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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有一次，我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里听几个红军谈长征。其中一个说道： 　　“我要用同志的态度来问问你们，谁在长征时偷了我的针!我一直没有说这件事，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针，所以还是说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有一个答道： 　　“也许你为了显阔气，送给哪个村子的姑娘了!我看见过朱德缝缝补补，可是从未看见过你往褂子上钉一个钮扣。” 　　“朱德在西康的时候，空闲时间可多的是，”丢了针的那个人答道，“过了大草地，我连可以往上钉钮扣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才吃老鼠，把一个村子的老鼠都搜绝了。味道真难吃，可是我们还是吃光了，真有点对不起猫狗。” 　　另一个开了口： 　　“我记得过了大草地以后，穿过敌人封锁线，遇到汉族农民。他们以为我们疯了。我们抚摸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拥抱他们，我们又跳又唱又流泪。” 　　大草地!大草地!每个人都谈到大草地。由毛泽东率领的第一支红军部队在一九三五年九月穿过了大草地。一年之后，朱德将军率领的红军其余部队也通过了这一令人毛骨耸然的可怕地带。 　　大草地在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而且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是黑泥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是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寒风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沉的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红军从大草地的东部边缘穿过，这里的沼泽较浅，而且时时有部落骑兵偶尔行走过的狭窄的土地。每一个人带着八天的粮食和柴火，走在前面的林彪第一方面军还带着竹批，为后续部队搭盖休息的处所。每个人携带的食物有小麦和茶叶。 　　一个红军在《长征史》中写到穿过大草地的情景： 　　毛儿盖附近的友好的部落人民——曾经受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因此更为友好——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穿毛袜和羊皮衣，一定会冻死。我们尽力准备周到，可是无法给这么多人买足羊皮衣、羊毛衣。 　　正要进入大草地的时候，我们听见后面响起枪声。一队部落骑兵赶上了我们的掉队散兵，抢了枪支。第一天我们行军十小时，然后就躺在又窄又冷的小路上睡了，把身体两旁的长草连到一起，算是帐篷。 　　第四天，走到一处深过膝盖的沼泽，不断下沉，马匹只能又拉又打，才拔得出脚步。乌云低压，除了野草的簌簌声外，这是一块死寂地带。 　　我问一个同志，他如果是作家的话，怎样来描写大草地。他说，他一定把它描写成沙漠，不过这里没有黄沙，而只有水草，在沙漠里可能口干渴死，这里却到处是水；太阳在沙漠里肆虐，这里却见不到阳光。他说，“我听说在沙漠里还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可是在这里连这份享受都没有。”我们终于一致认为，大草地是两脚老是浸湿的地方，是马掌足印立刻消失的地方，是人和马跌进大草堆的泥泞中即使侥幸被拉扯上来、也要在寒风中战栗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实在不能把这个一片荒凉的地带如实地描绘出来。 　　另一个名叫莫许的红军，留有日记，他这样写道： 　　今天，我发现一个同志在泥水中挣扎，身体缩成一团，浑身都是泥浆。他紧紧地攥住步枪，这支枪已经活象一根泥棍。我以为他是跌进泥坑里，打算爬出来，就扶他站起身来。我把他拉起来后，他勉强挪动了两步，全身重量就都压在我身上了，实在重得很，我几乎支不住他，更不用提行走了。我放了手，要他自己走，他又跌倒下去，泥浆四溅，可是还用力抓住步枪，打算站起来。我又拉他起来，可是他身体太重，我则太虚弱，拉也拉不起来了。我看他就要断气，想起身边还有炒青稞，便喂给他，可是他连嚼都不能嚼，看来不是口粮可以解救得了的。我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干粮袋里，等他咽了气，便站起身来，继续前进，让他独自躺在那里。后来，我们到了休息地，我从干粮袋里拿出炒青稞来，可是我实在吃不下去。我一直惦记着那些垂死的同志们。我别无办法，只有眼看他跌倒在地而不能助一臂之力，我要不这样，也只有倒下去，跟部队失去联系，而终于死亡。话虽如此，我还是咽不下那些炒青稞。 　　岁月流逝，长征路途上和先头部队所搭的休息所里尸体也越来越多了。筋疲力尽的人们曾经躺在休息所里想喘一口气，后来的人却发现他们已断了气。每一个人的身旁都有几小堆炒青稞——同志们把自己所需要的口粮都留下了。柴火已成了一堆堆灰烬。 　　有时大雨滂沱，哗啦啦地下着，连紧跟在后面的人的讲话声都听不到了。大雨过后，就是猛烈刺骨的大风。太阳偶尔出来一下，马上又被吞噬得不见，倾盆似的大雨又下起来。 　　大家走到休息所，都挤到里面，想取火暖暖，可是柴火湿了，点不起来。 　　第六天，他们隐约看到几个矮矮的小山头的暗影，四处还有炊烟袅袅，人人欣喜若狂。后来他们又在路上发现几块石头，便都捡在手里，想到它们所代表的美好的涵义，不禁欢声四起。第八天，他们再度看到炊烟，第九天下午，还看到了远处的树木和低矮房屋。他们象沙漠上的饥饿人群一样努力前进，可是队伍从前面传来命令： 　　“向左进，准备今晚露营。” 　　他们默然接受下命令。后来，他们终于踏上了硬实的陆地，首先发现了象葡萄似的一串串草莓，摘下来就吃。几天来，每天只吃几口在热水里泡过的炒青稞，就是酸草莓，也是珍馐美味了。 　　此后的第二天黄昏，他们来到一个居民已逃避一空的部落，房子是用牦牛粪砌成的，一燃就着，只好组织巡逻队专门防火。有些房子很大，里面有三、四十间屋子。这时，部队的一切粮秣都吃完了，大家只有找到什么吃什么。有人把牛皮煮上二十四小时，吃下肚里，也有人煮大皮靴，喝皮靴汤。 　　蒋介石还调遣了著名的第十九路军一个师到边区地带，红军跟它交上手，一下子打垮它两团人，师长跑了，八百人投降。投降的士兵告诉红军说，他们原有的军官都调换了，新来的军官都是蓝衣社成员，他们宣传说，红军见到俘虏就割耳朵、挖眼睛、并膛划肚。有一个士兵攥起拳头，自己敲着脑袋叫道： 　　“信了这些鬼话，这脑袋有多傻!” 　　另一个俘虏笑着说：“要是连长说一次鬼话你就敲一次脑袋，非得把脑浆敲出来不可!” 　　“我从来不信那些鬼话，所以用不着敲脑袋，”另一个说道。“上面说我们北调是去打日本鬼子，一直到了这荒凉地方，我们才知道是要打自己人。我要参加红军。” 　　另一个士兵开口说： 　　“我要跟着红军离开这块荒凉地带，然后回家。” 　　“你永远到不了家!”他的同伴抗议了。“没等你走到半路，你又被蒋介石的军队拉去当壮丁了。”……你又没钱，能回得到家?” 　　“我一路上要饭回去，就算他们拉我强迫我再进蒋介石的军队，我绝不打仗!” 　　“到了那时候你就作不得主啦!你不打仗，你的班长就从后面开枪，毙了你!” 　　“说这些话也没有用!”那个遭受围攻的士兵叫道。“要是再派我打红军，我就再交枪投降，” 　　红军在饥馑中作战，终于冲破了敌军在甘肃边界的工事，涌入甘肃平原。这是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破军阀部队，夺取大米、制服和药品。这时，毛泽东的队伍只剩下二万人——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跟胡宗南法西斯部队、马家军和东北军交过几次手以后，毛泽东的队伍终于到达陕西省北部，和刘志丹指挥下的一万名红军游击队会师。第四方面军在一九三四年留在西北的徐海东一团人，已经发展到一师人，在甘肃东部作战。 　　一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朱德率领其他红军部队沿着大致相同的长征路线，在甘肃南部的徽县，和林彪的第一方面军取得联系。 　　几乎是在同一天，一九三一年被日本从东北赶出来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从陕西西安打电报给蒋介石，建议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红军抗日。蒋介石大怒，拒绝了这项要求，命令张学良停办他在西安新设的军官训练学校，坚称学校里满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回答说，学校收的是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而战的人。 　　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他对到会的西北军将领说，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背信弃义的共匪”。胡宗南和王均同意此说，已经被红军消灭过手下几团人的张学良却另有看法。 　　就在这时候，日军西进深入绥远，图谋包围和切断华北五省。华北的矿山、铁路以及其他战略工业在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中是必不可缺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奋力战斗，可是群情激昂的全国人民也深切了解，他的部队不过只能支撑一个短时期。华北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奔向绥远抗战，而蒋介石不得不派遣的三师人却始终远离战线，更谈不到对日军发射一枪一弹了。 　　日本的攻势和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新围剿，看起来正象日本、国民党的钳形攻势，不但针对着红军，而且针对着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以及和东北军结成联盟的杨虎城指挥的陕西省绥靖军。蒋介石认为这些军队不愿打红军的主要原因是“军纪不强和领导无方”，因此决定在十二月十一日再在西安召集一次特别“剿共军事会议”。西安是张学良、也是杨虎城的司令部所在地。 　　为了准备剿共战役——在西安会议以后就开始的战役，蒋介石新派出三师人到甘肃，述调动了大批大米、军火、款项和被服备用。千百名武装的特务警察带着光线电发报机也暗中进入西安，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反对张学良。 　　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事件，使得饱经忧患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人士深信国民党和日本确有一项压制全国抗日力量的阴谋。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更为加深了这种看法，日本和南京官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例如，毛泽东的部队抵达西北不久，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建议成立东京—柏林—南京反共协定，“以防亚洲布尔什维克化”。其后不久，广田又在日本国会发表声明如下： 　　因此，在我们的这一部分地球上，镇压共产党活动，并将中国从赤色威胁下解救出来，不仅对于中国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有利于东亚和世界的安定。……日本政府深愿在各方面与中国合作，共同肃清共产党。 　　广田又说，中国目前仍有“与我们的政纲精神完全抵触”的学生运动，“日本深感遗憾”，不过，“相信中国当局不久即能改变此一局势”。 　　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在一九三六年的东京—柏林反共协定上签字，但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张群一再向日本保证，“中国绝不(哪怕是暂时的)放弃其反对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一九三五年年初，以中国主要亲日分子之一而著称的张群，正式向日本政府保证，他的政府感谢日本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情况的关注，“因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势必对邻国产生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对“红色威胁”进行不懈的战斗，“我们相信可以早日将此一祸源全部铲除干净”。 　　蒋介石的新剿共战役，即或没有日本的直接合作，至少也是在日本驻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军事和外交代表的监视下进行的。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西安是全国唯一没有日本“观察员”的战略城市。在四川，人民经常袭击这类日本人。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和秘密警察都严防发生同样行动。成千上万的中国爱国者，包括律师，银行家和新闻记者，因为要求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员”加以逮捕、监禁和杀害。 　　这就是朱德将军率领红军从康藏边境进入西北地区时的政治和军事情势。长征已告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曾经叙述过朱德将军的部队和林彪指挥的第一方面军会师的经过。 　　马海德是一九三六年夏天参加红军的，他曾经毕业于瑞士和贝鲁特、叙利亚的医科学校，在其后的重要历史年代里，始终在红军工作。 　　在他的信件和日记里，这个美国医生描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怎样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先占领六个县，以便迎接从康藏地区来的朱德将军的部队。在徽县县城和附近村镇，家家户户腾出空房来款待朱德的部队，第一方面军运来了粮食和四万套冬季军服——红军被服厂制造的，来迎接他们。 　　一个农民快步跑了四天，给第一方面军送来朱德将军的第一封信，然后带着回信步行而归。 　　据马海德的记叙，朱将军的先头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抵达徽县，但没有停留便继续前进，以便给后续部队留出地方。 　　第四方面军的一批部队和朱德、张国焘在八日到达。其余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在第二天到达，贺龙和萧克的第二方面军因为担任掩护，在十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才到达。 　　马海德说，这批部队情况相当良好，装备精良。由于一路上不断作战，每一个人都带着额外的步枪、机关枪和军服。人数太多了，四万套新冬装都不够分配，只好再赶制。贺龙的衣衫褴褛的部队直到两个月后才穿上新军装。 　　马海德描述说，朱德将军“瘦得象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他接着说，朱德换了一身新军服和大衣，可是直到到达陕北保安——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司令部——才把胡须剃掉。 　　马海德在一封信里写道： 　　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的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 　　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朱德刚走进设在徽县的司令部，第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就打电话过来。朱德非常激动。第二天黄昏——为了避免天天都来的敌机轰炸——红军在当地的会师大会开始了! 　　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 　　已经有一批西安—兰州公路上的长途汽车被缴获过来，输送伤病员。第四方面军的战士都是农民，他们从没见过汽车。尽管有病，他们也害怕坐汽车，宁肯步行到医院去。…… 　　十月二十六日，沙河镇举行了全区红军的集会。林彪和其他领导人就西北局势，红军和日军之间的形势，日军继续进攻绥远的情况，作了全面报告。蒋介石有十个师在胡宗南和王均的指挥下在甘肃跟红军作战。 　　几个月以来，红军一直号召国民党这几师人与红军组成统一战线，对日本作战。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少帅张学良也继续命令东北军和红军作战，但是有很多部队反而参加了红军，红军现在就有了一个骑兵师，整师人都是原来的东北军骑兵。 　　早在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便曾下令红军，除了自卫之外，不得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应当加强统一战线的宣传。他还命令，不要再吸收东北军加入红军。十月二十七日，红军从敌军面前撤退，政治工作人员则到处张贴组织统一战线的宣传画。而胡宗南反倒增援几师人大施压力。马海德在他的日记里叙述了这以后的情况： 　　十月二十九日。有消息说，胡宗南的四个师正要包围我们。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部署和计划。……胡宗南的一名骑兵军官今天到我们司令部来说，他奉命于明天早晨十一点钟在某地向我们进攻。这名军官说，因为胡宗南一向坐飞机监视部队行动，他只好带部队作一次假攻击，不过他建议我们最好在早晨六点钟穿过他的防区，以便有五个钟头的宽裕时间。这一事态迫使我们不得不敢变计划，开始在白天迅速行军。敌机发现了我们，开始轰炸。它们炸毁了好几个小村子。 　　十月三十日。在红军军事学院第一次听朱德演讲。他讲得清楚明了，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要求学员们日夜不停地学习，以便迎接中国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所面对的伟大工作。贺龙也讲了话。他可真能鼓动!声音洪亮，讲解清楚，还带有许多表情，就是那些情绪低落、筋疲力竭的人听了也会斗志昂扬起来。 　　十一月一日。赴党西北局。……在那里看到十月三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徽县惨败。其实，在徽县，朱德的队伍未经一战便集结起来。毛泽东却在保安，离徽县有一千三百里远。 　　十一月三日。在山洞里躲空袭，遇到投奔红军的东北军两个团的几名军官，就在空袭之下，跟他们谈了三个钟头。他们和他们的部队都希望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后来又和他们的部队谈起来，士兵们显得忧愁和沮丧，因为红军派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宣传统一战线的原则。在山坡上听了朱德对这两团人讲话。朱德说明，让他们归队去说服同伴加入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紧急而必要的事。朱德讲话时毫不装腔作势，非常严肃，也很有说服力。他把思想整理得极有条理，象教师一样，慢条斯理地叙述出来，还经常重复地讲。那些满怀悲伤和期望的士兵终于围到他的四周。朱德真象慈父。他珍爱所有士兵。……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一日。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的指挥员连日与朱德和参谋人员开会。蒋介石的军队仍然全力向我们扑来，可是我们拒绝再退。大战之前，红军总要有一连串的会议，要向红军战士说明为什么要撤出那么一大片地区……那是为了保全愿意抗日的军队，争取敌军参加统一战线，王均在飞机失事中毙命。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朱德在四川时就认识这家伙。……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战斗结束。红军在夜间趁着轰炸机不能出动，进攻敌军。宁夏平原横扫过来一阵寒风，红军战士的手都冻僵了，既不能扳枪机，又无法拔掉手榴弹上的弹簧，索性展开白刃冲锋。许多人抓到了白军，把他们缴了械，有的人就把棒形手榴弹当棍子使用，专敲白军的脑袋。红军骑兵(原属东北军)追赶一团乱得鸡飞狗走的白军。周围几里地的道路上满是敌军尸体。我仅在一个山谷里就看到一百五十具白军尸体，其他地方还有几百具。好几百白军跌死在深谷和空井里，我们费了好几天工夫才用绳子把他们吊上来。 　　听俘虏说，他们是从湖南坐火车来的，下达的命令是开往绥远抗日。等到下车来打红军的时候，上级答应说可以发双饷——可是从来没有拿到。他们说，法西斯分子渗进了部队，散布所谓红军暴行的谣言，强迫大家打仗。俘虏们现在待遇既好，又受教育，每天跟着我们部队一起上课一起听戏。胡宗南也正在整顿他的部队。 　　十二月三日。我又回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保安。朱德和毛泽东以及参谋人员会合后，就举行了长时间会议。听到人们谈起张国焘，都说他“狡猾”。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史诗般的长征结束了，距离从江西宽田出发的时间，正好是两年一个月零十九天。重新合在一起的有战斗力的红军现在约有八万人，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时的战斗力不相上下。来到西北的平原和山区以后，它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在延安——它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成为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国焘终于被提交到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他虽然协助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却违反了它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在他的下属以及被他当作俘虏的朱德、刘伯承和其他人的指证下，他和他的亲信还为自己辩护。 　　在这次审查中，朱德将军丝毫没有提到他在张国焘手中所受到的待遇，只把自己的讲话限于指摘张国焘违反红军和党的原则和政策。张国焘满口好话，心怀鬼胎，为对待朱德的行为表示歉意，并且接受委员会的决定，加强学习，改正错误。 　　一九三八年夏天，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有一批到延安磋商军事问题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把张国焘偷带到汉口，他在那里加入了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的组织。① 　　跟朱将军谈论这次事件的时候，我有一次提到，竟有成千上万中国人积极地帮助日本人征服中国，而甚至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也参加了特务组织共同打击中国进步力量了。 　　朱将军答道，中国现在是个半封建国家，而且一百年来，在列强压迫下还成了半殖民地。他说，在这一世纪里，中国政府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肮脏工具。北京、南京和上海始终是以高价向外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计划的温床。 　　他指出，中国的卖国贼总会比其他革命国家多一些，这是因为地方太大，人口太多了。 　　“美国在革命战争中，也曾经出现过大批卖国贼，”他提醒我说。“即或你在学校时没有人向你讲过，但在你们自己的解放战争中，的确有大批美国人积极为英国人服务。再想想把西班牙出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佛朗哥和他的部下吧!再想想十月革命时投降资本主义国家打本国人的白俄吧!看看印度，看看朝鲜，看看全世界，你就可以发现总是有人为了权力和金钱而出卖本国人民。 　　“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人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为我们军队招致了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党和军队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胜利，这一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都将会发生影响。” 　　① 张国焘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随同国民党官员祭黄陵时离开解放区的。——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