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个人著述

第二十三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九二九年华南早春时分，集结在东固山区的这支小小的“穷人队伍”——农民就是这样称呼红军的——看起来根本就不象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二十年后它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在东固的游击队，经过整编以后，全军大约有四千人。其中，有三千人在山上休息了仅仅八天，便出发作战。其他的人则留在后方，开垦土地和保卫东固根据地，这里面还有三百人是朱德、毛泽东手下的老兵，住在医院里，身体还未恢复到能够重新作战的程度。 　　在那出发作战的三千人里面，只有不到一半人携有某一类新式武器，其他的人只手持梭标。有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倒还能看得出那衣服过去曾经是军装，其余的则穿着满是补丁的裤褂，脚下是绳鞋，头上缠着中国穷汉通常裹缠的五颜六色的头巾。 　　他们是消瘦饥饿的人群，许多人不过十五、六岁或靠近二十岁，手掌又大又硬，脚板生满厚茧，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大部分人不识字。每一个人携带着一条长得象香肠似的干粮袋，斜挂在一边肩头上，另一头扎紧，斜拖到臀部。袋里装着够吃两三天的大米，过后只有靠地主的米缸，或是截获敌人运输队的大米来补充了。 　　他们的第二件装备是一条布制的子弹带，长得除了可以斜挂在两个肩膀上、在前胸和后背打两个交叉，还可以围缠在腰部。手中有步枪的人，子弹带里还装有几发子弹；那些手持梭标的，子弹带里却空空如也。朱德最后检查部队的时候，便对梭标战士们说： 　　“你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拿上枪，你们的子弹带里也会装满子弹。” 　　简直无法把朱德或毛泽东，或任何其他的指挥员从士兵中分辨出来。我看到过一张在一九二九年给朱德拍摄的褪了色的照片。镜头是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的不过是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 　　一九二九年早春时分，朱德在东固山区举行的军民告别大会上讲话时，也一定是这种姿势。他谈到从北面、西面、南面向山区根据地逼近的敌军十一个团。他也许曾经这样说——象多年以来曾经讲过千百遍的一样：“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 　　敌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的确在多方面发现了出来。大家都知道，东固山区的东面，依然看不到敌军踪迹。正在与广西将领作殊死战的蒋介石，曾经命令福建军队开到山区东面，以便完成包围态势，可是命令并未执行。因为照朱将军的说法，“福建军队不希望别人干扰它抽税和贩卖鸦片”。朱将军说，蒋介石也不能够抽调出他的精锐部队来打红军，只好把第二流的地方部队调来作战。现在红军就要将敌军自山区引开，然后各个击破。 　　对于疲劳不堪、需要休息的人，八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开到东固山区的第九天晚上，正是满月当头，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着三千名战士，从东山坡下山，开始战斗。在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时，红军不仅使用自己创造的、适合现场情况的战术，而且运用了古时中国军队、蒙古军队的战术，十九世纪太平军的战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专门对付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的战术。 　　队伍开到山脚，快速行军的小部队就顺着红军主力部队的相反方向前进，到大城镇佯攻，把敌人吸引过来追赶他们，然后他们就在村落中消失，接着突然间在其他城镇出现。同时，朱德和毛泽东在很远地方的村子里解决地主民团，发动和武装人民，并且留下干部继续开展工作。 　　不久以后，敌人就在赣南到处追逐行踪飘忽的红军，而红军在农民的指引下，不时在夜间偷袭他们，用快速坚强的攻势截断他们的运输队，然后销声匿迹，但不久以后又出现在多少英里以外的地方。 　　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红军并没有计划拿下长汀。为了躲避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红军一连强行军二十小时，来到赣闽交界处的一座迤逦南北的山脉，安营扎寨，这地方在福建长汀以北，距长汀不远。 　　长汀那时由当过土匪头子的郭凤鸣把守，他是从土匪头子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地主和国民党将领的。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惯匪和鸦片客里收编为国民党军的。只要能把这支军队从长汀城墙后而引出城外，就有办法击溃它；不过，它除非确信红军又小又弱，是不敢出城的。 　　它只能从一条路线出城，这就是长汀北面的一条狭长山谷间的小路，山谷中间还有一条又急又深的河流奔腾穿过。红军露营的地点正在可以俯瞰这条山谷的冈峦上。 　　红军派遣他们的农民向导进入长汀，散布“赤匪”在城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的消息，说他们的武器既少，弹药又缺；然后，他们就枕着步枪睡大觉，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午前，敌军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出来。通讯员跑来报告说，敌军司令官坐着四人大轿跟着队伍，朱将军笑道，“大概是郭凤鸣亲自捡便宜来了。”敌军来到朱德和毛泽东计算好的地方，红军前哨便稀稀落落地开了几枪，装作仓皇失措、大叫大嚷地跑上山去。朱将军猜道，“我们的前哨只要放几枪，一定会把他们引上山来。”敌军果然立刻向上赶，而且越爬越高，一边喘气，一边流汗：一路上丝毫没有遇到抵抗，胆子越来越大。红军最后终于从隐蔽地点一拥而出，敌军吓得心惊肉跳，掉头便跑下山去，红军则如泰山压顶，直扑下来。在小路上虽然也有一些战斗，但敌军到了河边绝路，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最后阶段正打得热闹，一名卫兵跑进朱将军的指挥所高叫道：“一个穿着高级军装、带着一身贵重财物的大胖子想坐船从河上逃走，被打死了!” 　　事后证明，这大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凤鸣，那身贵重财物包括大金表、金链和在他的肥胖手指上所戴的好几个戒指。 　　黄昏时分，红军占领了长汀，把城内的敌军统统缴械，第二天黎明，就在城内和城外方圆五十英里的地方建立起政权。毛泽东一如往常，毫不休息就展开工作，象在土地革命开始时一样，重新建立群众组织，并且筹备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长汀是整个地区的中心。有一些地主被捕了，有一些潜往南面的上杭城。不久，这一地区的土地就由村委会和区委会分配了。 　　经常只睡三四小时就能不停地工作的朱德也有他自己的事务。他对俘虏兵进行审查，遣散了其中大部分鸦片鬼和兵油子，他动员并吸收了一千名年轻的农民志愿参军。他和他的下属把另外二千名农民组织起来，年轻人则编入赤卫团。在解放了的地区内，到处可以看到这些农民一队队地练兵，学习按照节拍正步前进的困难艺术。 　　赤卫团是一种民兵组织，不脱离农业生产，主要是用梭标武装。在树林丛生的大山里打交手仗，梭标往往比步枪还实用。正规的农民游击队都是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比起赤卫团，装备要好得多。他们成了正规红军的预备队，但在作战时，只算作辅助部队，绝不做第一线战士。他们在敌后活动，伏击敌人的通讯兵和巡逻队，毁坏敌人的营地和交通线，在树林里打冷枪，并且向白军喊话，展开自己特有的宣传战： 　　“弟兄们!不要给地主军阀当炮灰了!把那些打你们骂你们的军官们枪毙了吧。穷人不打穷人。过来跟我们吧!” 　　许多有关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他特别提到其中三件事。第一是郭凤鸣的尸体，农民们要亲自看过才确信他们的敌人是真死了。而且，在他们来看的时候，朱德亲耳听到他们说：“那个就是天下第一大坏蛋!” 　　他还记得供应郭凤鸣武器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在缴获的武器中间，有两千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日本造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专给他的部队做军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八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 　　“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过了很久，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随我们一起走。他们随身带着机器，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长征期间，缝纫机也跟随我们，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就干起活来。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缝纫机。” 　　在朱将军的建议下，我访问了这家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建设起来的被服工厂。缝纫机上还带着它们的日本商标，那些裁缝现在都近中年了，个个又瘦又黑又严肃，仅仅抬头张望一眼来客，便继续埋头工作。 　　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讯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由于中国的白色恐怖，这次会议是一九二八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和中共六大决议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年以来，这是由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首次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向是根据情况需要和信念，自己选择道路并采取行动的。 　　上海来的通讯员到长汀后没有几小时，一个农民走进了朱德的司令部。他解开短褂，在衣服里子里，取出了上面写有几行小字的布块，下面署名是彭德怀。朱德和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一月突破敌人封锁下井冈山的时候，留下年轻的彭德怀指挥留守井冈山的队伍。此后的情况，他们就一无所知了。彭德怀来信说，他现在带领队伍驻扎在瑞金，请示朱德和毛泽东，是他们把队伍带到他那里去呢?还是他到长汀来。瑞金是江西南部一座小城，从长汀往西走，有两三天的路程。 　　毛泽东和朱德带着一批军政代表和一营卫队，还带着那个从上海来的通讯员和文件，立刻前住瑞金。在瑞金，彭德怀——这个沉着严肃的汉子，向他们报告了如下的经过： 　　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在一月初离开井冈山后，敌人只是逐渐收缩包围圈，最后来了一次奇袭。敌军派出一名士兵，在腰间系好长绳，爬上山中峭壁，直到峰顶，其他人也跟着上去。他们在偏僻的山径上杀死了红军哨兵。于是，成千上万的敌军部队便从这条山径涌上山，扑向陷入重围的革命军。这批红军大约有六千人，因为饥饿不堪在医院或营房中濒于死亡。 　　彭德怀尽最大可能延长抵挡敌军的时间，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伤病员逃入森林中。有一些伤员踉跄爬出，终被捕杀。其他的则被砍死在床上。营房和医院被烧成灰烬。井冈山上的每一所房子、每一座建筑物都被烧毁，防御工事也遭破坏。 　　在恐怖的屠杀进行之中，雪花飞飘，寒风呜咽，好象唱起挽歌。彭德怀收容了劫后余生的人，大约有七百名，带领他们沿着朱德和毛泽东突围时所走的道路，穿过峭壁，爬过石山。这支部队的情况比年初下山的那一支好要恶劣，可是一旦逃避开敌人的封锁，便立刻向敌人展开有力的攻击。他们到处打听朱德和毛泽东，但始终没有找到。偶尔在几个地方从农民嘴里打听到行踪，但过不了好久，便又失掉踪迹。彭德怀曾猜想朱德和毛泽东已经遇害，开始单独进行加强红军和组织群众革命的工作，许多农民投到他的部队，现在在瑞金已有一千五百人之众了。 　　彭德怀在江西西部听到了长汀被红军攻占的消息。他转过头来，一路向东边打边进，直到打败瑞金守军，占领了瑞金，开始组织和武装农民。 　　这就是彭德怀在瑞金会议上报告的经过。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偕同其他同志到瑞金后，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和三个大半夜。对于上海来的通讯员所带来的报告和决定，也作了研究和讨论，朱德就这次会议的成果，简单而严肃地说道：“我们接受这些决定，着手执行。” 　　有了与外部世界的一线交通，朱德和他的同志们感觉到不再是在黑暗中战斗了。这几份写在最薄的宣纸上的蝇头字迹的报告，向他们指明了帝国主义在国外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在中国国内为了控制蒋介石南京独裁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关键部分都有外国顾问)而引起的冲突和矛盾。一名从印度来的英国官员是外交部“顾问”，美国人高踞财政部和交通部的要津。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的金融界正在筹划如何购买中国的全部或部分工厂和矿山，例如江西西南部的著名大庾钨矿。外国人在中国还另有一笔好生意，即不但把军火和枪械卖给蒋介石，也卖给那些反对或支持他的新旧军阀。报告里还详细提到中国的新旧军阀之争。 　　正当中国遭受劫掠，而蒋介石和广西将领在各自的外国后台老板支持下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全国许多地区爆发了革命斗争。在长江沿岸和江北某些地区，农民挺身反抗但又遭受屠杀。远在北方的山东出现了零星的暴动。受过教育的农民方志敏在江西东北部建立了一支农民队伍；农民领袖彭湃仍在南方的广东东江地区领导游击队；中国的“盘科·维拉”①贺龙在湘西组织起一支农民队伍。 　　在南方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广西警备部队发动兵变，在省内建立了大片游击区，其中的村镇组成人民代表会议，由人民自己执政。可是一年之后，广西将领们败于蒋介石之手，重新缩回本省。他们的军队获得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补给，用火和剑扫荡了游击区。六千名广西革命者一路转战来到赣南，朱德将他们整编为红军第六军团。 　　沉思往事，朱将军回想起上海的一份报告里提到“托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他说，这些人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指责共产党——尤其是指责朱德和毛泽东，说他们不但“没有回到城市去领导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完成民主革命而斗争，反而退却到偏僻的内地山区，进行军事冒险主义和土匪活动。” 　　“在这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空虚字眼后面，隐藏着对革命的背叛!”朱将军愤怒地说，“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人民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只有靠枪杆子才能争取到手。在上海、汉口，广州和其他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要求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要求在法庭中能有替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而在大街上被砍了头。任何人只要使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就会被当作共产党，抓到就枪毙。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童工，以及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思想，都被打上‘共匪’的印记。 　　“从一开始，毛泽东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便认识到，只有用武装打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走狗，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民主权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可是地主统治下的最单纯的农民，或是处在国内外反动力量的鞭子之下的最单纯的工人，却了解这种看法。对于毛泽东和我以及我们所率领的队伍来说——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而向国民党刽子手们引颈就戮。”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瑞金会议制定了两项军事和政治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要在赣南和赣中击溃反革命力量，把这个地区连同闽西地区变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应该不断扩大，以便与华南地区的零星苏区联结起来，这个方案由朱德和毛泽东执行。 　　第二个作战方案由彭德怀负责，派他重回井冈山，尽可能恢复群众运动。这项工作完成后，再前往他当年的根据地——江西西北的萍乡煤矿地区，把这一地区巩固和发展起来，直到把邻境的湖南、湖北地区包括进来，最终与朱德和毛泽东在赣东南建立的中央苏区联结起来。 　　休息了两个星期，拿到从长汀送来的新军服之后，彭德怀和他的队伍便出发执行计划，毛泽东和朱德也折返长汀。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领一千人马，进兵赣中，攻打兴国敌军。兴国在东固山区游击根据地以南不过二十到三十英里，他要把兴国和东固打成一片，成为坚强的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军的学校、医院、兵工厂和其他机构才能确保安全。 　　毛泽东出发以后，朱德又把部队重新挑选和调整，以便在长汀和瑞金地区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一个星期后，他也自长汀出发，向赣南推进。东固以东的宁都城(红军曾一度占领)是他的最终目标。 　　朱将军在叙述这些战斗时通常把军事情况讲得有条有理，详细说明这些仗是怎样打的，缴获了多少和什么样的武器，缴获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装备，这就为长期以来在困难中成长的革命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图画。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就是不懈斗争和耐心教育的化身。 　　他虽然谈的多是军事，却是一个见闻极广的人，只是他的平易近人和相貌平凡，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谈到作战的时候，他有时只不过把战斗情况提上两句，而事实上那一仗打得非常激烈。他不提这些，却生动地谈到穷人们的悲惨遭遇，很象一个社会学家；有时他也谈起深山茂林、山峰支日托天的壮丽景色，并把这片景色和当地的野花同他的四川老家比较一番。在他的回忆中，也时常流露出他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甚至令人不禁猜测，如果他在另外的年月和环境出生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现在，在叙述他对赣南的地主民团和地方部队的猛烈攻势时，他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一面又出现了。他说，在这些地区，农民居住的小村子只有一道残破的围墙，仅有一个门可供出入。墙里面是两排污浊不堪的茅草小屋，中间有一条街，到雨季是一片沼泽，而在干旱天气，两边的阳沟里又堆满了腐臭的垃圾。 　　昏暗的茅草屋只有一个门而没有窗户。屋里面，有些人家就把稻草铺在硬地上当床睡，也有人家架起几块木板当床，上面堆着稻草，又铺又盖。大家穷得连被子都没有一条，就穿着仅有的一套衣服入睡，一件短袄和宽腿长裤不知缝了几辈子的补丁。家里也许有一张粗糙不堪的木桌，几条板凳，供吃饭用。火炉是泥巴砌起来的，下面通风，上面架一口锅，这就是全家唯一的做饭锅子，柴火是孩子们上山捡来的干草和碎树枝。饭碗是土碗，打烂的碎块又重新锯上。筷子就用竹子削成。 　　文明之光从来没有在这些村子里照耀过，这是疾病和疫疠的温床，还不时发生惊人的刑事案。高达收成的百分之七十、甚至更高的地租，高利贷，灾荒歉收，当地政府和军队的赋税徭役等等，决定了死亡率必然极高，以致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朱将军断定，农村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贫农——佃户——和长工，几乎个个都是文盲。镇上和城里虽然有学校，但只有那些能缴学费、能为孩子缝制学校制服的有钱人家才供得起上学。 　　那些“头上长了一百个脑袋”的地主——农民这样称呼他们——住在大城镇里，安安稳稳地躲在高墙背后。他们既是官吏，又是法官，陪审员，执行者。民团司令在秋收的时候，派出地方警备部队去监收，不许农民把一颗粮食埋藏在地里头。 　　农民对于悲惨生活的宿命论和无能为力的观点，这时象千年冰河在春风吹拂下解了冻。谣言从东传到西，说是有一个名叫“朱毛”的农民，正带着一支“穷人队伍”，专门对抗达官显贵。据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可以呼风唤雨，帮助部队打击敌军。 　　那些为部队打前站的又瘦又黑的汉子，用具体的事实而不是神奇的咒语来给农民讲革命道理。听了这些话，农民抬起头来，往往不等队伍开到，就拿起最原始的武器开始战斗，直到最后被城内开来的民团打垮为止。农民领袖的头颅被悬挂在起事村子前的高竿上，夜间，妇女跪在高竿下面嚎啕大哭。真象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朱将军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句所说的：如闻泣幽咽②。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精疲力尽地带着血红的眼睛，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拚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年轻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 　　就是这样，在赣南朱德的四周，在兴国毛泽东的四周，在赣西北方彭德怀的四周，响起了农民的怒吼声。中国其他几十处地方也有同样情况。二十年后，正是这种怒吼声摧毁了自古相传的压迫。 　　“我们根本用不着围攻村子，”朱将军说，“整村人都迎到村外，甚至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欢迎我们，不过，地主的据点还是要攻打才能占据的。我们把矿工组成小型工兵队，就在城墙下挖洞，把农民制造、准备做爆竹用的黑火药装在里面。如果爆破失败，部队不能够钻洞入城，农民就扛过竹梯来，由我们翻越城墙。妇女、儿童经常与我们一起前进，随身带着扁担和筐子，准备到地主家清仓。我们的部队在自己的干粮袋内装满够吃三天的米，剩下的都由农民拿走。我们每到一处，都要留下些受过训练的人，在当地组织和领导农民。” 　　东荡西除，南征北战，一连打了好几个星期，朱德最后直奔北面，进迫宁都城下。他当年曾经不发一枪，占领了全城，这次城内则有一团人驻守，由国民党的团长雷世宁指挥。这个姓雷的人出身于附近石城县有名的地主军阀家庭，雷家的老大，已做到蒋介石军队里的将军。据农民说，雷团长一共有三十个女人，而且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要把“赤匪匪首”“朱毛”的头悬挂在宁都城墙上。 　　宁都城墙坚厚，红军无法爆破，于是先包围了全城。不久就开始冲锋，农民运来长竹梯，靠在城墙上，部队就冲上城去。在这场战斗里牺牲了好几百士兵和农民，不过，城池和全部守城部队都被红军拿了过来。 　　当时军政工作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人都是遇到工作就做。朱德的名字在宁都苏维埃的名单上也出现了，远处的几个村子还选他当他们的农民协会主席。朱德不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种象征，一个与红军不可分割的名字；而红军指战员往往也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农民都管他们叫“苏维埃先生”! 　　“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朱将军说，“我们永远大开牢门，不管犯人的罪名是什么，都把他们放掉。犯罪是个阶级问题，这些犯人中间绝对不会有真正的犯人。他们不过是无力还债付税、或是偷窃一点东西就被关起来的穷汉子。我们经常发现，犯人中间有许多人被疑作农会或者工会的人，甚至于共产党。这些人大部分已经死亡了，就是侥幸活下来的也是上着脚镣手铐，两条大腿被铁链磨得遍处伤痕，连走都不能走一步。人人一身虱子，长发蓬乱，不少人得了肺病、心脏病，有的还患上赤痢、伤寒，已经濒于死亡。牢里不供给伙食，要由犯人家属送饭，看守把送来的较好食物都吃到自己肚子里去了，犯人个个骨瘦如柴。” 　　朱将军经常找时间与俘虏们谈话。宁都的俘虏都是些穷苦、不识字和心地朴实的农民，据朱将军说，“除了放枪之外，什么也没学过。”朱将军为全团人开了大会，说明政策，凡是愿意参加红军的都可以参加，不愿参加的，也可以领路费回家。 　　有一批人参加过来，被调往东固山区根据地受训，其他的则按照会上的诺言予以释放，有如朱将军所说，“让他们在农民和国民党士兵中间起酵母的作用。” 　　攻占宁都时，敌军团长雷世宁换了便服，躲藏起来。大家终于把他搜出，拉到朱德面前——雷世宁当初许过愿，要把朱德的头悬挂在城墙上。 　　听说这个人素以玩女人出名，朱德以为他必定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色鬼，因为三十个小老婆的确需要高度地耗损精力。因此，两名身体健壮的卫兵把雷世宁夹在中间带到司令部的时候，朱德几乎大吃一惊。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干瘦的汉子，而且从未见过有象他这样矮的，此外，在俘虏中也显得最为怯懦。 　　“有三十个小老婆，还想把我的头挂在宁都城墙上的家伙原来就是你!”朱德惊愕地喝道。两旁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阵哄堂大笑，把那小矮个子的最后一点矜持也全部破坏无遗了。 　　“听着!”朱德对那小矮个子说，“我们本应该枪毙你，但只要你服从命令，就可以不执行。你在石城的家里，存有许多步枪、机关枪、军火、银元，以及从农民手里抢去的大米。你已经有五个月没给你的部队发饷，这笔钱也被你吞掉了。现在，你应该把这些枪支、军火、现款和大米运到我们这里来；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张药品单子，要从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买到。这些东西在交到我们手里以前，你是我们的俘虏，只要东西交到，我们就放你。” 　　这“龟孙子”——红军士兵都这样叫他——写了一封信，由他的一名部下送到石城他的老家。过了几天，他的大老婆坐肩舆来到宁都，随带有大批夫役，除了药品之外，什么东西都运到了。当天晚上，她和她丈夫住在一处，朱德的几个参谋闲来无事打赌，猜她一定痛骂他不该让人家俘虏，要用这样大的代价来赎他。他们倒也有一件事捉摸不透：这女人为什么还赎他呢? 　　三个月以后，红军正在福建作战，雷家终于送到所需要的医药补给。朱德一直把雷世宁当俘虏，现在则实践诺言，给了一张安全通行证，把他放掉，但冷冷地向他说道：“如果再抓到你，绝不会再象这样便宜!” 　　占领宁都几天之后，毛泽东从西面的大山上下来，他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来负责进行宁都县的政治工作。朱将军还想得起宁都城墙上悬挂的大幅标语：“没收和分配土地!……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武装人民!……扫除文盲!……焚毁鸦片!……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宁都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很久，占领该城两个星期之后，红军便再度踏上征途。敌人三个师血红着眼睛从北面扑来。红军首先协助宁都苏维埃和各群众组织转移到山区乡村，然后开拔奔向长汀，后面还有两师敌人紧追。从沿海和从广东调遣来的敌军也同时施加压力。 　　打仗要挑选敌人最薄弱的一环，这一次偏巧福建军队从沿海开到前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掠过长汀，发动闪电式的攻击，一举便攻占了福建军队的补给基地龙岩。他们在那里缴获了各种军需品和一万磅鸦片。 　　朱德和毛泽东在追悼牺牲人员的大会上都讲了话。参加大会的有整个龙岩地区的老百姓，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死难士兵还享有这样的荣誉。大会点起篝火，把缴获的鸦片烧掉，由朱德举行点火仪式。毛泽东对群众说，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朱将军选定了一个讲题，这讲题在其后年代中，不知重复了几千遍。他复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从太平天国一直说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五、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要求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乃是伟大、神圣的革命传统的后代，而这传统正是殖民地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许多年以后，作者本人经常听到朱将军在同样的场合中讲话，所采用的方式总是一样的。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演说家，在露天会场中声音显得微弱，也没有戏剧家或演说家那样的风度。他倒是象一个教师，而且时常停下来问道：“懂不懂?下面的回答如果是不懂，他可以选用其他更平易的字句，再重复和讲解一次。 　　闽西、闽南和赣南，这些人民经常保持斗争的地区，出现了艰难的日子。强大的敌军占领了所有大城镇，人民埋藏了珍贵文件，逃到农村，神出鬼没地不断伏击。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领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的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 　　夜间行军，同时还要伏击随后追来的敌军，经过千百次小规模的战斗，朱德迅速推进到沿海港口漳州。 　　大城市里的国民党报纸嘶叫道：“赤匪首领朱德践踏福建，残害农民，奸淫烧杀”，事实上，农民在夜间为朱德的部队带路，白天在村子里为他们掩护。各大城市议论纷纷，一向把福建省划入势力范围的日本人也向蒋介石询问是否能打败“赤匪”，如果不能，他们就不得不越俎代庖了。蒋介石要求稍待时日，并希望外国多给武器和军火，而他的确拿到了。 　　朱德还记得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与两倍于他的敌人打了一场激烈战斗以后，队伍来到一条奔湍的河流旁，用绳子系在两岸树干上，他和队伍用双手一把一把地从绳上迅速过了河。他们在一片秋阳的草地上休息，正在啃啮青草的黄牛用一种忧戚的眼光直望着他们，刚从欧洲回来的团长刘安康——当年就阵亡了——对着正在休息的队伍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执政了，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植德国资本主义，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把中国变成和平和进步的基地，就没有办法拦阻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年九月一日，朱德回到闽西苏区。那时，由于毛泽东的队伍不断袭击，福建军队已经闻风逃窜，而国民党嫡系军队也撤走了。可是毛泽东正患疟疾，又没有奎宁丸可吃，情况很是危险。那一年，疟疾夺去的生命比战场上夺去的还多，内地商人用高价卖出来的奎宁丸不过是苏打片，只搀杂了少许奎宁粉，以便药片带着一点苦味。 　　红军医疗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医疗队伍——派了一个人穿过敌军防线到上海去买奎宁丸。他胜利归来后，又一次被派去，但是这次他永远不能回来了，他在途中被抓去砍了头。不能再派人去牺牲了。 　　毛泽东虽然病情危险，到底在绝处逢生了。在英国浸礼会受洗的傅连暲医生在长汀参加红军以后，就负责医疗队工作，他经常到毛泽东在生死关头挣扎时所住的小村子去探视他。 　　红军还由朱德率领，他把长汀的敌人困在城内使他们无路可逃，同时攻击并收复了几个星期以前丢失的村镇。疟疾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可乘之机，至于这些什么原因，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四十三个寒暑。出入死亡之门不下千次之多，可是还始终不知道疾病是什么滋味。 　　“朱将军为什么连蚊帐都觉得不重要呢?”我有一次问傅连暲医生，他疑惑不解地摇摇头。 　　“谁也说不上，”他答道。“这个人生下来就结实。我记得他晚上就盖一块布，从来没有蚊帐。我有时见到他，但凡能够谈几句话的时候，他总是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信基督教，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他对什么都好奇，很有幽默感，惹得农民和战士个个喜欢。而且他永远乐观。不过，这些事情当然都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疟疾。” 　　① “盘科”是墨西哥民族独立运动战士弗兰西斯科·维拉的绰号。他生于一八七七年，是贫农之子，反对戴伊兹的专制政权，也反对美国的武力干涉，在一九二三年与同志三人一起遇害。——译注 　　② 见杜甫五言古诗：《石壕吏》。——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