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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五月上旬，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下，进入阵地，部署攻势；这些阵地从江西吉安一直向东延伸到福建的建宁，共长七百里，约为二百五十英里。第二次围剿开始了。 　　朱将军坦然指出，红军对于敌军工事的情况已经了若指掌，因为被迫修建工事的农民不但说明了位置，甚至连工事有多深，每个堡垒有多少枪眼，一共用了多少砖瓦，都讲得清清楚楚，还在沙地上划出草图，指明通向工事的道路。 　　“我们决定运用第一次战役里运用过的战术，把敌人从工事里引出来，诱入苏区，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就把他们攥在手掌里，然后两翼包抄，攻击敌后，解决他们。我们决定首先打垮东固和吉安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和另外两个师。我们急需敌军工事后面的粮站和军火库——我们的电讯训练班对于第二十八师的新式无线电台也心向往之。”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对红军和民兵辅助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之后，朱德和毛泽东把司令部搬到东固山区根据地，根据地里有医疗队建立起来的两个后方医院。群众满怀胜利信心，成千上万的人到各地集中，带着各式各样的担架准备抬运红军伤员，还带着扁担、箩筐准备挑运缴获的敌军物资。 　　朱将军不但不讳言农民头脑里的旧的封建思想，还特别提出这些思想来跟他们讨论。他说，农民拒绝接受把敌军伤兵送往红军医院的命令，不愿象对待自己的伤员一样来对待他们。为了解释这项命令，专门召开了群众大会，然而朱德发现，只谈近代战争规则是无济于事的。农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用人道主义来对待敌军，尤其是敌军的伤兵。归根结蒂，敌军是来清剿老百姓的。有一条道理他们还能听得入耳，觉得这些人可以争取过来参加革命事业，话虽如此，他们依然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做，有些人还满腹怨言。 　　敌军攻势预定开始的三天以前——朱德知道敌方所订的日期，红军主力部队强行军至吉安地区，插到敌军的后方。因为敌机轰炸，他们只在夜间行军，在月色下作战。而夜晚如果昏暗，便改为拂晓进攻。 　　战斗预期在十七日夜晚开始，可是朱德和毛泽东没听到一声枪响。两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接到战斗报告，听不见枪炮声。黄公略的红军第三军奉令把守东固至吉安一线，彭德怀和林彪的部队则进攻敌后，然而黄公略这方面没有消息，对面山谷里也没有任何回声。 　　寂静得有些蹊跷，朱德便偕同参谋长带着两连卫队，下山西进，看个究竟。他刚刚来到山脚，正在两峰夹峙的山谷里，突然迎面来了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正准备向山上行进。 　　“我们只有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分散开，边打边退，”朱将军说道，“可是我也看得出来，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大兵力，动作极为小心。打了三个钟头，我们已经靠近东固平原，等毛泽东准备好司令部、医院和老百姓撤退时，我发现敌军开始后撤。远处传来了炮声——我们红军第三军进攻第二十八师的后背了。到夜幕四垂的时候，第二十八师大部被解除武装，师长公秉藩也在被俘之列。他在第一次战役中学了乖：穿上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不带任何军章符号，混杂在士兵队伍里。我们发给每名俘虏三块现洋，让他们回家，公秉藩也排在队伍里领了三块钱——他在这一生中只有这次拿钱最少。他骗过我们，可是我们缴获了他的枪炮物资，我们电讯训练班的学员围着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高歌不止，这两样东西都完好无缺。” 　　当天晚上，彭德怀派来的通讯员也带着报告到了。这是第二名通讯员。第一名已经被俘遇害。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一连两天两夜强攻敌军第四十三师——北方军队——的正面和后卫，占领了他们的山头工事，把他们赶进山谷，一半缴了械，另一半则投奔他们在遂安的兄弟部队第四十七师去了。 　　整个西线处于红军掌握之中，但是朱德在回忆这两次战斗时，还颇表遗憾，因为他们“仅仅”缴获了七千支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另有医药品、大批粮食、弹药和现款。他说，这一仗成绩欠佳，是因为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三师也不过仅有上次战役中被打垮的第十八师的一半兵力。 　　留下民兵和几连红军固守解放区，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司令部和电讯训练班返回主力部队，又发动了红军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攻势。 　　几千名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带着箩筐、扁担，有如潮水般随军前进，攻打遂安镇，守军乃是第四十七师和残余的第四十三师。这些北方军队有一个团被缴了械，其余的便扔下仓廪充实的军需站不管，一路东奔。红军提起“白军运输大队”，个个笑逐颜开。 　　朱德检查了农民群众早已清理过的军需站。他说，“我不是早就说过订个日期保准还粮吗?”这时大家都笑了。 　　回想起农民做事的敏捷彻底，朱将军的声音都带有几分敬畏之情。他们一涌而至，把箩筐和牛车装满，节俭的妇女和儿童用手扒扒拢拢，把最后几颗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人、妇女和儿童排成整齐的队伍，走回苏区。青年人则组成几个大队，跟着红军东征，他们担着粮食和弹药，对于哗啦啦的春雨，和红军一样，毫不在乎。 　　朱将军提到这次战役，好象又身临其境了。 　　“我们的攻势连绵不断，部队打完了睡，睡完了打，一直干了十五天。战斗部队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其他的人爬起身来接着打，在敌后展开了扫荡战。遂安之役两天以后，我们在白沙解除了第四十七师残余部队和第四十三师的武装。那些高个子北方大汉频频摇头，抱怨说不能在山地、在雨里作战。他们被民兵解到我们的俘虏收容站，我们的伤员和敌人的伤兵则运送到后方医院。 　　“我一向不需要很多睡眠。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几乎记不起有睡觉的事。我们决定教训敌人一次，让他们毕生难忘。部队象洪水一样漫山遍野地前进，边打边唱、边呼口号，大家怀着愤怒的心情，争夺每一寸土地，所向披靡。大雨倾盆而下，敌机无法出动轰炸，我们把敌人赶到水田里，再把他们浑身泥浆的一个个拉出来。他们穿的是国民党军全套军服，裹腿，皮鞋或草鞋俱全；我们的部队只穿短裤短褂，还打赤脚。我记得我有双草鞋穿，不过也记不大清了。是的，毛泽东和我跟战士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敌军人人背包沉重，装满了从我们村里打劫去的东西。 　　“在敌军侵扰过的苏区，我们发现村子被烧为灰烬，横尸遍野，有的枪决，有的砍头。连儿童、老汉都没放过。妇女四肢伸开地躺在地上，在被杀以前或被杀以后都遭到淫辱。自从看了这幅浩劫图以后，只有那些重伤的战士才能勉强被劝离战场，部队日夜不停地唱起一首坚定有力的歌曲： 　　哪怕枪林弹雨， 　　前进啊!杀啊! 　　活捉败将何应钦! 　　“大路小径，到处可以看到农民运送我们的伤员和敌军的伤兵到后方去。有些担架是用门板改作的，前后系好绳索，还有许多人就把伤员背在背后。我们虽然一再命令，对待敌我伤员要一视同仁，农民却自有执行命令的办法，用以表示他们对白军的愤恨。走累了，他们就把白军伤兵放在地上，又骂又踢，甚至拣起树枝抽打，不断地骂道： 　　“‘白匪!杀人奸淫!地主走狗!’ 　　“然后，他们又抬起伤兵上路，等走累了，又把他们放在地上，问道：‘我为什么要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说着又打。也有些人劝阻他们，我没有时间管，因为我们边打边进，不容稍停。 　　“在北线宁都地区，我们又遇到第二十六路军的好几师人，他们是北方军队，刚由蒋介石调到江西。蒋介石并不信任这批原属冯玉祥的部队。这些部队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全军一片不满现状的空气。我们刚一交手，三团人未发一枪便投降过来，其他的也就后撤了。我们让他们去，以便他们多想想。我们则继续前进。” 　　这次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是五月二十九日在福建省的建宁进行的，建宁是敌军防御工事的终点。红军在这里与刘和鼎指挥下的国民党第六路军遭遇，刘和鼎这家伙多年来乃是福建省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之一，自从归顺国民党以后，自己做了国民党将领，一万名土匪也就改编成第六路军。 　　“就在我们开始进攻的一刹那，”朱将军痛恨地说，“刘和鼎逃出了建宁城里的司令部，他的部队也跟着跑。我们一直穿城穷追，直到闽江桥上。我们有一批部队已经过了江，早在对岸等候了。 　　“那座桥转眼间就挤满了匪军，又是马匹，又是行李，谁也不能动弹一步。西岸上的我军机关枪向人群中扫射了几梭子，他们立刻抛掉枪支，跳到江里，我们部队把他们一一打捞起来，凡是已经逃过桥的，对岸的我们部队也都将他们缴械。” 　　红军占领建宁之后，把战斗部队留在后面，倒转回头，沿着敌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巡绕一圈，把全线工事悉数毁掉。在工事两旁，他们占领了许多新区，政治工作人员便着手“巩固”，并入苏区。 　　把敌军全部工事毁掉之后，红军急速向南，穿过苏区，直扑从广东开上来的第十九路军。这支军队同样精于撤退，一直撤到老家广东之后，才敢站住脚步。朱将军说，他们之所以后撤是因为两广将领和蒋介石又发生了新的矛盾。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变成举世闻名的笑柄，外国人和中国统治阶级对蒋介石深表不满，两广将领便力图说服外国驻华的外交代表，表示蒋介石这一败仗如果由他们来打是可以取胜的，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支持。 　　朱德将军把第二次围剿总结如下： 　　“这次战役一共打了二十个日夜。在这期间，我军纵横八、九百里，日夜作战，在大雨倾盆之下，头枕步枪躺在地上休息。我们一共打败了白军十三个师，至少打死一万人，活捉二万人。我们的战利品多得都难记清楚：包括二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现款、军毯，药品、被服、收发报机和发电机、望远镜、掷弹器、自动手枪、手榴弹和大批的米、面和弹药。俘虏里有许多军医，我们命令他们到医院去工作，后来有一些人入了党，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这里，但也有些人与AB团有关系，谋杀了我们的一些受伤的指挥员。我们枪毙了他们。” 　　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朱将军说，“给千万户农家带来了悲伤和痛苦”。除了农民被屠杀之外，红军也损失了四千人，赤卫团和其他民兵伤亡更重。可是死亡和悲痛压不下人民的革命热忱，在大捷以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情景。 　　由于反革命AB团的间谍活动，红军不再把白军俘虏一股脑儿收容过来，而是要逐一仔细甄别，才能接受入伍。 　　“我们对志愿参军的人说得很坦率，”朱将军说道，“不说别的，只说明在我们胜利以前还要经过艰难困苦和长时期的斗争。我们现在只能吸收那些愿意放弃家庭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或是那些已经家破人亡除了革命别无希望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编入红军，其余的则再留两三个星期，给他们讲解中国革命历史，我们的党和军队的方针和政策。然后，我们发给旅费，准许他们前往愿意去的地方。 　　“敌军第二次围剿证明，国民党军官曾鼓励他们的士兵为非作歹，命令他们强奸、焚烧、劫掠、屠杀，好让他们不敢向我们投降。这种办法也有一些成效。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让部队不受我们的宣传，让他们尽力作战，避免被俘。” 　　尽管使用了这些野蛮战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皇军在中国为着同一原因也采用了这种战术，国民党军队几乎每一个团或师总有些人派农民来给红军送信，或是设法留字给红军。这些报告和消息是谁写的，无从知晓，朱将军因此更为感动。有些报告写得歪七扭八，不成字样；可是也有一些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执笔，写得非常工整，文理通顺，字迹端正，把他们那部分白军的计划、位置和武器数量都写得清清楚楚。 　　“拿这些报告与我们的情报相比较，我们发现都是正确的，”朱将军特别指出。“每占领一处地方，我们常在桌子或门板上发现粉笔字，告诉我们敌军开往何处。” 　　朱将军又说道，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 　　朱将军从他收集并保存多年的历史性文献里，拿出那个时期他的战地司令员提供给他的报告让我看。许多材料的曲折变幻，就是擅于写小说的作家也无从想象。例如彭德怀将军的报告就是上乘之作，里面详细叙述了军事和社会情况，行文简练，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我看到他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二次围剿开始时写的报告。一张黄色明信片，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在叙述了那天晚上开始的战斗后，彭德怀写道： 　　敌军在此遗下大批米、面。群众深恨白匪，对我军作战帮助极大。伤员已转移到杨梅岭苏区。敌军士兵系北方人，尚未受到我们的影响，他们封建观念很深，不伤不投降。我军前进过远，战斗前已行军八十里。部队甚觉疲劳。 　　在报告他的一师人占领敌军山头工事后，彭德怀写道： 　　我方指战员伤亡达全师三分之一。有的部队干部伤亡过半。 　　报告的开始总是这样写：“朱总司令”“毛政委”，结尾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彭德怀”。 　　彭德怀和其他指挥员写的报告都扼要地叙述了包括敌我情况，双方伤亡，俘虏，战利品，转移伤员，当前问题等项，最后大都写道：“请指示。” 　　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有一个报告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军事地图上写的。有一个师长和他的政委所写的报告屡次以“庆祝第二阶段战斗的完全胜利!”为结束，朝气勃勃。 　　朱将军还取出第二次战役中农民所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共分九节，第一节是： 　　军阀蒋介石， 　　南京打哆嗦! 　　动员大军反革命， 　　啊哟!啊哟! 　　派遣走狗反革命， 　　啊呀!啊呀! 　　“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我们举行追悼会，我们唱歌，我们工作，我们研究作战计划。”朱将军总结道，“我们是胜利了，可是也遭受到重大损失，部队太疲劳了。”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