶付出代价。从这场大灾难逃出死亡的人会找到一种方式去和其它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包括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把战争进行下去，直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 　　那个政府不会是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最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11月5日埃文斯·卡尔森写信给史沫特莱，赞扬她为《下午报》写的文章：“把聚光灯转向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真不错。史迪威干出了一番大事业。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在那边，面对所有那些阻力而又能完成他所完成的事业。他在干的时候，是在维护美国民主和尊严的最高理想。周以德怎么啦?他那关于史迪威被召回的言论够糟糕的了。”这封信还带来可能使史沫特莱感到痛苦的消息，卡尔森又结婚了。这是第一封他谈到他那新的年轻的妻子的信，说她是“好极了的伴侣”。也可能为了缓和打击，他补充说：“我很想让你们俩互相认识。她是你的真诚的赞赏者，艾格尼丝。”信尾签名时，他写道：“和往常一样地向你热情致意，埃文斯。” 　　正当公众更趋关心对华政策时，11月18日史沫特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人民论坛”节目里出现了，是和约翰·根舍、J·B·鲍威尔以及文森特·希恩辩论。她也在几所退伍军人医院里演讲。12月她寄给艾诺·泰勒她在斯塔腾岛的哈罗朗医院照的相片。14 　　12月7日史沫特莱加入了一个她认为能接受她的思想的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分部。③从1920年以来，她一直认为工会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力量，当时她得到工会的支持去阻止把印度人驱逐出境。而在中国，她目击了学生运动激起一个民族的良心的威力。现在，在1944年的12月里，她敦促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参加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向她所称的“新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12月7日她去该校，学校的《斯基德莫尔新闻》刊出了她讲话的片断： 　　我们的大报和主要刊物，如卢斯的那些报刊已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说这是“美国世纪”，说美国将要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成为政治上开明的人民，懂得我们自己国家和世界的每项问题之所在?(或者说)要不要像过去那样，把政治交到职业政治家手里，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国家大企业巨头的代表?我们要不要像战前那样，极端害怕每一种新思想，就怕它扰乱我们的思绪得以游弋的那狭小天地?我们要不要把欧亚两洲伟大的人民抵抗运动看做是对我们钱包的威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的钱包是瘪的?我们是不是怕听一个进步的美国人说话，不敢和他坐在一起，以免传染上共产主义?我们具有政治的民主机制，可加以利用成为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炬。但是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去使用它?停一下，想想吧!你就是你兄弟们的守护人啊! 　　史沫特莱也把她在斯基德莫尔的活动引向抗议英国杀害希腊抵抗运动的战士，征集到了三百个签名。联邦调查局注意到这些签名送给了总统、国务院和几家大报。15 　　如果说史沫特莱和她在中国交往的很多老朋友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的话，在印度问题上他们看来仍然是一致的。她和林语堂、赛珍珠的丈夫里查德·沃尔什于11月在“印度之声”月刊上发表支持印度独立的文章，该期杂志是祝贺尼赫鲁五十五岁诞辰献给他的，以敦促英国把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④史沫特莱在文章里把尼赫鲁比作托马斯·杰弗逊并引用凯塞琳·安·波特和伊丽莎白·埃姆斯的话以表明尼赫鲁所受的待遇在美国所引起的反英情绪，她也指出尼赫鲁的《走向自由》一书已译成中文，在新四军的月刊里连载。她说中国人也在注视着印度是否能获得独立。 　　《中国的战歌》出版后，史沫特莱为社会所注意，这使一个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富有好奇心的青年印度学生于1944年秋天来找她。他叫拉姆·查托帕迪亚雅，是维伦德拉纳斯·查托帕迪亚雅的侄子。其父是卡马拉德维。拉姆在1977年访谈时说，他和史沫特莱多次见面，在纽约一起去看剧或听音乐会，一起在波士顿的中国餐馆吃饭。他们谈了很多关于拉姆的叔叔查托的事。史沫特莱告诉他，她和他叔叔的共同生活对于她是一生最有影响的日子。她说查托是她的老师。拉姆还说斯诺从1944年或1945年的苏联之行归来后，曾告诉史沫特莱他的叔叔去世的情况。查托是1938年斯大林搞清洗时失踪的。人们在1941年只把他去世的消息通知了他的苏联妻子。据拉姆说，斯诺告诉史沫特莱他听说查托是死在劳改营里的。拉拇还帮助安排史沫特莱和尼赫鲁的妹妹——未来的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会面。他说她在会面时感情非常激动，当她说能和尼赫鲁这样伟大的人物的妹妹会面是多么荣幸时，她几乎哭了起。1946年以后拉姆和史沫特莱失去了联系。他补充说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强烈反英情绪。 　　刚进入1945年，国会以很少的差额票(207对186)通过了长期设立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久前建议辞退大约3800名政府雇员，经过联邦调查局审查，减为36名。这就是史沫特莱继续演讲时的气氛。一位调查局的人说，1月4日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扶轮社聚会上，她为史迪威辩护，攻击国民党，告诉与会者史迪威被撤职是因为他想监督租借法案给予国民党的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史沫特莱说这笔钱本来是供对日作战用的，却被用来打共产党，或者被大规模的贪污掉了。16在1月末为期十天的巡回演说里，她继续攻击国民党政府，力促美国支持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她称之为进步民主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后者主要是以孙科博士为代表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报道了她在瓦萨女子大学的演讲。17 　　最能说明1945年初“中国问题老手”越来越分化的事件就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美国的市镇会”节目。史沫特莱、周以德、林语堂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曼在广播里辩论。不到两年前，史沫特莱曾私下里赞扬周以德说他“在国会作了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最博学的(中国问题)演讲”。现在她发现自己直接和周以德还有林语堂冲突起来。2月2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你对了，我差一点(在广播里)和林语堂打起来。节目开始前，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众，说自己代表中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而且从某中国政府银行领取到一本肥厚的美金支票等等。林的脸色变成淡黄色，手、脚全都在空中飞舞起来，对着我尖叫：“我要告你的状!告你的状!告你的状!”他尖叫着。到现在为止，他还没那么干…… 　　好啦，当我念完周以德提到(国民党将军们)有性病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后，我简直笑得肚子快要疼了……我希望你当时能看见我念完信后，周以德的那张脸。其实还没念到该信的十分之一呢。后来有个杂志要去那封信，会发表出来的。我想周以德到死那天大概也不会再写第二封信了。⑤后来我离开大厅时，周以德在马路上叫住我，和我握手，说了声再见。握手时我说：“你真是个说谎家，周以德，做为一个传教士，你真干得出来。”然后战斗开始了。他和我两人站在那里，把一切又都从头辩论了一番。从大厅出来的人停下来，围住我们，不一会儿街道上挤满了人。然后群众也参加了，我就到隔壁去参加招待会了。当我回头看时，群众很带劲地和周以德辩论。林从一个后门走了，甚至拒绝参加招待会。可是那个下贱女人项美丽来了，我们当然谁也不和谁说话。 　　市政厅的人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令人兴奋的会。厅内挤满了两千人。座位全坐满了，台上又挤满了加添的椅子。厅两翼也有一堆堆的人。为了不再放人进来，八点钟就关了大门。听众之中有我的朋友，他们也兴奋极了。一位妇女因此简直有时抓不住辩论的内容了；另一位头疼的厉害，无法参加招待会，只好回家睡觉去了。你只能听我说，可是见不到那些听众。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那里，包括大使和他那流氓婆娘……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敢于站起来，连一个问题都没敢问。有几个人在那里，包括重庆的中国民主同盟两名秘密盟员。我有个朋友是靠近两名中国人坐着的。每次我发言，这两个中国人就焦急地往前挪动身子。如果我击败了周以德或林语堂，他们就微笑、轻松地往后挪动身子。整个剧场就是这种样子。人群前后左右地到处拥挤。当我读到周以德信里提到的性病时，场内喊叫了起来。但是节目主持人邓尼在台上从这边跑到那边，摇晃着胳膊，叫听众别笑。听众可就是沸腾了。 　　联邦调查局派两名人员搜集这次辩论的情况。他们提到史沫特莱谴责了中国秘密警察在美国的行动，但是他们的一个“可靠”的告密者说史沫特莱的“上述论断没有根据”。19从所公开的档案看，调查局对于美国军方仍然重视史沫特莱提供的中国军事情况这一点，不感兴趣。2月2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她继续定期到哈佛大学的特别军事训练学院为研究生军官开讨论会。但她的档案里没有她在这些场合的发言。 　　除了对付社会的压力，史沫特莱还要照顾伊丽莎白·埃姆斯个人的伤心事。后者的妹妹终于在12月去世了。史沫特莱自己的妹妹默特尔·芬尼也因癌症而缓慢地走向死亡。她为此也必须控制住自己的迷茫矛盾情绪。在两封致泰勒的信里她说： 　　现在我不知道是否能把自己的根子从雅都拔掉了。这儿的女管事人对我深为爱慕。我好似代替了她的妹妹。她妹妹瘫痪、不能说话达两年之久，去冬逝世了。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因为伊丽莎白需要有人在她身边。她是个古怪、很矜持的人，大多数人不喜欢她。她坚持要我以雅都为家。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我还是怀念奥加衣。(3月27日) 　　有时生活对我来说是使人感到压抑的。两星期前我的妹妹因癌症去世了。她不停地呼唤我，但是你知道往加州来回要花多少钱啊。我过去和她有分歧，这更使我压抑，我病了。我试着给她打电话，但是她已失去知觉。在她还有知觉的时候，我几乎每天给她去信。她不知自己患癌症，也不知道快去世了，所以我照样地写信，计划明冬接她来东部，来看我的剧本上演。我希望那时候剧本能上演了。她答应来了，然后就去世了。 　　我正在写本新书(关于朱德的)，但是进展很慢，令人痛苦，我一直想写本传记，可写出来的总是部小说。然后我又得重新开始。 　　卡尔森在太平洋，但是他在塞班岛受的伤已使他终生残废。他写信给我说将被迫永远退伍返回家园了。为什么奥加衣不能让他来演讲?(他的)地址(是)埃斯孔迪多，加利福尼亚。(6月1日) 　　1945年春，史沫特莱为了挣钱，又一次出发去作大规模的巡回演说。演讲结束后她写信告诉泰勒：“我疲劳不堪，但是赚得一大笔钱，够我一年写作所需了。”(6月1日) 　　联邦调查局在继续审查史沫特莱时，从报纸资料里发现她曾于1918年因涉嫌间谍而被捕过。但是很明显调查局人员从未去看过，也从未要求取得司法部关于这一案件的旧档案，因为他们从未引用过其中的细节。他们也查核了对史沫特莱的剧本提供背景材料的中国女演员王莹。去听对史沫特莱演讲的调查局人员常常描述听众的成分。比如，1945年3月10日她在波士顿会众教堂演讲，调查局的报告说听众有450人，其中30名中国人，“大约百分之二十”是黑人。听众中还有位康奈尔大学教授(未指名)，战前在日本住过。据调查局档案说，他在演讲结束后，由于担心国民党秘密警察在中国留美学生中间活动而来找调查局。他把前者称作中国的“盖世太保”。他提供情况说有两名这样的人员就在哈佛监视那里的中国学生。关于这问题，他建议调查局去访问史沫特莱，还说他听了一次她的演讲，和她谈过话，他肯定她不是共产党人。他说她聪明，演讲时依据事实材料。他还建议调查局找史迪威去了解史沫特莱，说史迪威会替她担保的。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调查局机构就史沫特莱一案曾访问过史迪威。20 　　但是调查局确实注意到，为国民党中国说话的议员阿尔弗莱德·科尔伯格在致《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的信里颇有敌意地提到史沫特莱。该局人员报告说：“科尔伯格说，尽管史沫特莱女士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差别的言论既不完整又歪曲事实，她的信却真正是有价值的。它表明在战后中国解体问题上，某些集团的人的思想倾向。”2l科尔伯格的信证明他已在宣传战里把史沫特莱当作靶子了，联邦调查局则从旁予以监视。 　　1945年5月10日调查局首次请惠特克·钱伯斯谈他所知道的史沫特莱。他是《时代》、《生活》杂志的高级编辑，曾经是共产党员。档案里说： 　　钱伯斯回忆1936年某个时候，他听说著名作家《中国的战歌》(1943)及其它著作的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钱伯斯告诉J·彼得斯(前匈牙利共产党报纸的司库)说自己想见她(1936年时史沫特莱正在中国)。彼得斯说，到东七十几街某处的一家自助餐厅去见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见面时对他说：“我以为我是来见爱德华兹的(格哈特·艾斯勒的别名)……。” 　　当问到他有没有史沫特莱加入共产党的证据时，他指出他没有真正的证据，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是共产党。他说：“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钱伯斯回忆说彼得斯和她有密切接触，她经常在(美共)总部第九层楼那里“逗留”。 　　据档案说，钱伯斯结束时说了一个他记得是从厄尔·白劳德那儿听来的故事：“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了，后来在南京被国民党处死了。22调查局是在史沫特莱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时代》杂志对中国问题文章所作的“编辑”之后六个月，去访问钱伯斯的。大约就在同时，新闻记者马克·盖恩于6月6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是作为美国间谍案六名主要嫌疑犯之一被捕的。调查局在盖恩的通讯地址本上找到史沫特莱的名字，同时注意到盖恩对于史沫特莱的书曾给以好评。23 　　1945年夏，雅都仍然按战时体制管理，伙食供应，特别是肉类，仍然难买到。住宿者比前两个夏季只不过略多了几个。⑥其中的一个，画家石垣荣太郎是史沫特莱最初于1918年通过格林尼治村的雕刻家格特鲁德·博伊尔认识的。荣太郎的妻子绫子是20年代作为日本外交官的女儿来到美国的。1928年她在格林尼治村遇见荣太郎，因而拒绝随家人回日本去。两人结婚以后，于30年代加入一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流亡者小组，1941年以后这些小组的成员以各种身份为美国政府工作。为了解除萨拉托加温泉地公民可能怀有的畏惧和误解，雅都向地方报纸公布的新闻把石垣夫妇的忠诚说得非常清楚：“石垣夫妇现在是受我们政府雇用的忠诚的日本人。他在陆军部工作，她在战时新闻处工作。”24以后几年，这对夫妇与史沫特莱的忠诚友谊最终导致他们自己被驱逐出境。 　　1945年夏史沫特莱接见了两名重要的中国来访者。第一位是董必武，于8月某周携译员来访。这是史沫特莱1940年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以来头一次与中共领导人直接接触。25 　　董必武(1886—1975)是位老一辈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及另外八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早期随孙中山工作，在国共联合时期(1924—1927)是国民党一位重要活动家。(例如董曾在1926年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中作为政治教官而起过重要作用。)1927年蒋突然血洗共产党人之后，董化装成一名水手逃亡到日本。由于日本的秘密警察迫使他再逃离，转道去了莫斯科，四年后他回到中国参与了在瑞金的江西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董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劫持时，作为谈判小组成员随周恩来飞往西安。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1937年她在延安时，董也在那里。两人上一次见面是1940年史沫特莱经过重庆时。 　　1945年3月26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要往6、7月间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开幕大会派遣十人代表团，其中包括一名共产党人。共产党方面想派周恩来去，但是任代表团团长的宋子文外交部长坚持要董去。宋是在1926—1927年间在武汉认识董的。在旧金山会议上，董及其两名随员未引人注意，以后他们在美国旅行了大约四个月。在几次新闻发布会上，董号召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避免中国的内战，同时又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的腐化。说来奇怪，华盛顿官方对董的来访很少感兴趣，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成为直到70年代末期以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最后一次对美国的访问。26 　　史沫特莱热情洋溢地欢迎来访者。她和董在雅都的树林里散步几小时之久，详谈中国的政治。她曾去信中国要求为她的朱德传搜集材料。董给她带来一些。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收益很大的来访，但却进行得如此之安静，以至于若干年后，当联邦调查局认真注意此事时，当时在雅都的其它人士几乎都回忆不起来了。 　　8月7日董必武来到雅都的前一天正是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广岛的日子。他无疑在来访时会谈及其影响。史沫特莱认为掌握了原子弹会改变亚洲及全世界的力量均势，多少会影响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命运，使它比以往更加依赖于美国的政策。她相信对于中共来说，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想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的话，苏联就不能仍是一支有效的中和力量了。她深信没有美苏的干预而任中国内战发展的话，中共会占上风。但是她怕美国作为原子弹的唯一拥有者，会因此禁不住要去干预中国。27 　　1945年9月在芝加哥召开的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前途的圆桌会议，证明比2月里史沫特莱和周以德以及林语堂的辩论更富于爆炸性。这使她相信公开地号召采取中间立场已终于不可能了。“决定站在那一边”的时候到了。会前散发了马克斯·伊斯曼、J·B·鲍威尔、蒂尔曼·德丁、周以德医生、埃德加·斯诺以及史沫特莱为会议写的文稿。史沫特莱的文稿写于董必武来访前。她说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就不可能以“战争需要”为借口而推迟实施民主宪政及选举了。她预测租借法案的款项用光后，蒋就不再可能收买本来与他联合的各种军事力量，使之继续合作以支持他的政府。德丁的文稿集中讨论宋子文和斯大林最近谈判的中苏条约，双方同意中共不再从苏联取得物质支援。斯诺的文章“中国一定要变成赤色的么?”是在扔原子弹和中苏条约之前写的。文章认为英美领导人应当承认苏联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合法安全利益，因为这些英美领导人“在关于英美在历史上的未来地位问题上，已经坦率地把赌注下在和苏联分享世界霸权以便成功地保持和平上面了”。 　　在广岛和长崎被炸前，美国有很多人愿意承认有必要和苏联分享世界霸权。可是现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呼声却开始号召美国出于道德，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去向苏联更放手地进行挑战了。其中一个声音发自史沫特莱的老朋友J·B·鲍威尔。他和马克斯·伊斯曼合写论文攻击中国共产党。两人声称国民党“享有各地极广泛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拥护”，并辩解说中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全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行事的”。 　　周以德医生的反共结论是更为隐晦得多。他和史沫特莱一样，也认为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防止欧洲的大国重新在亚洲要求殖民霸权。他承认中共的真正力量是基于党内民主，但是他认为中共也好，国民党也好，作为执政党是都不会民主地对待其对立面的。接下去他断言是共产党拒绝把自己的军队交给美国统帅，而蒋一直是忠于美国的。他声称蒋曾告诉他，他之所以没有消灭共产党，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不是野蛮人。周以德在争辩中的最后一击基本是以宗教和慈父般的语气出现的：美国应忠实于蒋，因为他是皈依基督教的，尽管他在国内遇有困难，在国际上，甚至在美国也遭非议，可他仍然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周以德争辩道： 　　如果他们(中国人民)在如此勇敢地坚守其战线之后，而我们令其失望，不履行义务，则下次他们将无处可投，只好走向共产党和一场世界性的阶级之战了，或者走向日本和世界性的种族之战。如果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将看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种去反对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白种人。我们能打赢所有的战争，但是我们仍然会是失败的，因为他们能比白人干得更多，而吃得更少。他们比白人更能吃苦，更能等待，最后比白人繁殖的人口更多。 　　人口最多，而且在有色人种之中无可比拟地最强大的中国人，将会站在民主国家一边呢，还是在失望之余被赶到另一边去，其答案仍然是摆在我们手里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咬紧牙关，坚持不懈，直到不止挫败日本，而且赢得一场胜利使中国真正获得解放，且保障全亚洲人民在工作、斗争，取得独立和完整的国家地位后，最终也获得自由。28 　　上述辩论会后不久，史沫特莱在9月7日致泰勒信里谈到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散了。但是鲍威尔和我之间真正的斗争是在广播的前一个晚上和早晨。他现在好像有个强大的法西斯组织在资助他，我怀疑是全国制造业协会。他在商会和商界人士俱乐部里演说，反对苏联，反对所有反对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们。他们好像已经很有办法去怂恿他了，所以他现在是以一个野蛮的反动家伙的姿态出现，鼓动对苏联开战，除非苏联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弯腰下跪。 　　前一个晚上我们和三位芝加哥大学的人员讨论了四小时之久，鲍威尔和我发生了冲突。他指责我说，新四军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庆祝苏联的一个全国性节日”，而且史沫特莱是在场的，并且参与了杀害。你知道，我吃惊的连脑袋都不能想事情了，就别说讲话了。麦克纳尔教授就对付他，用事实使他缄口不言了。我最后问鲍威尔，他已经和我相识多年，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暴行故事。他说他“相信关于这件事，我知道的比我所愿承认的要多”。然后我回答说：“就在你的上帝面前，而且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是在撒谎。”他沉默不语了。 　　这个可怕的会议从下午六点半一直开到十二点半，最后麦克纳尔(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对鲍威尔说：“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另有一人附和他。 　　没人知道鲍威尔为什么往反动方面摆动过去。他本是个自由主义者，确实，是反对中共的，可也常愿意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从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杂志来进行诽谤。有一次他辞退一名以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人，现在他自己恶毒地加罪于我了。 　　朋友们说我在电台上讲得挺出色。我简直记不起来我说了些什么。由于鲍威尔的变化和他那恶意中伤，我前个晚上整夜睡不着。总之，我们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 　　联邦调查局监听圆桌讨论会广播节目的人下了个没有根据的结论，说史沫特莱“维护苏联在远东的企图”。29 　　史沫特莱在1945年11月26日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一篇评鲍威尔的《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的书评。她直截了当地指责他已成为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代言人了。虽然她赞扬他很早就采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而且在监狱里表现高尚、勇敢，但她认为他是用“一个住在根据条约而开放的商港里的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在华经历的，——“历史已经在他身边向前进了。”她谴责他歪曲事实，投“美国沙文主义之所好”。她举例说鲍威尔曾声称，在美国或在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学校里读书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谁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她还举出几个特别使她不安的鲍威尔歪曲事实的例子：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人是1927年在南京攻击外国人的唯一的责任者；1927年5000名中国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遭屠杀，蒋介石与此无关；毛泽东和朱德都是“在莫斯科，在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手下受训练的!”最后，在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其它共产党人去西安“与她商议”。虽然他未提她的姓名，但鲍威尔在自己的书里把史沫特莱叫做“美国的女左翼分子……为赤色分子所利用”，说此人是劫持蒋介石的国际阴谋之参与者。 　　鲍威尔、周以德和史沫特莱具有比他们自己所愿承认的还要多的共同点，但是他们感到迫不得已地要去站队，每人根据其“不容置疑的信仰”即去支持他或她认为最能领导好中国人民的派别。当他们深深陷入保卫自己的信仰时，就看不见反对贫穷、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反对非正义的共同斗争了。他们开始互以对方为对手，昔日的朋友在冷战政治的战场上成为死敌。 　　① 狄克西使团从l944年7月到11月一直在延安。使团以重庆美使馆军事参赞大卫·巴瑞特上校为首。使团名“狄克西”是因为国民党和美国把共产党视为反叛者，也因为有一首歌，曲名“他们所说的狄克西当真么?”情况见E·J·卡恩(小)著，《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官及其下场》(纽约，1975)第103—134页；另有巴雷特的回忆录《狄克西使团，美国军事观察家小组在延安1944年》，(伯克莱与洛杉矶，1970年)。 　　② 这是匆促应邀写的文章，是史沫特莱写作风格的倒退。这一篇和她已写的最后一本书以及近来所作的演讲、写的文章及书评都不同，全篇充满陈词滥调、谩骂，是一篇沉重、揭发丑闻的文章。 　　③ 虽然这个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是2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前驱，它关心的是就政治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井非为某一竞选人筹集资金。然而在它40年代中时的鼎盛期，亨利·华莱士曾利用它吸引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来支持自己的事业。见威廉·奥尼尔著《一个更好的世界，大分裂：斯大林主义与美国知识分子》(纽约，1982)143—145页；约瑟夫·盖厄著《第一回合：产联的故事，政治行功委员会》(纽约，1944)。 　　④ 尼赫鲁·甘地和其它民族运动领导人由于英国不立即给予印度独立的保证，团而拒绝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为此于1942年8月至1945年5月遭监禁。 　　⑤ 史沫特莱提到的声名狼藉的信是周以德医生写给在汉口的另一位传教士罗根·鲁兹的。信是1938年1月14日从山西省汾州发出的。作为教会的医务人士周以德用很大篇幅议论日本人在山西省挫败国民党部队时的形势和政治情况。在这封信里，周以德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作了比较，认为八路军比他们好。全文见史沫特莱档案第一盒，第55条。鲁兹收到此信时，史沫特莱正在他家，可能鲁兹当时把信给她看了。 　　⑥ 除卡森·麦卡勒斯外，在雅都的住客中有作家石垣绫子、艾利诺·克拉克、霍华德·道希(小)、卡波·费伦、鲁丝·多米诺、伦纳德·埃利希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曲家克兰斯·布拉扎克、阿列克赛·海厄夫、画家霍布森·皮特曼、艾斯特·罗里克和石垣荣太郎。〔V·S·卡尔：《寂寞的猎人：卡森·麦卡勒新传》，(纽约，1975)257—258页〕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