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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50年5月7日,史沫特莱的名字最后一次上了美国报刊的标题。当时大量的报道企图说她在英国,是在看来很神秘的情况下去世的。众议员哈罗德·维尔德是前联邦调查局人员,也是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热心人士。他指控“是共产党人”谋杀了她。他说史沫特莱当时就快要回美国受大陪审团的传召,向他的委员会公开说明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谍的活动了。北京的中国新政府发言人则作出相反的指控:华盛顿应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悲惨逝世负责。她的朋友们怪罪冷战气氛,有些人还提出了自杀的可能性。1
  在纽约举行的各个追悼会回顾了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在中国、印度以及其它各地作为受压迫者的斗士的经历。埃德加·斯诺、哈罗德·伊克斯、史迪威将军的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人士发表了动人的悼词。《时代》和《新闻周刊》上的讣告集中谈威洛比将军于1949年所作的指控,说史沫特莱仍然是一名“没有具体特定任务”的苏联间谍。就因为这项指控,史沫特莱家庭的近亲里没有人参加追悼会,也未发悼词。
  史沫特莱在逝世前不久已经预见到在朝鲜或越南将发生一场战争,从而引起美、苏两国在亚洲的军事对抗。当战争在她逝世后一个月爆发时,它掀起了一股反共歇斯底里的浪潮,以及由威斯康星州年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政治迫害运动。常有人提到史沫特莱,把她说成是个阴谋削弱美国政策,从而使共产党在中国掌权的女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指控说:
  史沫特莱女士以其著作和演说起了重要作用,使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垮台,使我们的敌人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将军透露了她和索格间谍网有联系,曾作为苏联间谍进行活动。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史迪威将军的朋友和顾问,影响了那位将军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在其最近的证词里说,他是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影响。对于远东形势感到迷惑不解的美国人不必自责。已揭露的马歇尔将军和史迪威将军的迷惑不解,部分地源出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而她却是不糊涂的。两位将军所感到的迷惑不解的理由可以完全说明报刊和公众头脑里的迷惑不清是情有可原的。2
  尽管有类似这样的论断,联邦调查局还是在1952年6月27日结束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报告承认没有可证明她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之后,下了结语:“没有发现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此人曾为一个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也没有进一步发现什么事实,能说明陆军部在索格案中所声称的此人在远东曾从事间谍活动。”8
  在联邦调查局的史沫特莱档案里,最后放入的材料之中,有一件的日期是1954年10月11日。这是陆军情报人员和一名曾在朝鲜战争中当过中国人的俘虏的美国士兵的谈话报告。报告说中国人曾要该士兵去读《大地的女儿》一书的某些片断,以便“教育”他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这完全符合极右方面所描绘的史沫特莱的形象:她是个不忠诚的美国人,愿意展现美国制度的弱点,这就使她成为共产党人可以利用的工具,用以损害美国。4
  指责史沫特莱是共产党人的不折不扣的工具,或者正如弗雷达·厄特利所声称的,是个幼稚的同路人,都会模糊她的政治生涯和道义上的抱负的真实面目。她的政治生涯和道义上的抱负是极其复杂的。从1919年她为社会党的《号角》写文章的那些日子开始,她就把政治信念看做是新闻事业的良心和灵魂。作为一名实践的新闻记者,她认为自己的部分责任就是要以自己的政治观点来说明时事,而不必考虑当权者的思想立场。因此在30年代,她谈自己的想法,反对共产国际不同意成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印度的统一战线;在40年代,她支持援华理事会给予国民党以医疗援助。最意味深长的是,她所爱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在30年代中期拒绝了她的入党申请,正是因为她的(要求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再者,如果有人在政治上利用她,她也是很清楚的,也准备可能要被人贴上标签说“我是一位辩护士”。当她在1936年12月每天从西安向外界广播以抵消国民党关于蒋介石被劫持的宣传时,她知道等待她的后果是什么。
  到了她被麦克阿瑟将军的幕僚攻击的时候,她十分清楚如果她肯公开谴责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话,她自己就能挽救自己。但是尽管她很恨苏联的某些政策,也蔑视很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傲慢,她还是不能让自己那么干。在她看来,40年代末的冷战辞令,就好像是20年代末的英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的故伎重演,是用以掩饰建立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的烟幕。她在1950年时并不相信殖民主义已遭致命打击,对于美国放弃在美利坚革命时期所坚持的反对殖民统治的原则,她深感失望,因而痛苦。再者,她曾目睹10年代后期及20年代早期司法部长帕尔默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进行的搜捕,因此她知道一些政治上无辜的人士会遭殃,成为右翼不分青红皂白地以思想论罪的攻击目标。
  在她的全部生涯中,史沫特莱与共产党人为了实际工作进行的合作,其动机是复杂的,而且随各个具体问题而异。她也常常不顾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立场。一个例子就是她在1948和1949年声称支持铁托。她虽然认为只有在民主程序已经不起作用的时候,才能使用武力做为最后一着,却接受了共产党的前提,即只有武力威胁才能重新分配权力,才能导致帝国主义死亡,矫正社会罪恶。
  忠诚是史沫特莱整个生涯中所面对的、最难处理的伦理问题。说来也是意味深长,从她的事业一开始,她选择的,与之共同战斗的团体就不大愿意把她作为自己的一个成员那样来接受她,即使在她逝世以后,也是颇为犹豫地接受她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她缺少作为成员的最主要特质,即对于一种形象或偶像愿意表示无批判的公然的忠诚。她一再地被谴责为异端,因为如果她自己认为某人具有良好动机和道德原则,她就不愿意接受那种把某人列为敌人的分类法。当她维护像林可胜医生、鲁茨主教以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那样的人物时,当她拒绝抛弃她那些美国、印度和中国朋友时,她付出了政治代价。史沫特莱坚持她的至高无尚的权力是由自己作决定的权利,这就使所有的组织和派别把她视作肉中的刺。虽然她公开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她却公开批评她不喜欢的人,包括毛泽东和孙中山夫人,虽然她提倡节育,支持印度的民族主义,她却拒绝把妇女或印度人作为整体予以理想化。
  史沫特莱于20年代借助精神分析方法把她的狂怒转变为自己创作上的义愤力量,但这并不能使由她年轻时期经历的贫困以及作为妇女所遭受的歧视所产生的伤痕完全愈合。她在个人关系方面,也总是我行我素,因为她坚持不管哪一位朋友或情人,都必须以她本人的本来面貌来接受她。纵观她的一生,赞助者或庇护者都曾试图把她当作伊莱扎·杜利特尔式的人物来加以同化。伊莱扎出身于下层阶级,能够被塑造成体面的人物。但是史沫特莱总是拼命地保持独立。而到事情结尾时,也弄不清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是庇护者,还是受庇护者。她对事物加以分析之后,决定绝对不能让一种个人之间的关系使自己在事业或政治上受到损失。她的争取女权思想集中于像节育之类的问题,是要给妇女更多的自由和力量。
  史沫特莱的激烈的战斗性使得她的追求妇女解放对自己成为极困难又矛盾的事情。她企图以摆脱男女的互相依赖来解决自己在性问题上的矛盾,于是她付出了代价,就是她得忍受孤寂之感。而这种立场,加上她在30岁到40岁期间断然拒绝放弃性生活的快乐,使得她成为很尴尬的行为出格的人,不仅广大公众,而且与她共事的大多数妇女也都是这么看。
  有人曾描绘说史沫特莱是居住在一个“满是她永远要与之搏斗的龙”的世界里的。5冲动、经常不讲策略,总显得不安宁;她的举止近乎闹剧。当精神抑郁,或者感到不安全了,她的健康常常垮下来。可是也常常仿佛一夜之隔,她又蹦了回来,并且以突发的干劲去迎接一项体力上或者政治上的挑战。然后她高兴极了,哼哼牛仔歌曲,口诵庸俗的五行打油诗,组织舞会,还发疯似地去种花种菜。
  从她最初几年介入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时候起,史沫特莱就把为原则而死的殉难者理想化了。虽然她在1949年被追踪,被孤立,甚至大多数自由主义观点的朋友们也离开她了,而来自右翼的攻击正好证明她有别人称之为偏执狂的表现,她反倒还感到某种自满。6右翼的攻击部分地成为一种实现自我抱负的预告,加强了她的这种信念,即从贫穷和无知解放出来的斗争确实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自己已经成为为原则而死的殉难者了。
  史沫特莱对于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信念来自30年代她和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时所目睹的民主精神,而到了80年代这种民主的精神,还有待于实现,这会深深地使她失望的。人们也很难设想对于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她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史沫特莱自己一样,很多她所密切接近的中国朋友们,例如独立的知识分子老舍和刘良模,忠诚的共产党员陈翰笙、周立波和丁玲,当他们批评政府的政策或呼吁共产党内缺乏民主时,最终被指控为不忠诚而受到处分。1978年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认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政策是悲惨的错误。这是个带来希望的征兆。
  直到生命的尽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个自封的战士,一个为穷人和无权无势者的自由斗士。她也是个狂热的园丁。对于无家可归的“小鬼们”来说,她又是个母亲般的人物,在汉口,是她把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去运送伤兵的。当她投入实际工作中去的时候,诸如中国的医疗救济工作,她是在袭击富人和特权阶层的良心,她是以下层社会的脏话、藐视和热情来威胁、侮辱、哄骗和娱乐他们。
  史沫特莱把个人胸中的狂怒转化为战斗的创作力量,这就唤醒了人们的激动情绪,这和她的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蚀刻版画里的穷苦人的形象所唤起的激情是一样的。史沫特莱和珂勒惠支以及埃玛·戈德曼一样,并不把穷人和工人阶级浪漫化,她也从来不美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她的亲密朋友确实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成功地把激进的信息越过阶级界限而传达出来,这就最终让诸如科尔伯格和周以德那样的在国会院外援华游说的人士害怕了。她在生命最后八年所经历的事件使她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是和穷人的利益相对立的,与中国的和印度的穷人以及无疑也与美国的穷人的利益对立。
  终其一生,在她的著作和公开的讲话里,史沫特莱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传达贫穷与无知所带来的绝望的、无穷尽的恐惧。她的目标是推翻这两条龙。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她的生活是一场战斗,既无休战,也无妥协。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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