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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最后一幕，1948—1950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当史沫特莱在乌云遮日情况下离开雅都时，中国的内战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中共于1947年末发起的反攻，比任何人所预料的更为成功。蒋介石的部队，战线拉得太长，又缺乏好的领导，很快从满洲被赶了出来。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及装备被俘获。到了1948年4月，共产党部队已控制黄河以北的农村，主要城市如北平和天津的命运已在他们掌握中了。据报道，他们准备在山东来一场大战，这是黄河出海口中国沿海人口最多的省份。 　　来自中国的新闻使史沫特莱高兴起来，略减轻了因和埃姆斯夫人的决裂以及寻找食宿带来的焦虑。针对美国既无效又不道德地继续援助蒋介石，她演讲时言词比以前更有力了。但是与此同时，她的政敌们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而且国会院外援华集团都要求增加对蒋介石的美援。因此当科尔伯格去东京住在威洛比将军家里归来后，他在《实话》杂志里以一整篇社论谈威洛比仍属机密的报告，该报告指控史沫特莱是苏联奸细，自1930年以来是个“无指定的具体任务”的奸细，曾有过“叛卖行为”。1 　　科尔伯格和诸如《反攻》杂志编辑等人要求联邦调查局支持他们的断言，在这种压力下，调查局急于要在史沫特莱案件上找到突破口。胡佛私下里惦念的是缺乏具体证据。1948年4月，他收到军部发来的、威洛比的长达64页关于索格间谍网以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后，他似乎仍未信服，因而在致某分局领导人的备忘录里加以评论：“一眼就能看出来，该报告作者对索格集团活动的报告，其作者怀有不利于弄清事实真相的动机。”2再者，胡佛认为还看不到远东的索格一伙和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调查局预料将来会要求该局拿出更多的关于史沫特莱的情报，因而在压力下感到必须找到必要的证据，胡佛严惩奥尔巴尼分局在史沫特莱案件上的半心半意。即使她已迁离该局管辖范围，也命令其人员继续侦查，此时侦破此案的主要职责在纽约分局，因而调查局力促该分局加紧进行，以便拿出所有的哪怕是片断的证据，以印证所声称的她和苏联间谍网之间的联系。3 　　当史沫特莱在1948年3月离开雅都时，她先到索伯格·布伦丁的在纽派尔兹的农场，大约两周后，去了纽约，住在从事向中国供应医疗救济物资工作的友人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家里。史沫特莱好像要证明自己不为政治胁迫所动，因而既公开讲话，又写信，强烈反对国会拟议中的蒙特—尼克松法案；此法案要求被指称为共产党战线上的组织进行登记。她关于中国的演说越来越尖锐了。例如，在1948年4月4日纽约市服装业地区举行的“撤离中国”群众大会上，她当众指责在华的美帝国主义，直率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讲台上还有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前军阀冯玉祥，后者是蒋介石的老对手，来美国是为想投靠华盛顿以其作为蒋的可能的代替者。①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是希望有助于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某种新联合政府，以便结束内战。但是冯在华盛顿遭到挫折，后来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他在渡黑海时死于轮船失火)。4 　　史沫特莱在6月里作了新的生活安排。自从1942年回到纽约以来，她一直和老友约瑟芬·贝内特以及她的丈夫里卡德·布鲁克斯保持联系。②深知史沫特莱之为人及其弱点的布鲁克斯夫妇邀请她来斯尼登兰丁村一起住。这是位于哈德逊河西岸，荫蔽于帕里萨兹附近树林里的一个村子，距曼哈顿一小时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于6月中旬在这里安顿下来。她也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在附近城镇里发表反对尼克松—蒙特法案的演讲，支持亨利·华莱士作为1948年进步党提名的总统竞选人。5在9月13日致艾诺·泰勒的信里，她描述了在哈德逊河岸重拾旧业，大搞园艺的情况： 　　我搬进了布鲁克斯一家半完工的乡村寓所。他们是老朋友了，我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和独用的卫生间。这对夫妇也已迁入，到冬天这房子就会满像样了。这几个星期我已把写书抛在一边了，这是因为在雅都的冲突中思想上的震荡；来这里后，又总有木匠击锤和工人们的吵闹声，所以我开辟了一个大菜园，足够我们三个和十一二家朋友们享用的了，每两星期栽种下一批西红柿(近四十棵)、二十四株茄子、十来个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萝卜和豆角，还种了新西兰菠菜、芥菜、菠菜、两种南瓜(像六座小山那么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园子：昨天附近有一大群退伍军人……举行了盛大野餐会，拍卖一些东西，为华莱士竞选(总统)筹款。我送去几大盒从园子里摘下来的菜，卖了35美元。我定期供给几个退伍军人新鲜菜，供给附近两户人家，一有机会还往纽约一友人处送去几盒子菜。我的菜园成为轰动视听的事了。本地区大多数菜园总有部分失败的。夏天我还种了玉米，后来来了只浣熊，每天晚上吃去几十穗玉米……。 　　我们的房子距哈德逊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俯瞰下面的河流。沿河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你看，真是很美的。这里可谓是个艺术家的小社会，有戏剧、音乐界的；有作曲家、作家、几位教授和其他专业人士。主要都是住在这里，但是每天去纽约市上班。可我很少见到他们……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离开雅都后极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1948年秋，相对来说是史沫特莱安静、多产的时期：她修订了朱德传的草稿，年底寄给克诺夫，又寄了一份请斯诺去读。6但是此时，纽约文学界已冷淡她了，经理她演说的人也离她而去。她很少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不仅是《新共和》、《民族》杂志，其他报刊的编者也对她保持距离。史沫特莱发现她只能往发行量很少的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刊物投稿，如《远东之光》(民主选东政策委员会出版)，“中国评论”(香港)，以及《民族卫报》(纽约)。院外援华集团的人如周以德和鲍威尔不再想在电台上和她辩论了。她最后一次做广播演讲是1948年5月，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赞助。7 　　她在纽约市外公开作有关中国的演讲时，常受到诘难。例如1948年4月，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附近一群退伍军人集会上讲话，而科尔伯格的《实话》指控史沫特莱是卖国贼，这就武装了几名本地居民的头脑。他们在她演讲前抗议了一星期。不管怎样，史沫特莱还是讲了，也没人来骚扰，但气氛却是紧张的。据报道，她舍去了常规的回答问题。报刊舆论则怀有敌意。《纽约镜报》说她对帕里萨兹当地社会持冷淡态度，讥笑她“是个‘粗矮的女人’，头发的染色多变已成帕里萨兹一带的闲谈话题了”。8 　　1948年8月泄露给报界的“红色间谍女皇”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大陪审团的证词的谣传又煽动了反共情绪。对她的起诉并未下达，到了12月，指控美国政府内部已被间谍和共产党渗透之风，达到了高峰。此时正值以钱伯斯为一方，以阿尔杰·希斯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陷入僵局。虽然钱伯斯1942年以来就向联邦调查局告密，但直到1948年12月2日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去他的农场访问，看他出示的著名的“要人材料”以后，他才改变自己对希斯的指控，把希斯为苏联搞间谍活动的罪责也加了进去。同一个月里，该委员会也向钱伯斯询及远东和史沫特莱的情况。就在此时，他改变了自己的说法，1945年联邦调查局找他访谈时，他报告说，1936年他在纽约一自助餐厅里和史沫特莱很偶然地会面了。他又补充说“人人都知道她是个共产党”。而现在，在1948年12月，他又说会面是在1935年，不是很偶然地，也不是他要求的，而是美共党员约翰·卢米斯·舍曼有一项特殊使命，将要去远东，因公需要见见史沫特莱，因之请钱伯斯安排会见。③ 　　12月31日，其文章为全国报刊采用的辛迪加专栏作者德鲁·皮尔逊写道，史沫特莱是一名重要的苏联间谍，曾于1934—1941年间作为一个苏联间谍网的成员而在日本工作。9大约就在同时，在院外援华游说的主要人物，如科尔伯格、厄特利、周以德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地位实已无望，他们开始推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他们的回答当然不是蒋介石。他们说这场战争是在美国打输了的，其中一个不算小的因素就是像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成功地软化了公众舆论并削弱了——特别是在国务院内——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要的巨额援助。10 　　1949年来临时对于史沫特莱是够平安无事的了。1月21日，她和刘良模在帕里萨兹支持华莱士竞选总统俱乐部一起演说。刘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1938年史沫特莱在长沙曾与刘密切共事，做医疗救援工作。两人的会见是愉快的，热切地憧憬着中国的未来与前景。但是后来证明1月份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1月31日《时代》杂志错把史沫特莱说成是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的撰稿人。11 2月1日军方和中央情报局都来索取联邦调查局关于史沫特莱的全部资料复印件。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件有关苏联间谍网的33000字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一名主要人物。12 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该报告，是根据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威洛比的报告编写的，报告记述了在日本的一个为苏联工作的战时间谍网向苏联提供了极重要的情报。这有助于使苏军后退，从而击败德国。(无稽之谈，因为索格在1941年就已被捕。)里查德·索格博士和一名日本新闻工作者尾崎秀实被认为是间谍网首领。索格是俄罗斯人，在东京的纳粹大使馆以新闻参赞身份出现。尾琦秀实也是中国通，是近卫亲王的朋友。这两人和其他一些人都于1941年在日本被捕，1944年被处决。但是此案的根源却要追溯到1929年的上海。 　　对于尚活着的人的最严厉指控是针对史沫特莱的，她确实于1930年在上海把尾崎秀实介绍给索格，当时二人均是报纸记者，虽然没有证据说明1934年以后她仍与此案有关，军方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仍然是“无固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政府的间谍和特工人员。再者，报告说她“即使不是发源者，也是最早宣扬某些谎言的人物之一”，这谎言说：“中共根本不是共产党，不过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革命者罢了，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报告还断言这种观点被史沫特莱传播得十分有效，以至于“当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难于相信任何其他关于中共的涵义了”。13 　　史沫特莱于当天在纽约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她身旁的是她的律师O·约翰·罗格(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前副司法部长，可能是那个时期全国最知名的为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了)。她感情激动地否认那些断言，说自己从来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她还谴责麦克阿瑟将军邪恶的政治动机，说他对自己的攻击是与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倒台有关。14当晚，史沫特莱在共同广播系统节目里，抛出一项挑战：“麦克阿瑟将军并未建议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知道对于所指控于我的，我是无罪的。他是以一项法律为护身指控我的。该项法律说他，作为高级军事官员，是不能被控告犯有谎言罪的。因此，我管他叫做懦夫和小人，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受法律保护的豁免权利，然后我会控告你犯有诽谤罪。’”15 　　次日，即2月11日，华盛顿军方发言人有了新想法。他们仓皇要联邦调查局再给些情报。艾斯特不想把报告全文发给新闻界，说该报告“有事实，但是也有一些是看法”。16到了2月16日，他告诉《纽约时报》该报告有几项看法正使此地的军方感到为难。他本人“认为在权威方面对史沫特莱进行调查之前，不应指名道姓地提到她。”华盛顿的军方官员们尽可能地想把整个事情的责任放到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去。l7最后，2月18日那天，军方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据《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说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报告发表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无证据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l8 　　东京总部的反应是愤慨。报告是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写的，于1947年送往华盛顿。为何要现在发表?但是真正激怒威洛比的是史沫特莱的要以诽谤罪来控告他们的威胁，以及军方一周后又撤回指控。威洛比于2月21日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可以放弃军人因公免受控诉的权利，以便史沫特莱可以告他。史沫特莱再也没有理他的挑战，主要因为费用太大，同时也因为她已从军方赢得道歉和撤销指控。无论如何，陆军总长肯尼思·C·罗亚尔拒不同意让威洛比放弃受保护的权利，并于2月25日在“与新闻界见面”电视节目里以“疏忽”为由，想把整个事情了结。19 　　威洛比将军以无畏的气概于次年离职，花一年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其指控。其成果是致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项特别报告以及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上海阴谋》(1951)。这两者都不能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或特务，也不能证明她和索格以及尾崎秀实的联系一直延续到1932年以后，但是威洛比和他的报告对于院外援华集团来说，仍然是一项可供激烈辩论的问题，直到今天对于像约翰·伯奇协会(美一极端反共的半秘密组织——译注)那样的保守团体来说仍然如此。20 　　华盛顿的陆军部和胡佛一样地感受到来自像科尔伯格那样的院外援华游说者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公开威洛比的报告。这些游说者苦恼的是军方虽把消息透露给沃尔特·西蒙斯、德鲁·皮尔逊、约瑟夫·阿尔索普和其他一些友好的记者，却未引起很大重视。而威洛比的亲密朋友科尔伯格对于军方端坐在报告上而无所作为感到特别不耐烦，后来事情发展得很不幸，米德上校屈服于压力，未得其上司，即陆军总长肯尼思·罗亚尔的同意，就公布了报告，科尔伯格在报告公布的同一天(2月10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欢呼军方的行动，并向“军队和联邦调查局”挑战，要他们“像麦克阿瑟将军所带头的那样干，把调查苏联间谍网的结果全部予以公布”。他补充说：“麦克阿瑟报告中所提到的两名作家，目前就住在本市……。还应当有他们在我国活动情况的进一步报告。”21 　　不足为奇的是，由于东京方面的反应，以及陆军总长罗亚尔为整个事件感到窘迫，陆军情报司长米德上校和情报官员艾斯特上校作为公布报告的责任者，都被撤职了。他们的调动平息了两位众议员于3月19日要求调查军队的动机及其对整个事件的处理经过。22 　　对于2月10日发表的报告和军队后来撤回指控，报界反应很不一致。科尔伯格为3月和4月号《实话》杂志所写的重头文章是替右翼和院外援华游说集团说话的：“决不许可为了粉碎史沫特莱而牺牲一位伟大、受人尊敬的军人，并玷污美国军队的荣誉。”亨利·卢斯的《时代》、《生活》杂志，《纽约镜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诸如《世界电讯报》那样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全都表示是揭发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共产党人的时候了。左翼方面《工人日报》指责说，对史沫特莱的攻击实质是对蒋介石失势之反应，也意味着麦克阿瑟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持中间立场者是为《民族》、《纽约时报》、《华盛顿明星报》、《纽约邮报》写稿，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如马奎斯·蔡尔兹和哈罗德·伊克斯那样的编辑和专栏作家。他们对于缺乏证据的指控感到震惊，担心尽管军方撤回了指控，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清白无辜者遭受政治迫害。23 　　关于间谍网的宣传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引起了严重反响。军方报告是2月18日撤回的，一个多星期以后，联邦调查局派人来雅都访问当时四位住客中的两位，爱德华·梅塞尔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也访问了主管的主任伊丽莎白·埃姆斯。询问的重点是史沫特莱。一年前在她离开雅都时，调查局已通过埃姆斯的秘书追踪她的问题达四年之久，那位秘书定期“在萨拉托加某处留下往联邦调查局发的情报”。24在史沫特莱已离开一年后的此时到这里公开访问，可以认为是对于她曾长期居此怀有不祥的关注。如果这次访问的目的也是为了进行威胁的话，那确实是如愿以偿了。 　　四位住客是哈德威克、梅塞尔、弗兰内利·奥康纳和罗伯特·洛厄尔。调查局突然对雅都过去的这位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有兴趣，使这四位住客大吃一惊，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起伊丽莎白·埃姆斯了，这四人里只有梅塞尔见过史沫特莱。即使如此，在联邦调查局访问后的日子里，以诗人罗伯特·洛厄尔为首的四位住客和本地的雅都理事们都取得了联系，对于雅都的“邪恶”气氛，他们表示关注。他们说：“联邦调查局对于雅都主任埃姆斯夫人的话或动机似乎都不相信……而是以为她保护了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直至颠倒黑白的地步。”25 1949年2月26日，雅都正式开会讨论。下面是罗伯特·洛厄尔的传记作者伊恩·汉密尔顿从根据洛厄尔针对埃姆斯夫人的长篇大论发言所归纳的： 　　会议(记录)的誊本让人读了深感厌恶。洛厄尔的开场白要求“开消”埃姆斯夫人，要执行得“干脆、无可更改并且及时”。其“确切的”指控是“我们的印象是埃姆斯夫人不知怎么的神秘地、深深陷在史沫特莱夫人的政治活动中”，而且埃姆斯夫人的人品使她“完全不适合于充任领导职责的主任”。从这里往下说，洛厄尔使用了“极其贴切的比喻”。他说雅都是一个“机体”，而埃姆斯夫人是“一个有疾患的器官，使整个机体慢性中毒，有时厉害些，有时稍轻，有时几乎使人感觉不到，而有的时候，就好比目前吧，则是致命的……”然后洛厄尔对其他住客盘问对质，从每一个人的话里找出一系列估计是有害的“印象”。比如哈德威克作证道：“我个人感到有时埃姆斯夫人的表面行为和她的真实感情不一致。我不是指对我而言，而是指对大多数的事而言。我只知道表面的……我看不透她的心思。”会议还提到雅都接待过的其他共产党作家，有一位“无产阶级小说家”伦纳德·埃利希，是埃姆斯夫人的老朋友，常来雅都，提到史沫特莱对附近斯基德莫尔大学生的劝诱；提到一些神秘的日本、东德来访者；提到所谓“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会”这令人猜疑的玩笑；提到埃姆斯夫人在和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那种并非爱国的谨慎……等等。总而言之，“证据”就是拼凑起来的生吞活剥的传闻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猜想：没有一个证人对埃姆斯夫人“表面”上的与人为善以及她的办事效率持异议。26 　　会议快结束时，伊丽莎白·埃姆斯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她解释道，她“在马乔里(她的妹妹)去世后”，她“很感激史沫特莱，因为她帮助护理和做了一切其他的事”。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允许史沫特莱继续住得这么久的原因。她并不因为史沫特莱在雅都住过而感遗憾，也不背弃她以前(对洛厄尔)说的史沫特莱是“一个老式的杰弗逊式的民主主义者”的概括。从只不过十天以前还与她和善相处的客人那里听到这些攻击性的言论，她很感震惊，感到痛心。27 　　马尔科姆·考利以理事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发言维护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他说没有人否认史沫特莱有时同情共产党的事业，但是对于要么她是个共产党，要么以前是个间谍的说法，他不以为然。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引用了考利对理事会讲的话：“早在1940年(当)她刚离开中国……史沫特莱从洛杉矶写了一封八页长的信给我，谈到她的困难相当大。(美国)共产党人全都反对她，他们故意不让她获得应邀讲话的机会。她很困难。之后，她来到东部在农场干农工活，又来信说她听人讲到雅都，我就告诉她写信给埃姆斯夫人。”28 　　理事会散会前一致同意需要再次讨论，并决议由3月底于纽约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作最后决定而结束。考利在致友人的信里对雅都的结局作了最佳描述： 　　最终什么也没做成，什么也干不了。一切都推迟到纽约的再一次会议上再说(两周后或更快些开)。那时要做出某种决定了。住客们走了，他们发誓要在整个文艺界把雅都的名声抹黑，还要召集一个群众抗议会。主任们也走了。我呆了一天是因为不能不写一大篇评论，而如果等我回到康涅狄格再写，我就会疲劳得写不下去了。可是后来我也走了，感到好像我曾在一次大清洗中，在俄罗斯作家协会里开过会似的。伊丽莎白(埃姆斯)去了休养所。她的秘书辞职了。雅都就像是个劫后的战场。29 　　洛厄尔在以后三周里，向曾在雅都住过的人发通告，敦促免去埃姆斯夫人的职位。马尔科姆·考利、阿尔弗雷德·卡津、约翰·奇弗和其他一些人则拟好相反的、维护埃姆斯夫人的文告，此文告已经由五十一位曾在雅都住过的响应者签名，包括很多史沫特莱在雅都的老朋友，如凯瑟琳·安·波特和卡森·麦卡勒斯。30麦卡勒斯马上离开乔治亚州来到纽约为埃姆斯夫人辩护。到了3月26日理事会开会时，其所作决议已是会前可预见的结局了：再次肯定埃姆斯夫人是主事的主任。罗伯特·洛厄尔可能从来没认识到埃姆斯夫人对于创造雅都所起的作用，他把拥护她的压倒多数票看作是他个人的失败。④ 　　就这样，1949年整个3月份里，史沫特莱就成为纽约市文学界的流行话题了。不幸的是大多数此类话题只不过加深了一种印象，即她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很可能是个共产党和间谍。其结果是，经过这场事件，她在纽约文学界心目中比一年前从雅都被逐出时，还更为落魄。 　　军方发布东京间谍网的报告，也使联邦调查局慌了神，突然感到压力，要它拿出更多的史沫特莱与共产党联系的证据，科尔伯格就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它所了解的史沫特莱的情况。而且传说将要由一个大陪审团来调查她的案件，而联邦调查局不能不在其中充当主要角色。31 　　调查局在送往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署等其他政府机构的简明报告里不断指出“据可靠来源”史沫特莱是共产党人。32问题是它只有一个“可靠”来源，一名前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此人声称史沫特莱确实是共产党员，可是他根本拿不出证据。调查局与威特福格尔和冈泼士等前共产党人访谈，还有史沫特莱的演讲和著作只是趋于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者说20年代时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非共产国际的间谍或共产党员。再者，对索格间谍案的指控也缺乏证据。胡佛对于史沫特莱案未受重视表示不满，下令各分局交流、研究档案。33他特别地再次批评奥尔巴尼分局之“处理不当”。 　　奥尔巴尼分局采取了坚定姿态。它承认“不可原谅地延迟了”向上级报告，但是又补充说“此人明显地确无我们分局要找的那些活动可供汇报”。对于胡佛所提1947年底收到索格案第一件报告以来，何以未采取任何行动的问题，分局答复如下： 　　谨启者，这份(1947)摘要报告并未透露此人1934年以后在远东活动的材料。事实上，这份报告最后一句话说索格通知他的一个人员，即尾崎秀实，再和此人接触是危险的……收到这份报告后，奥尔巴尼分局判断此人仍住在(雅都)庄园上，未进行与其作家职业不相称的活动。据告密者(埃姆斯夫人的秘书)说她很少离开住所，未作任何重要旅行……再者(直到1949年)，奥尔巴尼和纽约分局的调查并未能透露她现行的间谍活动。34 　　纽约分局致胡佛的答复虽然顺从一些，也同样为缺乏证据所苦恼。“从来还未能明确地肯定史沫特莱作为苏联间谍曾经或正在进行活动。调查表明她具有亲共的同情心，和性质相仿的人物及组织有来往。相信继续进行调查则无疑会汇集更多的已经获得的那种情报。”35为了取得突破，纽约方面建议与史沫特莱本人访谈。如必要，以大陪审团传票召之。这项访谈应充分探究她“在欧洲特别是和苏联的交往，她和中国共产党军队共事时所接触的远东人士，以及她和索格博士的关系究竟有多深”。但是纽约分局虽同意应把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影响及交往列为一项主要的调查，又说“在根据线索进行调查时要避免使调查局陷于被动”。36分局的这项警告发出在军方的窘态受到舆论注意之后，对胡佛并非不起作用。他立即否决了大陪审团以传召方式直接审问史沫特莱。 　　调查局于3月里再次找惠特克·钱伯斯访谈，这时该局已得知他在国会作证时曾暗示史沫特莱可能有间谍活动；而令调查局懊丧的是，他们是在作证后两个月从报纸所载的文章里才知道的，本书前面已提到钱伯斯曾否定他自己1945年对调查局所说的话，但调查局并未在和他最近访谈的报告里提到钱伯斯前后说话不一致，关于史沫特莱是否是共产党员，也不清楚钱伯斯究竟向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说了些什么。但是他3月里说的比1945年所说的，语气较为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个共产党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37以后这一年里，联邦调查局找了几个30年代在中国认识史沫特莱的人谈话，包括蒂尔曼·德丁、弗雷达·厄特利、哈罗德·伊萨克斯和弗兰克·多恩，也调查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及他的姐姐索伯格。史沫特莱的信件及其在斯尼登兰丁林周围的活动也遭到更严密的监视。38 　　大多数她在中国所认识的新闻记者们现在都避开她了。只有几个例外。她高兴的是收到了白修德于1949年3月从意大利发来的支持她的信： 　　即使我给你写封长信，也还是无法一开头就告诉你，对于那帮混蛋们如此随便地玷辱具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我感到多么愤慨。我以前认识威洛比，这是个毫无男子气概的、可恶的老杂种。最后一次我见到他(1945年，马尼拉)，他正在马路中间对着一个黑人士兵大嚷大叫地责骂：“你这个混蛋黑鬼，挡我路干什么!”他是用他那带着粗哑的外国腔喉音说的。这常让我想起一个事实，即他的父亲是威廉皇帝军队里的普鲁士军官。让这个蠢货自奉为监管你的忠诚的人，太荒唐了。我们这些身在世界各地爱你的人站在你旁边……不知怎么的，你，我，还有好多别的人，好像是经历了一个看重精神和意志的时期；而现在我们被一些很机械的人抓在手里，他们用码尺来衡量信仰，用铅检数器来衡量忠诚。39 　　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既加紧、又表面化了。史沫特莱感到自己像是个被迫捕者，很像她当年在上海处于英、法租界的和中国的秘密警察眼皮底下似的，也和当年一样，她的公开反应还是蔑视。在给“远东之光”杂志写的“东京的烈士”短文里，她颂扬了尾崎秀实和索格作为反法西斯战士所作的贡献。她继续给在东京的尾崎秀实的女儿寄钱、寄衣服。 　　史沫特莱忽发灵感，去找哈罗德·伊克斯给予支持，伊克斯有十年之久任罗斯福的常与人争吵的引起议论的内政部长。他现在虽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仍然是个大胆、活跃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在《纽约邮报》创办了维护自由主义观点的每日专栏。从1947年末以来，他和史沫特莱保持通信，讨论中国形势。她在2、3月里有意供给他贬抑威洛比的资料，希望他用来攻击中国问题上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攻击麦克阿瑟以及杜鲁门政府。伊克斯非常积极地参予史沫特莱的事。他在3月中旬两篇专栏文章里把威洛比将军叫做种族主义者和准法西斯分子(还叫了别的名堂)，而且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他使院外援华游说者和威洛比暂时处于劣势，而且若干年后，这些人还在那里气急败坏地辩解。40 　　三月末，经O·约翰·罗格的建议，她象征意义地出现在于沃尔多夫旅馆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争取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上。这也可能是为了拧一下纽约市文学界大亨的鼻子，会议组织者是1948年支持亨利·华莱士作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是保持支持他竞选的劲头，也是对国内正在增长的冷战心态作斗争。会议计划邀请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和美国同行讨论当代文化问题。罗格作为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是要以史沫特莱的出现来象征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 　　国务院对于大多数接受邀请的东欧人士拒发签证，但是像作家法捷耶夫和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重要苏联人物来了。美国有一百多政治上从右到左的人士参加，从罗伯特·洛厄尔到诺曼·梅勒到克利福德·奥德茨都来了。会外则有人示威，抗议所谓的会议组织者具有亲苏观点，会内一些作家包括德怀特·麦克唐纳、悉尼·胡克和罗伯特·洛厄尔则一有机会就提出敌意的问题。辩论是激烈的。随后的一些文学和政治性刊物上的争论更是持续了好多年。41 　　总起来说，在后来的持续争论中会议组织者是负多于胜。至少有一件事其结果是悲惨的，文学评论家F·O·马西森于次年自杀，部分原因是有人攻击他个人的政治观点。史沫特莱也没能避免不受损害。虽然她在会内很少说什么(会议未讨论中国)，《纽约时报》还是登了她的照片。而当她发言时，她又是为苏联辩护。她反问到：“如果苏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二千五百万人，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42因此很多报道这次会议的文章(多年后的一些历史著作里也是)，像对待马西森那样地对待她，称她为坚定的不忏悔者，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43 　　史沫特莱知道，她在公众眼里已无可挽回地被标为亲苏的同路人和共产党间谍的嫌疑犯了。可悲的事实是1949年她联系最牢固的东方阵营国家并非苏联，而是南斯拉夫。从1948年中期以来，铁托元帅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对抗华沙条约国家以及莫斯科的领导，直至分裂。史沫特莱同情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可追溯到1938年她在汉口和博尔切克医生的友谊以及对他的尊敬。40年代她作公开演讲时，常把南斯拉夫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相提并论(60年代的学术界终于接受了这种对比说法)。她在1949年常去驻纽约的南斯拉夫新闻局，和该局一位主任马里亚·维尔凡特别亲近，维尔凡后来写道她知道得很清楚，史沫特莱同情南斯拉夫反对苏联的霸权。44 　　史沫特莱照样在群众聚会上讲话，如6月在争取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纽约组织的会议上的讲题是“欢呼新中国——和平的同盟者”。和她一起出现的有民歌歌唱家皮特·西格，有亨利·华莱士和刘良模。刘是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是她在长沙时的老朋友。45但总起来说，她怕自己的出现对于会议组织者来说会是害多于利的。⑤她特别在这次集会上出现，是想对这委员会内就一项重要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保持中立。问题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9年1月，斯特朗突然被苏联驱逐出境，回到纽约以来，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苏联，这激怒了美国共产党。结果是，争取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领导人邱茉莉、莫德·拉塞尔和其他人甚至拒绝和斯特朗说话。这引起很多史沫特莱的朋友的不平，他们向委员会辞职，抵制委员会的活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和斯诺一样也同情斯特朗。这两位妇女在1949年春天一直保持接触，两人的律师都是Q·约翰·罗格。另一方面，史沫特莱和委员会的个别人仍然友好相处，坚持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46 　　尽管史沫特莱在公开场合采取了蔑视的姿态，她实则深感伤心。正如她以前经历各种危机时那样，健康情况反映了她的心境。1949年2月中旬，她写信告诉友人，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有心脏病，而且总是疲惫不堪，好像突然老了十年似的。她说和早些时候的几次一样，她周围的政治气氛是一种政治迫害以及内部整肃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值此红军在中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自己的疲惫和沮丧使她深感歉意。她又一次想到逃避：“我的朋友，为何我几个月前不去中国，去当一名中国公民呢?我在那里是能够平静工作的。而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这个国家非安身之处。一位将军竟然可以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间谍，是苏联政府的特务。’就因为她维护了中国。”47 　　可是这次危机和以前的不一样。过去她总能依靠一群朋友给以物质和精神支援。而1949年她仅剩的朋友们——布鲁克斯夫妇、埃德加·斯诺、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和杰克·贝尔登——因为和她有来往，也几乎一天天地越来越有遭受政治折磨的可能。过去她总有一种个人的使命感，感到别人需要她来做一些重要的工作，在沃尔多夫旅馆参加会议之后，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是一种负生产。她的共产党朋友们将要在北京掌权了，蒋介石走了。她能贡献些什么来建设新中国呢?也许她只能起挡路的作用。最后，由于不能演讲或出版自己的作品，连独立生活也受到了威胁，而完全要依靠朋友们的前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她无法接受的。 　　住在纽约的石垣绫子及其丈夫石垣荣太郎是属于1949年春夏两季支持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里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格林尼治村那时起，荣太郎就认识史沫特莱。他们在雅都又重温友谊。绫子后来回忆说，到了1949年6月，史沫特莱的困窘成倍地多起来了。在斯尼登兰丁村，她的主人布鲁克斯夫妇受当地居民骚扰，还受亲戚们的抵制。当地退伍军人的美国军团里有一派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为上、下哈德逊河的苏联船只发信号。联邦调查局也加紧了监视。有好几个星期布鲁克斯住所前面总有两个调查人员的车停在那里。为了避免让人看见，有时候史沫特莱就藏在布鲁克斯家汽车尾的行李箱里。为了不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诸如此类的麻烦，史沫特莱决心离去，到曼哈顿找个地方住下来。48 　　赴纽约前，史沫特莱总算得到片刻的欢乐，埃德加·斯诺和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在斯尼登兰丁村举行婚礼。(从1944年以来，斯诺就和第一位夫人尼姆·韦尔斯分居了。他最近在她的抗议下办理了离婚。韦尔斯在70年代末仍然认为在她的离婚问题上，她的老对手史沫特莱负有部分责任。)史沫特莱极高兴地帮助安排婚礼。洛伊丝说，事实上，她把整个婚礼包下来了。请音乐师，还在布鲁克斯家与住房相连的露天廊台上安排招待会。门庭布满从邻居那里“借”来的鲜花，这就惹恼了他们。可是对史沫特莱来说，这件事有意思极了，是她情绪上的解放，而更根本的是她表达了对斯诺的友谊。到此时为止，斯诺是她在中国认识的、剩下的老朋友之中最支持她，也最有影响的了。49 　　史沫特莱在7月间暂时住进曼哈顿的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家里。她花了几个星期找公寓房子，都白费了，最后在一家叫卡特雷特的可长住的旅馆里租下一间房子。这里虽可隐居独处，房租却超过了她的经济能力。为了省钱，她常和绫子和荣太郎合伙吃饭。50大约就在这时期，她又经受了另一次打击：克诺夫的编辑们要她大量修改朱德传的手稿。他们对她长篇地引用朱德自己的话，以及她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极为同情的观点有意见，而且要求她写出未曾触及的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史沫特莱恼火了，开始怀疑克诺夫提的反对意见是日益坏下去的冷战气氛以及麦克阿瑟对她的指控所造成的。她去问斯诺的意见，而他说他同意克诺夫的很多意见；她的手稿确实需要大加改动，需要删节。最后史沫特莱决定与克诺夫分裂，修改了稿子，依靠斯诺帮她编辑加工，还要另找出版者。51 　　到了8月里，她的储蓄告磬。她近来曾付出一千五百多美元的法律费用，又给在圣迪戈的弟弟寄去五百元。和克诺夫的决裂使她的经济前景看来更朝不保夕了。她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尽快出国。她计划先住在欧洲，那里生活便宜些。写完书就在那里安排前去中国。52 　　她在7月里开始申请护照，申请几次都遭拒发，也不说明理由。像罗杰·鲍德温那样的朋友帮忙，也没有用。最后，护照科告诉她的律师罗格说，拒发是因为她是共产党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10月里，作为最后一着，史沫特莱去找哈罗德·伊克斯帮忙，给护照科长露斯·希普利施加压力。最后，普希利发了善心，发给她1950年10月期满的护照(据她给伊克期的信)，而且护照只对去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有效。虽然她不明白此中奥妙，这些限制实际是为了迎合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需要，该委员会计划在1950年讯问史沫特莱，也可能让她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问。53 　　1949年10月，当她仍在等护照时，尼赫鲁首次访美。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大力宣传的旅行，其重要性不仅限于象征意义，而且有实质内容，因为尼赫鲁是来寻求援助的。很多人想见他，其中就有史沫特莱。这两人自1928年首次在柏林见面以来，曾偶尔通信，史沫特莱曾在40年代公开地把他比作杰弗逊，作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和民主主义者。他来美后，她两次写信到印度使馆找他，没有回音。然后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的一个朋友问尼赫鲁为什么不答复史沫特莱的信。尼赫鲁看来似乎吃了一惊，带信给她，要她当晚给他打电话。史沫特莱打了电话，可是接不到尼赫鲁那里，她在电话里是和一位男士对话的，她断定此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冒称尼赫鲁的秘书，因为她知道他真正的秘书是位女士。最后通过别的办法，她终于能在尼赫鲁下榻的纽约沃尔多夫旅馆房间里和他单独谈了一小时。尼赫鲁问她中国新政府的情况。它的领导人，土地改革政策等等。史沫特莱促他去北京，亲眼看看。尼赫鲁向她一再保证他的政府会很快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史沫特莱也谈到美国的种族偏见和她个人的处境。尼赫鲁有礼貌地表示同情，但是会见后史沫特莱私下里告诉一位中国朋友说他那屈尊和“资产阶级式的举止”使她失望，伤了她的感情，尼赫鲁没有重申他以前要史沫特莱去印度的邀请。54 　　和尼赫鲁的访谈可能触动了史沫特莱的旧伤痕。虽然她相信联邦调查局不让她接近尼赫鲁，更可能的是他身旁的印度官员们不想让他会见她，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927年她和拉伊·莱帕特和卡马拉德维·查托的公开的激烈论争。而到了1949年，她已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印度领导人不能公开欢迎她了。若是史沫特莱猜到上述的任何一点，都会加深她的孤独感的。 　　9月末史沫特莱尚未会见尼赫鲁之前，收到北京新政府派使者送来的两千美金现款。使者是她最老、最亲密的中国友人陈翰笙教授。他和夫人顾淑型自从1945年末以来，一直住在美国。钱是特意供她用以回到中国去的。5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国的10月1日前一周里，史沫特莱看来很高兴，情绪也放松了。她为《民族卫报》写一短文颂扬共产党人的胜利，还买了蛋糕、蜡烛到石垣夫妇住的公寓去庆贺。护照终于在10月末发下来了，她很快地行动起来，把大部分资料和物品留在家住纽约州北部、雅都附近的友人托尼·威利森那里，以后再运到中国去。她力请绫子不要到码头送她，因为到处都有联邦调查局人员。绫子记得史沫特莱在那些最后相处的日子里，人显得憔悴疲惫，当她告别说再见时，面带茫然的微笑。56 　　史沫特莱确实感到忧心忡忡。她不知道中国从政治上是否还需要她了。她怕自己可能是没用了。就像她1939年写给弗雷达·厄特利那封关于汉口的不同凡响魅力的信里所说的，她在中国总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从来不能直觉地理解周围社会的那些节奏、微妙的特点和风貌。因此，1949年11月15日，在纽约港的一个码头上，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陈翰笙及其夫人以及斯诺夫妇送别时所见到的是一个心情凄惨的人。她乘坐一条驶往法国勒阿弗尔的美国船，要从那里渡海峡进入英国，有朋友在那里等她。 　　船上的生活使史沫特莱精神起来了。首先，似乎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乘最下层的经济舱，在下午的鸡尾酒交谊场合里，她手端老式的加水果的威士忌，显得特别活跃。她尽量和乘客，也和船员们在一起。使她高兴的是，有人争论起有关劳工的政治问题了。那指斥别人为共产党的全国海员工会的头目也在船上，是乘坐头等舱去伦敦开会的。他和船员们在途中听说他工会里的左翼分子刚在纽约暴乱起来，反对他夺了权。船上的工会会员们召开会议，船员全体参加。史沫特莱则在一旁欢呼助威。所争论的问题是工会的种族和政治偏见，后来史沫特莱在自己的统舱里遇到好几名黑人船员，他们谈到工会里指斥一些人为共产党，也淡史沫特莱和保罗·罗伯逊相识的事。总之，这是一次使人感到高兴的航行。航行结束时，她利用和船员们的关系，拿走几袋船上剩余的食品好送给她在伦敦的朋友们。57 　　在勒阿弗尔登岸时，史沫特莱的好听话赢得英国海关官员准许她把船上的剩余食品等供应品作为礼品带上岸来。她的精神更为爽朗。1949年的英国当然仍受战争的影响，食物极缺，而且是定额分配。 　　在伦敦迎接她的有在香港的老朋友们，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沃森·斯洛斯。希尔达和她的丈夫整个战争期间被关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放出来时营养不足，头发也白了。希尔达的丈夫仍然在海外殖民地，是非洲海岸上的塞舌尔群岛代总督，希尔达和她的十多岁女儿玛丽住在温布尔顿的一套很大的公寓里，内有一间带独用卫生间的卧室正等待史沫特莱去享用。58 　　她们的计划是史沫特莱就在希尔达家安顿下来，完成朱德传的修改工作。一旦伦敦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安排她去中国。希尔达是工党的积极分子，每天工作八小时。女儿玛丽在学校住宿，所以史沫特莱可以独自在家修改那本书。 　　在温布尔顿的头三天史沫特莱是用来跟上时事的发展，与希尔达交流各自了解的情况。她对于工党政府的成就有了初步的好印象：实行国民保健计划、普通工人有养老金制以及一些社会福利计划，但是她也担心她所谓来自美国的“污染”。一些迹象表明有些工党领袖也逐渐在指责别人为共产党了，她把这看作是将来会出现问题的征兆。在外交方面，她关注的是亚非两洲的英帝国主义残余影响。她特别和希尔达争论了英国决心保留香港的问题。59 　　总起来说，在和希尔达及其女儿玛丽共同度过的12月和圣诞节、新年的假期里，她是颇为高兴的。她写自己的书，做苹果馅饼；相对来说，对个人前途，还算感到有希望。至少她当时以“亲爱的家人”称呼开头的那封信的调子是热情地娓娓话家常。传阅此信的亲爱的家人就是：米尔德里德·普赖斯、斯诺夫妇、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和石垣夫妇。她也给在加州的艾诺·泰勒写了亲切的感谢信。泰勒给她寄来一包包的食品、衣服、打字纸和咖啡。在发自英国的头八封信里，看来只有在讨论美国形势的时候，她才流露出悲观和讥讽的语气。她把美国归纳为：国内法西斯主义日益增长，在国外帝国主义愈演愈烈。 　　整个1950年1月和2月里，史沫特莱在温布尔顿过着隐居生活，很少出去。几乎没有作过公开演讲，社交生活限于在温布尔顿的公寓里和希尔达以及她的香港朋友们在一起，偶尔参加一下英中友协的会，或去看看她在中国留学生联合会演讲之后新认识的朋友。其中一个叫胡基安(译音)的是中共党员，正在英国读国际法学位。胡在1978年回忆说，史沫特莱请他和他们的几个朋友到她寓所吃中国饭，议论了很多问题，他还记得当时她谈到苏联政府严酷的专制时，他大吃一惊。她说自己不想途经莫斯科回中国去。她也尖锐地批评英国想保留香港的意图。60 　　她一直和中国的王安娜保持直接联系。她也通过在香港的周恩来所信任的助手龚澎给王安娜寄去书、胶卷和唱片。在伦敦她很好地利用中国留学生做为信使。比如，4月里当胡基安来道别时，她让他带了大量的书和唱片给龚澎、马海德医生以及在北京的友人。61 　　1950年3月初，史沫特莱以突发的干劲写下她最后两篇文章，谴责驻扎在蒋介石的避难所台湾的美国空军加紧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 　　她说朝鲜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轰炸中国海岸都是美国——以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为代表——特意配合，以便把苏联拖入大规模的对抗。她说这种冲突，可能在朝鲜或印度支那先发生。而一旦爆发了，“响尾蛇”蒋介石就可以从台湾出击了。为了力促世界进步人士集结在中国周围，就像他们一度在30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内战中集结在共和政府周围那样，她这样写道： 　　有人正在远东策划着可怕的战争阴谋，它不仅包括福摩萨和日本，也包括印度支那，可是全世界人民还不知道这阴谋背后的秘密势力在哪里，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肯定是不知道的。西方世界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任务是揭露它、发出抗议、最终特别要向美国人民呼吁。但是要快点做，否则这个阴谋将在一次从远东开始的新的世界大战里得以实现。62 　　现在每当史沫特莱在早餐桌上读当天的《先驱论坛报》的美国新闻时，类似上述的论争就使希尔达不安起来了。而且这种论争好像越来越趋于责骂式的了。争论的时间也更长了。而且更快地消耗着史沫特莱的精力——特别是当她读到麦卡锡参议员为攻击国务院已把欧文·拉铁摩尔列为头号目标。⑥但她还是把完成朱德传作为主要任务，每天的其它时间常是安静地用来修改书稿。她也阅读：玛格丽特·米德的《男人和女人》；一位新英国友人詹姆士·奥尔德里奇写的小说；莫顿·汤普森的《呼喊和誓约》；以及亚瑟·沃利翻译的中国诗词。 　　在一封给埃德加·斯诺的信里，她自己的舒适但是和社会隔绝的处境好像使她愈加同情受压迫者了：“前天我看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我独自去的，排了两小时的队买票，这是值得的。那个小孩在我心里是尊坐在王位上的!诸神的上帝啊，人这个牲畜是多么地残忍!各个地方人们都可以目睹最骇人听闻的非正义行为，由于少数一些人拥有这个世界而造成的最显眼的贫困，而无动于衷。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这真让我绝望了。”63置身那套公寓的四壁之内，史沫特莱和穷人在一起的心可以从她和希尔达的打杂女佣人的关系上看出来。3月27日她在写给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艾诺·泰勒的母亲埃尔维拉的信里说： 　　我真希望你能看见这女人平时的那个样子，看看她对你买的那套衣服(艾诺·泰勒送史沫特莱的礼物)怎么反应。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开大卡车，因背脊骨骨折，住院已好几个星期了。她可能有42岁，但看上去要老十年还多。她穿一件仅及瘦骨嶙峋的膝盖的旧布衣，残破的露出布纹线了，还罩了一个旧围裙。她这星期来的时候，我煮了咖啡，她和我两人坐下一起喝，还有烤面包和黄油。她和一位“贵妇”坐在一起，很不舒服的样子，后来我告诉她我不是个贵妇人，我的母亲也当过打杂女佣和洗衣妇。 　　我问了她的孩子和家庭等等，她说她母亲以洗衣服“打杂”来谋生。“我们常常没别的吃，就吃面包和油滴汤……因为常常买不起别的。我够年龄的时候，也去打杂，我现在还是打杂……可你现在干嘛对我这么好?这套衣服和别的东西值好多，好多钱吧。我再也没办法省下钱来买这样的衣服和衬衫。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我问起鸡蛋，因为很快鸡蛋就可免于定量配给了，啊，她说，鸡蛋都堆起来了，因为工人们每周只能给每个孩子买一枚鸡蛋吃。这简直让人难于理解。可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听说过，但很难相信。 　　3月中旬，史沫特莱的健康突然戏剧性地恶化了。成年时期一直折磨着她的胃溃疡开始作痛出血了。希尔达最终劝动了她去看本地的一个医生，他说可能需要动手术，但他眼下开的处方是进食严格限于清淡的软食，不能抽烟。据希尔达说，史沫特莱的情绪是深深的消沉。她在早餐桌上针对《先驱论坛报》上消息所发的愤慨议论更长了，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了，而且也是危及健康的精力浪费。关于香港的争论慢慢变成尖锐的、带个人成见的了。两位妇女之间距离正在拉远。64 　　史沫特莱在4月间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了，但是她怕动手术会使她延迟去中国，甚至术后会变成残废。她也感到特别孤独，要依靠别人，在希尔达的住所感到不愉快。当希尔达的女儿玛丽回来过复活节时，艾格尼丝开始为屋子里增多了闹声而不断发火争吵。4月10日她给纽约的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寄去一件令人吃惊的短札：“我没写信是因为我病了三个星期，现在还病着，是内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医生劝我动手术，但是我还在犹豫，因为我的胃的五分之一要切去。我对一切都感到消沉了。不能工作，不能走动，只能吃牛奶，我真活够了。” 　　1950年4月16日，事情到了严重关头。希尔达送女儿回寄宿学校后回家，发现史沫特莱已经走了。那天晚上史沫特莱回来时两人进行了一次很别扭的长谈。史沬特莱说自己苦闷得不得了，想另找一间房子单住，她需要去过和尚那样的生活。最终希尔达说服她到牛津去看一个她俩在香港时的老朋友玛格丽特·斯洛斯，去休息一下，以后再回来跟希尔达住在一个较前安静、又能让人休息好的环境里。65 　　次日史沫特莱乘火车去了牛津，到达时就病倒了，直接上了床，很快被送进牛津大学医院。专家们给她作X光和其它检查，诊断是胃的三分之二必须切去，是个大手术，但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到了4月末，当她在医院休息并等待手术时，她给希尔达写了一系列的便条，大多数是有关医疗的，语言不祥。其中之一是这样结尾的：“我生活在一项希望之中，即我能去中国。但是我现在怀疑中国大使馆会不会到这里来了。我也看不出它为什么一定要来。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4月29日)在5月2日致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的信里，她试图对死亡的前景开个玩笑：“如果我要去找先祖了，玛格丽特·斯洛斯会通知你的。但愿上帝饶恕我，因为我对他们毫无兴趣。我希望和中国人民一起，他们是为革命(而死)的。那会是多么地有意思!不用研究我的书，只要跟他们聊聊就行了!而他们又能告诉我多么好的故事啊!我不能去见他们，把我们的谈话写出几本书来，这是多大的损失啊!”66同一天，她写信给哈罗德·伊克斯：“我期望能过手术这一关，但是我兴趣极小。美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我的实际上的流亡产生了这严重的后果。我看不到自己的、也看不到美国的希望，我在这里要呆三星期，然后必须去某处休养康复。我渴望去中国，但是我的护照限制我只能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而且10月就到期了。与其回到美国，还不如死了好。所以我是怀着非常抑郁的心情进入手术的。万一不能康复，我向你亲切地道声永别，对你在过去几年里给予我的支援，向你致以永恒的谢意。” 　　为了应付万一，史沫特莱也写了几封比较正式的信件，把一旦她逝世了，需要处理的版税和物品清楚地列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4月28日她留给玛格丽特·斯洛斯的信：67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期望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愿意告诉你几件事，并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 　　我最后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那里。我没有财产。我所拥有的全在我这里：1900美金的政府债券(在我的手提包里)，以及一本托马斯·库克(一个著名的旅行社——译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里。我希望你用库克旅行支票，用这笔钱支付关于我的一切费用，直到最后的费用……我不记得遗嘱里的确切说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就是说，为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我也按照遗嘱的条文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你能帮我做到么?如果新的大使馆来此，骨灰可交他们去海运。我愿意葬礼尽可能地简单，按这些岛屿上最廉价的办法举行。我不相信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谢谢你，玛格丽特，我也谢谢希尔达，为了你们的友谊。我们在很多方面可能有分歧，可是你们仍然是我的朋友。 　　史沫特莱的手术5月5日下午进行。傍晚手术结束，她正从麻醉状态恢复过来，希尔达给纽约的朋友们打电报说她很好。但是次日，1950年5月6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逝世了，当时玛格丽特·斯洛斯守在她身旁。死亡证明书上写道死因是肺炎、急性心力衰竭，以及前一天胃部分切除术的后果。 　　史沫特莱逝世后，一个月内，她所预言的战争在朝鲜爆发了，使中国往伦敦重派外交使团推迟了。最后是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于1951年5月6日把她的骨灰带往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很长的追悼会后，骨灰安放在西郊八宝山的革命公墓里。她的墓碑上是朱德的亲笔中文题词：“纪念美国革命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① 保罗·罗伯逊(1898—1976)曾获拉特格斯大学全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称号，也是第一位黑人当选为全美美式足球(橄榄球)员，后来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学院研究生。他被认为是同代人之中最有成就的黑人艺术家之一。虽然他从未加入共产党，却是一位知名的同路人。他和其他在美国受歧视的人一样，发现苏联所鼓吹的维护贫困者和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正如外界攻击使史沫特莱更倔强地维护中共那样，罗伯逊也因冷战开始后对他加强了人身攻击而更坚持其有关苏联的观点。见保罗·罗伯逊著《我站在这里》(纽约，1958)。 　　② 约瑟芬·贝内特是一铁路巨富的继承人。她于1919年初遇见史沫特莱时是玛格丽特·桑格的秘书。她发现史沫特莱和自己一样地热爱争取妇女权利和节育运动，热爱桑格其人，两人遂成为亲密朋友。史沫特莱于1927年在柏林做盲肠手术，当时贝内特看护她，直到她恢复健康。1928年史沫特莱去中国之前，在巴黎去看了贝内特。她于30年代早期和里卡德·布鲁克斯结婚，他是个富有的独立的壁画、肖像画家。1934年史沫特莱在巴黎访问了这对夫妇。1948年时，贝内特仍活跃于节育工作。(据《纽约时报》里卡德·布鲁克斯讣告，1954年6月23日，以及与戴维和玛丽·洛斯的访谈。) 　　③ 联邦调查局所存与钱伯斯访谈记录见该局档案100—68282—139及103第14页；61—6580—127第241页。显然，钱伯斯的两种说法都有错：1935年和1936年，史沫特莱正在上海。大约就在此时，钱伯斯还告诉调查局说：一位年轻的外交官O·E·克拉布于1932年把史沫特莱的信亲自送到纽约《新群众》杂志办公室。因此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于1951年对克拉布长时间地严加盘问，最后他被迫离开外交界。见O·E·克拉布著《证人与我》(纽约，1974)。钱伯斯后来又一次改变了自己关于史沫特莱的说法(见注37)。他的最后说法见钱伯斯著《证人》(纽约，1952)第399页。 　　④ 伊恩·汉密尔顿著《罗伯特·洛厄尔传》(纽约，1982)第152页。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洛厄尔于2月里还领导了一个维护埃兹拉·庞德的运动，是维护他接受博林根诗歌奖的权利。当时洛厄尔声辩说艺术位于政治之上，而庞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公开支持纳粹，为此自然是个极有争议的人选。反对洛厄尔的左翼人士争辩说博林根奖不应授给庞德是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考虑。这些正是洛厄尔攻击埃姆斯夫人没有资格管理艺术家聚居地所根据的理由。见汉密尔顿著作第十章。 　　⑤ 1949年10月里，史沫特莱写信给朱德说：“公众还是认为我是个间谍嫌疑犯。因此我不到很多激进组织里演讲，而只是去那些还有些自卫能力的组织。我也不对共产党听众讲话，因为共产党人即使不被人指责为接待间谍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⑥ 在2月的参院小组听证会上，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美国国内的头号苏联间谍。拉铁摩尔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1941—1942年间曾任蒋介石政府和华盛顿双方的顾问。作证时，他很有战斗力，显然在听证中以及报刊舆论方面都占了麦卡锡的上风〔见其著作《诽谤的考验》(纽约，1950)〕。但是一年后，可能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情况不同了，麦卡锡小组能够使拉铁摩尔在公众眼里失去信任，并以伪证罪对他起诉(1952年2月16日)。虽然从来未宣判他有罪，他的事业和名誉已遭损失，继而他离开了美国。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