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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冷战开始，1945—1948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45年至1948年是史沫特莱相对安宁而又多产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她住在纽约市以北的雅都，是应伊丽莎白·埃姆斯主任私人邀请继续住下去的。她总算写完了朱德元帅传的第一稿。1奇怪的是，冷战气氛加强、中国发生内战以及外界愈加攻击她公开支持中共，倒似乎有助于她集中心思了。到1946年，她已经成为过于有争议的人物，不能像1944年和1945年春季那样去作普及的巡回演说了，不过还是常常接受公开演说的邀请。她除了一次赴芝加哥的快速旅行，一般只限于在波士顿、纽约、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这条轴心线上露面，常常是给同情的、中间偏左的听众演说。在电台上播讲的次数也较以前少了。 　　1946年到1948年全年，联邦调查局对于史沫特莱更加注意，但是调查的强度时强时弱，随来自右边的外界压力而定。1946年1月的调查局报告说，它正在纽约调查史沫特莱的老朋友玛丽·克诺布劳赫。一个外调人员沮丧地说史沫特莱在雅都没有装电话，而且有人告诫他说“此人也很少有人来访”。可是大约就在此时，军方的情报机构向奥尔巴尼分局送来一份关于史沫特莱在波士顿南方会议楼演说的报告。史沫特莱演说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就引起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去研究她的历史背景了。该局的调盘人员在报告中提到伊丽莎白·迪林所著《红色网》一书中称史沫特莱为共产党人。好书俱乐部曾把《中国的战歌》列为每月一书来推荐，而“据本地所获情报”，这个俱乐部是“共产党的每月读书会”。调查人员也指出马克·盖恩曾在书评中对《中国的战歌》予以好评，而他是在6月份作为美亚间谍案六名主要人员之一被捕的①。这份报告以一项闹剧式的警告结束：“有人报告说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随身佩带一大口径枪支!”2 　　1946年3月31日调查局的纽约分局“查明艾格尼丝·沫特莱(原文如此)所著《大地的女儿》一书1931年版(原文如此)已不发行，买不到了”。3从此沫特莱这名字就在联邦调查局档案里列为史沫特莱的“化名”之一。奥尔巴尼的调查人员于6月2日首次对史沫特莱进行24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从她离开直到6月7日半夜，调查人员对她和三名斯基德莫尔学生进行了盯梢。她是和三名学生来纽约看《俄克拉何马》剧的演出。对这四名妇女跟踪五天之后，调查人员报告说未发现有与间谍嫌疑人员接触或其它可疑行为。史沫特莱大部分时间是和玛丽·克诺布劳赫在一起。写报告者把后者形容为“七十岁，无子女，头脑清晰，听力相当差，因某种提供情报者不熟悉的‘病因’，此人正缓慢地走向死亡”。取得这次经验后，奥尔巴尼分局决定今后可通过“现场检查”来处理史沫特莱未来的活动。4 　　但是在1946年7月中旬，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把史沫特莱列入特殊安全检查名单。这是受怀疑的苏联特工或间谍名单。如果“他们在战时或国家紧急时期的任意行动危及公众安宁以及美国政府的安全时”，则这些人就是“拘留”对象。史沫特莱的安全检查索引卡片上只简单地注明“史沫特莱，艾格尼丝：本土出生的共产党人。”下面则注明种种别名，包括布伦丁，她结婚所用姓氏以及生平资料，而且按原样保留了自1944年以来塞进她档案里的各种印刷及事实错误。5 　　史沫特莱案突然升级并非是有了什么新情报，而是反映了华盛顿的冷战紧张气氛加剧：1946年春夏两季，胡佛针对所扬言的国内共产党阴谋集中力量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史沫特莱和很多公众心目中的左翼分子受到的监视更严格，已升级为安全监视级位。6 　　史沫特莱案的调查目标从一开始就很简单：就是要找到她是美共党员的具体证据，以及她和苏联的联系。其背后的假设也同样惊人地简单：如果她同情中国共产党人，她必然是个共产党员，若不是党员，就是个苏联特工人员，或身兼二者。 　　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共之外，事实上当然是有案可查的。1937年的《工人日报》曾两次宣称她不是党员。她和个别党员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保持友谊，但她一直和美共本身保持距离。她特别和美共领导人关系不佳，最主要的是厄尔·白劳德，还有格雷斯和曼尼·格拉尼奇，她和后两人在上海共同战斗过。在《战歌》一书里，她离题去批评了美国共产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她都屡次否认是党员。 　　在这点上，联邦调查局并不掌握能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特工人员的证据。的确，就是没有证据。尽管如此，调查局还是相信她有罪，因为她没有公开、明确地谴责过苏联。事实上1946年她对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她独立于莫斯科是有记载的。特别是当她得知查托于1938年失踪，又于1940年去世后，她拒不接受斯大林主义。当仍然是党员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去莫斯科途中来雅都看望史沫特莱时，埃姆斯的秘书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这两个女人“在关于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激烈地争辩”。7另方面，冷战气氛，原子弹，她和鲍威尔、周以德以及其他人的愤怒辩论把她驱向一个绝望的结论，即另一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到了1945年4月，当苏联红军成为盟国首先到达柏林的部队时，她写信告诉卡琳·米凯利斯： 　　红军拿下了柏林，这是令人满意的。极其重要的是……俄国人向全世界一切法西斯分子发出了警告：谁要想学希特勒，这就是他的下场。希望他们能接受警告，虽然我不认为他们能接受。这不是最后的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就会摧毁任何敢于抬起头来搞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那么多的美国法西斯分子，他们巴不得已经加入了纳粹去反对苏联。他们会等待良机，去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那时候你我已经不在世了，但我相信那将是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将从此统治全世界。我不认为诸多的统治阶级能从历史学到什么。 　　史沫特莱相信这下一次的世界大战是为了控制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而战，苏联是大国之中唯一保护这些国家的。就因为苏联起保护者的作用，因此不应当进攻它。此外，史沫特莱在40年代已感到美国起而代替了英国，成为全世界合法的民族独立愿望的敌人，特别是在中国。 　　史沫特莱终生和印度以及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在一起，这使她很早就赞赏今天人们所说的民族共产主义现象，即共产党上升到民族主义力量的顶峰。到了40年代，史沫特莱认为某一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反帝的愿望能起领导作用去创造社会主义国家，并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笨，这是很自然，很合乎时宜的。她在30年代早期曾一度对俄罗斯的苏维埃模式发生过兴趣，但后来已经不能使她感兴趣了。这可以从她对南斯拉夫，还有中国和印度的兴趣看出来。8但是即使她不想攻击作为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潜在保护者的莫斯科，她也担心莫斯科可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她最关心的是中国受压迫的贫苦老百姓的命运，而1945年和蒋订的条约她认为并不能带来多少希望。因此对于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她的反应是警惕的。延安的共产党人在公开场合感到不得不认可这项条约，而为了不进一步使自己孤立于各大国，他们在重庆开始直接谈判政治解决办法，以及如何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但是私下里，中共领导人是惊异和愤怒的。史沫特莱必然和来雅都的董必武以及其它左翼中国朋友讨论过，感到了这一点。 　　她在为联合国1945—1946年冬摘编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之各种不同见解所写的文章里说，中共没有苏联的支持也会继续努力的： 　　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是为了避免另一场世界战争。保守的美国报刊宣称这条约“抽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柱”。人们可以问，是什么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只和它打交道。中国共产党人唯一能依靠的“支柱”就是中国人民，它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共产党和游击队部队也就不会因签订中苏条约而化为乌有。② 　　史沫特莱8月里和鲍威尔、周以德的广播战预示了1945年秋将展开规模更大的对华政策公开辩论。参、众两院关于中国的各种听证会因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现而达到高潮。大使指责在他下面工作的外交人员反蒋，是一种阻力。总起来说，这些听证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就对华政策公开地各持己见是第一次的全国性辩论。其结果是不得要领；对蒋介石的支持模棱两可，既未增加，也未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政府于1945年12月以派遣二次世界大战英雄人物乔治·马歇尔将军去中国而中断了这种讨论。这是一项将延续到1947年1月的特殊和平使命。马歇尔使团未能促使产生联合政府，未能阻止内战，再加上蒋介石于1947—1948两年在战场上尖利，这一切就把对华政策变成了美国国内的主要政治问题，因而产生1949年那互相充满敌意的“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9 　　在这场争论中，许多具有中国问题专门知识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既不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们同情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他们个人所认识的。这些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像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或新闻记者白修德等中国问题专家都希望这些自由民主主义者能起而在南京去领导一个联合政府，当然，正是蒋在1944—1946年间对他们有计划地迫害使得费正清和白修德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可证明这点的著名事件有1946年全国知名的诗人、文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遭枪杀，与西方记者密切共事的杰出新闻记者杨潮(羊枣)遭逮捕，继而枪决。史沫特莱于是协助征集抗议签名，当即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对于她来说，1946年的中国形势使她想起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杨铨遭暗杀，因而鲁迅严厉攻击了国民党政府。她想，是时候了，像费正清和白修德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该在共产党或国民党之间作出选择了。在她看来，民主同盟没有成功的希望。盟内很多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是她的朋友，但这个同盟根本没有军队或群众的支持。10 　　整个1945—1948年期间，有着令人迷惘的谈判，同时内战也加剧了。史沫特莱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是中国人的民意所归。她公开谴责出现在华北港口的美国海军及其陆战队，它们积极保护蒋介石的利益，反对周围农村地带里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7年1月15日，马歇尔的使命失败后不久，她写信给中国友人王安娜，谈到她和哈佛大学教授亚瑟·施莱辛格(小)在波士顿争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活动问题： 　　我在波士顿和哈佛的副教授亚瑟·施莱辛格(小)进行了一场猛烈、令人厌恶的论争。他是新出版的《杰克逊时代》一书的作者。他极其愤怒地对我说： 　　“你粉饰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比如他们在安平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那次事件，他们撒谎，而你为之粉饰。” 　　我的观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权到安平或中国任何其它地方去……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动机是为了和平，那我们就无权去运输军火。如果美国领土上有外国军队，我也要打伏击，能杀死多少就杀死多少。 　　施莱辛格(小)说：“共产党人否认曾予以攻击，他们说谎。世界上还有实情嘛。” 　　我回答说：“你是在讲一个小实情，而且把它放在那主要的实情之上，那实情就是陆战队无权呆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法兰西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有权去伏击在法国的德国纳粹党，中国游击队也有同样的权力去伏击护航舰队。” 　　他说：“共产党人撒谎。” 　　我说：“马歇尔撒了谎，他有时说一些，有时是该说的故意不说。当他把中国的反美情绪归罪于共产党时，他是在撒谎。反美情绪是全国性的，影响到中国各阶级的人。如果我们不用金钱去支持、去武装中国人民的敌人的话，就不会有反美情绪。” 　　施莱辛格(小)和我们听众里的一些人都提到中共的“极权”目标，但是我宣告他们并不怕去武装人民，也不怕把民主权力放在人民手里。然后我无数次地说，咱们的政府哪里就反对极权主义，我们承认，并且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难道不就是承认、武装并且支持中国的极权主义。” 　　我演说时也说明了几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无法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府，而且蒋毫无让民主政府成立起来的愿望，他针对极不知情的美国人说一些话，是为了骗取美国贷款。 　　到此为止，我很惊异地发现公众并没有毫无疑问地吞下马歇尔的报告。别的不说，他们怕军人担任那么重要的位置……有人说，如果罗斯福还活着，他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当国务卿不发生危险，因为他比这样的人要强。但是杜鲁门总统是如此之软弱、平庸，所以马歇尔就能成为政府的主宰——这就是说我们的陆军部要指挥外交政策了。还有，我们的国会比马歇尔将军更反动得多。国会领袖们已宣布其意图，即坚决不要共产党人参加中国政府。不久参院外交政策委员会这最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就要召马歇尔来作证了。所以我估计马歇尔在反动力量面前要弯腰的。还有，那反动力量有着像亨利·卢斯的出版物，以及斯克利普斯·霍华德和赫斯特系的联合企业那样强大的新闻垄断的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一个旧式的新闻记者，把美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看作是技术先进的宣传工具。她认为40年代中叶政治上的右翼已经赢得了争夺报纸和广播。在给王安娜的信里，她继续写道： 　　亨利·华莱士(1941—1945年罗斯福的副总统)和一些这样的人正与反动分子作斗争，但我们在经济上是虚弱的，我们的公众舆论喉舌根本无法试图和那些大垄断报纸去竞争。 　　至此为止，我能看到的是，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消我们政府的反动对华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抱有幻想。我们的进步人士将继续尽我们的力量去战斗，但是要想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是无力的了。学生运动让我们反动圈里的人吓了一跳，不幸的是这运动又沉寂下去了。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有能精通美国情况和美国反动宣传的人士。比如说，马歇尔谴责共产觉(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区域之间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共产党就应该散发新闻，指控这些(路)只不过是用来运兵使国民党打内战而已。(中国)共产党和反对纳粹以及反对法国国内的贝当政府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之所作所为丝毫没有什么两样。 　　总而言之，重要的是要有像杨杰(国民党将军)那样的人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介入)，否则马歇尔会给美国以一种印象，好像只有共产党人才反美。 　　我们这里正值一个艰难的时代。有些人可能从即将来到的经济萧条之中去找安慰。但经济萧条是巨大的危险，因为当它来到时，美国的男人为了生活就要到陆、海、空军去参军。资产阶级总要以战争来解决它的问题的；而危险就在于当经济萧条来到时，我们就会进行那场可怖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即便是目前，也有很多人因为怕将来失业，所以就留在军队里或是去参军。我自己的侄子就是这么干的。问题正在我自己的门坎上呢。我侄子住在西海岸上，我写给他的那么几封信，抵消不了军队每天、每小时地往他脑袋里灌进去的宣传。他是个典型美国人，政治上无知。他连我写的书都不看，就别说别的书了。 　　白修德的新著《中国的雷声》一书对这个国家有很大影响，但是有一百万人可能读它的话，却有一千二百万人在读像《星期六晚邮报》那样的周刊，而其它报刊发行量则达三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份。今天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即使不直截了当被叫做“赤色分子”的话，也被叫做共产党的“同路人”。我们的人民连最肤浅的宣传都吞得下去。有时我想孙中山夫人如果来此作旅行演讲的话，可能会很好地影响这个国家。但是她必须很坚强地来忍受反动的中美人士诽谤她的运动，可是这个国家又是个力量中心，它所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中国的群众力量能瓦解它的诡计。想到为了抵消我自己国家里的反动势力，中国人民所要忍受的那些苦难，我有时真懊丧，我想回到中国来，等我的新著一完成，我就要想办法来的。 　　后来史沫特莱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是针对中共是“极权主义者”这种指控的。她在2月5日给王安娜的信里对演说情况作了描述： 　　听众是极其热烈的。我对他们的反应真感到吃惊。只有一个含有敌意的问题，是个穿得很讲究的男学生提的，他提醒我说，马歇尔说中共今天可能是在鼓吹民主，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极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这就是当前这个国家里的一种很重要的反动叫嚣……我问那个提问题的年轻人：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么?” 　　“没学过。”他说。 　　“我也没有，没学很多。”我答道。“在这一点上，我是个美国人，恐怕是这样的，而这是个弱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受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启发的。我这儿那儿地读了点马克思和他以后诸人的著作，但没有读透彻。可是从我所读到的，我知道人类社会是带有特定的、各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之背景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扎根于他们国家的土壤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确实是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跟着苏联或美国，或者任何其它国家。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影响着他们所想、所做的，将来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为中国和美国的反动分子所迫，制造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那就不是他们的过错了。他们可能会被迫为白己的生命和他们的人民的生命向一切反对势力去作斗争。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宁愿不要这样。他们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甚至能说服地主去和他们自己一起朝着比较进步的政府形式前进。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左”，因为我不能相信不用武力封建地主就会投降而解除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热烈的掌声把房子都震动了。 　　可是当我演讲时，一个坐在前排的妇女用速记记下了我的每一句话。后来她约我共进午餐，说她是陆军情报所(第54军司令部)的。我因另有约会没有和她一起吃饭，当然这太不好了，我应该去的。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我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是纳粹主义刚开始时那个样子。 　　芝加哥也约我作十五分钟的广播演讲。赞助该节目的是一家大百货公司。我按要求把讲稿交去了，而他们……撤销了广播，因为他们说“会引起争议”，而且批评了马歇尔将军的声明。两星期前，他们已在同样的节目里请了周以德医生去讲，而他是号召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的。 　　1947年春，冷战紧张局势在欧洲加剧了。史沫特莱特别看到了希腊到处都有右派阴谋。美国右翼的政治活动正是一面镜子，可以形象地看出她对事物的反应。她原来的老朋友鲍威尔于1946年和政论家阿尔弗莱德·科尔伯格一起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鲍威尔是第一任主席，在协会的背后，是新闻界人士和政客们组成的越来越有影响的“院外援华集团”，以亨利和克莱尔·卢斯夫妇为首。这些人主张加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反对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和院外援华游说人士有联系的全国工业家会议董事会发表了下列声明，由联邦调查局记录在案：“美国国内的亲中共宣传已经如此之普遍，以至于几乎不可能使美国人民对形势得到客观的印象了。由像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及其他这类人所写的书、文章以及他们的演说总是把中国的合法政府污蔑为‘法西斯’，而把共产党的内奸们曲解为只不过是农村改革者而已。这一切都在支持、加强官方的姑息政策。”11 　　同时联邦调查局继续以史沫特莱和苏联的联系嫌疑为调查重点。一份1946年所作的机密调查“美国机构内的苏联地下特务机构(NKVD)”说：“多年来，史沫特莱是一名重要的、狂热的为苏联作宣传的鼓动者，经常去苏联和邻近地区旅行。”12糟糕的是，人身监视和邮件检查仍未发现她与苏联直接联系或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证据。1947年春，放入她档案的主要材料是一份报告，说她是一封提交给众院发言人约瑟夫·马丁的信件的签名者之一。公民权利大会在该抗议信里说，众议员兰金提出的法案违反人权法案(美国宪法的第一次修正案，1789年通过——译注)。该法案说如果学校教师“给人以同情共产党思想的印象”，则将被罚款或遭监禁。和史沫特莱一起签名的有一百余人包括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埃尔默·本森(明尼苏达州前州长)、玛格丽特·桑格和亚瑟·米勒。1947年6月，联邦调查局奥尔巴尼分局宣布，对史沫特莱监视三年后，未发现有违法行动，因此向总部报告说：“奥尔巴尼分局正将此人姓名从主要人物名单中删去。根据1947年4月17日第44号SAC信件，不认为此人值得积极调查，故请求从调查局主要人物名单中将其姓名除去。本分局正了结此案。”13 　　一群住在纽约的中国朋友，在这时候把他们对于中国形势及美国政策的看法告诉了史沫特莱。其中有三名妇女：女演员王莹，史沫特莱在雅都写剧本时她曾给予帮助；黄绍湘，一个学习美国历史的学者，曾为史沫特莱翻译；新闻记者杨刚。这三位绝非偶然地都是有很大成就的妇女，两位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③ 　　杨刚(1905—1957)是她们之中政治上最有经验的。3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迁往上海，成为卓有影响的《大公报》文学编辑。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她跟随该报迁往香港，后于1941年去桂林。她把女儿留在香港，而日本占领该岛后就与女儿失去了联系。1945年杨刚经印度来到美国，获拉德克利夫奖学金而学文学，并为中国的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写出关于美国生活的专栏连载文章。这些文章有对于美国南方和纽约大街上的种族偏见的描述，也有像史沫特莱那样的个别正面人物特写。在史沫特莱看来，杨刚好似很多她在中国所认识、所写的那些妇女。她和杨刚显然常在纽约和波士顿见面，直到杨刚1948年离开为止。两人在各自著作里描写的40年代的美国和中国情况，其观点是惊人地相似。14 　　在史沫特莱的中国朋友里，有两位最重要的长者，其一是陈翰笙。1929年她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是陈把中国农村的情况介绍给她的。陈曾带她到江苏、无锡农村作实地经济考察。1932年史沫特莱则把陈翰笙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藏匿起来，躲避国民党警察的搜索，后来又帮他们化装，把他们偷送出上海。据陈说，这救了他们的性命。1945年底陈氏夫妇抵达纽约，史沫特莱从1941年在香港之后未再见过他们。陈教授在美国一直住到1950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书、写作。他当时也被任命为中共在美国的代表。虽然他常旅行，他和史沫特莱仍保持经常联系。他和夫人为了访问她至少到雅都去过一次。l5 　　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另一位重要的中国朋友是作家老舍，老舍以他在30年代的《骆驼祥子》等著作著称。《骆驼祥子》是根据老舍本人所生长的北京这个旧京城的街道生活而写成的。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决反对国民党，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于1946年应国务院邀请来美国，当时《骆驼祥子》是畅销书，1945年选入每月读书会书目。他在美国住了三年，部分原因是避免遭暗杀或被国民党警察监禁起来。他的亲密作家朋友闻一多是1946年遭国民党警方暗杀的。老舍就是在美国完成了很多人认为是他的杰作的《四世同堂》。书中描写了北京市民在八年日本占领下的生活。1949年秋老舍回到北京。他对于美国支持蒋介石感到愤怒，离美时他无疑地也因为友人史沫特莱遭攻击而深感烦恼。16 　　史沫特莱和老舍很可能是在1938年首次在中国的汉口会面的。1946年初老舍抵美不久，他们又在纽约重逢。史沫特莱曾与埃姆斯夫人安排请老舍来雅都。1946年8月至9月，老舍作为史沫特莱的客人在萨拉托加温泉地住了大约六个星期。对于她来说，他的来访对于她的写作是无比的宝贵，也使她的情绪好起来。他们详细讨论现代中国史发展的形式，也就是她正奋力写的朱德传记的历史背景。他们无疑也谈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而且不难想象老舍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日益感到幻灭，史沫特莱曾给予他主要影响。到了1949年离开美国时，老舍的反感几乎涉及了美国的一切，包括电影、冰淇淋和可口可乐。文化大革命中，据称他自杀了。④ 　　老舍访问雅都期间，史沫特莱应邀到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和纽约为退伍军人演讲，她带老舍同去。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两天，他们一起讲。在场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注意到史沫特莱读了史迪威将军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信件。在一封涉及蒋介石的信里，据称史迪威写道他“不想和一个卑劣小人(一起)打仗。”史沫特莱所写的更为多采： 　　老舍进城去讲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听众中有个商人模样的提了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老舍讲了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要你们呆在那里。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而他们也支持你们。你们有一种兴趣——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年轻的曾在昆明呆过的美国兵站起来抱怨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他说日本人一投降，他们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就变了。他说他正坐着吉普车在乡村里，立即看到了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国去。那年轻人认为中国人这种样子是很小气的。 　　老舍对这问题向年轻人作解答说，云南省的每个鸡蛋在打仗时都要送到美军去；(而且)农村牲畜也被拿去宰掉。 　　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鸡蛋，没有鸡，根本没有肉吃。”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嘛。” 　　“啊!”那年轻人惊叫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的。” 　　“对啦。”老舍说。“即使你付了钱，我们的人民不得不过没有东西吃的日子。” 　　(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人很妙。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他们要我们滚出去，就像我们也会让外国兵从这个国家滚出去一样。咱们的人们行为很不好——搞黑市买卖和搞女人，还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而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里，我都看见过苦力装卸我们的飞机……他们吃不饱，又瘦，他们无法像美国人那样干那么多活。再说陈纳德吧。我就在他的空军里呆过，据说在昆明市的每一家饭馆和酒店里，在云南的每种工业里，都有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史迪威的矛盾那么大。” 　　另一名从陈纳德的空军来的人也这么说。l7 　　1946年7月，朱德元帅，即红军总司令，也就是史沫特莱正为之写传的人物在董必武和王安娜不断促使下，通过信使又送给她一些中文的他自己的生平材料，并附言说他相信美国人民有能力使他们的政府往支持中国的“和平与民主”的方向走。当她最终于1946年12月收到此信时，她复信给朱德提出了警告。她说她听到谣传，说蒋介石和华盛顿之间有秘密协议，要使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永久基地。她说她相信美国对华关系“完全是我们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决定的”，而且“国务卿连政策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继续写道：“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大的军事帝国主义，但在这个国度里，正酝酿着一场激烈的暴风雨，一年内也许就要爆发。这里有很有势力的反动分子，(除了)卢斯、范登堡和其他的人……最危险的是大银行、大公司在海军和陆军部里的最高级别的那些代理人。”谈到企图抵消卢斯和海军、陆军部影响的那些机构的效率时，她就黯然了。她告诉朱德：“那(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是在巨大经济困难条件下工作的。我们全支持它，我把自己的演讲收入全给它了。我真希望我能说我们的影响面很广，(但是我们只)给这儿、那儿的一些重要人物以那么一点印象而已。”18 　　这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是1945年末在华盛顿首次开展战后对华政策公开辩论时期建立的。其目的是在华府积极在国会外游说，以反对国民党，组织公众集会支持“民主的”中国，最后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对于创建者之中像斯诺这样的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们来说，这就是和亨利·卢斯以及他那总的组织“联合对华救济委员会”公开分裂了。大多数的私人捐款在战争年代里是汇集在这个组织里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埃文斯·卡尔森。 　　史沫特莱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新的委员会，定期参加活动。她和该会主要积极分子如邱茉莉和爱泼斯坦友好相处，但是她突然不肯让自己的名字再印在委员会信笺上端，也不再参加组织工作了。这多半是出于个人考虑。她不愿和某些积极分子如尼姆·韦尔斯和艾达·普鲁伊特共事。自从30年代以来她和她们的关系不好，后来她又为美国共产党对委员会的影响增强而不安。此外，她要对林可胜医生和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保持极度的忠诚。林在战后任国民党政府的医务指导；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则作为联合华救济委员会的援华理事会负责人，负责对中国的医疗援助，继续把金钱和物资送到林医生那里。然而有些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普赖斯和林“倒向”国民党了。史沫特莱的解决办法是站在普赖斯的援华理事会和新的委员会中间，和两边都保持友好。她对远东政策委员会感到最亲近的时候就是当埃文斯·卡尔森任领导，而且宣传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反对国民党的立场的时候了。19 　　到了1946年，史迪威将军受命住在加利福尼亚，因为自己被迫保持沉默而深感抑郁。1945年秋没让他去华盛顿在对华政策听证会上作证是有意的，怕他激起论战。他的对手陈纳德，有约瑟夫·艾尔索普利用报刊来为他说话。但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谁为史迪威去讲同蒋介石冲突中他那一面的事情。他于1944年遭撤职时，在重庆开始把情况告诉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但是由于他仍然是在职军人，他不得不服从命令，限制自己的评论。 　　1946年2月底，白修德在自己的纽约公寓里为史迪威将军和夫人举行酒会，史沫特莱也应邀参加。2月19日，她给在加州的朋友艾诺·泰勒写信说： 　　今晚我从整天的纽约之行回来了，是去看史迪威将军和夫人。白修德在家里为他们请了一些到过中国的人作客。在座者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贝蒂·格雷厄姆(她即将去印度做一个自由撰稿者)；杰克·贝尔登，他的新法国妻子从现在起，哪一天都可能会生孩子了；里查德·瓦茨(小)、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邱茉莉和爱泼斯坦、斯科耶尔少校、安娜利·雅各比、哈罗德和维奥拉·伊萨克斯，以及很多别人。塞瓦赖德的新书很快要出版了。白修德的书6月就能写完了。邱茉莉的书大约也在同时能写完，也可能那时能发行了。所有这些书都是关于中国的…… 　　史迪威将军……异常忧郁、寂寞。我希望能有人促使孙夫人给他写信，(以便)他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尊重他。昨天他在酒会上讲了话，他毫不相信国民党会执行它那方面该遵守的新的军事协议。他认为马歇尔一离开，国民党就会重新杀人的。他说蒋介石现在面对着一种新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意义，他一点也不懂，他只会从军事方面去想问题，而就连这点，蒋介石也并不高明。 　　史沫特莱是一个史迪威可与之谈心里话的人，不只是在信里谈，有一次将军曾到雅都来访她，那时他正去那地区探望姑母，据史沫特莱说，他们谈了很久。他说他想在1946年11月辞职，写一本关于中国形势的书。20但是11月来到得太迟了。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这消息对于史沫特莱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在10月22日写信告诉泰勒：“你可能从报上看到史迪威将军去世了……现在中国的实情再也不能以他的观点叙述出来了。他是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去世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史迪威写给她的信是重要的，她把复印件寄给爱泼斯坦供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使用，也寄给了杰克·贝尔登、厄普希尔·埃文斯、一位姓罗宾斯的上校以及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埃尔默·本森。她也力促他们和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前执行书记取得联系，以便利用该会所存史迪威的信件。但是她补充说，在未公开发表前，他们首先应取得史迪威的遗孀的同意，这也适用于史沫特莱自己所存的信件。21 　　不久，曾去过中国的史迪威的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当写本书，把将军的观点介绍给美国公众。由谁来写是个问题。1946年12月18日史沫特莱写信给爱泼斯坦：“至于由哪个人去写那本书，我感到茫然。弗兰克·泰勒要杰克·贝尔登六个月后回来写，杰克不十分肯定地答应了。只有像杰克那样曾和史迪威很接近的人能写此书；史迪威夫人是不会把材料交给一个和她的丈夫从未接近的人的。杰克是记者里和他最接近的，将军去世后，他曾陪伴史迪威夫人多日。即使如此，史迪威夫人写信给我，说她自己想写那本书。我想写了几章之后，她会放弃的，至于我，当然啰，是轮不到的。” 　　史沫特莱认为自己不在考虑之列，是有多种理由的。她知道由于鲍威尔、周以德、林语堂和其他人攻击自己，如果由她去写，则她已是臭名昭著，这会损害史迪威的信誉。《新共和》和《民族》杂志不登她写的关于史迪威的文章，她无能为力，这件事刺痛了她。确实《新共和》从1945年以后就停止刊用她的任何文章和书评了。而《民族》从1946年以后也这样干。再者她仍然把写完朱德传记列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出版史迪威的书的任务最后落到白修德身上，他编写的将军的材料于1948年出版了。22 　　1947年5月，史迪威去世才八个月，史沫特莱又遭到了另一令她痛苦的损失：埃文斯·卡尔森在51岁上突然去世(他正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以及迈克尔·斯特雷特——〔这二人都是《新共和》杂志的人〕谈论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时，心脏病发作)。史沫特莱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军队葬礼。1948年1月25日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纽约的罗斯福旅馆举行追悼会。史沫特莱为卡尔森致主要悼词。整个演说充满正义的愤怒，不时引用了卡尔森给她的最后几封信里的话。 　　她说：两年来，特别是1946年末史迪威逝世后，她确实观察到卡尔森越来越沮丧，愤世嫉俗起来了。他把温斯顿·邱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讲话称之为“自乔治三世以来，由一个英国人给予美国人民的最傲慢的侮辱”，说富尔顿演讲企图为“已破产的殖民主义政策、特权、对人的剥削、军事均势联盟”寻找支持。卡尔森从自己的痛苦经验深知美国政治中常见的给人贴标签，给人戴红帽子是“为了遮盖正大力推进的由美国工业资本控制东亚经济的活动，这种活动使亚洲人民的政治独立濒于危机。”结束悼词时，史沫特莱强调了卡尔森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基于罗斯福倡导的四项自由的新外交政策，即言论及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23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有两件关于卡尔森追悼会的报告，其一说史沫特莱主持了会议；另一件说是众议员休·德拉赛主持会而让史沫特莱发表主要的悼词。档案收入了她讲词的摘要，强调在30年代中叶的北京，在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卡尔森由一个思想反动的人转变为“一名人民的战士”。24 　　联邦调查局于1948年初再次加强对史沫特莱案的调查，研究她20年代在德国的活动。他们在纽约访问了她的两个德国老朋友，这两人被认为是“可靠的”反共分子。但是这两人——据内部掌握的证据，极可能是朱利安·冈泼士和卡尔·威特尔福格尔——拿不出调查局一直想找到的和苏联联系的证据。他们强调史沫特莱和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一起工作，他们肯定她不是共产国际的特工，也不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人形容她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两人都补充说当时的共产党员认为她不可靠，她的情绪不稳定。25 　　调查局又重新感兴趣是因为于1947年10月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G—2(即远东战区情报部)发表的简要报告，说她在战前和东京的一个苏联间谍网有联系。这个据说在30年代早期发源于上海的间谍网的中心人物是里查德·索格。他和其他一些成员于1941年被捕，被日本处决了。报告的来源是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揭露的对索格的审讯以及日本警方的报告，所摘要的指控未由文件加以证实，但是足以刺激胡佛去下令对史沫特莱20及30年代的活动加紧侦讯，更深入地调查。胡佛在致地区分局的备忘录里说：“此人大约自1930年到至少是1934年间，曾在中国为苏联进行情报工作。要求你们对于此人目前所进行的任何此类活动保持警惕。”26 　　到了1947年12月，以与史沫特莱有交往为由来攻击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组织，已经是常用的手法了。例如，胡佛所中意的政治刊物之一《反击》的一篇社论就指明史沫特莱为共产党员。这篇社论是更大规模的对于一个争取公民自由的组织“美国进步公民”的攻击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曾为不久前被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指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同情者的好莱坞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进行辩护。史沫特莱就是该组织的成员，也是在为好莱坞人士辩护的公开请愿书上65名签了名的人士之一。27 　　1948年1月1日到2日《芝加哥论坛报》刊载了上、下两篇发自东京的新闻报道，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透露给记者沃尔特·西蒙斯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迄今为止所揭露的最成功的共产党间谍网的细节，由本报从一度属于最机密的日本文件中摘录串联成文，此间谍网之活动很可能曾有助于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爆发。”文章“摘录串联”的方法无疑使这项报道具有一种耸人听闻的味道，与当时流行的保守观点正相吻合，即：同情莫斯科的人已经渗透到美国的新闻阵地里了。这篇报道提到的两名新闻记者，一是瑞士记者根舍·斯坦，另一名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论坛报》描述史沫特莱是一名前科罗拉多州教师，“多年来支援亚洲的激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辩护士”。这篇报道的作者西蒙斯没直截了当地说史沫特莱实际上就是该间谍网成员，但是他引用索格的话说“是她”把索格介绍给他的主要同谋者尾崎秀实的。西蒙斯强调这个间谍网“从他们认识的新闻界人士那里搜集情报”，使用各个国籍的“左倾人士”来搜集“关于非俄罗斯国家的军事、经济潜力”的资料来送给斯大林。28 　　在战争年代里，雅都曾是史沫特莱的避风港。那时的为数不多住客里有来自受战争破坏的欧洲逃亡作家。大家都关心战争的进展，包括亚洲前线，而史沫特莱的专门知识是受器重的，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一切慢慢起了变化。到了1947年，她在雅都越来越感到孤单，新住进来的艺术家、作家不再关心战争，外界对她的压力增加了，对于自己的写作能力，她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1947年11月12日，她写信告诉马尔科姆·考利： 　　因为写起来如此之吃力，我常常想我并非一个作家。我对于自己的写作感到内疚，就好像我原是别一种人，却来冒充作家。我内心里有两个我：一个好似被迫在打字机和纸张上去虚度光阴，而如果不这样，我的生命就连一天都不值得活下去；另一个我刚往后一坐，憎恶地，有时带着轻视，有时又带着失望的眼光在进行观察。雅都的住客对于我这后一种心态是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他们大多数不认为我是个文笔好，风格崇高的作家。他们倾心于乔伊斯、卡夫卡、萨特等人。他们消磨了数不尽的夜晚在那里钻牛角尖讨论写作，谈论作家，把一些较小的人物扔到火坑里去。卡夫卡和萨特令我厌烦得要掉眼泪，乔伊斯只不过某些地方让我感到有趣而已。你看，我是缺少恰当的写作方法的。我不管那种有或者没有逗号或句号的完满无缺的平稳句子，而是心目中看见了那大批、大批的中国和世界其它各地的赤脚农民，他们要去摘取人类的福星，却因此而遭枪杀，走向死亡。 　　在那以前的夏天，她曾写信告诉卡琳·米凯利斯，说自己因无法完成朱德传而感到灰心。但是在信的结尾她又给予自己以比较肯定的评价：“你还记得我在你家写的那第一本书么?没有你，就不可能有那本书了。我这一生一共只写了五本书，是个小收成。但是我写出了成千篇的政治性文章，从来没有搜集起来过。我不知道这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但总的来说，我还算是满意的。我没有成为我所希望的那样的作家。但是从一开始就装备得那么差，我也算是干得不错了。”(1947年7月21) 　　对写作感到心灰意懒，史迪威和卡尔森之死，外界对她日益恶毒的政治攻击，这一切使史沫特莱感到抑郁、孤立，难于自卫。然而正是1948年春在雅都发生的一次事件使她个人的凄苦心情变得绝望了。1948年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办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和纽约州东北小区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因。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因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学生参加了。(向联邦调查局告密的人后来说史沫特莱“试图使他们皈依共产主义的学说”)。一些温泉地的市民听说有此事时，向雅都的理事会表示不满。因为家长们发怒了，大学的校方人员也发出了抗议的呼声。他们早在几个月就因为史沫特莱打乱了该校的一次演讲会而表示不满，她曾粗暴地打断演说，攻击演讲者。当时伊丽莎白·埃姆斯表示很难堪，但是她现在感到迫不得已要对付一下史沫特莱了，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口角。史沫特莱出于严酷的正义感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无必要作解释，也无必要因自己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看不到争论有消除的征象，乃决定为了保护雅都公司的名声，她不得不请史沫特莱以后或是言行谨慎些，或是离此它去。史沫特莱的反应先是震惊，继之歇斯底里发作起来了。1948年3月9日，她突然从雅都迁走，把大部分收拾好的物品留下，待能找到栖身之所时再来取走。29 　　① 关于美亚间谍案见第十八章注23。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忽略了，未提对盖恩从未正式起诉，也未提1945年8月撤销了对他的控告。 　　② 史沫特莱的33页文章，题为《社会革命》，刊登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中国》(1946，伯克莱及洛杉矶)一书里，编者是H·F·麦克纳尔(直到50年代中叶，此书是各大学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及思想的课程所广泛使用的)。史沫特莱在全文中强调了民族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争辩说社会基层的人把共产党看作比蒋介石政府更为民主，更为可取。虽然她对史迪威撤职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公正性感到怀疑，她在文章结语里还是表示希望刚开始的马歇尔和平调解使命能获得成功。 　　③ 作者在北京访问了黄绍湘。她于50年代写《美国通史简编》(北京，1979年修订本)，成为中国出版的美国史标准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她作为北京大学教师，因其过去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受到了严厉批判。70年代末期她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的美国史学者中资历最深者。 　　王莹于50年代早期被美国移民局逮捕，最终驱逐出境，部分原因是和史沫特莱的联系。50年代时她在中国戏剧界工作，对于那些过于公式化，思想内容受限制的剧本她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她本人先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到批判，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由于她在美国和像赛珍珠之类的人物有来往。60年代中期，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恶毒攻击，死于监狱里。《两种美国人》是她在50年代写的关于她的美国生活的回忆录，她逝世后，1980年在北京出版，并由大戏剧家夏衍感慨地写了介绍文章。〔根据与王莹的丈夫谢和赓、友人苏开明(弗兰克)，以及与夏衍的访谈〕。 　　杨刚在50年代升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是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她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传统保守性及慢慢腾腾的作法也常感不耐烦，并直率言之。她于1957年自杀明显地是出于个人原因，并非如西方所猜疑的由于她是右派分子而遭政治攻击(无证据可查)。关于杨刚的资料来源见注14。 　　④ 50年代老舍以戏剧家著称，又是作家协会重要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激烈攻击并且挨了打。1966年在挨打之后，发生了溺毙之事；或是打他的人杀死了他，或是他自杀(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是自杀，但是他的遗孀胡絜青不接受这种看法)〔访胡絜青；参见乔纳森·斯彭斯著，《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纽约，1981)389—394页〕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