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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朱将军再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谈起了歌曲和战斗；对于他来说，唱歌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他自己的生命和思考也都溶化在战斗中了。 　　“在我们来到以前，”他开始说道，“老百姓很少唱歌。当然，他们那里也有几首相传已久的山歌，由几个单身人唱；只有革命到来以后，老百姓的能力才表现出来，他们创作了各式各样的歌曲——有的很简单，甚至很原始，就好象农奴刚解放出来时所唱的一样，可是也有一些很有内容。这些歌在有钱人听来也许觉得可笑，因为有钱人只喜欢些歌颂爱情啊，酒啊，月亮啊或者小老婆的眉毛的诗歌。可是在这些歌曲里，农民表现了他们的希望，或是表现出他们体会到可以引导他们奔向自由的新事物。教给老百姓学会集体合唱的是红军。福建和江西山区的农民还在旧调中填上新词，有时也创作全新的民歌。 　　有一首新歌叫做《上杭之歌》，农民几乎把从红军那里学来的东西都编在歌词里，充满了对穷人的同情，对地主的仇恨，这些地主正据守闽南城墙环绕的上杭城，如同中世纪的领主据守城堡一样： 　　工人农民听我唱， 　　我们都是穷苦汉， 　　我们累死累活， 　　地主寻欢作乐。 　　一要高举红旗团结好， 　　二要袖章挂臂上， 　　三要消灭反动派， 　　四要从地主手中夺步枪。 　　人民大众要记清， 　　打倒军阀卢汉民， 　　俘虏敌兵要待好， 　　他们也是贫穷人。 　　进了上杭莫把商人扰， 　　保护穷人要记牢。 　　捉住地主狗豺狼， 　　坚决斗争不能让。 　　切莫忘记狗地主， 　　军阀、高利贷和县官， 　　税吏、警察、民团、商会、国民党， 　　全是狗豕之辈大混蛋。 　　工人农民要听清， 　　订日攻打上杭城， 　　消灭吃人大地主， 　　中秋节过就发兵! 　　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朱将军在九月中旬带着两团正规军和几队赤卫团进攻闽南的上杭城。一路上，农民们拿起锯子、斧头和梭标，跟他们一同前进。一个靠近黄昏的下午，朱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树木葱绿的山坡上，在落日余晖中，俯视着脚下山谷里作为地主根据地的坚厚城墙。只有一条路可以从陆地上通往城池，那就是西门大路。西门修筑起坚强的工事，城门每天只开几个钟头。其他的城门都关闭了，从城里用沙袋堵死。 　　朱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仔细观察进攻路线。朱德并不打算象敌人所预料的那样从西面进攻。他转过头来对站在旁边的林彪团长，手指西门前面的那排山头说： 　　“在那排山头上摆上几门迫击炮，就可以把所有敌人吸引在城那边，我们从后面爬城进攻。” 　　他们已经熟知地形，因为赤卫团作过详细报告，甚至在沙地上绘出草图。城北不远，多固河恰好在那里沿着城墙折向北、东、南，形成马蹄形；河曲和城墙之间有一狭长地带，要在当晚拿下。靠近北门外，有一个树木很多的小山冈，朱将军决定在那里建立第一个指挥所。 　　朱将军对戏剧很内行，现在，在他们脚下的整个情况便极富戏剧性。他们有数以千计的人站在这个树木茂密的山上，眺望着丝毫不知道他们已经来到身边的敌人。敌军士兵还在下面河沟里坦然无事地洗澡、洗衣服，懒洋洋地躺在河岸上，甚至连农民和红军砍伐巨竹、制造云梯以便当晚攻城的声音都没听到。 　　夜幕垂落，上杭变成了仙境。它有一个电力厂，市政当局和守城的官儿们在城墙上挂满电灯，认为这样一来，城墙下有什么风吹草动，城墙上的巡逻队都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些灯光反倒把巡逻队暴露在光亮里，赤卫团从山坡下来，在夜色中渡河，进入马蹄形地带后，就向城上的光亮处射击。朱将军微笑说，这既是“打靶练习”，又可以扰乱敌军。守城的人认为这种进攻无关痛痒，也就不加理会了。 　　月亮升起了，一切按照计划行动。林彪带领一个团向城南出发。农民已经调配好船只，渡他们过河。过河之后，农民们又回到马蹄形地带内。同时，朱德率领其他部队和赤卫团前往城北渡河，农民们把船只并排摆好，用竹篙撑稳，船上铺好木板，变成一年船桥，队伍转眼间便跨过河去。 　　过河之后，马上有人带着迫击炮到城西的小山头上架炮，“摆出排炮架势，把敌人吸引到那个方向。” 　　午夜时分，朱德在北门外马蹄形地带内的小山头上建立起指挥所，他的部队和赤卫团，连同掮着云梯的农民，团团围在北城和东城的城墙外面。调动上出现了一些毛病，所以直到攻击开始以后，林彪才赶到南城城下。 　　狙击手几枪就打熄了城墙上的灯亮，这是让城西迫击炮手开炮的信号。敌方守军连忙找地方藏躲，以为这次又是赤卫团的无关痛痒的攻击。接着，迫击炮弹在西门上空落下来了，敌军一旅人连忙向西城增援。农民们于是敏捷地扑到城脚，架起云梯。红军和赤卫团——朱德和农民跟在后面——象人流一样涌入城内，赶到街头。 　　这场战斗也并不象朱德所料的一下子便定了大局，敌军部队和武装地主们由于无路可退，一直顽抗到第二天中午。红军把他们全部缴了械，把监狱里的犯人释放出来，又把地主们关进几百年来肮脏不堪的监狱内。这些中世纪的暴军浑身颤抖，望着红军把饱受凌辱的政治犯抬到监外。犯人被折磨得有的不能行走，有的甚至失掉了说话的能力。 　　毛泽东还患着严重的疟疾，用担架抬着来到城里，他在病床上指挥所有的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恢复各群众组织和成立上杭苏维埃。远近农民涌进城来庆祝胜利，参加分田，参加公审地主。朱将军回忆起这些审讯。年已花甲的老母、寡妇，父亲和兄弟们冲到地主面前大叫道：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的兄弟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听不见答复，他们抡起拳头便打。负责维持秩序的赤卫团拒绝执行保护地主的命令。 　　在上杭没有几天，朱德再度踏上征途，扫荡闽南的全部敌军。最后，他和他的队伍在十月底涌入了邻省广东的东江地区。两年以前，铁军就是在这里被打垮的。这一次，他又被十九路军打败了，十九路军派出装备精良的三个整师来穷追。他损失了几百人，然而最大的损失之一乃是红军出色将领、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刘安康阵亡。朱将军的心看来好象是一幅卷轴，上面刻满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战役以及在他指挥下的阵亡将士的姓名，他念念不忘。 　　留下两连志愿部队加强东江地区游击队，十一月底，他再度北撤，穿山进入江西。行军时，他感到心情沉重。 　　“国民党损失几千人也不在乎，”他沉痛地说，“可是我们的士兵不是军阀棋盘上的小卒子。我们是这样教育每一个红军士兵的，就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也要能够号召起一支军队，继续革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他也知道，在理想的中国没有出现以前，会有许多挫折或部分挫折，成千上万的人会因此而牺牲。但每次受挫和每牺牲一名部属的时候，他还是深感痛苦。他屡次想使自己把思考转移到部队这次又带回来几百支新枪、弹药和补给，可是仍然不能释然于怀。直到部队在粤赣边界遇到一支游击队以后，这层愁雾才稍稍揭开。 　　这支队伍有六百多人，其中将近两百人曾是老红军，一年前跟着他和毛泽东突破敌人封锁，离开井冈山。那年严冬，红军在附近山区中且战且走，他们有的伤了，有的病了，就脱队住在农民家里休养。红军给每一个人都留下步枪和几发子弹，告许他们，只要好了，就组织和领导农民展开游击战。 　　生还的人果然这样做了。他们一个个串连起来，就组织了小小一团人，完全依照老红军的方式，连每一班都设有政治人员这件事都不例外。他们回到红军队伍以后，便引领朱德到了一处安全的游击区休整，同时派遣通讯员向在福建的毛泽东报告经过。 　　通讯员带回报告：在朱德出兵之后，敌人的强大部队攻占了所有大城镇，上杭也在内，可是农村还在人民手中。毛泽东已经退到福建山区的古田，建立苏区，并且打算在那里举行筹划已久的第九次红军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①，离现在只有两个星期了。朱德队伍中的每一个连都要选出代表去开会。 　　一路上打回古田，朱德还企图重夺上杭。他失败了，但曾经把长汀的敌人赶走了几天。敌人增援部队来到，他便放弃了长汀。朱德在新年的凌晨时分来到古田。全村人都来迎接他和他的队伍，好象他们是凯旋归来似的。 　　“那年收成很好，”离开了原来的题目，朱将军说：“把地主赶跑以后，分了田，农民不但够吃，还有余粮拨给军队。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到古田区，人人带着铺盖和一个星期的粮食，每一处的人都来给我们送礼。他们带来大批白米，还有鸡鸭，甚至还赶来猪啊牛啊，让我们过年时吃一顿好的。 　　“我们的队伍和老百姓在一块儿做饭，一块儿吃，到了晚上，满街响起锣鼓声，爆竹噼啪乱响，歌声四起。在几千只彩灯的照耀下，彩龙飞舞。农民们一边游行，一边唱歌，我记下了其中一首。它开头是： 　　你穷我也穷， 　　十人九个穷， 　　九个穷人团结好， 　　老虎地主哪里跑?” 　　朱将军在红军代表的古田会议上提出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毛泽东就政治问题提出报告，不仅谈到红军和苏区，还谈到国内局势和他当时所了解的国际局势。 　　毛泽东说，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了经济萧条，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国民党政权正使中国进一步沦入殖民奴役的深渊中。在国民党独裁政治下，三年的时间还不到，中国矿山、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大部分股票便转移到外国人手中。英国和比利时资本家正想购买著名的江西大庾钨矿，并且为了此事，限定蒋介石要摧毁红军，维持“和平与秩序”。 　　中国处于持续性的经济萧条之中，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发展，它也更显得萧条了。中国大城市的工厂，关厂之风大盛，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失业队伍。那些还在开门的工厂则大量使用廉价的童工和女工，就是这些儿童、妇女有时都不得不冒险罢工，但又被棍棒枪械镇压下去。谷贱伤农，蒋介石又在华北对冯玉祥展开攻势，以致又有几百万农民家破人亡，这些农民沦为土匪、歹徒，有的则为每天三顿饭而参加了军阀军队。 　　毛泽东指出，作为人民的武装力量，只有红军才能为既贫穷又受迫害的中国人民提供革命的解决办法。可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军队中实行一定的改革。他在会上提出的一项关于未来政策的方案，是在会前与朱德和其他领导人长期磋商的结果。 　　第一，他说，必须首先由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作出决定，然后交给大家讨论，直到广大战士都弄清决定的内容并同意执行为止。这就改变了过去所用的办法——招致了许多次军事失败的办法。 　　其次，军队里的“绝对平均主义”必须肃清，因为它只会造成团结涣散，而且有时会导致失败。在这之前，部队里流行一种思想，即无论是分配粮食、衣服，携带供应品，分配营地和勤务，以及使用马匹，都不应该有任何差别。他们甚至于反对给伤病员分配特别食品，并且坚持不管年龄、性别和身体情况，每一个人在行军时应该负担同样重量。他们还批评指挥员骑马是不民主。 　　毛泽东指出，粮食和衣服可以而且应该由战士和指挥员平均分配——对于伤病员则应该给予特殊照顾。每一个人不应该负担同样的重量，这要量力而行。有一些队伍需要较大的营地和较多的勤务才能执行任务，而那些指挥员之所以要骑马，是因为他们要工作至深夜，在战士们安歇以后他们还不能休息。 　　毛泽东也提醒部队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要避免“唯心主义”的倾向。他说，唯心主义者只在头脑中考虑抽象的理论，而不认真研究社会、军事和政治的具体问题，不根据事实便作出了结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会议结束以后，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单位召开大会，经过详细讨论和辩论，接受了这一方案。朱将军认为，这些改革大大地巩固了军队，它因此得以解放赣中和赣南，而且夺回了已经丢失的闽西各大城镇。这块名为中央苏区的地方，从此不断扩展，最后包括了江西和福建的大部地区。 　　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到四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的主力部队，敏捷而有力地打击老滇军——他自己原来是老滇军的旅长。蒋介石命令老滇军狠狠地打击红军，甚至“连根拔掉”，但是到了六月，滇军士气低落，溃不成军，蒋介石只好另派队伍调换。 　　滇军瓦解的情况使朱将军为之失笑。他说，这支部队不仅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还经常派遣农民通讯员向他传递消息。很多人要求农民带领他们投奔附近的红军部队，还情愿付出一两块现洋作为代价。 　　早在一月，当滇军的攻势刚刚开始时，“剿匪司令官”罗炳辉上校就率领全团人投向红军，他后来在红军里南征北战多年，直到十三年后逝世。 　　在这次极其特别的战役中，毛泽东也指挥着一支部队，迅速担负起新解放区的组织和重建工作。朱将军则不失时机地动员和组织青年农民参加革命。 　　朱将军回忆道，在城镇和乡村按照手续建立起人民代表会议之后，一切旧税都予取消，取代它的是一种粮食累进税。由于部队的补给是从敌军手中缴获过来的，所以全部税收都可以用于建设。各地严禁高利贷和鸦片，将抵押品和借据通通发还，小学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都建立起来，第一个小型农民银行也出现了。 　　在重新分配土地以前，毛泽东派出政治人员调查土地状况。这是附近地区的第一次调查。统计结果，土地(其中包括房产、庙宇和世袭领地)的百分之七十为仅占人口百分之一至二的地主所有或由其掌握。其余的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有一半是富农所有，另一半则属于中农和贫农。 　　调查结果将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划为贫农，百分之二十为中农，百分之十为富农。富农占有并耕种土地，同时也象地主一样雇有长工，并从事高利贷活动，只是规模要小些。中农占有土地，自己从事劳动，不雇长工。贫农靠租用别人的土地耕种，在最好的情况下，有时也有少量土地。 　　以这项调查为根据，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贫农和长工。虽是中农但收成不能糊口的，也分到了土地。 　　各苏维埃的文化部门把庙宇改成公费学校，让穷孩子们上学。夜间，孩子们走出校门，成年人便走进校门。庙宇也成了训练群众工作者的地方，或作为群众组织的办公处。教师极少，没有课本，纸张也缺乏，甚至连黑板都没有一块。红军在那年七月占领了湖南长沙，在十月占领了江西吉安。他们把国民党的印刷机没收，搬到农村，这才能够印刷识字课本、小报和小册子。第一批为群众用的小册子，有《农民讲话》、《工人讲话》、《战士讲话》和《妇女讲话》等等。 　　从此就开展了朱将军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这运动可以从涂在山岩或树干上的标语反映出来：“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到天黑!……边耕边学!……囊萤映雪!” 　　“被压迫和被损害”的人毕生第一次拚命学起文化来了，这件事在朱将军的记忆里充满了骄傲与伤感。他回想道，部队在那些日子里几乎什么事都得做。部队里每一个能讲解一些东西的人，只要有空暇，都去教授普通常识和政治常识。教师实在太少，这些临时小学的教师只要一宣布在庙宇里开学，到了上课时间去看吧，几乎全村人都来了，从老祖父到怀抱着婴儿的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并排坐在学校板凳上，有时人多得挤在院子里。教师们尽量讲解，过了不久，便选择出成绩最好的孩子，让他们充当“小老师”。 　　妇女工作过去做得始终不好，自从各苏维埃都建立起妇女青年事务部门后，在它的指导下，工作有了迅速进展。在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中，妇女表现了最为出色的力量，发明了很多方法来对付顽固的男人。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江西是个贫瘠省份，跟国民党地区进行贸易的数量极少，也不经常。很多物资，尤其是盐，又少又贵。 　　在这重建时期，朱将军主要是处理军队事务。他必须应付各地敌军的零星攻势，有时敌军的一个团为了想出风头，或者想拿到蒋介石的“剿匪”赏金而发动进攻。这些部队到底怎样向南京打报告，朱将军不得而知，不过他敢断定，他们绝不敢据实呈报。敌军有一个团大胆地从广东某地开了上来，朱将军在山区伏击，红军象雪峰崩塌一样，扑下山去。他们紧追敌军残余部队，直到对方的基地，回程时，一路上把敌军所有补给站的物资都带了回来。自此以后，他的声威远震，驻守瑞金——后来是苏区首都——的敌军，只要听到他带队来到附近，立刻就哗变逃跑，两条腿跑得飞快，朱德就是派他的快速部队去追也追赶不上。 　　他说，那几个月最为忙碌，连他的妻子都没见过一次面，她正在某地为新成立的妇女协会做组织妇女的工作。他这次顺口提到的是他第四个妻子康克清。自从他的第三个妻子，女作家伍若兰被国民党抓到砍头后，过了九、十个月，他便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和这个农家姑娘结了婚。 　　当时，康克清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农家姑娘，身体壮健，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他刚刚见到她时，她还不识字，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她已经在延安成了训练军政人员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和其他的女学员一模一样，她也穿了好几年军服，住在抗大的女生宿舍里，一星期只有一天能够自由活动，她便去看丈夫，探朋友。 　　朱将军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自从她加入军队那天起，就开始学习，并且执行共产党——她已是党员——交给她的任务。她曾经参加长征，踏遍了平原，跨过了大河雪山，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会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名严肃、苦干、有纪律的老战士。谈到朱德时，她丝毫不带个人感情。她这样分析朱德：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于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她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是的，他只要能找到军事和政治书籍，就要精心阅读；看报纸和报告，也要仔细划线，不放过一字一句。他在抗大的讲演，事先都曾经做过详细准备，是个脚踏实地的教师，作为他的学生之一，她是很了解的。在军民大会上，他用最普通的话讲演，如果他们不明白，他可以重复讲解。他的幽默感则没有毛泽东那种辛辣的讽刺性。 　　朱将军和康克清都不大提到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别。直到我与他谈话时，他虽已五十一岁，但身体健康，精力正达高峰。他们显得十分匹配。两人原来都是农民，都象哺育他们的大地一样茁壮。她显然从他那里学得了很多知识，并且很听他的指挥，不过她自己也充分表现出中国新型革命妇女的高度独立性。在四十三岁那年，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在他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妇女。两个人谁也没有提到过对方对自己的重要性——他们与其他的恩爱夫妻一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婚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① 古田会议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