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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学者和无产阶级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中国的学者们喜欢谈论中国人对死的态度。中国的哲学叫人成仁取义、视死如归。天津一个德国人甚至对我说,中国人对于杀头并不在乎:“他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我自己就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快死了,旁边一群围观的人,有的直唉声叹气,眼里露出悲伤的神色,可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的手。我提出快叫一辆救护车时,我的朋友反对。他说:“你要出面喊救护车,那车费得由你出,治不好,他的住院费、丧葬费一切费用你得全包。治好了,你得供养他,你不供养,他还是会死在别处的。”
  我在天津访问了许多接近死亡边缘的前哨地方。我乘出租汽车到南开大学去看了一批教授,汽车驰过整齐干净的租界街道,沿着坎坷不平、坑坑洼洼的雨后烂泥土路颠跛前进。泥浆飞溅,景物暗淡,洼地远处隐约可以见到许多茅屋土房,村落人家。人们在那一带地方正向死亡作最后的顽抗。垃圾土堆上可以见到提着篓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们在翻捡破烂。一路上还可以见到墓地丘垄,棺木白骨、暴露在外,野狗在争啃尸骨的惨象。汽车开过,喇叭声响,惊动了那些衔着骨头、夹着尾巴向田野飞逃的癞皮狗。
  南开大学的学者们见到这种景象,颇为伤感,他们希望社会改革,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他们出版了一份土地工业研究月刊,负责河北定县模范县区的建设工作,推广财务会计,市场管理,平民文化识字教育和新医疗法等现代乡村自治制度,他们的试验得到北平的医务工作者和教授们的协作赞助。他们希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群众收入,赎回典卖给官僚地主的土地。这种模范自治县政的措施,不过是他们所学同实际结合的愿望,是一种社会改良的实验。
  北平的一批学者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受过英美大学的最新式教育的许多男士或少数女士,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没落官僚的书香门第。他们温良谦恭,博学多识。我到他们执鞭任教的各大专院校和苦心经营的科学研究单位去参观过,体验过他们一致热爱悠游自得的古色古香的故都生活。北平是中国思想复兴的中心,她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北平是中国过去历史的最好见证,也反映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共鸣思想。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深受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少数人还是基督教徒,但他们无不反对人生而有罪的基督教的说教。他们讲科学和教育是达到真善美的最好手段,他们有点类似古希腊的知识贵族,所处的社会也正如去奴隶制社会不远的古代希腊社会:“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在中国如同在古希腊是决不同男子交际往来做朋友的。只有个别女性敢当演员,抛头露面同男朋友在大街上行走。在中国如同在古希腊,凡是念书人都不从事体力劳动,过着古圣先贤的理想王国的生活,认为体力劳动是不体面的事。
  我在北平同学者们来往中间,曾就绅士讨妾和娼妓卖淫等社会时尚有关妇女的制度争论过。他们有的认为中国的娼妓制度至少比西方的卖淫制度要优越。我说西方法律上承认卖淫是犯罪行为,但中国男子专制对妇女有七出之条,哪有优越性?
  他们说官宦人家和富贵绅士娶妾成风,是古老的大家庭制度,这种制度给人们增加“体面”。买来的妾可以卖掉、也可以赏人,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诗人,甚至说一个男子的唯一谈恋爱的机会就是讨小老婆。我指责他这种恋爱观点荒唐可笑,用钱追爱与自由择爱是两回事。这个诗人冲破家庭的阻力,拒绝同父母之命娶到家里的媳妇成婚。相反,他娶了一个京剧演员,但家里反对,不许这个媳妇进门,不承认她是儿媳妇。他有一次跟我讲,如果一个女人年过二十,相貌不美丽,身段不轻盈,体重超过一百磅,他不可能爱上她。我同他有时坐在茶楼酒馆和戏院子里的时候,经常叫他挑选走过身边的妇女谁最美丽,他所挑中的尽是些木头木脑,洋娃娃般的妇女。他很婉惜我是一个女人,不能跟他一道去倾国倾城艳噪一时的某名妓那里打茶围清谈,也不能去某个朋友的太太家里去参加晚会,消遣谈心。他没有看中的女友,也没有相好的名妓,他的视线总是落在别人的太太身上。
  有一个时期,我同这些学者先生们往来相处很好。有几个和我始终是难得之交。对他们说来,我不是男的,不是太太,不是小老婆,也不是妓女。我是一个外国妇女,既不年青,又不漂亮。自己挣钱谋生,和男子平等交往。我的职业是记者,既非贤妻良母,也非谈情对象。
  那些先生学者多半是人文主义者,有的受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有的受罗素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和我同意罗素对社会的缜密剖析方法和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以及只要人们不怕死就无永生的信念。但他们不同意罗素对中国的看法,罗素的书激起了中国青年的愤慨。至于某些学者们的实用主义在于有意识的否定任何运动,他们认为,凡是未经实验证明有用的运动,均不可信。他们赞成美国的民主制度,怀疑俄国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还只是一种实验,实践并没有证明它的优越性。许多青年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长江以南的农工大众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流血战斗。但是,实用主义的学究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有的坚持说中国没有阶级,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构。有一个实用主义者跟我谈他的古怪想法:给一个省让中国共产党人去作实验,如果实验证明可以实行,别的省份就可以参考照行。学者们认为唯有科学和进步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手段,试看西方科学的成就,要救国只有靠科学和教育。
  有一位勤奋思考、专心研究人类学的专家,对发掘中国古代文物非常有兴趣。他的精力全用在“中国的忧伤”黄河的殷墟遗址的发掘工作上,出土了古代母系制度社会遗留的宫室,陶器、艺术珍品、甲骨文字、钱币通货等许多文物。我承认他发掘出来的文物很有价值,也很珍贵,但现实又怎么样?他们发掘工作的那个地区是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区,好几百万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土地卖给军阀、官僚、地主以求换升斗粮食,甚至连最原始简陋的农具也拿到市场上出售。儿子去当兵吃粮,妇女去帮人为婢,饥饿所迫,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天来了,寒风刮起尘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沙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干吗现在去急于发掘那些地下宫殿呢?等过五十年后把废墟打扫干净再发掘地下宫殿也不迟吧?”我想,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意味着参加政治活动。学者们说政治活动还要担当风险,学者从政只有倒霉。学而优则仕,结果会让人吃掉。唯有坐待天下太平才有出头之日。我看人们谁又能等到那个时候呢?
  我在北平访问了一个火柴厂,除了工头和不多几个操纵机器的工人以外,全都是童工。他们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孩子,有些还是乳臭未干的娃娃,一排一排地站在托盘前面装火柴盒子,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两只瘦伶伶的小手象火柴杆杆。工头拿着鞭子在过道上来回走动,监督劳动。
  童工待遇:每天吃两顿小米粥加一点盐,有时一碗青菜,偶尔见到一些油水。晚上睡在长炕上,挤在一起取暖。我见到一个盖一床薄被躺在炕上病了三天的童工,谁也不关心他的死活,根本没有请过医生吃过药。
  死亡,在中国象暴君司命到处周游,在贫苦农民的茅屋草房里,找到了安身地方,横行肆虐。它以肺痨、心脏病的形式降临厂矿工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它惊破了用外国枪炮反革命武装镇压农民造反、威胁专制王朝生存的富人的黄粱美梦,打破了不管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党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所做的任何进步持敌视态度的租界里的洋人的生活秩序。
  死亡和穷学生手牵着手走在一起。但是,穷学生们不怕牺牲、冒着死亡的危险,一心想着要革命、改造社会。于是,我对那些学者们说:“你们那套哲学是虚伪的,学生们并不听你们那一套说教,不然,他们要造反追求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是为了什么?”学者们愤慨地争论道:“在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年代,学生利用大中学校的宿舍公寓作为宣传活动中心,是不遵守纪律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指责是否正确我说不上,但确有些学生是一夜之间转变成为革命志士的。难道这不是由于学非所用、没有出路的原因么!他们从事脑力劳动,四体不勤,耻于劳动干活,以致神经衰弱,多愁多病,与世隔绝。尽管如此,一般学生还是废寝忘食,用功读书,不怕密探警方的追捕,敢于向死亡进行挑战。
  几个学者先生有一天晚上请客,邀我到驰名中外的烤鸭店去吃烤鸭。这顿饭使我开始明白很多外国人之所以喜欢北平、和中国人交朋友、学北京官话的道理。当我们走进有名的老餐馆时,跑堂们一个接一个地“八位驾到”的吆喝声,高唱入云。简直屋瓦都震动起来了!卖唱的姑娘随着变音走调咯吱咯吱的伴奏二胡在唱京戏,那凄凄惨惨的唱腔同猜拳行令输了干杯的曹杂声交织在一起。同时,不时传来借光、谢赏、回见、驾到的高声细语,一片欢腾,餐馆掌柜满面春风,笑呵呵的鞠躬作揖,可乐极了。
  几个侍者抬来了火盆,熊熊炭火使得室内顿时温暖如春。又摆好杯筷调羹,拿来酒杯和各种名酒,其中,有色清味醇的白干酒。我的东道主们一一浅尝品味过后,吩咐安席。拼盘小吃、冷饮白干和烈性热酒随即上桌。不住点头哈腰,一团和气,满面春风的掌柜进来了。他后面跟着一队侍者,手里提着我们进馆时见到挂在屋檐下宰过的北京鸭。东道主们很象十分在行的里手,个个拨弄一番,拣了一只最肥的叫人拿下去烧烤。
  这时我们动手吃起来,边谈边饮酒。杯中酒不空,呷了一口又斟满。手中箸不停,拣一口一口的菜往嘴里送,一位肥胖有福气的客人举杯说:“亮底!”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朋友的英语并不精通,却喜欢在一些外国人面前显露一手,端起酒杯认真地请客人干杯说:“大家量屁股。”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大笑。安静下来后,一位东道主大声说道:
  “我重复我的看法要说一句,中国就是没有阶级。阶级是什么东西?马克思学派的虚构!我的包车夫拉我在街上走,我们同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嘛!”
  “要是你拉他在街上走,你们会成为老朋友吗?”我不客气地问他。“他要是造你的反不拉你,又将如何?他埋头拉车比你下贱,所以你们才是老朋友!”
  “我自己谋生,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座中有一位东道主洋洋得意地说。
  另一位东道主夹了一块油煎鸡肝放在我面前的小碟子里,同我交朋友的诗人要来了纸笔墨砚文房四宝,给我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反对用什么春花、夏莲、秋菊、冬梅一类女人的名字。最后诗人以中国古老家族的“史家的史”为我的姓,加上两个音节的字“美玲”作为我的号。我反对“美玲”这个名字,于是他把三个字简化拼成拉丁字“史沫特莱”。这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一来四个音节把我叫得象个蒙古人的名字了。诗人一连请我干杯,多喝酒,并且即席赋了一首咏大海波涛之类的诗。我也不得不唱了一曲“拉里多街上的人”之歌,答谢主人的盛意。只有这只歌,我真体会它是以古典文艺作品见称于世的。
  接着,烤鸭上来了。大家坐好,首先互相赞赏一番,然后,装作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以珍尝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说:“火候不到,欠佳欠佳!”一下子筷子齐动,精黄脆嫩的烤鸭肉片夹在油煎细软的薄饼里,加上调料味酱、山东大葱,卷好以后送进嘴里轻咬一口。眼一眨,彼此示意向东道主致谢。难得吃到北平的风味,霎时间杯箸出动,议论风生,大家又闲话到中国的女人,学者和无产阶级。一道一道的菜不断地送上桌,一杯一杯的酒不断地灌进肠。
  当我们起身离开餐馆的时候,一个侍者鞠躬高唱我们给小费的数目,另一个侍者在我们下楼走过院子时连声大喊谢赏,第三个侍者在我们走出餐馆时应声大喊赏光。我们象一队国王的人马在夹道欢送的队伍中间,神气十足地鱼贯而出。这一手给我们最大的“面子”,也让别的食客多多赏赐。两块大洋的小费同一角钱的小费受到侍者们的谢赏回敬,又多么的不同。
  我们坐黄包车回家,穿过冷飕飕白茫茫的街道。一位学者在我的后面用尖嗓子哼唱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果尔,我发了一个誓:我决不离开北平了,我可要穷毕生之力作大官、学者、知识贵族才行。争取作一个学者吧。我的这个誓言和我前面象瘦马摇摇晃晃、默默无声跑着的车夫的什么老朋友的说法交织在一起,被他那扑哧扑哧的喘息声和一阵阵咳嗽声打断。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猛地想起了我父亲的背影,我是什么东西?一条狗!我们大家的命运象狗一样的遭遇!
  “你们听着吧!”我用很不礼貌的腔调,对我的东道主们厉声说道:“去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车去,把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来证明中国没有阶级!”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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