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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春天给山林带来了希望，紫黑色的远山不知不觉变成了浅浅的灰绿色。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铁道外边的人们，春天只是带来了挫折。 　　冬天里，父亲曾两三次赶着车来到我家厨房门前，坐在车上问母亲是不是打算告诉他她怎样选举的。母亲站在那儿，满是肥皂泡的胳臂和手上冒着热气，回答道：“我没有甚么要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挺起胸脯，眉宇之间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我不由自主走到她身边，把头微微昂起。每一回我都觉得父亲会举起鞭子朝她的脸上抽过来。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要不是我站在母亲旁边，他一定会打下来的。有一回，她用很镇静的声调告诉他说，她“在考虑离婚”。这一下把他激怒了。 　　“要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一个结了婚的体面妇人居然说出这样漂亮的话来。” 　　“我晓得你跟路得志的那个女厨子住在一块，你不用再来跟我说什么!”她回答道。 　　“该死!这真是无风三尺浪!”他大声咒骂。我母亲回身走进厨房，把门紧紧地关牢。 　　春天到了。铁道外边的青年都转着一些迷惘的荡漾不定的心事；月明如镜的夜晚，他们满怀心事地在河岸上徘徊，有的三五成群站成一堆，有的聚坐在矮树丛中，夜幕里传出柔和的笑语，低微的声音扰扰攘攘，和风拂过青春的面颊和颈项。但是母亲从来没有放下过她的洗濯，晚上，她走进又小又暗的卧室，筋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春天生活更加困难了，因为许多在冬天几个月里把衣裳拿出来给人家洗的太太，现在都可以在家里自己洗了。我母亲把价钱减低到一块钱一打，另外还免费多洗一件小东西，最后更减到九角钱。 　　“请你洗衣不合算了，罗泽士嫂嫂，现在我们只要随便请人帮点忙就可以在家里自己洗了。”有的太太对她这样说。我母亲的脸上瘦得不像人样，她自己说她的脊背“简直撑不住了”。她的牙齿痛得很厉害，不得不一个个拔掉。这是最便宜的办法，她有一边牙床上现在只剩下一个牙齿了。 　　一天早上，她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我便没有去上学，留在家里动手洗衣服。她隔不多久就起来了，但是脑袋又痛又昏，不得不再回到床上去。她一连病了好几日。医生是替有钱人服务的，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要请什么医生。我们总是等待病痛自己过去。那几天里，我从早到晚烘砖头，拿去垫在她背后和头旁边。每天我要煮一大锅马铃薯，再拿面粉调一盆汤，给大家当饭吃。 　　父亲又一次赶着车来到我们厨房门前。这一回他没有再走。以后，当他再在我母亲面前提起妇女选举权的时候，母亲总只是把眼睛前前后后顺着地板缝瞅，默默不发一言。她的沉默里带有深沉的苦痛。 　　我母亲的健康好转了，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到德拉圭矿区去，父亲在那里跟人订了运煤和采矿的合同。母亲可以给人管理膳宿，我可以料理开饭。孩子们又都不上学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挨饿已经挨够了。安尼不同我们一道去。春天已经挑动了她。她虽然还只十六岁，却快要出嫁了。 　　当安尼向大家宣布她的打算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厌恶的感觉。她不是我的朋友，她又肥又自私。我望着她，脑子里浮起各种各样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是丑恶的!有一次半夜里，她把身体挤着我，把我惊醒了；另一次是当我听从那些复兴会教士的劝告信奉了基督教做起祷告来的时候；一天晚上，别人都熟睡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下，向我敬畏的上帝祈祷，求他饶恕我的一切罪过。我正跪在地上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尼突然翻过身来，喊道： 　　“哎哟，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我明天就给你宣扬出去。”她可没有宣扬出去，但是一连几个月来她都把这件事作为把柄来威胁我。 　　现在她快要结婚了。她一谈起这件事就收不住口。环绕着她的结婚有一个神秘的谜，这个谜几乎完全盖过了我对于她的厌恶。和她订婚的是家乡的一个男人，就是海伦以前在那里做女佣每月赚六块钱的人家的长子；当初他是海伦的未婚夫，他给海伦一连写了许多封信，始终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便亲自跑来找她。 　　母亲把我赶到屋外去。当我后来回到屋里的时候，母亲的衣兜里摆满了海伦的信。山姆哭得泪流满面，母亲尽力在安慰他；后来他就走了——据母亲说是去找海伦去了。过了两个月，他又回来了——仍旧是一个人；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和安尼订了婚，这件事使安尼更加趾高气扬。 　　他们的婚礼是在我们全家出发到德拉圭去的前几天举行的。山姆在结婚仪式完毕之后，跑来和我母亲握手，说他会始终做安尼的一个好丈夫。这似乎是两个伤心人之间的一种信誓，此后多年，山姆一直坚守着他对我母亲的信誓。也许我们对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的过错，是比较容易原谅的，而对于一个自己寄托着人生最高尚最美好的期望的人，却很难原谅他的过错。海伦如果有了同样的过错，他不见得能原谅她。 　　海伦离开山姆，度过了痛苦的十年以后，我又见到了她。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两人与我姊姊之间的谜依然使我困惑不解。 　　“我不能嫁给他，”接着，她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大串，不让我再问下去，“自然，我是了解他的——你以为我是个瞎子吗?我为什么不嫁给他呢?我究竟为什么要嫁给他呢?……这都跟你毫不相干……也许最初还好，但是等到一个女人结了婚，自己不能谋生的时候，男人就要开始追究她的过去了。” 　　我还逼着追问，要想解开这个谜，她一面否认一面又承认。 　　“自然，这就是我所以不愿和他结婚的缘故。最初是汤尼，后来他又带来了别人，……我不能生孩子了。……你真腻死人了，玛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再生孩子，因为我已经动过两次手术，……我每年都要到温泉去养病。天呀，这一来，你满意了吧!” 　　当时，我还有点茫然，我以为温泉是有钱人避暑的地方。那时候海伦也的确打扮得象阔太太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要到温泉去，她在那里养的是什么病。我很惭愧，我居然知道这么多了……假如常常用酸素去灌溉一株柔嫩的树苗的话，这树苗一定不可能长得挺拔秀丽的。 　　山姆和安尼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安了家，盖了一所房子，开垦那一望无际寂寞荒凉的土地。安尼是一块能够捏成贤妻的材料，一头没有思想的牲口；她也许会跟丈夫狠狠地闹一场，但临了还是屈服在威权之下。这种女人随丈夫过上一辈子，到死也不会为什么思想和原则而操心。她十分没有头脑，思想和原则，跟她毫无关系。山姆让她离开了自己的女朋友，离开了市街和舞场，离开了她打扮得和别的姑娘一般花枝招展地，去参加的热闹的舞会。他给她穿上宽大的洋布衫，让她光足走路，把头发卷成一个小髻垂在脑后，变成了一个垦荒的妇女。她在这种生活下忍受了两年，于是随着早先所有的垦荒妇女一起沉默了。她临死的时候还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仿佛一直在恨她。我母亲把安尼的话对我说了又说，用眼睛恳切地看着我，想在我脸上找出一丝柔情的微光。可是她没有能找到。我是一头倔强的野兽，我的心里深藏着创伤和愤懑。对也罢，错也罢，事实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在生命的道路上没有学到柔情。 　　我的姊姊就这样去到了黑暗的世界。而我仍然留在所谓光明的世界里。 　　山姆和安尼离开特立尼达建立他们自己的家业去的时候，我们仍旧留在城里，等待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矿区里早期的一次罢工的结果。州政府的武装在特立尼达市镇上驻扎了三个星期，“维持治安”。他们的营房在我家门前柏格托里河对岸的山坡上，这些兵士酗酒肇事，动不动就开枪，流弹横飞，使河岸这边的母亲们人人担惊受怕。孩子们只得在后院里玩耍。太阳一下山，父亲就开始盼望自己的女儿。若是谁家的女孩在洗衣店里做工——而铁道外边的人家很多都有女孩子在那里作工——就得有人去接她回来。有一次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在铁道旁和兵士谈话，回来把她打了个半死。这消息象野火一样地传开了!据说那士兵还格格地笑，大模大样走开去——他身上穿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军服，没有一个父亲敢碰他一下。又过了几天，离我们两家远的一个人没有去接他的女儿，女儿没有按时回来，他只好自己出去找。他找到木料场上，看见两个兵士拖着她躲藏在木料堆中。其中一个兵士站在那儿望风，看见他跑来，就喊住另一个兵士，两人一块儿逃走了，这父亲虽然大嚷大叫，却没能把他们捉住。木料场的地点原很偏僻，但是即便有人听见了，也不敢上来碰一碰穿“美利坚合众国军服的人”! 　　消息在铁道外边传播起来就跟刮风一样的迅速。这女孩跟她父亲在街上还没有走过十来家人家，男男女女就都涌到门口，一群群站着看。这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走着，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人，女孩的上衣撕破了，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父亲垂头丧气地往前走，恨得把手指乱抓，然后又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如果这时候有谁杀了一个兵士，要从铁道外的人里面挑选陪审员的话，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因此被判罪，也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肯出庭作证去控告他。最后“治安”终于正常了，矿工们被迫回到矿井里去，这些穿蓝制服的法律保护人也撤走了，铁道外边的居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到达德拉圭煤矿镇的时候，那里的空气还弥漫着敌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矿区，座落在三四个峡谷交接的地方，乱石丛生，寸草不长。峡谷里到处是黑洞洞的矿口，塞满了一堆堆层层叠叠的矿渣。一排矿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长排矮矮的炼焦炉，在夜间喷出暗暗的红光。纵横交错的窄轨道把这块地方和矿井连接在一起。 　　这些煤矿以及周围好几英里的地方都是公司的产业，我们住的房子是向公司租来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房子。我们买食品衣物的唯一的商店是公司开的——没有别的商店能在这儿开业。公司定的价钱比外面高，我们必须照价付钱，否则就什么也别买。学校的校舍也是属于公司的，教员是公司的职员选聘的。酒店是工人们聚会和花钱的地方，这也是由公司租给一个“合格可靠”的经理去经营的。每月到市镇上来一趟的牧师，只宣讲上帝和天堂，从来不谈人间。到市镇去的火车路也是公司的。这万能的势力还发行自己的货币——工券——矿工和其他工人领到的都是这种工券而不是美国政府的纸币；特立尼达的银行兑付这种工券时是要打九折的。老板对工人说：你的工钱是两块钱一天，但是只能拿到工券。如果他嫌公司商店里的食品价钱贵，人家便会告诉他说：这是必须如此的，因为他拿去买东西的是工券，而工券在城里是要打折扣的。 　　在这几排弯弯曲曲的两间或三间房间一座的矿工住宅前面站着一簇簇肩膀挺宽的男人。他们会集在酒店的前廊上和公司商店的门前；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无论是波兰语，捷克斯洛伐克语，还是德意志语里面，全都夹杂着一些英语，空气里凝聚着不满和愤恨的气氛，充满了对于管磅秤的工头、对于过长的工时和过低的工钱以及对于矿下危险情形的诅咒。我听说这些矿工都在很深的漆黑的地道中工作。他们把掘出来的煤装在拖车里让骡子拖到矿口，在那里交给公司的职员过磅。矿工们由于多年的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挖了多少煤；但是帐上记的总比他们实在挖的要少。每一车扣掉几磅，星期六晚上他们领到的工资袋里便要缺一大块。现在正是月尾，罢工已经失败；他们欠公司商店的帐数目大得惊人。他们欠的帐常常比他们赚的工钱还要多，店里的人讨起帐来太狠心——常常随便加上一条他们并没有买过的毯子，或者各种他们看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他们买过的，必须付钱；不然，他们就不能再欠帐。他们不得不还清这些冤枉帐，不然就要失业。 　　市镇上的官员称他们是“愚昧下贱的外国佬”，其他的人听见他们说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的时候，把他们叫做“危险的顾客”。因为对于美国人说来，凡是他所不懂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付钱或者滚蛋!”这是公司商店的守则。矿工们只得把钱付了。离开这个市镇是需要钱的。到别处去吗?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形；如果他们真的离开这里到别的市镇上去，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找不到工作。他们的手和脚都被束缚住了。四面八方都是这个公司的市镇和土地，北面的市镇虽然属于别的公司，情形也没有两样。 　　我心神不安地走在那条曲曲折折龌龊不堪的街道上，偷眼观看矿工们的住家。四壁光光的小房子里，摆着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几口烹釜和平底锅——还有件把乐器，有时候还有几本书。黄昏时候，他们常常坐在家门口，弹着那种凄楚悱恻的民间曲调，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用外国话很客气地招呼我；因为我不是那些官员的家眷，虽然我们一家也是土著的美国人。也有的时候矿里死了人，人们抬着死者的尸体走在大街上，威胁着要进行暴动，这时候，女人们都不敢上街去。人们用木板抬着那些伤者或死者从我家门前经过，在他们后面，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一再听说：矿里的支柱不够；矿工额上的矿灯引起了煤气爆炸。 　　当一个人拿着铲子和铁镐走进黑洞洞的矿井去的时候，无论他自己或他的家人都拿不准他是死了出来呢，还是活着出来。美国土著工人都怕下矿井。当我父亲说母亲待他不好，要用死来恐嚇她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做矿工。他并且让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我母亲以沉默来回答，只会更把他逼到矿里去。这样，我也渐渐害怕起矿井来了，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怕有一天自己会沦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不得不戴上一顶帽子，额上挂上一盏矿灯，坐到那把矿工们拖进黑暗去的车子里。 　　父亲手下的工人都是美国人，因为他的工作是在地面上的。他现在拥有八套到十套车马。他这些财产是怎样得来的，对我们是一个谜。他雇了二十个工人做着爆炸和剷土的工作，为公司作建筑新房屋的准备。吃饭的时候他们一窝蜂地拥进我们家里，母亲和我一天到晚忙得没有片刻休息的功夫。上一顿的碗碟刚洗干净，又要开始准备第二顿饭。我母亲现在又感到满怀希望，漫无节制地使用她孱弱的体力。她的年龄不算很大，可是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衰老，牙齿几乎掉光了。在她的青春没有消逝以前，她多半也曾经希望自己能过得舒適一点；可是她现在却为我做着各种的梦——我应当去学钢琴；我不是曾经学着玩我的手所能碰到的每一种乐器吗?钢琴对于她就是“教育”，她要我得到这种教育。她怂恿我去求父亲给买一架钢琴；她说，他有钱，因为他给马买了非常漂亮的鞍子，还买了许多外面工作上需要的东西。但是当我去求父亲的时候，他只是笑我痴心妄想。他不但不答应，反而派给我一个他所谓的“任务”。他现在在赚钱，所以要开始“记帐”。他要留神这回不能再让别人“像那娼妇的儿子窦纳一样”来欺骗他。……他要把一切全都写在帐簿上，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他就可以把“数字”指给他们看。按他平日对于教育那样蔑视，现在竟然这样相信“数字”和“帐簿”，不能不叫人惊讶。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总帐簿和一册流水帐簿回来，放在我面前的一张厨桌上。 　　“你是受过教育的，现在请你把帐簿打开来!”他命令道。 　　我瞟了他一眼，走过去把帐簿打开来放在他面前。 　　他冷言冷语地又说道：“你读到八年级了，可是你爸爸比你知道的恐怕还要多些哩，叫你打开帐簿，就是叫你在上面写字!坐在这儿，把那支铅笔拿起来。” 　　他一笔一笔地念，我在帐簿的一边记下了长长的一排数字。 　　“现在，把这些数目加起来!” 　　我加了又加……但是每一次都得出一个不同的总数。他站在那里微笑着低头看我……我是受过教育的，可是连加法都做不对!为了进一步羞辱我，他竟自己拿起帐簿和铅笔来开始计算。他得出了另一个不同的总数；他又加第二次，蠕动着嘴唇念念有词，一面在纸上画着点子——但结果又得出一个不同的总数!他很不高兴我这样站在一边旁观，但是他为要保持自己的体面，不敢叫我走开；我为着保持我的体面，我也就不走。 　　“爱丽，”他向厨房里喊道，“到这里来，把这笔帐加一加。你看看你这个上学上到八年级的女儿，连一笔数目都加不对。”他现在把我叫着“她的”女儿!可是每逢我做了什么使他高兴的事情，他总是叫我“老爸爸的女儿”。 　　这一下，可轮到我母亲得意的时候了!她赶快把手在围裙上揩干坐下来。她一面加，一面大声念，使我们都能够听清：“二加五是七，七加八是十五，十五加八是二十三，二十三加九是三十二。”最后得到了一个总数。我父亲微微弯着身子站在她身旁，睁大眼睛听着，目光像一个小孩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敬慕和信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精神生活便操纵在我母亲的手里了。我在别人的眼睛里也曾见过同样的神情——我的弟弟乔治常常这样看我；爱着我并且也为我所爱的那个人也常用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于是我便知道“他心目中总以为我是错不了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神情；因为它说明不论这个人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湮没在别人的个性里面了。 　　我母亲把这一行数目算清楚以后，她就站起身来望着我父亲。父亲显得很谦恭。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都来帮我记帐，爱丽。我要这样做，假如再有窦纳那种狗家伙来捣麻烦，我就可以把数字拿出来给他看。” 　　从此以后，每天晚天他们两个人都坐在桌子旁边，父亲报着各种项目和数字，母亲写着。他总是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写着一排排拙劣的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认得的数字。这是他的日用开支和他的估计——他用“估计”这个词，说的时候朝我看了一眼，却没有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他这种估计是如何得来的，这个秘密只有天晓得。他要跟人订立工作合同之前，常常盯着地上的一方土，盘算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抓抓耳朵，在本子上胡乱塗上几笔。然后他就走到公司驻在镇上的职员那里，把他承包这个工程的价钱提出来跟其他承包人竞争。别人有的用打字的信件提出申请，我父亲却穿着衬衫跟高统靴，用口头提出申请。他很瞧不起那些离开纸张和打字机就不能办事的人。他承包的多半是挖土方的工程或者铺建士敏土和石板的地基，工人、车马和工具都要自备。他提出一个整数分两期付清，一期在开工的时候，另一期在完工的时候。 　　公司的职员上下打量着这个站在一边没有穿上衣，索价比其他承包者便宜的人。末了，他们常常把工程包给他做。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个性以及他说话的姿态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有他的一套方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很能打动人。他只会写几个字，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没有看见他拿起一册印刷品来读过一行。书里没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在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里面。书籍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即使是地面上一个小洞，在他看来也充满了各种美景。他的眼光不仰望天空里的星星，只俯视大地，他属于大地，大地也属于他。他在大地上挖掘，拥抱着大地，他的脑子中只有大地。 　　我常常站在地沟的边沿上透过蓬蓬的灰尘看他。他什么也听不见，专心致志地工作；即使我走到他面前，他也不会看见我。他的心思正在广大的范围内翱翔——我知道在他脑海的深处，他的思维横扫过生活四周的地平线，飞向远方，……他不是在地上挖一个洞而已，他是在发掘神奇瑰丽的东西，一切深藏在大地里的东西。这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他，我是他的女儿。 　　他是一个瘦长的牧人，二十八岁。他为了有机会到外面来见见世面，因而离开了自己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到我父亲手下来作工。他跟别的许多替父亲做工的人一样，不愿意老呆在一个地方或做同一种工作，因而常常迁居。他们这些人照例都随身带着自己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全部家业：一两支枪、一条漂亮的腰带、一对讲究的带着踢马刺的皮靴，也许再加上一条非常好的帽带、一支墨西哥式短柄长皮索的马鞭和一副手套。他们几乎都有一匹马和一副异乎寻常的马鞍，有时还配上一副马勒和缰辔，这些都表示他们是有特别风趣的人。他们都来自分水岭那边的牧场上。他们都是沉默寡言、禀性倔强、贪酒好色的人。勇敢仁慈，信实可靠——可是出言猥亵。他们领到工钱的时候，就连夜去到特立尼达，在那妇女出卖自己来满足男人的欲望的“山上”花个一干二净。他们若是娶妻——那真是稀有的——他们只娶处女。妇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拿贞节去换取一生的食住。父亲们保护女儿的贞节，如同人们保护银行存款一样；腰里系一支枪，眼睛里闪着警戒的光芒。现在我渐渐长大了，我父亲警告所有的人不准和我随随便便。 　　然而我跟所有这些人都是朋友。我崇敬他们，羡慕他们。他们中间许多人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多年，可是到末了我对他们的私生活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也并不了解。凡是能使人的感情起波动的事件，他们从来不提。他们到底有没有母亲姊妹，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曾否恋爱过，那是锁在他们自己心坎里的一个秘密。倘若高山的肃穆和满天繁星的静夜使他们感到寂寞，使他们面对着无穷的宇宙感到灵魂的渺小，这个秘密他们也从来不告诉别人。 　　这个替我父亲做工的瘦长的牧人，正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个。他的名字叫吉姆；跟别的人一样，他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姓。但是有一天，他却向父亲说他的姓叫华生。这就是表示有意更亲近一点，其他的人都彼此递眼色。吃饭时总坐在桌子一头的大个子柏克看了看吉姆又看了看我，他那双向来调皮的眼睛里闪烁着会心的欣喜。 　　“请把油炸面团递给‘华生先生’，玛丽，”大个子柏克说，引得全桌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在西部，即使在那些年代里，妇女也还是很稀少，要想娶一个妻子简直很不容易。吉姆·华生有一个牧场，牧场不能没有女人。而我就是一个女人。 　　吉姆紧接着送了我一副金项链，这项链如果戴得太久，脖子上就会发黑；他跟我骑着马一块儿去参加跳舞会，我暗中把项链取下，放在衣袋里，等到了跳舞场的时候，才又戴起来。大个子柏克的年龄几乎比我大二倍，身材也有我三个大，他常常在一旁暗自发笑。有一天他送我一支自动手枪——并且说不定那天会有用。他不是那种送给人家小巧的项链一类东西的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借了大个子柏克的小马骑到峡谷里去捉松鼠。吉姆喊住我，要同我一道去。大个子柏克伏在篱笆后面，用手臂托着面孔，轻轻地笑。吉姆很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白衬衫，腰间系了一条镶银的宽腰带，灰色的大帽子上配了一条和腰带一样漂亮的帽边。他并不英俊，但是很文雅，而且并不是人人都穿得起白衬衫的。他懒洋洋的骑在马上让马儿信步奔跑，好像随便它怎么样走，往哪一条路上走去，他都不在意。我们穿过一片遍地生着黄金花的山谷，白杨和青松临风摇曳。吉姆把一条长长的腿跷起来搁在鞍头上，向我讲述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一边卷着纸烟。 　　“你觉得怎么样?”他最后问我。 　　“听起来好极了。” 　　“你觉得跟我结婚怎么样……那么这些东西也就是你的了；我现在骑着的这匹马也是你的，我还可以给你一支0.45口径的手枪，把你现在挂在腰上的那个小玩具换了。” 　　哎哟!这就算是求婚呀!自然这跟书本上不一样，但的确是求婚呀。结婚……那是奇怪而遥远的事情；但是订婚呢……一支手枪……一匹自己的小马……一个牧场! 　　吉姆还在问：“喂，你对于结婚有什么说的吗?” 　　“好的!”我回答说。 　　“当真吗?” 　　“好的!” 　　他决定要——照他的说法——“当场把这项买卖敲定”。 　　“现在，这匹小马就归你了，待会儿一到镇上，我就给你买一支合式的0.45口径的手枪、一副手套和一根马鞭。你就可以把柏克送你的那支枪退还给他了。 　　“我才不还给他哩!这支枪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支枪是别的男人给你的，而现在你要和我结婚了……” 　　“你真是自说傻话!这支枪有什么不好啊!” 　　他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于是笑了一笑。 　　“我刚才只是开玩笑，”他说，“试试你，看你会怎么办!我再送你一支枪，你就有两支了……你瞧，不是每个女孩都有两支枪呀。” 　　我只说了一声“谢谢你”，没有说别的话，眼睛望着下面峡谷里渐渐暗下来的一片黄黄绿绿的大地。可惜这样订婚一点都不动人，不像书上所讲的。 　　“你不和我亲个嘴吗?”吉姆把他的马靠近我的马，低声说。 　　我仍旧看着下面的峡谷。只要望他一眼就会把事情完全弄糟。他看来未免太老了，还留了满嘴胡鬚……书中的英雄不是这样的。他紧紧挨着我，从马鞍上把身子凑过来。他的嘴唇碰在我的嘴唇上，我勉强不去注意那股子烟草味和汗臭……也许跟男人在一起，就得幹这种勾当……要是对方是个真心爱我的人，也许不致这样恶劣。这种念头一直滞留在我的血管里，犹如一个钩子挂在流水里的树桩上。 　　我们骑马往回走。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婚和一般人的结婚会是一样，……庸俗的结婚想起来都叫人噁心。我们到家以后，吉姆就走进厨房去，我马上担起心来……他一定会拚命吹牛……这个长手长脚的蠢货……他就不能把脸往哪儿藏一藏吗? 　　我正在布置晚餐桌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出现在门口，“玛丽!”我父亲说，我又羞又怕，恨不得一下钻到地里去。“玛丽，”他又喊一声，“吉姆告诉我们说，你答应跟他结婚……你年纪太轻，结婚还太早吧?” 　　“是还太早，玛丽，”这话是我母亲说的，她愁眉苦脸地站着，双手握在胸前。 　　“我快十五岁了，安尼是十六岁结婚的。” 　　“那也太早……而且安尼还比你长得像大人。你到十八岁才算成年哩。而且，”他有点难为情，嗯嗯唧唧地接着说下去，“并且你不知道结婚以后还有许多问题……还有责任啊……” 　　“责任!”我气呼呼地惊叫。“我不愿意担负什么责任，”我看了一看站在那里的父亲和母亲，羞愧和懊恨像一阵浪潮一样向我扑过来。“该死的责任!”我涨红了脸，“该死的责任!该死的责任!这些事真无聊，这些事使我噁心!……该死的——!”我痛恨一切……痛恨站在那里的两个人……也恨那长脚、瘦脸、长胡鬚的笨驴吉姆·华生!我转身从屋里逃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照料晚餐。不但如此，我还找出吉姆送给我的金项链，把碧儿崔丽斯唤来，叫她替我还给他，并且嘱咐她： 　　“告诉他说，我不要他的什么枪和马!” 　　吉姆第二天就离开了这市镇。人们都站在篱笆前面，微笑地看他走过。 　　我们又回来住在特立尼达的铁道外边。母亲很难过。她说，这一年又是白费。我们赚来的钱全赔光了，只剩下两匹马。我们家里争吵的声音终日不断。但是她再也不肯离开这个市镇了。 　　“难道再叫孩子们离开这个规规矩矩的学校吗?当我父亲要她再跟他到别的矿区去替他的工人烧饭时，她这样责问我父亲。 　　一天，后院里又传出了争吵的声音。我赶快跑到厨房门口。母亲站在那儿，双手泡在浸衣裳的桶里，脸上的颜色灰白得和海伦出走那天晚上一样。她仿佛连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的气力都没有似的。我父亲站得离她很近，手里拿着一根短短的双股的绳子。他们听见我出来，都抬起头看。 　　“玛丽，他要拿这根绳子来打我!”母亲奄奄一息地说。 　　她好像求我帮她去反抗他，我朝父亲看了一眼，他站在那里，肩膀宽宽的,身材比她大一倍，嘴角上淌着烟草汁。他要想打老婆……不久以前，他谈起那些打老婆的人时曾经表示很钦佩。可是他虽然心里想打，却还没有真动手。他下不了手；他非得先罚咒、先骂人才能把火气煽起来。当我站得稳稳地注视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清楚他做过什么事情以及他还要做什么事情——他和我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的心思。我恨极了他。——恨他居然无耻到欺侮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人，……恨他居然想打一个女人，只因为这女人是他的妻子而法律给予了他打妻子的权利……我真恨他，我恨极了他，恨不得杀了他……我为什么没有从箱子里把手枪拿出来呢! 　　我母亲仍然盯着我看。 　　“玛丽……他要是打我，我就活不成了!” 　　“你敢!……”我向父亲喊。 　　这时已经来不及去拿手枪了……但是我不要手枪也行!我冲到母亲身边站定，面对着我父亲，把母亲推在我背后。 　　“你打，只要你敢，你!只要你敢!” 　　我感到母亲软弱无力的身躯靠在我背上。父亲的眼光炯炯逼人，嘴里喷出一股酒味。我心想他也许要打我了，不禁有些惊惶失措……要是他真动起手来，那我就……对，我就扑上去咬他的喉咙!…… 　　我们两个人站定在那儿怒目相视，在彼此的心目中都成了敌人。最后，抓绳子的手松开了，绳子落下来掉在他的脚边，像蛇一样缩成一团。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踏着沉重的步子从通小巷的门走了出去。宽大的肩膀已经躬起来了……躬得多么厉害……他的衬衫又破又脏……他顺着铁道踉踉跄跄地走去。天啊，为什么要把我生到世界上来呢! 　　许久许久，他才消失在转弯的地方，等看不见他了，我这才发现母亲软弱无力地横躺在床上。我站在床边，望着那褪色的蓝粉墙。要我去抚慰她，这是办不到的。或许当我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我曾经热情地抚慰过她。但是那是多年以前了，我已经忘记了。现在我不能够。我默默地转过身，回到院子里。等她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差不多把东西都洗完了，天也已经黑下来了。 　　“你不必来，我就要洗完了……剩下的不多，”当她走近的时候，我分辩道。 　　我们二人之间终于有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在患难痛苦中结成的，是永远不会断的。 　　我认识一个男人……但这不是恋爱。他的名字叫勃伯，是个理发匠，二十一岁。一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到公共跳舞场去，在那里遇见了他，他的举止文雅，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母亲听我说起他的时候，怯生生地表示不同意，她说他是个两手娇嫩的城里人，白白净净，花言巧语，滑头滑脑。我反驳说：他是个上等人，不像替我父亲做工的那些又粗又笨的工人。她回答说，宁可他是那样的人，因为替我父亲做工的都是勤劳诚实的人，他们肯保护女孩子，不会欺负她。 　　“保护!”我嚷起来。“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我能保护自己!” 　　那天傍晚，我故意出去和勃伯会面，我母亲因为总是受别人呵斥，遇事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勃伯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停在桥边等我。 　　在皓月当空的夏夜，溜在一片银白的马路上，是多么的美妙兴奋而又温柔!马儿奔腾疾驰如同急流的河水。勃伯暗中把胳臂抱住我，我浑身感到一种安慰。马儿奔驰前进……走下了一个长长的斜坡，爬上另一个斜坡，再走下一个斜坡……跟着缓缓地绕了个弯走到一座黑洞洞的桥下。勃伯把缰绳扯，让马儿站住。勃伯的另一个胳臂抱住我，我感觉着他用火热的嘴唇在找我的嘴唇，他的手轻轻地慢慢地摸到我的胸前。我真愚蠢，怎么会跟他一道出来呢! 　　“别这样，……请你!” 　　“我不会伤害你。来吧!” 　　“滚开，听我说!”我挣扎着摆开他的胳膊。他的嘴唇……是的……银色的月光，我的血液里渗入了某种软弱的因素，使我要屈服了。他的手紧紧抓住我，抽搐着。——于是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海伦和安尼……还有那个妇人的哀求，“该死的，好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这一切回忆!…… 　　我没头没脑地乱抓。他的手很娇嫩，我的手却并不娇嫩。我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拚命地挣扎……我的牙齿触到滚烫的肌肉，流出一种暖暖的叫人作呕的东西。 　　“该死的!你——!”我感到他的手搁在我胸口上，一阵扭打，我翻下了马车，赶紧扶着车轮。 　　我躺在柔软的泥地上，害怕得头昏目眩。勃伯从车里爬出来站在我身旁的马路上。他嘴角上染着殷红的血迹。我们彼此面对面地看着，就像在暗夜里相遇的两头猛兽。 　　“上来!我可以送你到桥边，一步也不能再往前!”他说。 　　“我自己走回去!” 　　“别人看见你会怎么说呢?” 　　“这不干你的事!我自己走回去!” 　　“那你就走罢，该死的!我永远不要再看你这丑恶的面孔!” 　　我开始慢慢地踏着这条凄凉的灰色的道路向市镇走去。现在月亮显得冷酷无情，像冬天刮风时湖上的冰凌一样。孤单痛苦和眼泪交织成了一片。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寂寞荒凉的地方。我们的小木屋架在峡谷的峭壁上，活像立刻要蹦出去一样，满山满谷尽是白杨、青松和幽雅的紫红色的科罗拉多州的*(左禾右上串右下女)菜。峡谷上面往西有很多张着口喷出煤气的废煤窑，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死了近一百人，煤矿也自燃尽了。从这些矿口再向前走，就是密林深山的原始旷野。夜间野兽吼啸，手臂一般粗的响尾蛇盘在锯齿形的怪石上，有时又直挺挺地躺在向阳的山坡上。 　　你若是骑马走下峡谷，就要经过那些往日曾经是市镇的空屋子。出峡谷去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原野——我们把它叫做“平地”——在秋天是一片金黄色，长了一层短短的毛茸茸的野草。东边远远地横着一排低矮的山岭，山外又是别的山峰。西北角上这块平原一直铺到山脚下——这是落矶山的支脉，无论春夏秋冬永远覆盖着闪闪的白雪。人们称这山为耶稣的血。这或许是因为每当太阳落了山、峡谷里和平原上都变成了一片漆黑以后许久，山顶上的雪还像温暖的血一样柔和地闪放红光。 　　当月亮照耀着这片静寂苍白的“平地”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成群结队的豺狼在黑暗的峡谷外咆哮呼啸，它们离开了藏身的洞穴，走到平地上来聚会。它们仿佛总是成千上万，每逢空气里回荡着它们尖利刺耳的嗥叫的时候，我们的狗就爬到屋里，躲在墙角里打颤。 　　你若是骑马穿过这块平原往东南角走去，就要经过一大片土拨鼠的巢穴。这些胖胖的小动物蹲在成千累万个小土堆的尖峰上，俯瞰着下面阳光绚烂的世界。再往前去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岗，这些山岗后边就是人的世界：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土砖砌的天主教堂，墨西哥人每月在这里聚会一次，一个神父——我父亲称他为于人无害的“搜巡罪恶的老猎狗”，——定期到这里来拯救人们的灵魂。再往前，开着一家酒店——说明洛克菲勒文化就在近处。这是我父亲出峡谷时中途休息的地方。从酒店再过去，邻近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的另一个矿区台奇奥的边界上，有一所学校。 　　台奇奥的气氛也和德拉圭一样，——正在酝酿着不满和愤恨。这里也同样是对于管秤的工头，过长的工时，过低的工钱的抱怨，对于支柱和其他防止坍陷的器材不充分的抱怨，对于公司商店的高昂价格和欺骗行为的抱怨，以及对于发工钱时用工券而不用美国货币的抱怨。矿工们每天早上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到山坡上的洞口，晚上又拖着塗满了煤渣的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他们的孩子——十岁以上的男孩子——就在煤矿周围打些零工，等他们长得够强壮的时候，也就变成煤矿工人。生活对于这些煤矿工人就和我们一样，除了做工、睡觉，就是生儿育女，至于吃什么，在什么时候吃，就要碰各人的运气了。娱乐方面，男人有酒店，女人什么也没有。一本书是一件珍品；我们家里有一本，书名叫“议长”；报纸是罕物；读书是富人们的消遣。矿工的孩子也有少数居然在国民学校毕了业；但大多数都没有。公司里高级职员的孩子都出外去进中学校，后来还进大学哩。 　　接着发生的一次罢工，包括了公司的各个矿区，那时我们都不敢到台奇奥去。谣言传播得象烧山的野火一样。警官就是这小小的矿区的统治者；他是美国人，腰里系着一支柯尔特式的0.45口径的手枪，他要叫每一个矿工都知道人家出钱雇他是要他尽职，而他也的确会尽职的。 　　“随便给我几文钱，我就能把一个该死的外国佬打得浑身透明窟窿，”他说。他并且随时准备叫他们哪一个“去见耶稣”。 　　怨恨和饥饿在每一个矿区里都是并肩的旅伴。除了公司的商店以外，别处哪里也没有粮食，而商店又不肯赊账。学校关门了，街上看不见人。州的武装又开来驻扎在特立尼达以及沿峡谷的各个较大的矿区里。破坏罢工的人也成群结队地来了，在军队保护下在矿井上踱来踱去。 　　经过几个星期艰苦的斗争和饥饿，罢工结束了。絮絮叨叨的妇女和哀号哭泣的儿童，帮着把男人们送回矿上去。罢工失败了。 　　罢工期间，我母亲从矿区里听到了所有的消息。她不多说话，当着我父亲的面或当他手下的工人在场的时候尤其不多说。我记得她对于矿工有一种本能的、毫不迟疑的同情。她痛恨有钱有势的人们或团体。几年来的经历已经使她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妇女慢慢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我父亲的脑子却没有这样清楚。因为他自己是生长在美国的，又希望当老板，所以和这些矿区的警吏职员站在一起来压迫参加罢工的外国工人。他始终很糊塗；他虽然雇人替他做工，自己本身也还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工人，无论他怎样艰苦地工作，也还是一样穷困。他十分糊塗，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如此，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他和我母亲一样，终久慢慢地明白那些工作得最多的并不能挣到最多的钱。看起来像是有钱人的罪过，但是究竟怎么会这样，他还是不懂。他用酒来排解自己的糊塗和失望；借扑克来消除他的忿怒。 　　那些替我父亲做工的人也并不比他清楚。他们似乎不十分在乎，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因为他们都没有结婚，没有一大群儿女要他们抚养。他们诚然不快活，喝酒也都喝得很厉害。罢工时期，他们似乎都是一百二十分地对矿工表同情，但是他们不懂得这种斗争的意义。黄昏时候，在我们厨房门外进行的一切争议和辩论里面，我记不起有任何足以使我明白究竟罢工是怎么一回事的概念。责任似乎应该由那些远地来的人们来负——公司里的职员，他们一年要来视察一两次。视察的时候，工人们常常希望他们会枪毙某一个大工头——可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人都是满腔怨愤，但是我们低着头静候罢工的过去，结果还是我们服从那些给我们工钱、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权利的人。我们说“是的，先生”和“谢谢你，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必要的。 　　自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年月消逝了，我个人在生活上也经过了太多的巨风大浪，要我完全记得我们当年无知到如何程度是不可能的。多年以后我每每听见男人和妇女说“我们是命该如此”，我就又常常回想到我们在峡谷里的那几年的生活。“命该如此”这句话，是掠夺者用来对付那些被他们掠夺的人的一种武器。生活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除非亲身体会过，谁能了解这种生活的意义呢!那些自认“命该如此”的人们是其中最愚昧无知的人。智识的世界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在峡谷里的人，只有逆来顺受，不能主动思考。 　　至于我的母亲，她变得愈来愈缄默了。自从父亲企图打她，跟着又强迫她让儿女离开学校，来到这峡谷里之后，她比先前更加憔悴了。她的生活很孤独，因为周围几英里之内，只有我们一家是说英语的。她从来不对儿女们诉说自己的不幸，而我父亲又对她不好。父亲替公司里做工，母亲跟我就替他手下的十来个工人洗衣烧饭。我们吃的食物是粗糙的。买一双新鞋子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有时海伦给我们送来一包衣裳，我母亲和我就把这些衣裳拿来改做。可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衣裳。她说： 　　“我不要。我不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去看什么人。” 　　每逢这种包裹偶尔来到的时候，我父亲就提起她妹妹所过的生活，想引她开口。她仿佛脸上挨了一巴掌，但是顶多皱皱眉头，背过身去，一言不发，继续烧她的饭。 　　“天啊，这倒不错啊?”他骂了一声，气呼呼地跑出门去。 　　有时候，星期日，周围几英里的墨西哥人都会集在山岗上，那些山岗环绕着峡谷脚下的“平地”。参加比赛的人们只穿一件衬衫，赛着“球戏”。我们和他们一块儿坐在像一个大圆形剧场的山坡上观看。 　　也有天气晴和黄昏的时候，工人们吃完晚饭，坐在我们的厨房门外不走，谈笑歌唱，我急忙把碗碟收拾好赶去参加。一个人先领头唱，其他的人就跟着唱起来：这些歌都是一些多年没有人唱的西部的歌，每首都有好几十段，用同样低缓悲苦的调子叙述着各种冒险的故事，牧人的快乐与忧愁，垂死的牧童，不幸的遭遇，还有牧歌和恋歌。 　　有时候也会有人取出“法国竖琴”来玩。这时，另外一个人就站出来跳舞。有一次站出来的是一个頎长的青年，我正在爱着他——但是偷偷的，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他的蓝衬衫领子敞着。他躬着背跳舞，摇动着身躯和胳臂；他固定在一个地方跳，跳到后来鞋后跟碰在坚硬的地上的响声有如连击的手枪。他身材魁梧挺拔，双手搁在腰上，仰望着天空的月亮，月光照在他黑色的靴筒上。上上下下映出一条条光辉的小河。 　　最后，音乐停止了。万籁俱静，唯有微风沙沙地拂过树梢，冲破了这片沉寂。跳舞的人拿出一块红色的大手巾拭拭额角，又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腰带。大个子柏克把靴子伸在月光下，脑袋却躲在房屋的阴影里，他开始叙述在得克萨斯州彭汉德尔看见的另一位舞蹈家……也许是在里约·格兰德罢?这个舞蹈家惯常在牧场的火堆旁跳舞……他说那该是十五年以前了……不，说起来快二十年了…… 　　 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