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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鬼子的刀剑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日本杀人犯没有刀剑，美国给了他们”。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这样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我到老河口李将军的司令部，第二天，他请我向我们美国同胞捎一封短信。他的短信是： 　　“中国希望美国宣布对日本完全禁运战争物资。我相信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同情的，对日本狂轰滥炸不设防的城市是特别反对的。但是美国人民的意志完全受制于少数资本家的私利，这是可怕的事情。日本杀人犯没有刀剑，美国给了他们。” 　　我们谈了整整一天，先是我访问他，接着他回访我，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畅谈了一整天。 　　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友好人士，而且消息灵通见识惊人。外表平常，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差不多。他过去是一个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广西籍军人，具有大多数叱咤风云的军人的直爽和坦率的性格。 　　他的司令部设在老河口郊外一个小村子的两间小屋里。泥土墙四壁用本地工业合作社制作的有光纸裱糊，天花板的黄木板没有油漆。地上铺着干净的黄席子，大一间房作开军事会议用。一张长木桌，上面铺着青蓝布下垂及桌子脚。中央摆设一个孤零零的黄色大花瓶，瓶中一树经过人工剪压冬季盛开的腊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黑白军用地图，图上标明了日军位置的红圈圈和黑块块。这幅地图给房间增添了简洁朴素的美。 　　李将军的办公室兼起居间就在这间会议室的一头。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堆满报纸文件的书桌和一个塞满书刊的书架。两把安乐椅和木炭火盆，周围零散放着的几把硬木头椅子，墙上挂着他夫人和两个孩子的彩色照片。房间里面散发出和谐甚至是太平的气息。一片面包，一坛酒，和这栋小屋子…… 　　这个文雅而博学的人指挥了一个广大地区，并且必须知道就是他使日寇在台儿庄第一次受到军事上的重创。他的谈话内容大部分涉及世界大事，因为，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深知中国的斗争是和世界各民族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这样觉醒要了解国际斗争现状。李将军自己刚刚成为亨利·史迪生上校的反侵略同盟会会员。他问到辞去美国海军武官职务为了把中国抗战情况告诉美国同胞的伊文思·卡尔逊的近况。他问美国为什么在太平洋不同苏联合作。美日商约的终止有效使他乐观，他认为美国政策在改变，但他在估计中国抗战时并不以此为依据。 　　谈到战争时，他说： 　　“我们用空间换取时间。我们已经拖长了战争，发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组织了人民，改进了行政机构，打一场消耗战。我们的人力是无限的，随着日寇的入侵每进一寸，我们的民族觉醒与日俱增。时间和人的精神是我们的同盟者。日本人知道在中国是不会得逞的，他们既不能抛弃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不能从陷入的泥潭中抽身，因此，他们叫喊和平，只有卖国贼如汪精卫及其同伙一帮无耻的官僚政客、机会主义分子卖身投靠，充当他们的应声虫。日本要和平的叫喊，正如希特勒占领波兰、捷克后叫喊和平一样，是杀了人的强盗谈慈悲的鬼话。” 　　他有一次发表了严厉的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开始到现在，美国资本家向欧洲不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杀人武器了。我们希望美国对远东的政策有所改变。 　　下午，我谈了我的经验和观感。然后他跟我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期间，我可以上前方去看看，作好了准备我可以坐他的汽车送我到南方的樊城去，第十一集团军广西部队驻防汉水，他建议我可以到一七三师钟毅师长那里去采访。 　　我们互致敬意，挥手道别。这一天是我，在中国最有深刻印象的日子之一。 　　离别前，李将军嘱我留意五战区的朝鲜志愿军。我作好访问他们的准备。 　　到老河口，朝鲜志愿军队长李延生大尉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四个小分队，其中有一个妇女分队的情况。接着他便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分队的许多问题。据说朝鲜志愿军在这里有五百到一千人，政治工作人员在四个战区里工作。自从日寇开始首次使用朝鲜士兵以来，朝鲜志愿军便转移到使用这些士兵的前线上去。 　　老河口的朝鲜志愿军担负着沉重的工作任务。他们把送来的敌人各种文件广播新闻加以研究、分析并译成中文。对前线日军散发。第五战区政治部办了一个日语学校，他们在这个日语学校里教两百名中国学生日语。他们每天三个小时向日本俘虏上课，讲中日战争的背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和汉语课。 　　一个刚从前线来的朝鲜志愿军人胡伟北跟我讲他和他的同志们接近日本人所采取的方法。老乡们带着传单进入敌占区到处散发，志愿军战士们晚上爬到日军阵地把传单挂在铁丝网上。他们把系有反战标语的风筝放在空中，把捆在石头上的传单扔到敌人的阵地上，有时用弓箭射过去。在中日战壕接近的地方，他们通过喊话筒用日语讲话或唱反战歌子。 　　胡君说他有一回对日本士兵一连讲了两夜的话。第三天夜里一个军官从战壕里伸出头来恶狠狠地问他是什么人?我讲了一个日本姓名和地址。“我挑选了一个人尽皆知东京地名。我跟军官说，他对日本士兵讲话说中固人打死日本俘虏完全是造谣，我还说侵略中国的大炮子弹都是日本人民的血汗。”他解释道。 　　“你是一个卖国贼，给大日本皇军丢尽了脸!”那个日本军官咆哮起来了。“我们要把你五马分尸砍成肉酱!日本靠战争越富越强了!” 　　“大大的骗子!你们长官造的谣谁人不知!”胡君高声喊道。一排子弹打过来时，他躲进中国战壕里了。 　　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把所有的日俘交给朝鲜志愿军管理，有点因果报应的性质。志愿军人在前三个月考察了四十名日俘，留下了三个愿意受训进行反战工作的日俘，其余的转送到重庆去了。他们给我介绍了三个日本俘虏兵，并且请我看一下他们的工作。伊藤过去是一名棒球选手。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傻乎乎地在三张大白纸上乱涂乱画了他所谓的中国宣传画，我想表示客气礼貌感兴趣的样子，但摸不清画的中心意思是什么。一张宣传画标题写着“胜利”，画一个得胜的中国兵在用刺刀枪挑一个打败了的日本兵。我们看着这付作品，知道了他若不是一个骗子，就真是一个坏蛋。我问伊藤：“你为什么不画你相信的东西呢?”他吃惊地白了我一眼，其他两个日俘低着头脸色刷白地坐在那里。 　　我要走了，三个日俘提出可否和我谈谈他们的个人问题，尽管不明白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还是请他们和李翻译官在次日下午到我的住处挪威教会医院去喝茶。他们准时来到，中国佣人们一听说几个日本鬼子在花园里，吓得不敢出来，站在屋里隔着窗子向外看着他们。 　　东京工人松井肚太郎先是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一双手，然后两只眼睛目光阴沉地看着我，压低语调说道：“我们是战俘，因为帮了中国人一点小忙，再也不能回家了。中国人并不相信我们，很难看出我们这样处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前途。” 　　我当然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前途，因为战争会继续打下去若干年。我问他们是拥护日本现政府还是反对?如果反对的话他们要哪一类政府?他们说这一类问题在被俘以前就从来没有想过。伊藤当过演员，他说日本人谁也不想自己的国家失败受苦受难。他并不希望战争，被迫打仗完全是不得已。他希望有这样一个政府，其中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占有一切财富的富人。这些想法他承认是朝鲜人教给他的，至于自己所在的日本军队里的士兵是否有这样的思想他不知道，如果有，他没有听士兵谈起过。 　　棒球选手说他“经常到学校去玩棒球。高等学堂毕业后就去经商做买卖，始终没有什么危险思想。恨过战争，深感个人无能为力。现在开始想社会问题了，但害怕战争会多少年打下去。日本人会是最后胜利者的想法总是有的，这个我承认，皇军是强大无敌的。” 　　他讲到日本军队士兵和日本人民的危险，但一句不提中国人民受的苦难。我使劲地保持温和的口气问他因为中国人现在不信任他就该骂中国人对不?我提醒他说“你们日本军队杀害俘虏和伤兵，甚至强奸幼女和老妇，我就亲眼见过黄毛秃顶的儿童，精神错乱的妇女，这都是你们皇军干的坏事，人民管你们叫鬼子，最后胜利不会是鬼子的。” 　　伊藤粗暴地说：“那是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当了军官的缘故!现在我国政府颁布了苦力不准当官的命令!” 　　伊藤和松井胜太郎都露出不安的神态。伊藤却执拗地撅起他的大下巴对着我。我想和这样的家伙谈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毫无益处，转身问松井是否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前途?他说：“除非日本来一次革命，我们不会有什么希望前途。”接着他又补充说道：“革命如果发生，日本军队会发生什么变化?特务制度那么利害，我们的士兵敢怒不敢言，屁都不敢放，一个兵不想打仗，只有自杀。” 　　我问三个俘虏为什么他们在军中不想担任领导职务。在俘虏营里他们也有此机会，重庆也有些日本人如作家鹿地旦正在向日本俘虏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松井嘀嘀咕咕似信而疑地说：“我们是头脑简单的人，我们领导不了革命!” 　　“你可以学习嘛!”李翻译官回答他说。有点好事似的盯着他，在李翻译官的鼓励下，我对他们补充说道：“你们都还年轻，能拿出了几年时间进行学习。西方国家的人能够学习到，难道你们比西方国家的人低劣不成?” 　　伊藤的肺可气炸了，他又一次和我争论说日本人并不比任何白种人低劣。我回答说：“好得很，你能举例说明比许多死在日本人监狱里的革命者不低劣吗?那些革命志士是不比任何白种人或有色人种低劣的。他们的事业你们能继续进行下去吗?”我向三个日本俘虏提出挑战：“你们要是不进行工作，你们的军队将以杀人犯、强奸犯载入史册。好了，我别光指责你们的军队了，今天中国一位将军告诉我你们没有刀剑，是我们美国给了你们杀人武器，因此你们我们双方都是战争罪犯。” 　　李翻译官像是触动了什么灵感似的，热情洋溢地用日语低声帮忙翻译着，三个日俘坐在那里鼓着眼睛盯着我。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