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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朱将军再次来我这里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建议他在一九三一年里挑选最典型的一天，跟我说一下他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事。 　　思索了一阵之后，他说，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记起某一天的全部事情，不过不妨试一试。以下就是他所讲的： 　　“我一生有很早就起身的习惯。我要把工作都做完以后才睡觉，时间很晚——通常在十二点钟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的工作和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因为我们的战斗决定了许多事直接听命于司令部。 　　“我时常——但不定期——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驻扎在附近的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我按时参加定期的参谋会议，党的会议一星期有一两次，司令部也有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经常有会，遇有特殊问题出现，也要开会解决。每次战斗之前，都要召开一两次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军事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情，政治委员讲解这次战斗或战役的意义，以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敌人的政治战术。 　　“每一仗打完了，只要有时间——但通常都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总要开两个会：第一个是指挥员会议，第二个是指挥员和战士的联席会议，以便分析这次战斗或战役。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对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在联席会议上，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够改正错误，发现能力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就消灭了封建遗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且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觉的纪律。任何人如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是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保证改正错误。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士，或是违反军事规则，就必须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面前解答；罪名一经确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这一类会议的结果都印成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资料。” 　　其他的工作也很多，他接着说道，每逢春耕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凡是没有军事任务的人，都要帮助农民。朱将军遇有机会就在地里干活，“觉得这是维持健康的好办法”。在那几年里，红军的文娱活动相当少，然而也有几个演剧队在苏区为部队和老百姓巡回演出，只要演戏的地方离着司令部不远，朱将军就会坐在地上或者前排的小凳上看戏。部队也唱歌，他说，可是还没有提高到象在延安时这样。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他的报告需要研究、处理，”他接着说。“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一定不会放过；可是那些年找书籍杂志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从上海寄来几包书，然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等我去拿，早就分光了。那时候，我决心增加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凡是我们能找得到的这类书，我都反复地研究。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里，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在占领长沙和吉安时期，红军没收了国民党的印刷机，搬到农村。于是发行了一种《军事双周刊》，报道其他红军部队、游击区和全国局势。那时候，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国民党城市的教员和教授中，有一个为红军和苏区小学校准备教科书的运动。这些教科书有的是铅印，有的是石印，穿过敌人防线偷运进来，朱将军也一一过目。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朱将军继续说道，“我们的部队在广大地区里分散开来。彭德怀在北线指挥，我们刚在那里占领了两个县。彭德怀攻下了南丰城，这个地方一向由‘农民刽子手’许克祥占领，他在那里牵制我们，以便蒋介石准备第二次围剿攻势。 　　“正因为敌军准备进攻，我们扩大了防区，在各战略据点建立军需站，训练部队。敌人的飞机这时经常来轰炸，AB团到处加强活动。为了应付AB团的活动，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因为轰炸和我们的粮食问题，司令部在四个月内搬了四五次家。粮食是个严重问题，那时候正是春播季节，我们的地方太小，资源也有限，我们必须节约粮食，才好应付敌军下一次攻势。我们的部队没收了地主的大米，但数量也有限，我们不但帮助农民耕种，还开垦荒地，不过这些地实在太贫瘠了。 　　“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师都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一九三一年整个春天，这些委员会领导着节约粮食运动。他们把大家的口粮减少，改吃两顿，十点钟一顿，四点钟一顿。吃的很差，一天到晚都觉得饿，只有伤病员才能吃饱。 　　“我们还在苏区内建立空袭警报制度。由矿工们组成的工兵则为部队和老百姓修筑起十分有效的空袭避弹所。这些矿工都是技艺高超的工人，样样精通，连炸药都会制造。他们有许多人当初在矿里工作，炸药用得多，连耳朵都聋了。就在参军之前，他们的政治水平已经很高，因为大部分是老党员，曾经组织过工人运动，从工人运动刚萌芽时就做工人领袖。我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总结新的防卫方法。 　　“我每天还要忙其他的工作。既然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我们就要和所有的群众活动紧密相连。我们帮助重建老苏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没收地主的粮食和土地，协助分配，并建立群众组织和苏维埃，领导耕种，以增加生产。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我们接到了在上海秘密举行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①我们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终于谴责了李立三路线，肯定了我们的路线。党的决议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军队、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之间要有清楚的分工。大会还要求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四周年纪念日在赣南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我们根据决议召开了所有苏区的党代表会议，并且把司令部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山上一个小村子向塘村，村里有一个大祠堂，可以安置司令部和会议代表。 　　“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除去其他问题之外，我们成立了几个委员会，筹备八月一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然而敌军攻势不久又开始了，大会只好延期，先延到十一月七日，后来又延到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公社纪念日。 　　“在向塘会议上，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有时也担任主席。会后，我们的工作顺利了许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从此与军队分开。苏维埃里的私人关系——不少地方有这种现象——也都取消了，这种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成了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处理财政、土地、交通，民兵、保健、教育、生产和妇幼等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呈金字塔形，从村到区，由区到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后，最高机构就是设在瑞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我们还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目，加强扫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从外边进来帮助我们，可是还不够分配，我们军医队伍也太薄弱。上海印刷工人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穿过敌人防线来参加我们。 　　“自从由国民党第十八师手里缴获了无线电报机，我们就办起电讯训练班，我也兼管。敌军电台台长王铮参加到我们这边，立刻就组织了电讯训练班。王铮到延安还负责我们的电讯工作。 　　“参加我们之后，王铮开始截抄敌军电报，我们从电报里知道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有一套新式无线电报机。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恨不得把它弄到手，我也跟他们说，一定可以到手。从截抄的电报里，我们也知道了敌军军需站的位置，他们为了准备第二次围剿，修建了防御工事，军需站就在工事后面。我们对于这些工事了若指掌，因为那都是强拉农民修起来的。 　　“到了四月，我们的粮食和军火情况非常严重。为了避免动用为第二次战役准备下的粮食，我们向农民借粮，说明日期，到时必还，农民问我，我们怎么能够订出日期来；我也反问道，有没有过答应还而还不出来的事。他们说没有过，我们都大笑起来。”朱将军骄傲地加上一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到朱将军讲完的时候，午夜已经过了。他伸腰打个呵欠，洁白整齐的牙齿在烛光下一闪，然后幽默地说道： 　　“这就是我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典型的一天!” 　　① 应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