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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遥远的地平线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离别了美国，前往印度，暂驻足欧洲大陆，又远走中国。尽管我把欧洲当作旅途的休息站，但一眨眼八年过去了。有时候我想，年华似水流，八年一觉欧洲梦，多半时间空度过，那正是我青春的黄金时代。人生难得有自知之明，旅欧八年，我知道了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子；身体是人生战斗的资本，我卧病近四年，但终于恢复了健康。我扩大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同德国人民多少有过接触，体验了一点德国人民的艰苦生活，更多的是我同印度流亡者有过结合，更体会了一些有关印度和印度人民的斗争情况。 　　我和维云达拉纳什的结合于一九二八年年初终止。对我来说，私人生活，从此一刀两断；政治思想，从此各奔前程。维云在我的跟里，他是整个雅利安种族悲剧的化身。如果他生在英、美，以他的才干置身于当代伟大人物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我跟他一旦分离，即不在一起生活了。自是后到一九三三年重见过他一面，时间已五年过去。行云流水，艰苦岁月已成过去的往事。震撼世界的事件，历史的暴风雨正在五洲震荡，希特勒正在威胁欧洲，维云早离德国到苏联同列宁格勒科学分院产生了联系。我离华赴苏到高加索疗养院休养，路过莫斯科他特地去看过我。他老了，身体垮了，头发白了，他思念家乡，想回印度的内心呼唤折磨的不成人样了!但除非他火葬升天，骨灰飞扬，魂游故国。此外，英国警察决不可能终止对他的迫害，是要缉拿他归案法办的。自莫斯科重逢一见后，他的下落我再也无从得知。 　　为了完全摆脱他对我的影响，获得身心的自由，我在一九二七年前往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住了九个月，在那里我写成了我的第一部书《大地的女儿》。这是一本极力设想重新按排我的生活道路的尝试集。一九二八年年初我重返柏林大学教英语，暑假里到法国度假时打定了先去中国、后去印度的主意。这之前我费了两年功夫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分裂统一战线对共产党发动清剿，阶级斗争碰到了悬崖绝壁而突然逆转。许多中等阶级出身的中国革命者逃到欧洲和苏联，我跟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还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帮助，编辑了一本书。维云德拉纳什曾力图把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不让落在中国革命之后。我被卷入印度革命的漩涡已久，加上寄身德国的动乱生活，这时又加上中国革命的新的因素，就在这时，我参加了中德两党年青的共产党员们在柏林种种各持己见、有时挥拳动武的辩论集会。 　　共产党人成立了反帝同盟，维云德拉纳什是反帝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印度代表团出席了布鲁塞尔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贾华哈尔拉·尼赫鲁为印度代表团团员，他会后到柏林，我在柏林见到了他。他是一个文雅温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同一般印度革命领袖人物风度不同。他那样的温和谦逊、沉默寡言，人们很难以想象他是一个政治家，然而他在印度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大革命给他的印象很深。印度没有革命的武装，这是和中国不同的。中国、印度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武装革命是甘地的追随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经常争论的一个课题，维云德拉纳什是一个坚持武装革命斗争的印度共产党人。 　　一九二八年，我从法国度假回德国途中在梅因省法兰克福市小住，遇到了《法兰克福报》几位编辑，我们签订了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的合同。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希特勒快上台以前，纳粹党执政后，第三帝国接管了这家自由主义的老报纸。 　　我离开德国，踏上征途，独当一面，肩负起新闻事业的重担，这方面可以说初出茅庐没有经验。有时我想，这个新任务可别吓倒了我。新闻天地可以解脱我的苦境，但东方世界地处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又使我感到孤独，苟余心其正直兮虽辟远其何伤!我带着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的矛盾心情，向车站送行的朋友们挥泪告别，列车隆隆开出柏林，取道苏联奔向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 　　我到过苏联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一年作为印度代表团团员在莫斯科住过半年。第二次即这一次是在一九二八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路过苏联经哈尔滨到中国，在莫斯科停留不到两个月。第三次是一九三三年因病到苏联高加索疗养路过莫斯科。同一九二一年我所见到的莫斯科相比不大一样了。两次旅游机会我都访问了莫斯科的学校、医院、工厂、剧院、电影院以及流浪孤儿之家。一九二八年这回我还参观了莫斯科郊区几个集体农庄。 　　一九二一年的莫斯科，人人穿的是破旧衣服，但满怀希望和热情。人们坐在破烂的椅子上说：“不管怎样，我们总算自由了!”那时，电话叫不通，房门无法锁，火车尽误点，反常怪事真多。困难时期一切紧张，记得有一次送几个朋友坐莫斯科火车去德国，烧蒸气的车头，开出去了几个小时，竟没有发现列车车厢还停在莫斯科站上! 　　我三次访问苏联，可说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关心流浪孤儿们的命运，苏联政府于一九二一年发布了一项救济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声明，成立了收集考试，选拔孤儿的委员会，因为我的幼年时期遭遇悲惨，对那些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命运我是寄予莫大关心的。 　　我走访过一些改作儿童教室宿舍用的礼拜教堂和清真寺庙。有些屋子里面安装了机器、玩具，以便使孩子们自觉养成遵守纪律、热爱科学、勤劳创造的习惯，禁止对孩子采取任何形式的强迫干涉，孩子发生了事故由孤儿管理委员会自行处理。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我第三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重病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仅探问了一下那些流浪孤儿的命运情况。他们均已长大成人，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了。有的在工厂里成了熟练工人或技术员，有的在部队，在机关成了干部，有的上大学成了大学生。记得在高加索疗养院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年青的农业经济学家，就是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早年流浪儿。在休息室遇到两个过去是孤儿的军官。就苏联这个词儿的真正涵义说来，流浪孤儿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苏联即我的祖国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我进入苏联境内的时候，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坐的这次列车经过波兰，沿途各站上都见到穿着衣服鲜艳、打扮时髦漂亮的波兰妇女们同穿着考究、镶有金边制服的波兰军官依依送别。时间在十月底，风雪交加的一天，列车到达波苏边防站。我走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海关检查站，白木头搭成的站房，高耸入云，消失在苍茫暗淡的暮色里。进口处站着一个魁梧纠纠的红军战士，一件灰大衣长及足跟，鸭舌帽沿一颗红星。帽沿盖住了他的面孔。枪托着闪光的刺刀高出肩头，他象木头房子一样在那里站岗。周围幽静，夜色沉沉。我知道俄国人正在长夜中热火朝天地以超自然的力量为建设一个自己选择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没有外援，孤军奋斗，在边境上永远站着一个红军战士，他面对西方世界默默无闻的守卫自己的国土。我也想，捍卫创建我们美国的先辈们也曾经是守望站岗放哨过的。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