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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中国工合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遍布华西一带地方。早在一九三九年的前半年，老河口就有了六个纺织合作社，一个造纸工业合作社，一个生产改良纺纱机合作社，一个蜡烛、肥皂、棉花、纱布综合化学原料合作社，三个炼油合作社，半午后省内有二十四个合作社，其中有两个合作社由第五战区妇女委员会经营。 　　一天早上，我走进一个合作社，看见六十个难民妇女在纺纱织布打袜子。这个小单位是我几年来到过的最欢乐的场所之一。当我进去时，人们正在机器旁边唱着歌，这是我头一回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听见这样的歌声。全市一个晚上有三次空袭警报，大半时间睡不好，工人们似乎不受影响，因为跑警报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白天，全市大多数人跑到乡下去睡觉，下午才回家，但合作社整天工作，即使警报响了，工人们也不离开。 　　合作社是一个家庭式的小自治团体。管理委员会由社员自己选举产生。社员全体每月集会一次，听取业务报告。讨论工作、经济、个人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他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开小组会议，出墙报，上夜校，甚至还有自己的剧团。禁止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做工，有一所合作社小学容纳孩子上学。儿童和老人享受补助金待遇。 　　一个社员每月平均收入十五元，如有赢利社员按股票分红。上一年生产获得三百元利润，工人们决定抽出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储蓄起来，百分之三十作为公积金，百分之十用于公用事业，如买教育和医药用品等。百分之十作为社员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他们已向重庆中国工合总部申请一万元的长期贷款，如果得到批准，他们希望贮存大宗原料和再招收一批工人。难民里面的待业人员很多，里面有许多熟练工人，有的则尚需训练。 　　这个合作社有两名经验丰富的“高薪”专家。他们两人是难民中间受过教育的难民。一个是经理，每月工资五十元；一个是出纳兼会计，每月工资四十元。经理的工作不受上下班时间的限制。他认为这座小工厂对赢得战争很有帮助，厂房前面有一个小货栈出售产品，他计划在市内另开一个大栈，这会引起大商人的麻烦，但迁移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工厂老板和国民党官员认为合作社毁了工人，因为工人的经济独立骄傲的了不得，他们说，合作社作为战时需要的临时单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战后怎么办呢?与此同时，工人们却抓紧合作社不放并且拼命地工作。一个织布工人一边和我谈话一边用脚蹬着机梭不停地织布。他本是安徽的一个小商人，战祸使他家破人亡，为加入工合学会了织布手艺。一天织布二十码，“休想叫人离开工合了。”他说。 　　十五个女孩子在织袜机上操作，她们一天能打五双袜子，以每打袜子五元六角的价钱卖给大商店。经理说市场上袜子零售价格太高了，商人们向政府提出要挟说，如果不降低售价则要求放松对日货的封锁。 　　一个女工白了一眼喊道：“我想政府不会这样做，要是我就封锁更严一些，我们和廉价的日本货简直竞争不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社，每个人的日子那就好过了。”另一个女工说道。 　　我想起了抗战前的腼腆沉默的姑娘们。而战时的工合却培养出一批新型的妇女，她们是一代新人。 　　说实在的，经理有他自己的烦恼和不通的想法。他认为生产工作和救济工作不应当纠缠在一起。现在的工业合作社有时免不了赔钱，原因是要供养许多非生产的儿童和老者。他主张只招收生产工人，而且这些生产工人的收入足够养家。然而他说，他“知道工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难民问题和为人们找生活出路。” 　　我们谈话时听到鸣鸣鸣的吓人的警报声和附近天主教堂钟楼上当当当的敲钟声。工人们昂首静听，歌声、呼啸声一律停止。由于厂房位于老河口的边缘，天主教堂上又飘着意大利国旗，挨炸的机会比市中心要小一些。我从通往街道的门口望去，看到合作社小学的孩子们正整队向教堂走。但小工厂的机器仍在隆隆地响着。 　　“警急”警报响了，每个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着，干着。机器呼隆响声的上空不久响起了炸弹咝咝下落的号吼。 　　“又一把刀剑!”我想起了李宗仁的话，心情很难平静。炸弹的咆哮声终于过去并消失了，今夜或明早又会怎么样呢?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