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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告诉你们美国同胞”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上十点钟，我在鄂中樊城一个小客店里等着。到樊城在广西第十一集团军作客住了好几天。终于走进一个年青军官，他说：“钟毅师长现在有时间了，他在附近恭候您。” 　　他领着我和我的秘书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大街，经过炸毁了的颓垣破壁，走进一幢部分坍塌的破楼房。登上摇摇晃晃的楼梯进入一间大厅房里，那儿挤满了人，看来都是不速之客。摆着许多长板凳椅还有三张桌子。地板上、窗棂上满是尘土，零乱不堪，也许是冬季攻势即将开始的缘故。我知道，千万人的命运在这间房子里已经被作出了决定。 　　在桌上靠近闪动淌泪的蜡烛旁边翻放着一顶军帽。暗淡的烛光下我见到一个身穿咔叽军服的人，端正笔直，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脸朝着我，一双黑眼睛在打量着我，中等身材，看来年青，后来我知道他的年龄是三十九岁。他的面孔与其说英俊不如说清秀。说话富有感情，语音柔和深沉，含蓄机智，这种声调我很熟悉，我几乎和具有这种气质的人总是能交上朋友。 　　这是我同第十一集团军一七三师铁军师师长钟毅少将的第一次会见。我们隔着蜡烛相对就坐。我仿佛对他早有了解似的感觉，他也可能在说“好像过去告诉过你了。” 　　这个晚上他的一席话本是死记硬背的老生常谈，但出自他的口里句句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有我们的信念，胜利是不会轻易到手的，但是我们将打到胜利为止。请转告你们美国同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念。” 　　后来他在师部告诉我，他出生广西省扶来县，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破落小地主的书香世家子弟。为了继承父亲的衣钵，他本人也念过书。国民革命运动唤醒了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于是他进了一个讲武堂读书。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内战开始时，他拒绝“剿匪”，辞职到日本学习，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归国后继续在上海任教。抗战开始，他重返军界任职。由于中国军人的晋升是根据战功而不是资历，他现在的职务是少将师长。他的师多次担任后卫掩护部队撤退，人员一次一次被打光。本年五、六月间日寇大扫荡中间，他又一次损失了大部分主力部队。目前正训练广西来的新兵。 　　第二天黎明，我和我的秘书以及钟毅师长的秘书乘船沿汉水顺流而下直到师部。船刚抵岸下锚，敌机已临上空。我们望着它们盘旋俯冲轰炸河对岸的古城襄阳。那里有一个美国瑞典教会医院，已经住满了空袭的受害者，现在必然更加多了。医院尽管坐落在襄阳市郊而且升有美国国旗，但已经挨过两次轰炸。 　　钟毅师长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村子里的房前会见我们。他没戴帽子，又用深思的语调热情地向我们致欢迎词：“你是亲临前线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第一个美国友人。”他并且补充说道：“这样的友谊是宝贵的，因为前线音讯阻塞要好几个月才得到出版消息，部队里仅有发报机能收到电台的新闻。” 　　他向我介绍了一个英语说得流利研究过政治科学的青年。我才听说不久前有许多青年被怀疑有“危险思想”从第五战区司令部里“清洗”出来了，在这里我又一次摸到了一点社会矛盾的线索。钟师长听到这次“清洗”，即电召这个青年到师部帮他学习政治学。 　　副师长是旧中国过来的人，尽管佳肴美酒一席，但早饭前他还是谦让一番说粗茶淡饭请多包涵。饭间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钟师长问及我的一路旅行和工作情况，并讲到全国各地糟糕透顶的伤兵问题，他这个师里有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但药用品有限。饭后我们又到他住的房间里休息，谈了几个小时。他不停地走动着，讲了他的上一次战役。他的声音发抖，眼里冒出怒火，说道：“我能听到伤兵的呼喊声，似我无能为力。”日本鬼子对他的一个团施放了毒气。 　　我问如果日本军队吃了大败仗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的想法如何? 　　“这就难说了”。他回答道：“他们的士气是靠胜利维持的。从战略上看，他们要维持一条从绥远到广州的战线，对他们是危险的，但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国际地位，多方面进行工作。我敢断定他们同苏联之间的和平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两国交战的时候会到来的，日本会被打败的，但目前尚未成熟。日本注意到了荷属东印度。那就会使他们不依靠美国的石油和其他物资供应了。” 　　他开始向我提出了一些有关美国政策和日本人在美国的情报宣传工作的范围等等问题。他说美国除了希望中日两国被战争拖垮以便战后更易于受它的剥削，真难理解美国的举动何以如此笨拙。” 　　三个青年军官乘机会很难为情地领我进入他们的“俱乐部”房间里，一间矮小的茅屋。里面摆满了战争图书杂志，墙上挂着地图和锦旗，居里夫人、马志尼、巴斯特、林肯、华盛顿以及许多名人的像片。中间挂着国民党的党旗，下面有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一批年青军官走来把他们的练兵方法告诉我，随即带我到礼堂里去作报告，那里有两百青年“政治兵”在等侯着，笔记本、铅笔都准备好了，因为这个师采用了训练有文化的士兵在队伍里当政治教员的新制度。团长做了介绍说我“是一个关怀我们亲临前线的中国的外国友人。”并宣布我向他们做有关敌后情况的报告。 　　一天清早黎明的时候，干草地上盖满浓霜，露珠儿晶莹，我为了准备另一次讲演试图驱走身心的严寒。钟师长和我站在一个土墩上，他把他的师部参谋人员向我作了介绍。我把大衣领子翻到脖子上，尽力讲述国际形势。事后大家回到司令部里，参谋们尽管他们了解的国际大事比我还要多，然而提出了许多有关世界性的大问题。谈话时我们吃着甜酒冲鸡蛋。这种上味招待是对我个人的尊敬，因为这个师和所有部队一样，一天只开两顿饭。 　　这个师的大检阅很快开始了。重庆来了一个高级军事检查团检查参加冬季攻势的各部队的训练和装备。他们到达防区时，广阔的平原和荒山秃岭区呈现出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的壮观。我好象在盯着一幅古色古香的拿破仑战争油画，部队齐步跑步前进，在设想的战斗中奔走，到处是炮击炮火的沉重落地开花响声，机关枪的哒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我作梦也想不到这些人在半年内会大部分战死沙场。 　　军事检阅和演习结束时，我们回到师司令部，围着一张摆满丰盛筵席的长桌而立。冬天的太阳照在军官们的金黄红领章上，颜色闪烁发光。他们向来回在身边走着的钟师长祝贺，他这个师是国民党最精锐的一个师，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人们的发言。审慎地回答问题。有时他停下来和我交谈几句，我感到他内心里有一股忧郁之情。 　　当天晚上，在竹篱茅草盖的食堂里摆了七桌酒席。我坐在钟师长和重庆来的一位视察员之间。我们对面是身材高大的八十四军的英军长，一七三师是该军的一个师。席间谈话开始是一套形式和礼节，有了点醉意，个个都端起酒杯，信口开河随便议论起军事演习来了。 　　我就坐时，钟师长举杯，张嘴抿了一下，说：“你使许多中国人感到羞耻。” 　　“你也一样，”话刚出口我犹豫了，因为我看出他的话出自肺腑不是应酬客气。如果他知道我害怕空袭，自己说过不止一千遍我憎恨战争也不拥护战争的话，他真的会如此说我吗?而他又如何呢?当他站在那里手指头转动酒杯，盯着酒杯并不喝酒时，我琢磨他的为人，不，象他这样的人也是不拥护战争的。他是属于实验室和讲台上的人。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既无实验室也无大学可以作为他的用武之地。 　　他起立，大家也站了起来，顿时全场肃静无声。他开始讲大检阅演习和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他的师参加冬季攻势对全师宣誓要为祖国效忠。讲话毕，我们全体坐下前出现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高级视察员到别的部队去了，但一七三师的夜间演习仍继续进行。我和钟毅及其参谋人员走了出来，沿着漆黑的小路，穿过有哨兵悄悄卧伏的稻田。没有月亮，只有暗空中微弱的星光。唯一的声音是我们的脚步声。“敌人的照明灯!”钟毅喊了一声。队伍卧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他们准备好了枪，我继续向前移动，到了一个阵地，观看士兵匍伏前进，包围一个沉睡中的村庄。当然，那天夜里的演习是以夺取敌人的全部阵地结束的! 　　演习结束后，士兵们行军回营，唱着译成中文的“马赛曲”战歌，在黑暗中解散。 　　当我坐在点着巨烛的桌子旁边和这些朋友在一起聊天时，有时我象是在探索中国的心脏似的。种族和国籍的隔阂都消失了，我们是追求同一目标的朋友。钟毅又问我英、美、法等国是否真的希望中国得到胜利?这问题我想过没有?英国确实害怕中国的胜利对印度人民的影响。法国怕死了印度支那。我同意并深信中国如果不被征服和成为法西斯专政国家，那中国一定会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先锋。但我深信各国人民只要他们懂得了真理，就会同情中国。 　　有一次，钟毅又提到折磨他的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和伤脑筋的事，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知道下文他要说些什么。我们谈到日本朝着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其他战略供应物资不停地推进。美国与其容许日本从荷属东印度购买石油，不如恢复日美商约这个问题我想过没有?我想美国有可能。美国商人会不会逃避给日本战争物资以“道义上的禁运”吗?我想他们当然会。他有一次问我，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千百万人民大众受剥削挨饿并引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国还是应该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我想过没有?他的问题使我惊奇。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们现在害怕生活。他们积累财富使他们自己和子女有安全保障。但是哪里还有什么安全保障!” 　　夜里我躺在稻草垫席的床上，谛听着夜籁多少遍多少遍地想着我和前线的志士们精神上已经联在一起，无形的纽带虽然看不见，它却比钢铁更结实比血肉更相连。 　　我跟钟毅的一个团长到战场附近的团里去的前夕，举行了最后一次聚餐，摇晃的烛光照在瓷酒杯上，照在盛着白干和温热的酒壶上。我希望写作一篇有关这个师进行一次战役从头到尾的战斗小说，只要一切准备就绪，我作好了回到师部的安排，钟毅考虑到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凶猛的打法，开始犹豫不决，后来说他满腔热忱欢迎我回到师部里来。那晚上的聚餐，谈政治很少，我们更多的谈论诗歌小说、文艺戏剧、讲故事，尽量饮酒，我为那些舍身救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官兵祝酒。钟毅举杯为“勇敢博学的女记者”干杯，我对此提出抗议说我“既不勇敢也不博学”，仅有一点历史的好奇心”而已。于是满桌欢腾，大家又为“历史的好奇心”而干杯。 　　那天晚上的话题多变，内容古怪极了，记得座上有一个信伊斯兰教的青年军官吹牛夸耀可兰经的威力，他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把可兰经放在他的尸体上又活过来了!一个青年军官改变话题说人世上要称心得有三件宝：一所美国房子，一个日本妻子和一个中国厨子。我对青年军官说世界上最顺从的女人是日本女子，所以他才要日本妻子。钟毅听了加了一句，问我是否见过西安附近有一座妇女贞节大牌坊，她的军官丈夫在前线，她在寒窑守节十八年等她的丈夫回来团聚。钟毅的视线从眼角盯着我问道对这样的一个妇女我是怎么想的。我还没答话副师长接着就说，这个故事是对中国妇女的赞颂。我说这种表现是卓越的，但不知那个军官在十八年里作了些什么?我从哪里能够见到一座男人贞节的大牌坊呢? 　　一个青年诗人罗凡起立，彬彬有礼地说：“我为贞节的军官牌坊而干一杯!”接着他哈哈大笑并坐到位子上。 　　座上的人们彼此高声争论开了，忘了我在场。钟毅却转身问我：“在那十八年里一个现代妇女会做些什么?”我反问道：“一个现代军人会做些什么?”副师长看到我们谈吐轻率，有点吃惊似的，我们转身从蜡光晃影中一笑置之。 　　次晨黎明时刻，钟毅陪我们走到河边，我们站在河边沉默片刻。我开口说道：“你们奉命开赴前线的时候可要通知我，以便我回到你们师里来写你们的战斗。” 　　“我会欢迎你的，”他说。接着伸开他的手掌，我见到了他的手掌中有一枚小绿玉戒指。 　　“这是到前线去的人送给我的，”他说。“它不值钱，但是希望和信念的象征。请收下吧。” 　　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在河边踟蹰一阵，然后牵马上渡船过河。到了对岸，我们骑着马儿上了一座小山朝一个村子疾走。河那边的钟毅还站在那里岿然不动。我掉转马头举起了手，他一直举臂直到村子的篱墙把我们的视线遮住为止。 　　和我并辔而行的麻子团长在马上大叫了一声，马蹄突然飞奔，踏着霜冰的大路向前线急驰。 　　钟毅的一七三师五一九团给我的款待使我非常高兴。团长杨章诚上校是我的东道主，几乎全团出动欢迎我，杨团长象一块久经风雨的岩石。士兵爱戴他，信任他。称他是“头脑冷静，心肠火热，一身是胆，天生不怕”的人。有时候我见到他拍拍哨兵的肩头问他的日子过的如何，哨兵连忙立正笑嘻嘻的回答一切顺利，并问他大冬天可舒服不。 　　“我当兵时刚十六岁，”杨团长回答我的问话。“而今我已是三十四岁的老兵啦，全团数我年纪大。” 　　他也是口齿最不清楚的一个。我很吃力地听着他期期艾艾的讲话。“我的家庭是贫农，离家时，家里人用红纸包封两角钱叫我节省点买东西吃。我的姑母叫我出门莫参军，要出门就到外国去发洋财，我说‘没意思!我要精忠报国!’姑母说：‘报你娘的精忠国!’。我没有结过婚。我长得这样丑，姑娘谁也不嫁我，她们叫我‘杨麻子’。鬼子入侵中华，我当了营长。一二八战役我军在苏州作战掩护部队撤退。我们转战华中保卫过武汉，现在是一个团了。” 　　我在政治兵训练营里给政工人员上课，在营房里和士兵谈话讲千百个战斗故事。初到五一九团头一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劳累的日子。这个团的兵士，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工人占百分之十，学生百分之十。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文盲。不过他们正开始读书写字的比赛。“以后来瞧吧”，他们说。 　　晚上我和青年军官们围坐在营火旁边，听他们讲战斗故事。火光映照出人们的背后墙上一条“百炼成钢”的标语，但我注意有一个青年军官茸拉着眼皮既不张口乐一下，也不哈哈大笑，出神地坐在那里。他有一次望着我的脸，象在搜索什么战前早已丢失的东西似的，他坐在营火边活象一个幽灵，杨团长一次讲话中才使我恍然大悟。他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谁也不跟他扯皮闹摩擦，因为每个人的晋升都是这样的办法，都是火线上练出来的兵。 　　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 　　副团长郭平，抗战开始时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诗人，他是广西一家报社的记者，但很少有时间写作。他说他今年二十五岁，徐州失守后他带一连人掩护全军撤退有功受到表扬，一三一师担任后卫掩护作战，负责各村老百姓的疏散。 　　然而在我要求郭平给我讲一些英雄事迹时，起先，他说无可奉告，想不出一个!接着他谈了几件事：副团长刘希礼一次带领他的一连人歼灭了鬼子一支汽车押送队，杀死了一个高参，缴获到一些有价值的文件。鬼子带的一些女人也被打死了。刘副团长还有一次被鬼子包围，坚守四个村子的战略据点一个小时，一半人牺牲了，他自己也两处负伤。刘副团长完成了任务，命令少数活着的幸存者撤退，他自己和一个受伤的传令兵断后，还杀了七个想活捉他的鬼子兵。 　　郭平和团政治部主任协助编辑出版一份前线杂志《白刃》月刊。这个刊物在本团驻防半年中诞生在战壕里，上面刊登战士们写的故事，文章诗歌。我挑选《白刃》月刊上登的战士日记，摘录几则如下： 　　天空有几颗星星眨着眼睛，寒风凛冽，我们走过静静的山村，没有狗吠，鸡也不叫，不闻人声，逃避一空，但愿我们回来时不是这般光景。 　　我们要保卫随县，必须拿下和占领1752号高地，我们经过农舍，爬上一座矮山。散开队伍，布满山头，听候命令。接着劈啪!劈啪!劈啪!步枪声到处打响了，战场上一片喊杀声，震动山岳，烟雾迷漫。一小的后，象喝醉了酒似的红太阳升起了，冲锋号在吹，白刺刀上好，我们跳起向前冲过去。机枪扫射开路，大炮震耳欲聋。 　　我们象风暴席卷1752号高地。来回拼杀!杀!杀!不停。敌尸遍地，血肉纷飞，鲜血染红了枯草。一片粘腻腻的大地。 　　战斗结束，我们整队。看我这一列人短多了，我们连阵亡二十人。连副受伤，连长阵亡。一班长和两个营副负伤，已送医院。 　　另一个兵的日记写得更加流畅： 　　早饭后，一天的活动开始了。灿烂的朝阳照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活跃起来。老曹坐在一块石头上唱京戏“南阳关”。他的声音是破嗓子。听他一唱，我真难受，谁也拦不住他唱。 　　忽然我记起了广西学生军今天下午会来前线对我们演讲。便取出了小刀和镜子刮起胡子来。老曹大声问我：“你小子收拾什么?” 　　“广西学生军今天要来，如果我刮了脸，也许有个女学生会看上我。” 　　“人家岂能看上你，不如不想她。”老曹说。 　　老曹是一个专门看娘儿们的王八蛋。他腐败透顶。上回襄樊慰劳代表团来时，他象饿狗盯着野鸭似的望着女团员。 　　“你真是一个王八蛋!”我对他说。他毫不在乎，转而高声唱起了“徐策跑城”，我又感到难受，便拿起水壶，用水浸湿下巴刮光了胡子。 　　说来就到，下午，广西学生军来了。七、八个男女学生，都很年青，男的留发两寸长。他们的服装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枪。他们头戴皮帽，胸别红徽章。一男一女来到阵地上，同孩子一样，年纪约莫相同，我猜想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管我们叫老西(老乡)，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同是广西人。我们告诉他们说而今不只广西人是老乡，每个国民都是老乡。 　　他们给我们上课，讲到我们广西的家乡情况。他们说桂林经常受到轰炸，但破坏并不厉害。政府已经下令免费供应军属二十七担平价米。我们的家属不纳税，不出义务劳役。我们不必悬念家里人。他们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已经受到了优待。 　　老曹一直盯着那个女学生发了呆，他真使我们感到作呕。他居然对那个男学生说：“我还没有年青的老婆，对此你们还有何可说?” 　　“没关系，”男的说：“如果你胜利返乡，和你结婚的妻子会引以为荣。” 　　“遗憾的是我长得丑，又没功夫刮脸，”老曹答。 　　那女学生笑着说，如果他在战场上成为英雄，那么回到家乡就可以找到最漂亮的姑娘结婚。“嘘”老曹只吭了一声。 　　学生走后，我们大家都嘲笑老曹，但他对我们说笑我们自己吧，好多日子我都不乐意听老曹唱戏，与其难过。倒不如去抓个把鬼子的大头目为好。 　　在华中战场上接连几个星期和好几个月里，我总感到奇怪的是得不到钟毅师长一师人的消息。也许在戎马倥偬，前线混战中我怎能收到一封信呢?我经常打听这个师的下落，人们说东说西，有人听说它已转移到大洪山脉的主战场上，但也不能肯定，无人知道他究竟在哪里。冬去春来，日日夜夜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追逐中，我不知走了几千里路，大部分途程是步行，给士兵们上课，对老乡们讲演，为伤病员服务等等等等四月里，因患回归热并发疟疾病，迫使我到后方宜昌的教会医院去，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就首途去重庆。 　　一天，在华中前线曾和我在一起的青年诗人罗凡过江来看我。他带来一封辗转投交的信给我，信是钟毅用英文写的，虽则他掌握的英语还不到熟练的程度，发信的日期是二月初。他信上说他的师将开往陈县前线，我可以在那里会见他。信的最后语句象是永别的口气使我闷闷不乐。他写道：“你是一个作家，不要忘记，你必须经常告诉你们美国同胞说我们将战斗到死，直至胜利。” 　　我请罗凡稍等些时候我们一起回去。可是疟疾给我以无情的折磨，我只能在发病的间隙时间里上一点课，用抽彩的办法出售在前线得到的我的一些纪念物，拿这些收入购买医药物品。我把这些用品送给许多部队，其中包括送给钟毅一师的一些药箱。我还请重庆国际妇女俱乐部接纳一七三师为会员并为该师作外科手术工作服。 　　罗凡一天又来看我，他说钟毅那个师打光了，钟毅本人不是被俘就是战死。我不相信，指责说这又是谣言，但也难说，如一股阴风朝我袭来。 　　罗凡又来了，他带来一个广西军官来看我。我象在梦里听他们讲钟毅师长舍身成仁，为国捐躯的经过。敌人在飞机、坦克、装甲汽车的掩护下扫荡鄂北。钟毅一师人又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背靠唐河，试图对敌人进行反包围。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他的师部所在地庄泰镇被敌人包围，在激战突围中五十名战士和政治部一批军官英勇阵亡。钟毅师长和两个护兵逃到稻田里，鬼子围上来时他拔出手枪自杀成仁。 　　一个逃出命来的护兵雇请老百姓在鬼子践踏过的稻田里找到他的师长，掩埋了他的尸体，钟师长的兄弟到老河口后去战场，他挖出钟毅的遗体，现在运往重庆举行国葬。沿途军士奏着哀乐，唱着挽歌。 　　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我注视着窗外暗空摇动的枝影。夜，象我的心情一样，阴郁而又怀念。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钟毅死难时的情景，我一幕又一幕地见到他站在河边，挥手道别，“一路顺风……”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希望和信念的象征。”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我看见了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穿梭般的来往，那些杀人武器都是来自我们美国军火商人，我的身心充满了痛苦，无限凄怆。我看见了扑向唐河师部的鬼子在横冲直撞，每个窗户，每条壕沟，烟雾滚滚，火焰熊熊，烧遍了四周的原野。我听到了火光声中，麦田地里钟毅用手枪对准自己的枪声。这幕景象好比全中国的景象，全世界的景象，我的心象一潭绝望的死水。我没有回到一七三师去和我的朋友战死在一起，被我自己国家买给日本杀人犯的刀剑利器所杀死，我自己感到可耻。 　　几个星期过去，华中前线来了两封信。一封是八十四军军长莫许志将军的粗毫笔体的公函，他详尽的叙述了钟毅是如何光荣牺牲自杀殉国的。一封是正在补充训练的一七三师师部余众来的信。师部请我为广西军队出版的一本新书撰写回忆钟毅的文章。 　　这年秋天，我到了钟毅的故乡广西省，见到了他的兄弟并且谈了话。之后，我走到桂林城外的山上，独自站在他的墓前。镜花水月并不真实，唯有我的回忆是真实的，我的回忆和手中戒指，以及他风云驰骋沙场，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他走过中国大地，横扫江汉平原的面孔，士兵们在他身后齐步正步跑步卧倒滚爬的身影，唱着歌向前进军的人民子弟兵，在那遥远的地方悄悄传来钟毅的声音在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念，请告诉你们美国同胞啊!”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