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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从长征出发地江西和福建开始，穿过广袤的平原，渡过奔腾急湍的大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大山，这条路程估计为两万五千里，约八千英里。朱德走得还要远。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直奔西北以后，朱将军和他的部队还在康藏边界地区多住了一年，一直到离开江西两年之后，才到达西北。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经过长时间筹划，”朱将军开始叙述了。“我们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委员会委员项英从东线来到。我们通知他留在中央苏区任司令员兼所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部队的政治委员。在兴国前线率军作战的陈毅也留了下来，负责军事。陈毅的政委聂荣臻正患疟疾，与我们同行。 　　“留下来的武装力量有：周建平的第二十四师的五千人；福建红军三千六百人；江西军区红军二千四百人；赣南红军二千四百人，另有在江西东北的抗日先锋队一万五千人。 　　“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有一人是中华总工会主席，七个月后被国民党抓到砍了头。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何叔衡已经六十多岁，而瞿秋白身患肺病，健康极差。瞿秋白曾经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做过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何叔衡和瞿秋白原要潜入上海。八个月后，他们被国民党抓到，在龙岩就义，另外还有几名妇女领导人也牺牲了。 　　“我们还留下大约两万名伤员，分散在山区医院里。康复以后，这些人纷纷出院报到，要求工作。残废人员都资遣还乡，每年可以拿到五十元抚恤费。只要我们在江西的同志有钱，这笔费用年年照付。 　　“敌军用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重要城镇。他们从来没有将武装起来的农村征服，倒是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大批妇女、姑娘被抓起来，以五块钱一个人的代价卖给国民党士兵、军官、地主和妓院老鸨。 　　“前几年逃跑的地主和二流子都跟着白军回来了，摇身一变做了官，然而他们绝对不敢下乡，农民见着就开枪。白军占领苏区的行动很迟缓，但很残酷，而我们留下来的装武力量从来没有被围剿过。” 　　十万名男子和三十五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参加长征，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身经百战、纪律严明的老战士，其余的则是党和政府的干部，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积极活动的老百姓。 　　中央红军兵工厂的总工程师跟我谈起当年组织撤退的经过。他说，他在九月底接到了毁坏某些重型军工设备和大炮的命令。命令执行之后，兵工厂分成六个单位，一个跟随长征，其余五个则分散在江西和福建五个不同地区。一百名军工人员参加长征，其余的跟随机器分散到苏区各地。军工人员连同五百名赤卫团分别组成为连队，在长征期内，始终携带着军工器材和军需品。 　　“十月十三日，”总工程师说，“中央兵工厂厂长——一位关外工程师，和我站在大草地上，看着我们的六百人络绎出发。每个人携带着五斤口粮，每个人都有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小箱弹药或手榴弹，有的挑着大煤油桶，里面装满我们最重要的机器和工具。每个人的行囊有一条军毯或棉被，一套棉军服，三双结实的布鞋，前系鞋带，后附铁掌。老百姓也送给我们菜干、辣椒等等东西。每个人有个水杯，一双筷子插在绑腿里，帽顶里缝着一口针和几根线。所有的人都有一顶晴雨两用的斗笠帽，两层竹子夹一层油纸。许多人在行囊中插一把雨伞。每个人带一支步枪。 　　“参加长征的，人人都是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装备。人人有枪。 　　“我们虽然还在苏区里面，老百姓仍然都来送行。我们还是在夜间行军，以便在进入敌区之前熟习夜行军。十月十四日，我们到达集结地点宽田。一向在兴国前线作战、由林彪指挥的红军第一军团和从东线来的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已经出发为主力开路，负责野战的参谋长刘伯承也和他们一起动身。 　　“后续部队有一些已经到达宽田，其余的也在那一两天内络绎涌到。我看到朱德和周恩来骑马率领总司令部人员来到，后面就是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人员。毛泽东看来消瘦而憔悴。 　　“十五日傍晚，我们开始出发，穿山向西南进军。长征命令是由朱德将军发布的。第一纵队是红军大学的一个团，由校长叶剑英亲自指挥。后面紧跟着是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再后面是苏维埃政府、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反帝联盟的部分人员。随后则是供应部，我们工兵部队，印刷工人和他们的印刷机和器材，政府造币厂，医疗队(里面有医生、护士和一百二十副担架——每副四名担架兵)，红军被服厂(许多裁缝带着缝纫机)，以及为每一部门运送物资的长列纵队。 　　“红军第七兵团掩护我们的左翼，第九兵团保护右翼，第五兵团担任后卫。” 　　“我还记得项英，他是中国早期工人领袖之一，这次随朱德和毛泽东一同来到宽田。项英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亲自送我们出发后，才回到第二十四师。过了几天，他在电台通知朱德，第二十四师在瑞金以南的会昌打垮敌军一个旅，但因敌军过于强大，这一师只好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的第一、第三军团在信丰地区突破敌军第一道防御线。我们也随后通过。十一月三日，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再过十天，又在粤汉铁路附近穿过第三道防御线。敌人直到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时才知道动静，这时，我们已经转到他们后面了。 　　“进入敌区以后，我们经常夜间行军，避免空袭。如果月色皎洁，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附近没有敌军的时候，部队就唱起歌来，此唱彼和。如果夜色昏黑，敌军还远，我们就用松枝或竹批燃起火把，那可真好看极了。站在山脚纵目眺望，远远一排亮光就象一条火龙盘在山坡上。到了山顶，我们俯瞰两边山坡，几里地长的火把队活象火浪。行军路径的上空映出阵阵玫瑰色光辉。 　　“我们穿过江西，沿着湘粤桂边区的山峦前进。我们有几个星期进入平原作战，占领城市，从地主粮仓和敌军军火库补充物资。我们以三路纵队队形前进——第一兵团在右，第三兵团在左，我们位在中央，第五兵团殿后。 　　“单是涌到湘南的敌军就有九万人，军阀何錢深怕我们和贺龙的红二军团接上手，一口气在八个县实行了焦土政策。何錢一边放火一边破坏，却对全国宣称是我们烧光了湘南。广西军阀也把我们行军路线上的农民赶跑，烧光拆光，也说是我们干的。我们在华南时常遇到夷成平地的村庄，而我们从前连到都没到过这些地方，我们也抓住不少在农村放火的广西特务，都枪毙掉。 　　“我们的第一和第三军团时常强行军，占领城镇，保护村庄。在这些地方，我们总是没收地主和官吏的财产，把我们的粮食补充够了，便把剩下的分给贫农和城里的贫民。每逢占领了大盐仓，部队里人人都把口袋装得满满的，象吃糖一样，放在嘴里吃。我们的医务人员到处搜寻奎宁丸和其他药品，可是永远不够用。 　　“我们还举行群众大会。文工团给老百姓演戏唱歌，政治工作人员则写标语、散传单。只要我们在一个地方过夜，就教农民学写六个字：‘打土豪’和‘分土地’。 　　“被占优势的敌军追得紧的时候，我们就白昼行军，这样一来，轰炸机就来炸了。我们分散卧倒，起立前进，接着又分散卧倒，这种动作时刻不停。我们伤亡很多，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农民们经常帮助我们，要求照料伤病员和垂死的病人。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拿到一些现款、弹药和他的步枪，只要康复，就马上组织和领导农民展开游击战。在战斗中，也不时有一两连人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他们也退进深山，发展游击区。 　　“朱将军经常到各部队视察，鼓励每一个人。话虽如此，我们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朱将军虽然是个心肠软的人，看去很瘦，但十分顽强。他年龄很大了，脸上皱纹极深。他从来不生病，也永远不悲观。” 　　其实，朱德在长征那年，是四十八岁。 　　长征不仅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还孕育了伟大的民间文学。在由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故事、诗歌、特写和日记所编纂而成的两卷本《长征》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每逢部队经过窄而险的山路，穿过狭隘的关口，通过小桥，或者是游过飘满冰块的小河时，我们就要经受最艰辛的考验。这时，先头部队减缓了速度，后面的就只好走一步停十步。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坐下来休息。有些人站在那里就睡着了。 　　有时又在暴风雨中行军，狂风大雨猛扑在身上。碰到这种情况，既不能点火把，脚底下的路又滑又险。常常是一天晚上只赶几里路，浑身湿透，还要在露天里宿营。 　　广西边界上有一座老山，爬上这座山的陡峭山坡，我完全可以看到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山坡上开凿出来踏脚的石磴，每一磴有及腰那样高。政治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鼓励我们这群拚命的人，还帮助伤病员向上爬。……消息传过来了，先头部队遇到一个陡立的悬崖，马匹没法上去。过了一会儿，命令大家睡觉，天亮再爬。 　　这条山径哪儿也没有两英尺宽，就是躺下去，一翻身就会掉在山涧里。到处可见巨石嶙峋，就是山径上也满是尖石块。 　　既然别无办法，我就打开军毯，放在身子底下，打算在山径上蜷卧一阵。哪知身体太累，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不知睡到夜里什么时候，又冻醒了。我把毯子裹得严严实实，使劲蜷成一个小圆球，这回可睡不着了。我就干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星星眨眼。这些星星好象缀在黑幕上的宝石，四周的黑沉沉的山峰活象虎视眈眈的巨人。我们就跟躺在井底一样。 　　山径的上上下下，都有冻得睡不着的人点起的篝火。他们围火坐着，低声谈话。四周太静了，谈话声虽然又低又远，我照样听得清楚。声音时近时远，忽高忽低，有时也象蚕吃桑叶那样窸窸窣窣。我仔细听来，它先是象如泣如诉的山泉，而后又象在远处喃喃自语的海洋。…… 　　第二天早晨，我们这一队也来到昨天晚上阻拦大队前进的悬崖。这地方名叫雷公崖，石崖冲天，足足有九十度角。崖面上凿出来的石阶最多有一英尺宽，没处抓，没处撑，只有干往上爬。崖底周围，躺着不少跌断了腿的马匹。 　　我们的医疗队最为辛苦，伤病员不得不从担架上下来，不是拉呀、推呀地爬上去，就是由人背上去。医疗队的女同志不停地安慰和帮助她们的病人，没有一点厌烦的样子。…… 　　爬了这么多山，以老山最为难爬。……可是渡过金沙江，爬过大雪山，穿过大草地，它的确又算不得一回事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遭受相当损失之后，冲进贵州省，攻垮敌军工事，强渡乌江，占领了省会贵阳和重庆之间川黔公路上的遵义城。那时，蒋介石从沿江各地征调来军队，修筑障碍物，加强川江各渡口的工事，不让红军渡江北上。同时，四川军阀实行恐怖统治，就连被疑为具有最温和的自由倾向的人，都要予以逮捕打杀。 　　尽管在数量上是一比一百，红军反而扑向敌人，展开了为时四个月的牵制战，对于这种战术，朱德和毛泽东都是相当到家的。朱将军说，地方军阀的那些烟鬼军队丝毫不成问题，没有多久便瓦解，无法再战；然而贵州挤满了蒋介石的二十万精锐部队，蒋介石还亲自来到省会贵阳，就地指挥。 　　红军完全击溃了敌军五个师，吸收了大约二万名志愿参军的新兵，四出活跃的政治工作人员渗入了贵州省的村村镇镇，召开群众大会，组织人民。红军包围了贵阳，但发现自己的兵力处于严重的劣势。话虽如此，蒋介石却急忙逃离贵阳。 　　在朱将军保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我发现了许多潦草的铅笔笔记，显然是他在村子里休息时，或是在深夜临睡前匆促记录下来的。有一页笔记提到一月十五日在遵义举行过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追悼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敌军轰炸机就在那时夷平了附近一个小镇。同一页笔记上也提到工会已经组织起来，可是“会员们很怕白军回来以后被杀”——后来确实有二百人被杀死。 　　另外几页笔记显示出朱将军对人民的生活问题的不间断的关怀。有一处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只能卖粮付租付高利。军阀还抢米，算作“战时粮税”。……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劳苦大众吃黑盐巴。农民就连黑盐巴也吃不起，放一小块在碗里，吃菜的时候就把菜在盐巴上沾一下。 　　显然是在村子里休息的时候，朱德草草写下了这么几行：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批编成小门。……除了城里的地主家外，没有见过被子。一家十口人，两张大床，丈夫、妻子、婴儿睡一张，老太婆睡一张。其余的便围着火睡在地上，没铺没盖的。 　　另一处写道： 　　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处处可见寺庙，城里才有教堂。 　　朱将军必定是在村子里一间小茅屋中写下了这几行字： 　　一个年青的长工自觉卑下，不敢参加红军，因为红军是一支“有学问”的军队。他说他给地主干了五年活，总共拿了三千铜板(约合二十七元九角九)，也管吃。我们开过来，地主先跑了。那长工拿了米、面、玉米，回家埋在地下，免得军阀来抢。还回去为老娘拿了一床被和一条裤子。 　　谈到贵州战役，我给朱将军看了几份我保存下来的中英文剪报，因为这些报纸报道并“证实”他已经死了。这些消息系一个中国人、路透社采访主任赵敏恒所发，是当时中外报纸有关红军的最典型报道。第一篇报道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缠由其亲信抬运。……朱德由于重伤，不治而死。……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现经证实红军残余已不足一万人。 　　朱将军看剪报时，轻蔑地笑着，这已经是第十次传说他死了。他把剪报推到一边说道： 　　“我有一次在上海《申报》上看到，青年会的一个美国人演讲说，红军征兵的办法是先包围村庄，凡是拒绝参军的就割掉耳朵!” 　　我问朱将军是否受过伤。“没有过，”他说。“我一生之中从没有病过一天。可是，说实话，过雪山的时候伤过一次风。……国民党经常传说我死了。……那帮人不会说真话的! 　　“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要我的头，要毛泽东的头和其他人的头。他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 　　朱将军继续叙述贵州战役。他说，到了四月，敌军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贵州省。云南军也向贵州南部集结，通向云南的西路因而洞开无阻。红军抵挡不住这么沉重的压力，便突然在五月一日向西挺进，穿过朱将军以往熟悉的山区，进入滇北。为了让部队在敌军轰炸机发现之前渡过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派林彪率领一师人佯攻昆明，把敌军和敌机都吸引到那方面去了。 　　林彪一师人大张旗鼓地向昆明挺进，野战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先头部队强穿滇北。五月四日晚上，他来到绞平渡，把大吃一惊的四川守军缴了械，抢过九艘大船、武器、军火、粮食以及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和命令。后续部队络绎而至，安全渡过江去。 　　在开往昆明的路上，林彪一师人缴获了一批增援贵州的军需品和药品。这一师人挺进到昆明在望的时候，从贵州偕同其他国民党要员逃到昆明的蒋介石夫妇，又匆忙出走。林彪一师人却掉头北进，三天之后，便在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并在北岸把所有船只毁掉，消失在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里。从此有三个星期听不到红军的消息。 　　红军穿过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直奔万马奔腾的大渡河，蒋介石同时飞到四川成都，命令华西军阀“重演在大渡河一举消灭石达开的太平军的历史”。 　　朱将军奚落地提起蒋介石的命令，说道： 　　“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