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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进入中世纪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中苏边境满洲里那边，苏联的搬运工人帮助我们运行李，他们默不作声，安安静静地把行李搬到检查站的出口处。那儿一个工人代表坐在桌旁对每件行李要了很少的一点钱，既不要东西又不收小费，不作揖鞠躬，不阿谀奉承，社会主义制度既保护外国侨民的旅行安全，也维护搬运工人的人格尊严。 　　付过行李搬运费后，我扭转身面向中世纪的中国，若干年中间，我总忘不了横眉冷眼、紧绉眉头的苏联铁路人员盯着中国苦力托运我们行李的铁青面孔。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苦力蜂拥而上，抢搬我的行李，他们伸手张口，漫天要价，增减脚钱。我的四件手提皮箱有六个大汉你争我抢，我的手提打字机，有两个小伙子在争。粗鲁野蛮，高大结实，如同美国彪形大汉，他们的举止跟他们的身材太不相称。我被吵得蒙头转向还没有清醒过来时，两个小伙子提上打字机，其他一伙拿起行李直朝待开的列车跑去。在车箱里，大伙把我包围住了，他们伸出手直嚷“脚钱”我真伤脑筋。为了打发他们走，只好显得大方一一照付，旁边一位女客不断提醒我，叫我不能多给：“你多给他更多要，缠个没完。”我没有理睬她的话，而苦力们更进而胡搅蛮缠，甚至有的挥动拳头嘟嘟囊囊进行威吓。 　　这时车箱里走过一个中国男列车员，他一见此情此景，随即大喝一声。同时飞起脚腿，连打带踢把苦力们一个个赶下列车的站台下边去了。他们手握脚钱逃之夭夭。 　　我站着冻麻了，我的脸色铁青，肯定同那边紧绉眉头的苏联检查人员的脸色一样难看。也许，他们的感觉同此时我的感觉一样，这儿是人性丧尽、拳头称王的世界。在这角落里，遭受人祸天灾、颠连不幸的受苦受难者象牲畜般煎熬成长，他们朝夕相处而彼此漠不关心，一遇获利机会就眼红争夺，象牲畜般拼死拼活，然而，失败者可没有丝毫反抗和任何抗议。这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和以最原始形式进行的“适者生存”的世界。 　　这幕争夺景象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象征画图。不管它的外表如何乔装打扮或掩饰遮盖。在许许多多他种场合下，我一再反复看到这种基本相同的生死斗争景象：强者横行霸道，弱者受尽欺凌。一见到这情景，我内心里总是念念有辞：“只为上帝恩德，我才到这边来。” 　　我从踏上中国的大地那天起，就逐渐认识到横在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在理性丧尽，人间地狱、滔滔洪水泛滥面前，我可以筑起一道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甚至敌视一切的围墙在我的四周以防护自己。对那些无事生非、侮辱我者，给予回击，这是一条路；或者是站在生命的湍流中，任凭风吹浪打，挺住突然袭击，病魔缠身甚至生命危险而我行我素，又是一条路。经过很长时间，我终于选择了后一条路，积多少次经验，深知欲保全自己，必须尽力改变前进路上的险阻，探索前进。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中，我又一再改变，全力投入人生战斗的急流中。 　　有人说我是空想家，也有人说我是大傻瓜，还有人说我是兼而有之。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一种模糊的信念：爱人者人爱之，能谅解就有谅解。经过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看外国人无不以为洋人都豪，外人必阔。经过很长时间我也没有认识到，在中国一般穷苦老百姓眼里我的吃穿多么讲究，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发洋财的东西罢了。记得有一回我跨过北平的二里沟时，一头栽倒在沟里不省人事，四周一群中国人还有警察在围观一个女洋鬼子摔坏了的热闹。没有一人挺身而出，即时伸出同情援助之手，幸亏这时走过一个学生，他叫了一部人力车送我进医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象当时那样孤独、寂寞、凄凉过。 　　从那时起我嘤鸣求友，开始寻找喜爱社交活动的男女，耐心的期待人们能够信任我。同中国人民生活脱节，不相往来我可不愿。了解中国，了解人民的唯一途径，我以为只有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中间证实自己是否正确，此外别无他途可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下旬我到中国东北时，东三省处于张学良少帅的绝对统治下。张学良之所以称为“少帅”，并不是因为他有经验，也不是由于他有本事。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张大帅是统治东北多年的土匪头子。两年前日本人发现他另有异图，把他干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对这个放荡不羁的年青少帅从身心各方面去争夺拉拢的斗争，一方面是日本人及其在东北的卵翼势力，另一方面是力图统一全国巩固东北统治的执政党国民党。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首创的党。孙先生在世时以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改善为理论基础的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一九二四年孙先生聘请许多苏联顾问到广州改组国民党，帮助建立一个打倒列强，消除军阀的政府和军队。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军官受到训练，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类似苏联共产党的政党，容纳了共产党。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了，农工大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和中上层阶级享有同等权利。 　　革命形势大好，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千千万万的农工大众把改组后国民党的大纲当成是农工解放的宪章。国民党右派和保守派人士但见群众人多，他们人少，怕农工起来革他们的命，因而内心感到恐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一年后一位青年军官对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未遂政变，此人名叫蒋介石。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之一。深谋远虑的孙先生派遣他到莫斯科去留学，有一个时期苏联顾问们把蒋氏当作民族主义革命阵营里的军事领袖人物看待。孙中山先生一死，筑成民族主义革命阵营团结凝固的磐石基础开始破裂。旧的阶级路线重新抬头，革命领袖死后留下的未竟事业由谁来承担，在国民党人士中间展开了激烈的阋墙争夺战。其中主要有三派：极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极右派以胡汉民①为头，反动派则以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三派当中唯蒋介石有军队，凭藉枪杆子这个反革命杀人利器他当然最有权势。汪、胡、蒋三人都到过日本，有的留过学，有的侨居过。三个国民党头目，都有个人野心，都想掌握党国大权，都有一帮称王人马，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看来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好象是有根深蒂固的仇恨似的，他之所以那样仇视苏俄顾问。究竟是因为他多少具有民族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因为他带有同当时接近共产党的汪精卫争夺领导权的敌对野心?或者还是由于他多少富有阶级出身的遗传因素表现出来的一贯鄙视工农群众的恐惧心理?究竟为什么，很难说究竟。看来蒋介石把他个人的仇恨一古脑发泄到当时拥有大权的苏俄顾问鲍罗廷身上则是人尽皆知的事。 　　尽管蒋介石发动的一九二六年的未遂政变没有得到成功，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一时得到愈合，并且他被任命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一九二六——二七年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的中国银行界和工厂主在外国银行家的资助下向蒋介石提供第一笔二千五百万元贷款，以解除工会、农会的武装，解散工会。农会的组织，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与迁到武汉的汪记国民党政府分裂，成立南京的蒋记国民党政府等等。有人说蒋介石作出他的最后决择前、通宵达旦的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考虑了一整夜。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革命一定会成功，但结局是人民掌权。一条是反革命的路，结局是资产阶级掌权，他本人作独裁者。考虑的结果他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开始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晚上血洗中国的白色恐怖。 　　上海和其它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惨遭屠杀，不经审判便被处决了。各省军阀、地主动手解散工会、农会，洗劫农村，杀害农民，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时黑云翻滚，血流成河。列强说蒋介石这一手干得好，赶忙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汪精卫动摇了，同其它中产阶级领袖人物一样从汉口开小差逃奔欧洲。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拒绝国民党假借她的名义，也出国了。 　　历史上依样画葫芦的事尽管多有，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倒转。当手无寸铁、毫无训练，没有外援，大字不识的中国农工大众起来战斗，决心推倒历史上最后一个最反动、最腐朽、最凶残、最低能、最可耻的蒋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王朝时，德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不久也倒在纳粹法西斯专政的血泊之中。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逆转了，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仍继续向前。 　　国民党军队里面有些连队的军官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转战江西广东而失败了。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士兵在共产党人张太雷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在外国军舰的炮击和军阀部队的围剿下也失败了。几千市民惨遭屠杀。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奋起再战的群众在共产党员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很快成立。这支新的革命军队历经千辛万苦，不惜任何代价，把人民组织起来锻炼成为钢铁的工农子弟兵中国工农红军。它持续战斗成长壮大将近十年。一九三四年冬开始史诗式的长征，途程二万五千里到达西北，在那里再次推动进步力量结成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大联合的国共再次合作即统一战线，这回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得到列强承认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清党”后，修改了已故仍有影响的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民权、民生没有了，仅余民族主义的空壳。中国的有产阶级高兴这个，在华的有特权的洋人并不以为然。一般老百姓希望民族独立。不仅如此。同德国人一样，迫切要求社会主义救亡图存。封建主义地主阶级把农民终生束缚于农奴制之下，不砸破封建枷锁，农民就不可能前进一步。他们需要孙先生主张的国民的民主权利。孙先生逝世后遗体被国民党政府迁葬南京。他生前的死敌现在同国民党合流统治中国。 　　以上就是我初到中国，个人所见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 　　同张学良少帅谈判，把东三省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或联合起来的正是这个国民党。少帅清楚国民党。同意东北易帜，挂国民党党旗，把一切外交事务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他获得很多“赏赐”并认可为东北最高统治者作为回报。他单独可以任命管辖区内的国民党官员。 　　他是一个骄傲自负、富有民族意识的青年军人。同山东军阀张宗昌不大一样，张宗昌接见美国领事时，不是同姨太太睡在床上，就是左拥右抱着小老婆。而张学良不这样，他在路上见了美女丽妇，用车载回公馆，事后开一张支票送女回家。有的人家且以为荣。 　　一九二九年元旦那一天，我到了哈尔滨，正赶上东北易帜，目睹国民党国旗在东北升起。那一天的空气非常紧张，因为东北易帜对日本人说来是政治问题，政治上失败了的日本人甚为恼火，采取敌对态度。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动兵，人们细声细语议论探听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的消息。据说日本人正在沈阳同少帅办交涉，恐吓威胁，提出抗议。但少帅答复，从现在起一切涉外事务权在南京。 　　中国人会抵抗吗?有的人说会的，许多人说打不起来，大多数文武官员在沈阳投靠国民党，卖官鬻爵，发财致富。有的贪图外快受日本人雇用。日本人却把他们当成是废物。哈尔滨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日本代理人。就在我到哈尔滨前几天警察当局对要求实现全国统一的示威游行学生开枪，许多学生被打死打伤。贪污腐败，卖国通敌的血腥气味弥漫东北。有两个外国领事馆官员告诉我，日本人用金钱美女和官爵收买东北的文武官员，他们掌握中国大小官员名单，谁可以收买、谁不可以收买他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我在中国听到乞丐喊叫，最初是在哈尔滨听到的“打发、打发吧!天老爷保佑你升官发财!”有时也喊“天老爷保佑你发财!天老爷保佑你当军长!” 　　在哈尔滨老区富家巷，有成群结队由河北、山东关内来的农家妇女，携儿带女沿街叫化讨要。我走过街上时她们把自己的婴儿裹在脏旧的棉袄大襟里，跪在冰地上喊叫：“上帝保佑你到中国发财!” 　　我走过时，她们跟着。苦苦哀求打发、打发吧!又一群孩子跪到我的前面，扑通跪倒在冰地上，哀哀向我乞讨。我绕过时，她们也跟着。为了清道，我给了又给，只是发现不知从哪里又出现了一群新讨要的娘儿们。直到为我充当响导的翻译把他们撵开时，我才能甩掉他们。 　　我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通过学生的帮助寄住在中国人家里，从外国领事人员、中国铁路官员、中外官方人士、大中学生和出版刊物以及各种渠道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等方面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渗透的程度，他们的触角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伸到各方面，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他们都认为是对日本莫大的威胁。他们通过东北文武官员、白俄保皇党人以及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各国外侨进行渗透活动。 　　《日本在满洲的铁拳》是我最初写的一些情况报道论文，《法兰克福日报》怀疑报道的正确性，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不宣而战、侵占东北后才发表出来。日本侵占东北之所以得逞，部分原因可以用封建专制主义对三千万东北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来进行解释。当然，另一方面东北的文武官员中，有不少爱国人士和被当作危险分子的青年学生，但他们人数很少，被迫转入地下。的确，东北还有中国糟糕阴暗的一面。生活在高楼大厦与外隔绝，铁门外有白俄站岗的世族大家，那些“大户”人家凭借产业资本榨取森林煤矿工人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把周围人民的贫困痛苦认为是很自然的事，过去如此，将来也是这样。他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一面是多么古老顽固。 　　有一天，一个送洗衣物的苦力从我身边走过。他肩挑两头的箩筐里满盛新洗过的衣服。来自西伯利亚刺骨的冷空气给他的眉毛、头巾上涂成了晶晶的冰珠霜。天气太冷而视茫茫，他一失脚滑跌在地，箩筐倒了，衣服撒了，砸了一个过路人。那过路人啐了一口，恶狠狠地朝他骂了一通，然后扬长而去。除了一个警察别的过路人没有一个停下来。苦力一见警察过来，马上双膝跪下，双手护头等候着。 　　那警察并不动手揍他，而是代之以脚踢。每一脚都把这苦力踢得爬下。他一再地抬起身子双手作揖求饶。成群的过路人从旁走过，有的是视而不见，有的是仅道路以目，白了一眼。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听到背后一群人的脚步声和一辆大车的吱吱隆隆声，回头一看，两队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呵气吐雾、快步上来了，车上面坐着两个犯人，背剪双手，蓬头垢面，吓得要死。背后各插着一块木牌，上写人犯名字，杀头示众罪名。后面跑着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子们。富家屯外边有一块空地是露天刑场，在围观的群众面前把犯人砍头，首级盛在筐子里或挂在竿子上示众，警告人们效尤。过路的人们耸耸肩说：“枉死鬼不走运，事不成活该死。”囚车过去后，我的学生翻译带着深通世故的口气说：“在吉林那边，被土匪杀了亲人的有时把土匪剖腹挖心，吃仇人的心。” 　　俗话说得好，傻瓜总是任性胡来，我也一样横冲直闯进出公私机关团体，公开地、秘密地同各种人接触。直接了当提出一些问题，使对方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吓得不敢回答。间或有人想如实回答问题，但猛然一愣话又缩回去了。很久我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国家，很少人直接提问或回答问题。谁也不相信谁，逢人只说三分话。有时很难相信半分属实。 　　我对商会会长的一次访问谈话，趣味横生，真是滑稽。我已经听说此人和他的许多同事都经营鸦片生意，我刚从一个鸦片村子访问回来，那儿的兵营里抽大烟的抽烟室和小鸦片灯多的是。所以我一进商会就问会长，村子里一天抽多少鸦片烟。 　　他身穿青缎狐皮长袍，坐在椅子角上，双手垂膝，象蛇盼着雀儿一样盯着我。他喘了一口气，彬彬有礼地说话了：“见到一位关心中国事务的外国女士真是三生有幸。今天天气，哈哈哈，冷风刺骨，天气严寒，女士可受冻了!”我答以不冻，倒喜欢严寒天气，我对鸦片贸易有兴趣，读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您贵体健康吗?喜欢中国不?”他又问。“我的身体很好。”我说。他又问我见过城外的老宝塔没有?我说已经见过，但宝塔虽老，不如对鸦片生意兴趣高。他笑眯眯地畅叙有缘识荆，门庭增辉，但愿后会有期，下次再见，唯恐耽误女士要事，如是云云，端茶起身、送客了!从室内到房门口，从过遭到大门外，点头哈腰、礼貌客气真是到家了! 　　类似这样的访问，经过几次之后我开始学到了中国人世故的策略。个人的应酬往来，酒席宴会，闲话谈天不着边际，从中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费尽多少唇舌。但是直接了当提出问题往往会遭到白眼冷遇，随之而来的是天气好坏、身体健康、礼貌到家的问答。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们偶或也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好坏耿耿于怀。 　　我的学生翻译也是我的向导。他有一天把这个旧世界的另一面揭开给我看。我告诉他日本人办的《东北日报》上面有一篇报道我看了，文章指责二十多名日本共产党分子组织中国日本铁路工人矿山工人闹事，并称二十名日本共犯已捕获送解大连。事件的下文以后不见任何有关报道。我的学生告诉我，这类抓人事件不足为奇，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东北监狱里面多有人满之患，关押了好几百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的中国和朝鲜爱国志士。有的被病魔缠死，有的被严邢拷死，有的不是杀头、就是枪决。我向吉林省省长申请参观监狱的许可证，我的学生拒绝和我一同去。他说：如果我干这样的危险事，不但我会被人怀疑是共产党，而且我的生命也会有危险。 　　有一天，他带我去看游行中受伤的学生。我在一家马厩般的小房间里看见一个学生，他的伤快好了。这个杂院住满了人家。穿过学生住房走进堂屋里面有一间小房，住着一个名叫三菱、会说英语的日本印刷工人，他的书架上堆满图书一类的小册子，看样子我怀疑他是一个乔装打扮成共产党的日本特务。在哈尔滨时我走访过许多人家，他们的学生书桌上只有教科书一类课本，不见其它书刊。有一个学生，一次让我看一套书，画套外面书名四书五经，里面则是高尔基的两部小说。那个学生对他那套书爱如珍宝，深藏密放从不摆放在案头。我随即坐在三英的书架旁边就手翻阅几本书，书中部分地方谈到日本农民运动，封皮上面确实印有镰斧标帜。我问三菱二十名日本工会组织者逮捕送回日本的下落如何?他的神色刷地突变，皮笑肉不笑地支吾其词。他不回答问题，反而问我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如何?我说除了看报一无所知。他又问我在莫斯科曾见日本共产党人否?我说未曾见过(虽然我见过一个日本戏剧作家他是一个共产党，我可不能跟他说)，就这样泡蘑菇、兜圈子问答一阵，最后起身互相鞠躬，彬彬有礼的告别。一星期后，我的翻译学生告诉我，三菱“他跑了”。他确实当过工会负责人，日本特务调查他在哪家报馆工作，他闻讯马上溜出后门，旋告失踪。 　　“他跑了”这句黑话在我周围的人们谈话中间经常听到。大中学生、铁路员工、领事馆雇员、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都有亲戚朋友，他们内外声息相通，遇到情况紧急就在跑了之例。记得我在哈尔滨时，私下见过一位南京来的国民党代表，他是一个记者，就是他也行踪诡秘，说不定他哪一天也跑了。他说他反对共产党，是爱国主义分子，在东北只有少帅的官方国民党才能立足。“情况很困难”，他一再对我说。 　　我自己也很快被拉进这个内外声息相通“跑了”的人们队伍里。一天晚上北宁路督办请我吃饭，他跟我谈了一件怪事。他说他有一位美国朋友在美国领事馆当文书主任。美国朋友看了一份英国情报特工人员给美国领事的机密文件，上面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同印度暴力革命分子结过婚的英属印度臣民。并且还说我的护照是假的。要求美国领事召见我、吊销我的护照。文书主任希望我走为上策，跑了了之。 　　我说英国情报人员的报告纯属捏造，我要到领事馆去跟他们谈清楚。 　　“千万去不得”!督办大吃一惊，赶忙劝阻我道：“你一去总领事就会生疑心，问你的消息是哪里得到的，这一来我那位朋友就会丢饭碗，撤掉差事不要紧，说不定人家还会怀疑他是共产党!可了不得。还是你跑了为好。” 　　我说我有我的公民权利。督办再三坚持说公民权利在东北谁也没有听说过。 　　虽说英国特工对我的指责并不真实，虽说我是一个记者，我还是决定等待到关内美国大使馆或找美国领事人员去谈我的美国公民权利。就在这天晚上，督办和我的翻译兼响导帮我提着行李到火车站，办好托运手续，买了两张火车票。次日清晨，我把房租放在桌上带上房门，通晓英日两国语言的翻译已候在门外，我们不辞而别，一跑了事。印度古谚说得好：“同魔鬼共餐，得用长勺。” 　　几天后，我们坐着马车穿过日俄等国租界进入有城墙围着的沈阳城。马车夫靠座喊叫号外消息。张学良少帅枪毙宁杨宇霆将军。全市气氛紧张，人心彷徨。人们传说少帅请客，几个高级军官赴宴，席间他把劲敌杨宇霆请到书房里枪毙了。随后他差人把杨的尸体，一张数目可观的支票和一封信送到杨宇霆家里，说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很伤心、抚尸掉过泪。 　　沈阳的城门通常是半夜关闭、清早开放的，枪杀新闻传开后，晚上八点城门就关了，城墙上和大街小巷的哨兵来回巡逻。市内秩序在几天后恢复正常，但人们背地里还在议论此事。 　　我们在少帅公馆四周环绕高墙的后面一家中国人家里找到了安身之处。生活在沈阳如置身中世纪，夜间，更夫敲着铜锣告诉人们几更几点。街头狭窄、高墙耸立，除了两条主要大街，全城积雪冰封一片银色世界。 　　我们从屋内总是听到墙外到关外逃荒来的农民老乡们，要饭的妇女们高声喊叫“修福积德打发穷人吧!老夫爷保佑你升官发财!”的讨要声。漫漫长夜吞没了这伤人的哀号。 　　我晚上到中国人家里，白天到工厂、学校、沈阳新兵工厂以及其他机关单位进行采访。在哈尔滨时，我曾给东京一位日本女友去信请她给我介绍几个日本在满洲的朋友。她的介绍信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在那些日本朋友家里作客，使我了解到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压根儿瞧不起中国人和女人。他们三句话不离中国人脏、穷和狡猾，三妻四妾生活腐化，等等。 　　通过这类日本朋友的关系，我到日本人办的工厂、学校和抚顺煤矿去参观访问，他们反对我带中国翻译去，但我坚持非带翻译不可，单独采访可不行。我告诉翻译不要露出任何懂日语的表现，如果我进厂里去了，他尽量同中国工人停留在一起。 　　住在日本人开办的煤矿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宿舍，工棚的四面都围着高墙，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准工人外出，象抚顺煤矿这一类大厂矿的工人仍然保持合同工制度。这种封建农奴制形成的合同制度在东北和内地所有的日本工厂和许多中外合资办的工厂煤矿里一律实行。包工头为工厂资本家以每日工资两角、工作十至十四小时、一定年限为期雇用工人，以每日五分一角的恶劣伙食费、供给工人吃住，如果是棉纺厂的话，包工头雇用几百个农村姑娘，一定年限内给女工家庭三、五十元，每月给女工本人几个铜板。工人身染肺病、心脏病即解除合同辞退出厂。合同规定，因死亡买白木棺材和安埋费用，由包工头负担，这是卖约合同规定的唯一义务。 　　工人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如果逃跑，警察搜捕送返厂主，后来我在上海了解到英国警察在公共租界把搜捕到的逃跑女工交回工厂的许多案件。我走过抚顺煤矿和工人住宅区时，看到矿工们的残弱消瘦，使我惊恐不已。时在严冬，他们的单薄棉衣破烂不堪，身上的肉露在外面。好辩的日本人向我解释道：“矿工们把钱尽花在吃喝嫖赌上去了，多一半有梅毒，我们公司有医疗诊所，但很少人去。”日本人的确有医务所，抚顺煤矿甚至有一个工人澡堂。但除了矿井事故免费医疗外，其他看病一律收费。我对一个日本工程师谈到工人们每天下井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四小时作业，工头给工人每天五分钱时，使他狼狈不堪。 　　日本人对我漠不关心地说：“合同工制度只是中国的老习惯。” 　　新与旧的矛盾激烈冲击着我在沈阳寄居的那一家人，房东一家有夫妇、两个儿子和两个小孙子六口人，两个媳妇在几个月前得黑热病死了。我们在这一家过了中国的旧历年，与其说是欢度春节，毋宁说是忧伤度岁。房东父子三人因为躲债躲到朋友家里住到年初一才回家。我总是听到两个儿子和父亲高声怒吵。生育过许多儿女都丢了，仅养活了两个儿子的房东太太老态龙钟，经常以泪洗面，唉声叹气。 　　中国最古老的礼教传统和孝道思想在近代思想的冲击下分崩解体，这一家是礼教和基督教的新旧矛盾冲突。两个儿子在上高级中学，讲英语、读洋书。老大是一个基督徒兼国民党，老二是一个共产党兼基督徒，他们经常吵架，互不服气。老二说张学良是一个封建军阀，动辄杀人，忤我者死。老大为“少帅”辩护，说“少帅”爱国，敢于摸日本鬼子的屁股，在东三省易帜升起国民党旗帜，修铁路、兴实业，扩建沈阳兵工厂，创办陆军学校，训练青年军官，少帅是军阀谁敢取而代之呢?老大问老二，老二回答不出，只是讲摆了许多矛盾现状，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爱国青年学生和朝鲜族抗日志士到处受到迫害。农民在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和高利贷主的敲诈盘剥压迫下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不值钱的纸钞害苦了老百姓，等等。 　　我在有中国官员在座的许多宴会场合，提出成立工会是爱国抗日的方法，无论是中日两国的官员也罢，或是各国在东北的外侨也罢，一提到工会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无不异口同声地说，工人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变成共匪。 　　我离开沈阳到大连和中国内地去的时候，我的学生翻译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大连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受到监视。大连那边有一两个他过去相好的同学，但都早“跑了”，不知下落。我一到大连就有两个日本人前来接我，两个人各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点头哈腰，必恭必敬的请我上一辆轿车。他们说是沈阳的朋友有信要他们来接待的，于是我们驱车到南满铁路一家最豪华的日本宾馆去开房间。我进去交看了护照，登记了姓名。我在大连整个期间拜访了几名日本教授。每次外出，这两个日本接待朋友总是突然出现，礼貌周到地陪伴着我。他们是那样的客气，以致我每次总想照他们一样回敬一礼但总不成功。我不能象他们那样深悠悠地吸气，也不能使自己痛痛快快地品尝风味，我也不能鞠躬到地，因为我的笔记本和论文资料不让我行礼。我宁肯随身带在身上、不愿留在宾馆让接待我的朋友过目，我的礼貌确实不周之至! 　　不顾他们礼貌周全的抗议，我还是不坐免费日本轮船却搭英国海轮从大连到天津。我跟爱尔兰船长讲起我在大连的经历时，船长笑着说起头一回他到大连的一件小事：一个日本检疫官员强行登船后，点头哈腰，鞠躬到地，彬彬有礼地声称：“我可是检查瘟疫的瘟神来了。” 　　“他们真是瘟神!”爱尔兰船长笑道。 　　① 胡汉民(1879—1936)国民党右派首领，大革命期间曾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主凶之一。——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