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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要不是我的血液里有一种游荡的欲望——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要不是我继承了父亲那种拒绝接受上帝所赐予的命运的精神，我说不定也会一辈子住在煤矿镇上，嫁一个工人，替他生下十来个孩子，让他们在大地上四处漂流，而我自己也许一过三十岁就进了坟墓。这是我周围的妇女共同的命运。但是一切固定的事情都是我的仇敌，很快就失去了它们新奇的色彩。未知的事物永远在召唤着我。 　　我们搬到台奇奥不到一年，我就当上了教员——我这个小学还没有毕业连两笔数目都加不对，一条文法规则都记不清的人，却在穷乡僻壤的新墨西哥州里一片又紫又绿又红的台地顶上，教育起一群六岁的儿童以及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来。新墨西哥州有无数这种出其不意地从一片平原或高原上冒出来的台地，我所在的这一片台地，又宽阔又平坦，海拔高得树木也无法生长，四面都是笔直的峭壁，狂风暴雨扫过群山的时候，反射着闪电。 　　我独自住在台地尽头临近峭壁的一个两间房间的校舍里，外间是课堂，里间是我的卧室，睡觉、烧饭、改课卷都在这里。我来到的时候是五月，但是夜里刮风的时候还飞着雪片，风拍打着校钟上一端叩在房子边上的绳索，发出一种阴森可怕的声音，鬼哭神号的风声和上面丁丁当当的钟声混成一团。 　　小男孩和小女孩都走过那广阔平坦的台地来上学；从下面峡谷深处来的，是墨西哥人和混种印第安人，骑着看牛的小驹，从南边视力所及的遥远的平原上来的，是牧场上的几个男孩和女孩。是的，我也很无知，但是跟周围的人比起来，我算是博学的了。我还有一种天赋的伶俐劲。逢到一个小一点的孩子解不开算术习题，而我知道自己也做不出的时候，我就叫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出来，要他在全班面前显露他的知识。他很得意地把习题解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学得了一些东西。 　　我是“教员”，牧场人家能请到我去做客，认为是一种光荣。孩子们带着食物来给我送礼，还牵了一匹马来供我长期使用，我骑着马驰骋在一片粗野但是友好的土地上——我很安全，和别的妇女一样安全，因为在这地方不仅居住着强壮的男人，这儿的妇女也是很强壮的；即便不是这样，她们身边挂的枪也能够应付。现在我回想起了我幼年及青年时跟遥远的西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代，他们都是不识字的、粗野的、早就尝过了生活中的苦味的工人，然而除了一个例外——那个小镇上的理发匠——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凌辱，没有一个人曾经无礼地碰过我。这或许是因为我太年轻、太无知罢。有许许多多人来向我求婚，因为那地方妇女很少。但是我比周围的女孩子要聪明。我的智识虽然浅薄，但是比我的感情要有主张。所有的女孩子都结婚，我不知道怎样能逃得了，但是我决定要逃避。我记得我母亲虽然不开口，但总是支持我的主张。 　　在新墨西哥州，我跟男人们一块儿骑着马到处跑，有时一个人，有时许多人，有时在白天，到跳舞场去或从跳舞场回来大都在晚上。在黑暗的峡谷里或者平原上的牧人家里我跟他们一块跳舞。他们都是正直可靠的人，我跟他们在一块，比修道院里的女孩子还要安全——安全得多。我完全没有想到性的问题，这不只因为我还差不多仍旧是个小孩子，同时也因为我太忙。要想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也不打算结婚。 　　我现在回想起那些诚恳粗野、胸膛上长着毛、不刮胡子的男人时，心里总是很愉快。我又想起矿区里那些更粗野的不幸的男人以及他们沉默寡言的不幸的老婆。现在想起他们来，我心里总带着一种悲戚依恋的感情。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我却一心追求着我以为更完美更高尚的东西，抛弃了这一切，抛弃了我的乡亲和我的家人。我忘记了他们所唱的歌——这些歌现在很少再有人唱了，我从自己的语言中清除了他们的土语，我以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可耻，但是现在——是的，我热爱他们，他们是我的血液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美德和弱点，对于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我在台奇奥遇见了矿区学校的教员，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最初，因为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我对她抱着怀疑，不愿意接近她。后来，我们却变成了朋友。我们从矿区上借了两匹马，一同骑着在小山上驰骋逐猎。她鼓励我跟她一块学习，去参加本县的教师测验，好做个正式的教员。学年快结束时，她借给我一件外套和一条裙子，让我骑着马越过分水岭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市镇上去参加教师测验。 　　“你就说十八岁，”她预先教我，“撒谎——对谁也没有害处。” 　　“我并不怕说谎，”我回答说。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个子柏克，“撒谎!”他大叫起来。“啊呀，你撒起谎来比兔子跳起来还快得多哩!” 　　我战战兢兢地坐在一群年龄比我大、受的教育比我多的妇女中间参加测验。两天以后，本县的督学把我叫了去。他是个瘦高个黑眼睛的墨西哥人，极其聪明和蔼。 　　“你的算术、文法、校规以及其他一些课目的分数都很低，”他向我宣布，“但是如果你会说一点墨西哥话的话，这里倒有一所学校。地方很荒凉。气候十分寒冷，只在夏天开课。很苦，离市镇很远。你必须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生活也很粗野——都是牧人。” 　　我没有理解他的话，但是我觉得应当放聪明点，于是我听着，并且装出听懂了的神情；世界上竟有人不自己烧饭，这对我简直是新闻；我想除了有钱人之外，人人都要自己洗衣裳。至于说“粗野的人们”……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很奇怪……他一定是说那些在酒店里留连忘返的人们罢……然而这也不可能，因为他说过那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我只好等着看罢；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像我自己这样的人就正是他所谓的粗野的人们。 　　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教员。我不怕寂寞寒冷，也不怕野兽……至于粗野……好罢，我就等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罢。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大家的行为都和我一样。有一次在台地顶上，一个霹雳打在离我住宅不远的峭壁上，把我震得不省人事，在门口躺了好几个钟头，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或是想离开这个学校。我只是挣扎着回到房里，爬到床上静静地躺着休息了一阵。学校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地方。我每月能挣四十块钱，其中的一部分寄去给了我母亲。我那可怜的妈妈便高高兴兴地做些衬衫和裙子送来给我这个当教员的女儿!她一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有“教育”的人。现在当她在台奇奥遇见矿区督察员的太太时，她不再把她那双筋粗皮老的手藏在背后，从一边悄悄地溜过去了；她得意地昂起头来说： 　　“您好，理查士太太——今天天气很好，不是吗?” 　　当我住在台地顶上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册廉价的家庭妇女月刊，这里面登载着一些长篇的爱情故事，衣裳式样、烹调方法、美容秘诀和各种各样的玩意。上面还有一页愿意与人交换风景照片的男女的姓名和通讯处，我在这张表上选中了一个男人的名字——那要算是其中最漂亮的名字了——罗柏德·韩溥栋，他的通讯处是俄亥俄州的哥伦巴斯。那是远在东部的一个城市，我对于城市的文化、学问和壮丽，一向是一心向往的。我送了他一张画片。他给了我一封回信，夏天慢慢地过去，起初一个信封里只装一张画片，后来变成两张，终于多到四张了。他来信说他快要在中学毕业了——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一个学者!他开始把他的旧书寄给我读——历史、文学、植物学——我细心地读着，连干燥无味的东西也不放过。然后我又把这些书转送给我母亲，因为我想叫她也读一读。秋天，学校放了假，我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在厨房里的窗户边耐心地读着一本书。她读了好几个星期，还没有读完一半。这对于她是非常新鲜非常困难的，然而她和我一样，觉得这些都是必需知道的东西。 　　我可算是“衣锦还乡”了……我这个十六岁就凯旋归来的女儿!现在我也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者了。父亲在很远的牧场上做工。母亲住在台奇奥，我在家的时候，可巧父亲也回来了。我还记得他来时的景象：母亲坐在窗户旁边，我正在把我上课的情形以及冬天将要聘我去教书的新学校讲给她听，她面上露出很兴奋的表情。我把罗柏德·韩溥栋，还有他曾经送给我一张照片的事也告诉了她，——他长得漂亮，又有学问，就跟书本里的人物一样。她没有说什么；也许她认为我能爱上一个远方的英雄，那要比一个近边的现实人物好得多。我们一面谈着，她无意中朝对面山脚下望去，忽然间，我看见她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我这才发觉她已经有了那么多白发，虽然她还不到四十岁。我顺着她的眼光望去，从公司的商店那边走来了我的父亲；他走得很慢，宽大的肩膀驼着，垂着脑袋，两只手不断舞动，仿佛在对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我差不多立刻就到那所新学校去了。这学校在离开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的另一个矿区布里莫罗还有不少路的峡谷里。我在那里待了约有四个月，除了在学校里，听不见一句英语，学生们跟我谈话也是用墨西哥话。我在一所墨西哥人的土砖房子里有一间房间，晚上，我就回到那里去。房主是墨西哥人，也是这学校的一位董事。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又是学校的董事，就有权利跟全区最有知识的女人作长时间的谈话，而我就是那个女人!他的妻子是个身体结实天性善良的墨西哥人，没有思想，也没有什么非分的打算。他平常总和我一块儿吃晚饭，让他的妻子在一边照应，她就在这一间又是食堂又是客厅，同时又是我的卧室的房间与厨房之间穿进穿出。我们吃完后，她才和儿女一起在厨房里吃晚饭。她丈夫说的是一口非常奇怪的方言，一半墨西哥话一半英语，可是他却使她相信他说的完全是流利的英语。他非常瞧不起她，总是让我知道，他这样有地位有才智的人和这样一个女人结了婚，真是太委屈了!我不好对这个女人表示同情……这对于这个男人将是一种致命的侮辱，我或许会因此失掉我的位置。 　　我讨厌他的谈话。但是他认为女子应该经常听男人讲话，增进自己的知识……女人就是不如男人知道得多；不管她是谁，是什么样人。我盼望能在安静中舒舒服服地读罗柏德·韩溥栋从东部寄来的新书和信件，这些信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写信人的书法异常优美。我到学校去的时候，这个墨西哥人常常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把信拿来看，然后又来问我里面的内容。他看不懂，但是他看得出这种书法无比的好，我有这样博学的朋友，于是他更加尊重我了。晚上我把这些信堆在面前，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努力学习他的书法，直到今天我的书法还跟他有些相像。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学会写那样漂亮的字，我的教育就算完成了。 　　远方的笔友变成了指导我生活的理想人物。他坐在那里读着这些从落矶山的一个偏僻的峡谷中寄出去的谦卑的、字迹潦草、语无伦次的信，必定觉得自己好比上帝一样。我把他的照像立在小桌上，桌上还摆着他的旧书；假如我对邻近的某一个黝黑俊秀的墨西哥和印第安混种男孩发生了感情——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我的感情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飘忽不定的——我就和自己的感情斗争，晚上回到家来，自己都觉得很难为情。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学校里的一个和我同年的印第安孩子，总用爱慕的眼光凝视着我，不敢来接近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把别的孩子都管教得规规矩矩的，以表示对我的尊敬——只要哪一个孩子闪动一下睫毛，透露一点反对我的意思，他就会在放学以后，一直把他们护送到树林边上! 　　有一天我正站在讲桌前面，尽量诱导我的学生跟我用英语谈话——这是我的主要任务——门忽然打开了，我的墨西哥房主人出现在门口。从山背后的台奇奥来了一个电话；我母亲病了，要我一定回家去。我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报丧的人。他又把这消息重说了一遍。我一言不发地掉过身来，取下挂在屋角里的帽子和外套，离开了学校。我完全忘了应当向学生们宣布散学。我只知道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我不是前夜就梦见了吗? 　　我刚回到家，他也赶回来了。他答应明天用马车送我过山去，因为现在他的马车正在森林里为矿上拖木头支柱。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从特立尼达开进峡谷里来，在每一个矿区停几分钟。火车到达布里莫罗的时刻是下午两点钟，再走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台奇奥。这时候是上午十一点钟。我说我可以步行到布里莫罗去。不行，他不同意，峡谷里雪很深，天气冷得可以冻死人……这太危险。我根本不理会他的话，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手枪紧紧绑在腰带上，再把外套盖好，准备立即动身。他和他的妻子站在大门洞里，惊愕地望着我走上峡谷里的大路，我转过弯去打算绕小路越过分水岭。雪下得很大，幸好刚有一群山羊从这条路上走过，把积雪踏平了。我到处攀扶着牢牢地附在冻硬了的土地上的粗壮的矮橡树枝，爬上滑溜溜的山坡。只要我能够到达分水岭的顶上，其余就好办了，我可以从那里走上大路。寒冷，遭遇猛兽的可能，滑倒和跌断腿不能前进的危险——都不在我心里，我只知道要到山顶上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感觉，什么都不看见，我只是爬。 　　我终于爬到了山顶。一阵猛烈的风已经把山头上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路上纵横的车辙都冻得结结实实的。我把头缩在外套领子底下待了一会儿，以便温一温我的肺。然后，我把步子放慢，轻轻地稳健地前进，这样才能走长途而不致筋疲力竭。我的心照顾着我的身体，仿佛心和身体是分开的两个个体一样。我的身体粗健有力——壮得和山上的橡树一样。我心里知道，若是我的身体疲惫到了几乎不能再向前进的地步，一种新的精力就会从心里奔放出来——就会有“第二阵风”。我的心就是我，就是这个走在漫长的冻僵了的道路上给狂风拍打着背脊的我，——我的身体却是另外一件不相干的东西。我——我的心——和冬天的空气一样明晰，我只有一个意念——在下午两点钟以前赶到矿区；我的身体就是那不相干的东西，需要被哄着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再三对自己说，最主要的事情是使这双脚站得稳稳的，静待第二阵风的到来。有一阵，我的脚战抖得很厉害，软绵绵地摇晃。我转了一个弯，在前方远远的下面，看见了布里莫罗的炊烟。我抬起头——一种新的兴奋的热力在我的血液里周流。我掉过身子，踏着缓慢、稳重的脚步，从斜坡上跑下去，我把嘴埋在外套领子里，使吸进肺里去的空气有一点暖意，万一跌交，也能用空着的双手赶快撑住。 　　我跑到布里莫罗镇的边上，跑过公司的商店门前，走上那条被煤灰染黑了的通往车站的道路。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在奔跑的人——许多别的人，脸上带着张惶失措的样子，也正在街上横冲直撞，我看见公司商店的窗户被人打得粉碎……街对面其他房屋的窗户也打碎了。一个头上蒙着格子花呢披巾的女人跌跌跄跄地走过去，因为恐惧过度而哭泣，用一种外国话在喊叫。 　　我一步也没有停顿，从商店的角上拐过去，跑过了车站前面小山上的那个矿口。路上挤满了人。两个工人相遇，一同朝矿口跑去，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嚷道： 　　“他们正打算把通风井关上，该死的……” 　　矿口犹如一头古代神话中的护宝巨神，在喷发着黑烟。一群男人拉着绳索站在矿渣堆底下，想把那些围拥上来的妇女挡回去，她们却象野兽一样拚命向前冲。她们的丈夫儿子都被封在矿井下，听见有人说……为了抢救煤矿，要关通风井……这样，矿工们就会被烟熏死。这就是她们哭喊的原因。煤是值钱的……人命却一钱不值! 　　我继续奔跑，踉踉跄跄地走进车站的站台，踏上火车的阶梯，根本没有想到要买车票。我倒身伏在坐席上。肺里感到又紧又冷。在那一边……多少英里外的远处……熙熙攘攘的人声中间……传来一个女人惨叫的声音。 　　我在母亲床边守了三日三夜。任何一点细小的举动就能把我的瞌睡惊醒。她那慈祥的深蓝的眼睛跟着我转来转去。每礼拜轮流到各矿区来看病的医生早就不耐烦了……他认为我母亲什么病也没有。是的——胃有点痛，自然……那是由于吃的东西太坏太少……他说，要是她老是光吃马铃薯和面粉稀汤，那你还能希望什么呢?她应该有更好的食物……她营养不良。我很惊诧，知道我不懂什么叫做“营养不良”。他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她想要的话，也不能再给她小苏打片来止痛了。 　　最初两天她还和我谈话。安尼在两星期前死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信。她还到她那儿去过，安尼和山姆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荒原上他们的农场里，工作得象畜生一样。安尼丢下了一个小婴孩……小东西就躺在隔壁房间里。我拿温热的牛乳去喂他，他用渴望的蓝眼睛盯着我；真奇怪，他的出生竟会是我姊姊死亡的原因。 　　我坐在母亲旁边的时候，她很快活。我想她自己也知道离死不远了，因为她对我说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触动感情的事情，若不是快要死了，她决不敢说这些事，因为我们这种人从来不肯表示父母儿女之间的亲爱。她还叫我“我的女儿”——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叫过。 　　“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够活到现在，”她有一次这样说，好象这些话是从她的心里掏出来似的。 　　又有一次，她在半夜里把我叫醒，对我说：“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去受点更好的教育。”她用力地把手紧握住我的手，好象要求我给她一句诺言。一种奇异的情感象波浪一样激动着我。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医生来了，我说：“请你给她点药罢……她快要死了。”他很不乐意……他说，他事情很忙，我凭什么不断打电话去把他从这么远的地方叫到这里来，我母亲除了暂时需要好一点的营养之外，又没有什么毛病。 　　我把医生送走，回来站在我母亲的床边，我知道我们只有等着送她的终了……我毫无办法。她求我给她几片医生禁止服用的小苏打片。我不肯。但她再三再四地求我，眼睛里的神情很是怕人。于是我糊里糊涂地把药片给了她。我把药给她之后，马上回身跑进通到学校去的小巷，一直冲到教室里，不假思索地对着碧儿崔丽斯、乔治和丹大喊。 　　我们回到她床边的时候，我父亲也在那里，他是那天早上回来的。他双膝跪在地上，把面孔埋在被窝里。我母亲睁大眼睛，目光炯炯，她转过来看着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恳求。我弯下身去，生平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紧紧挨着我发抖的身体。“玛丽!”我的名字是她弥留之际最后说出的一个字。 　　眼睑渐渐合下来，盖住了亮晶晶的眼珠。身体逐渐软了。我把被子揭开，扑在她那平坦消瘦干瘪的胸前静听。心脏跳动了两下，停止了……又跳动了一下。我继续听，好象经过了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殷切地等待着……但是再没有声音了。我父亲拉我站起来，我勉强站稳了。我并没有流泪。我只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女人的尸体旁边，她曾把生命给予了我。除了这件我无法明白的事以外，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心里只看见一圈圈灿烂的光，慢慢地凝聚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一片空白之中，而那一片空白却又在忐忑地跳动，犹如大海里的浪涛拍打在悬崖峭壁上。 　　我母亲躺在一副白色的松木棺材里。海伦来了，她和我父亲在停灵的房间里轻轻地拉了拉手。她的头发依然象是擦亮了的黄铜，闪耀着暗暗的金光。她面颊上和嘴唇上都抹着脂粉。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外套。她满屋子扫了一眼——看了一下那冷清清光秃秃的地板、那屋角里东倒西歪的旧衣柜、铁锈斑斑的小炉子以及窗户上廉价的白窗帘。然后她又把我母亲身上盖的单子揭开，看着那干枯皱缩、象生前一样在默然沉思的面庞；那双交握在干瘪的胸前的由于操劳过度而变得又黑又粗、暴露青筋的手；看着我母亲年纪还轻却差不多花白了的头发。她转身走开，把脸背着我们，走进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去，脱下她的外套，站在那儿望着那躺在床上踢闹的小婴孩——那是山姆的孩子，而山姆是她生平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情人。 　　我们原已决定把母亲的遗体运到俄克拉荷马州去葬在安尼旁边，只等海伦一来就动身。这天下午我们把松木棺材装上行李车，开始了我们的移灵行程。 　　我们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平原上的一个车站下车，山姆驾着一辆笨重的货车来迎接我们。他一看见海伦，马上掉头跑开了，但是后来他又回转来和她握手，并且望了望睡在她怀里的他的婴孩。 　　这时是一月；地面上依然又硬又冷；狂风刮过平原，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荒凉的树木这里一丛那里一丛。但是除此以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凛冽而又萧条，一条车辙纵横、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这荒芜的旷野。我们走了很久，才来到一幢外貌狰狞的板屋，安尼曾经和山姆一起在这里住过，现在是山姆一个人住在里面。棺材就停在空洞洞的外间。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棺材前面摆了几条粗板凳和几把椅子，邀请附近农舍里的男男女女来参加葬礼，另外还请了一个无知无识的牧师来讲道。这牧师现在站在我母亲的棺材后面，对我们大家说话。他是个文盲，比我们还要粗野。他所说的那番话，跟躺在那里的母亲以及杀害了她的贫穷与忧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穿着皮外套坐在他面前的海伦……他又看了看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的父亲，父亲嘴里嚼着烟叶，肩膀驼得快变成圆形了。牧师用责备的眼色一个一个地打量我们，虽然没有提我们每人的名字，却是在对我们讲话。他说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竟然胆敢抚弄我母亲的棺材!他警告我们说，我们都走在罪孽的路上，有些人还犯着卖淫的罪孽。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好象老鹰抓小鸡一样一下就找到了海伦；上帝为了惩罚我们所以使我们失去了母亲，但是“他”还要再惩罚我们哩! 　　我父亲站起来走到牧师面前跪下，他弯下身子去的时候，上衣外面就显出屁股袋里一个酒瓶的印子。牧师弯下腰来，很虔诚地把手放在他头上——这一个灵魂算是得救了!他又转过身来把脸向着海伦，预备张嘴演说。谁知海伦又恨又气地哼了一声，从容而威严地站起来，从门里走了出去。我也跟在她后面走了出来，吊丧的来宾和牧师都张口结舌地瞪着我们。 　　这个不成体统、一点也不感动人的葬礼总算完毕了，海伦和我走回来参加到那一小群送殡的人中间，这个举动又使得在场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赶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那个坟场，这坟场周围零乱地插着许多弯弯扭扭的柱子，柱子上面孤零零地绕了一道铁丝，算是篱笆。坟场里总共约莫有十二个土堆，靠头的一头都竖着一块大木牌，靠脚的一头都插着一块小木牌。这些木牌上面原先都写着死者的姓名，但是几经风霜雨雪之后，早就看不清楚了。我姊姊的名字还可以认得出来，因为要安葬我的母亲，又在她旁边掘了一个新坑。我们站在这些坟堆中间，又一次听着牧师祈祷上帝为我母亲降福，警告着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们。 　　接着，我们都被唤去和我母亲作最后的一次道别。我没有哭。海伦也没有哭……当她俯视着她曾经如此热烈地爱恋过的姊姊的时候，满脸都是苍白和辛酸……她曾经为了她心爱的姊姊而出卖自己的身体，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的爱比她更伟大了。 　　几个月以来，我都在走着我自己选定的道路。现在，我决心要来照管我的兄弟姊妹和亡姊的婴孩。我于是辞去了教职，回到台奇奥来烧饭、洗衣、烫衣服、缝衣服。我的父亲也回家来了。我想法把家里弄得象个家——我以为，要是母亲早这样做的话，父亲也许不致于一天到晚喝得这样昏天黑地的。我买了一床地毯、几块新窗帘、一张棕色的圆桌、几张挂在墙头的图画——画里都是长着天使翅膀的儿童——我还买了些白被单铺在床上。 　　但是日常的家务以及我们小家庭里的烦恼，沉重地压在我肩上，我不由得常常想念起我的母亲来。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比以前她和他的关系有什么改进。这样年复一年的象她过去那样生活下去，真是不堪设想。我和父亲的冲突愈来愈频繁，我要离开的想法也愈来愈厉害，使我非常痛苦。这种不稳定的气氛本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竟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我感到心中不安，极度的不愉快，十分烦躁。 　　有一天，我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回家来。丹不知怎么触犯了他，我父亲顺手抓起一根长长的马鞭来，把这孩子吓得直楞楞地瞪着他。他伸手想去抓住丹，丹急忙跑过来躲在我背后，双手抱住我的腰，把我挡在他和父亲之间。我握着他那紧紧地抱着我的小手……我父亲咒骂着命令他走到屋子中间来，他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我父亲猛一下冲过来，但是我把他们隔开了。他又想钻到我背后去，我用全力把他推了回去。我们谁也没有说一个字……我感到他抓住了我的肩膀想要推开我，我不假思索地一下扑到他身上，握紧拳头，一拳一拳地乱捶。 　　于是，他站住了，一动也不动。他和我面对面站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回身过去拾起地板上的马鞭。我象是一只野兽一样防备着，随时准备扑过去，我决不准他用鞭子!他看了一看马鞭，回转身子慢慢地从门里走出去，马鞭拖在他背后的地板上。 　　 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