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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湖北冬天里的士兵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于十二月下旬到达四川队伍第二十二集团军的湖北野战区司令部时，国民党军队的冬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奉命同时发起进攻。随后几个月里，我们在无休止的大炮和飞机声里度过。大地在发抖。 　　指挥鄂北国民党左路军的是北方的孙良诚将军，右路军则由北方名将张自忠将军指挥。孙良诚的战地司令部设在靠近日军主要基地信阳的桐柏山，沿平汉路一线有孙的爆破队，有一师人意图把鬼子赶出最北的据点张太关(距离确山史金斯涅士博士的医院不远)。我们得到敌人在该区已经使用毒气的消息。第二十二集团军连钢盔都没有，更谈不上防毒面具。 　　我区川军攻打武汉敌军的半圆形防线的外线，敌人的主要据点在随县，由随县向四面八方延伸许多触角，特别对我前面六个战略山头进行了严密封锁。川军部队在敌人据点之间各地深入打进了楔子，企图孤立、包围消灭日寇。 　　国民党军队希望摧毁敌人的外围防线，也梦想拿下武汉。但是大家心中有数：凭自己的装备除了削弱敌军力量，此外无能为力。他们知道即使夺取了敌人一个据点，没有空军是守不住的，而前线一架飞机也没有。敌人的侦察机轰炸机从远方飞来，从容不迫地选定目标，狂轰滥炸。在六个战略山头阵地上，日军筑有坚强工事，三十八门近射程大炮据险防守。第二十二集团军刚收到重庆来的两门野战炮，但炮弹要用人夫、骡马运送到远在汉水上游的樊城，距离十天或两周的路程。 　　我们骑马离开枣阳的一路上，川军的一个副官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地唠叨着，“来我们军里的苏联顾问真是一个怪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滑杆也不坐，上山牵着马，骑三十里就下来走，说是让牲口休息休息!天要下雨，他就帮士兵挖工事，尽管溅满一皮靴泥，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因为政府给他们钱和衣服，他们才打鬼子。” 　　“你从哪里听到这一套古怪想法的?”我插话问他。 　　“从政治部主任那里。”他回答道。 　　我向他解释，他听来的这一类东西无聊透了。 　　四川军队在中国以封建和落后著称。其举动证明属实。但二十二集团军已成为一个新旧合流的古怪混合体。孙良诚的这个军尽是文盲，来自四川破产的农村，父亲祖祖辈辈受尽地主、军阀、官僚政客的剥夺，抗战军兴以来，四川士兵受到民族意识的鼓舞，英勇而豪迈地为一个什么也不给他们的政府舍身战斗，我亲眼见到他们作战勇敢顽强，在中国要自豪和勇敢并非易事。 　　从枣阳来的公路上，长长的车队在川流前进，牛车、独轮车、挑夫，偶尔夹杂着驮马和骡子，满载着军用物资和崭新的冬装向前移动。 　　我们骑着马向战场奔驰的时候，我想，世界上还有比这里更孤独寂寞而阴沉的地方吗?这儿已是冬天，霜冰冻封的平原上呈现出沉沉的灰色。蓝色的桐柏山在远处连绵起伏，贫苦的老百姓在那里剥树皮吃。伤不重和有病的士兵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沿着公路蹒跚而行。担架队里躺着的伤兵，有些人还穿着夏季的单衣冻得发抖，轿夫抬了一段路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伤兵的身上，他们和伤兵不一样的是自己有贴身内衣。 　　进村子里，轿夫休息，付一个铜板喝一壶白开水。老百姓要钱，这并不是没良心不讲人情。劈柴要钱，要一大笔钱，而老百姓，贫无立锥，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人情，人情在吗?在中国谁给谁只有挖去心头肉。谁能割舍? 　　护送队前面的手推车上，挤着咬紧牙关，熬住颠簸面无人色的伤兵；后面的手推车上，堆放着一路倒毙、不幸死亡没有名姓的尸体。他们脚上的桃子被脱掉，因为活人要穿。死者的脚，都是贫苦农民长茧的粗脚。腿上伤口的血已干，有的板结连成一团。不知什么缘故，他们的脚使我感触很深，因为它告诉人们死者生时的劳苦奔波和忧伤。 　　我们有一回靠近护送队的一辆牛车时，一个脸如白纸，臂缠绷带的伤兵向我们诉苦，哭道：“我再坐下去就要死了!我再也熬不下去了!” 　　前线投有夹板，这个伤兵的胳膊只是安置在吊着的绷带上。我把他扶到我的马上，领他到公路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的裹伤所里去。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裹伤所里出来一个穿白围裙的医生，他讲求效率而且很有礼貌，他有一个合格的助理医生和十五名裹伤兵。他们温和而有耐性的把伤兵领到一个整齐清洁、收拾好了的房间里，非常小心地更换绷带，还招待伤兵饱餐一顿，菜里面还有肉。 　　我在帮助伤兵找裹伤所中间，想起了上海、香港那些私人开业的中国的合格医生，他们至多给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一个月的收入。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医生不过两百人，参加保健卫生站的几百人而已，我有时候不但轻视那些医生，而且也看不起政府。直到现在抗战三年多了，国民党政府还不征集医生入伍，蒋介石说他恨死了医生，他这句话可以引用，蒋介石不仅把医生恨死了，而且还把整个地皮也刮光了。 　　军队不应该因为缺乏医务人员而受到责备。他们到处搜罗医生。尽管如此，我读到一国民党空军医生给他的同事的一封信，信上催他回到后方来在空军里谋一个差事，因为“一个飞行员比一万个兵更宝贵”。并且附带说：“因为空军的薪水很高，工作轻松，有足够的时间读书!” 　　一天早上黎明时刻，我站在路边看到数千穿灰军装的士兵和满载驮子的牲口，向战场上走去，接替打了两天两夜尚未休息的火线部队。他们稳重庄严地疾走，想在敌机飞来前走出深谷，他们行军的步伐掀起了飞扬的尘土。漫天尘土中过来了第一批抬伤兵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夜战受伤的伤兵。担架兵气呼呼一路小跑着，伤兵眼望着灰暗寒冷的天空。有的盖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和毛毯，他们静静地躺在担架上，象斯巴达英雄一样躺在盾牌上归来。 　　此时此刻，我感到再没有人比军医署长卢志德和林可胜认为战士是可爱的人了，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准备了成吨的含有吗啡的浓缩消毒外敷药物。这是向传染病进行斗争以及预防休克致死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他们两位医生仍一如既往，内心里充满了同情，从来没有表现冷漠。我不止一次的听到人说卢志德医生为了早上去军医院去视察工作他晚上住在野战帐篷里。我在河口后方医院看到最亮敞的房间不是办公室，而是病号房，使我感到惊奇。战区医务主任说：“卢医生吩咐我们，把最好的房间给伤兵，剩下的给办事人员。” 　　我跟着担架队从战场走到裹伤所时回想这些往事。秘书和我帮助护士兵把伤兵扶下担架，或者把重伤号抬到地板的草垫上。前几天躺过伤兵的草垫被弄得脏污不堪，血块斑斑。我们必须收拾干净或者从外面草垛上拿来新的铺上。 　　我看见一个护理兵把一个不省人事的伤兵手上旧绷带扯下的时候，伤口出血不止，病人性命垂危。我请所长急救，他是医术高明的合格医生，正患疝气病。他检查了手的伤口，然后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根缝衣针利丝线，把几把镊子、夹子、刀子放在脸盆里煮沸，没有床单、毛巾、肥皂、皮下注射针，稻草床铺就是“手术台”，所长动手术截肢，我当他的助手。 　　事后我找伤兵们谈话，我一提到重伤号真少，一个兵就喊叫起来：“别人逃不脱呀!我们几个人因为爬得动才得了命，我们爬了八个钟头才找到担架!” 　　一个兵的面孔吸引住了我，他静静地背靠着墙坐在那里，他的头上裹着一个大绷带，他的脸色煞白。 　　“你给我讲讲你是怎样负的伤，”我尽量用温和的口气说。 　　他好象在打量着我，但没答腔。“他是一个机枪手，”有人在说。那人自己想回答，口张开话说不出来了，他很费劲说道：“一点子小事，为了国家。”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一头扎进胸门口。一个护理兵和我赶紧上去扶他平卧在稻草垫上，我们扶住他时知道他已断了气。 　　冬季攻势头三个星期里从战场下来的两千六百名伤兵，两星期后送到樊城第一后方医院的伤兵仅有一千名。 　　有时候，我在马背上记下日记的要点，字迹潦草，不是鸡爪子爬的鬼画符，就是我抽疯病发作塗画写的草字书： 　　十二月某月，时间已忘。战斗极其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野草枯黄，浓霜雪白。士兵操练，打少林拳，唱民歌。我走过时他们举手行礼，他们那双黑眼睛使我想到：“我们是快死的人了，向你敬礼，骑在马上的外国女人!”猛然一阵弹雨，弹片纷飞。该死的敌机俯冲，轰炸前搜索目标，象捉捕无法自保的猎物喜得发狂的恶鹰。 　　离开战场边上的荔山镇，今天没有震撼山岳的厮杀声，只有山间小路上的殷红血迹。 　　老乡们在犁不愉快的早地，磨玉米。单门独户分散的农家茅舍尚未破坏，一些有守望台的地主大庄院完整无损，村子里到处都是军用电话线，挂在树枝上，挂在东倒西歪的临时电线杆子上。每座山头都有哨兵盘问口令。山腰里一个小孩子用长砍刀在砍树枝。时走时停，唱抗日歌曲。 　　社会上川军很落后，但富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没有民众动员工作，老百姓仍自动起来不用招就抬运伤兵。信任军队并留在战场附近，他们拆下门板作成临时担架，或把竹床翻转过来，床下绑上绳子用以抬伤兵，他们低头看路，脚步如飞，汗流浃背。 　　给红十字会的报告已经寄出。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