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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中央红军计划到懋功与从四川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以便向中国北部作最后的进军。在地图上，从大渡河到懋功不到一百英里，可是直到七个星期之后，两支部队才在那里会合。 　　光是为了翻越大雪山，就准备了十天；翻越过去之后，又休整了一个星期。 　　出发之前，还有过几场战斗。藏军一团人从打箭炉一带开过来，增援川军。藏兵穿着羊皮袄，汉人军官也一身皮里军装。军官甚至连小老婆都随身带来了——满脸娇气的女人周身珠宝，裹在白羊皮袄里，也跟她们的主人一样，骑着健马。红军既然需要，没过多久就把这一团人——连那些小老婆在内——的皮衣部扒了下来。他们还缴获了马匹以及那些军官随身带着的现洋。 　　在准备翻越大雪山的最初几个山头时，朱将军发出命令，指示每一个人都要尽量穿暖，携带十天的粮食和柴火。 　　命令中提到十万敌军正在泸定和甘肃之间的康藏地区集结的消息。对此，朱将军说： 　　这些部队战斗力极差，过去都在红军面前吃过败仗。他们不可能修筑新的工事，在凛冽的寒风中警卫，或者持久作战。我军则具有优势的战斗力，我们的部队和政治领导人积极勇敢，我们确信有击败他们的把握。 　　命令接着提到在大雪山中所要采用的战术。大雪山“路窄而且险峻，部队部署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部队行军每天不得超过六七小时，要准备制作担架，有某些地区还要使用白色伪装。过河的时候，要夺取敌军的船只，或者准备皮筏和木筏。必须避免从正面攻击敌人，要周密筹划夜袭，攻击一经开始就要“全面发动，连续不断，直到敌军的抵抗力完全瓦解为止”。 　　这项命令连同其后十八个月内朱将军的其他命令、报告、信件和文章，都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令人信服地记载了康藏交界地区落后、原始的生活。其中有一些写在大致裁成方块形的军用地图的背面，有一些写在中国人过年时使用的五颜六色的廉价薄纸上，有一些写在又厚又粗、上面还有藏文图样的藏民用纸上，或是写在从军用日记簿撕下的纸页上。另外还有一些写在几张大的粗纸上，原有的藏文已经用水或者化学药品洗得大致不见了。 　　朱将军有一篇文章大概就是在发布这项命令的前后所写的，题目叫做《如何争取敌军参加反日反蒋战线》，里面引用了一个川军俘虏所写的家信，很有意思： 　　我在川军的时候，长官告诉我们说，红军抓到俘虏，先割去舌头然后再处死。我们全连人都被俘了，可是连身都没有被搜过。一名共产党员跟我们谈话，问我们有多少有钱人是当兵出身的，我们说当兵的就没有阔佬。他问我们，给军阀打仗，自己和全家可以拿到多少钱。我们说，家里的税反而越来越多，我们经常有几个月不发饷。他问我们为什么给军阀打仗。我们说，下了命令，谁敢不听。他说，我们帮了军阀地主的忙，军阀地主是蒋介石和日本鬼子的走狗，我们打的是跟我们一样的穷人。他要求我们参加红军，但又说，如果不愿意参加，红军可以发给路费，让我们回家，我们现在加入红军了。它跟川军可真是两样。长官和战士一块睡，一块吃，哪个长官也不能打战士。我们还上课、开会和唱歌。 　　因为朱德将军公事繁忙，没有时间跟我详谈这段时期的生活，他提了几个可以详述长征情况的人的名字，并且把他自己所写的重要材料交给我用。 　　一名跟我聊天的政治工作人员说，他以为最难爬的一座山要算库卓山，它并不象别的山峰那样高达千仞，可是山上森林密布，遮盖得连一丝光线都不透。部队在大雨倾盆中爬上这座山，满地泥泞，身子一直陷到臀部，要攀着树枝才能拔出来。 　　“翻过这座山，”他继续说，“夹金山就更厉害了，我们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山。到这座山之前，我们已经爬了好几座大山，大家筋疲力尽。爬山之前，朱德将军检查了每一个部队，看看我们的鞋子，掂掂背包的份量，询问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指令医疗队走在最后，照顾那些身体不支而掉队的人。他鼓励我们作最大的努力。 　　“夹金山终年积雪。山谷间悬有巨大冰柱，到处白雪皑皑，一片寂静。我们身上的东西实在太多，每个人都要带十天的粮食和柴火。说起粮食，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多半是青稞，我们自己还存有一些荞麦和辣椒。我们把粮食装在干粮袋里，斜背在肩头。朱将军跟大家一样，也背着一份。他有一匹马，可是给伤病员骑了。 　　“如果我们能买到大米，就不会受那么大的罪，死亡那么惨重了。主食从大米换成青稞，就给部队带来了痢疾和种种胃病。吃了青稞，又照样拉出来——根本不能消化。另外一种折磨是虱子。只要在老百姓的茅草屋借住一夜，虱子就好象从地里钻出来一样，向我们展开全面进攻。人人有虱子，人人捉虱子。 　　这么多人谈起翻越夹金山，要算董必武谈得最形象化。董必武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五十多岁，很有学问。提起翻夹金山，他说道：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简直没有路，可是农民说，少数民族经常从山丛中下来抢劫，他们既然能翻山，我们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用手势和拍打鼓动大家继续前进，表示山口就在眼前了。 　　“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我们大家都筋疲力竭地躺下休息，朱将军却照往常一样，到四处巡查。他一路上和部队一同跋涉，疲劳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却是无论如何中断不了的。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牛肉干给我，他见人便鼓励说，我们已经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还有几天就可以到懋功了。 　　“为了避开敌人的轰炸机，我们在半夜就起来了，开始爬第二个山头。天下着大雨，后来又变成大雪，冷风象刀子一样吹打我们的身体，又有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之中死去。 　　“提起这座山的最末一个山头，真令人胆寒。我们估计，从山脚到山顶共长八十里地。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沿路，我们不停地弯下腰去，想拉他们站起来，可是发现已经咽了气。 　　“我们终于来到一处山谷，发现了几间部落人住的房屋，不由得都往那里聚拢，为重新发现人烟而欢呼起来。因为我们是汉人，部落里的人早就逃遁了，几百年来残酷压迫的结果，使得他们戒惧和仇恨每一个汉人。我们部队中有一些彝族人，可是他们也不懂得这个地区部落人民的语言。 　　“我把日子都过忘了，不过，大概在六月中或者六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一处满布部落村庄的山谷，到处是用牦牛皮撑起来的帐篷和茅草屋。大片的田地里，种植有大麦、小麦、小米和豌豆，还有成群的猪羊和牦牛。我们尽力和部落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从他们那里买到食物。我们付现款。 　　“那时候，伤病员太多了，我们主力部队决定休整一个星期，由彭德怀率领十一个团前进，以便在懋功、两河口、理番和茂县地区与我们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联络。第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好几个月，可是我们在到达该地区之前，还要经过不少高山大河。这些山倒不象已经爬过的大山那样险恶，但这整个地区到处都有强悍的藏族人，我们每前进一步，他们都要打。” 　　跟着彭德怀先头部队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员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我们在黑水河附近跟藏族人打了四天，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卫固的残破小村庄。村里人都跑光了，河上的绳索桥也被割断了。他们爬到卫固村后面的悬崖峭壁上，对着我们往山下抛大石头，彭德怀不得不派人去赶走他们。 　　“悬崖上、山坡上到处吹起了部落人号召作战的号角声：‘呜——呜——呜!’ 　　“排队正在建造浮桥，只见对岸山上冲下来一列武装纵队，边跑边嚷，可是河水咆哮声太大，无法听见他们嚷的是什么。他们中有一个人用纸条裹着石子，隔河扔过来，上面写道： 　　“‘我们是红军第四方面军。上游四十里的银宁有一座绳索桥，可以过河。’ 　　“在去银宁的路上，经过了好几个空无一人的村庄，藏族人仍然从悬崖上往下抛大石头。银宁的河面比卫固还要宽，吊桥也断了。我们又发现了在对岸行军的队伍，他们来到河边以后，由跟随队伍的一名藏族向导隔河扔过一封信来。那是徐向前写的信。 　　“我们全体撤回卫固，工兵部队搭起一座浮桥，我们渡过黑水河和同志们会师。大家拥抱，高唱，流泪。” 　　休整了一个星期，红军主力部队沿着彭德怀走过的路线前进。临出发之前，朱将军发布了这项命令： 　　环境虽很艰难，我们的军政教育工作仍然必须坚持，不能间断。必须遵守以下六项纪律：(一)服从命令；(二)动作敏捷；(三)严守时间；(四)爱护武器；(五)注意卫生；(六)对兄弟部队和部落人民要和气、尊重。 　　“对部落人民要和气、尊重”，真是一条难以遵守的纪律。行军途中不断发现尸体，都是彭德怀部队里因走累了或打累了而脱队，被部落人民杀害的战士。 　　我问朱将军当时他的看法如何，他答道： 　　“进攻的时候，我们尽力把部落战士撵走，而不杀害他们。我们对他们的家庭一碰都不碰，不拿任何东西，希望他们了解我们并不是敌人。彭德怀的部队在跟部落人民的关系上，后来获得极大的成功。他甚至在广大地区内组织起部落人民政府——和我们在江西的办法一模一样。”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和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这支饱经艰辛、形容憔悴的南方部队散了队伍，直奔他们的同志而去，又是喊叫，又是哭泣，又是高唱。许多人高兴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七月二十日①，在倾盆大雨中，他们列队开进懋功地区的两河口，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到处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村落间拉起了军用电话线，草原上搭起了讲台。 　　这次大会的经过情况以及随即举行的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是由好几个人讲给我听的。 　　朱德和毛泽东在滂沱大雨中走到村外，等候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他们已经和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及其他指战员详谈过，所得知的情况颇令他们不安。 　　一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把当时的局势说明如下： 　　“红军第四方面军共有五万人，都是从四川、河南、湖北来的彪形大汉。有的是贫农，有的当过农奴，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他们在作战时发挥过英雄主义，而且也受过苦。张国焘在物质方面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吃得好、穿得暖，可是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一般性的教育或政治教育。张国焘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派去当政委的。他的任务很明确：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以免它变成任何有野心的军事领导人的工具。 　　“张国焘把红军第四方面军变成了他自己的工具。他仿效国民党的老一套办法，建立起一个有势力的军官集团，作为私人亲信。他按照国民党的办法组织军队，连军衔都照搬过来。他为自己及其亲信集团建立了特权，例如吃最好的伙食，穿最好的衣服，还留下三十匹马给自己和卫兵用。 　　“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中央红军的少数将领当然都各有一匹马。毛泽东因为生病，是骑马的，只有一名卫兵。朱德也只有一名卫兵。除非他要检查部队，朱德一向把马让给别人骑。我们经常向他抗议，因为他在整个长征中要指挥全军，可是他说，他天生来身体还结实，而别人的确需要他的马。 　　“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离开江西之前，我们曾与一百万敌军打了好几个月。我们的队伍离开战场马上就开始长征。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行军，穿越平原、高山、大河，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把大部分伤病员留给了农民；我们一路上还留下许多连队以发展游击战；所以，到达懋功的时候，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 　　“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象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张国焘的傲慢态度从一开头就很明显。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他骑着马带领三十名骑兵卫队，活象演员在舞台上亮相。朱德和毛泽东奔上前去接他，他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朱将军在对集会部队的讲话中，盛赞张国焘的多年革命历史；而张国焘在讲话里向他的部队介绍朱德时，只说‘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 　　“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决定所有红军的政策和纲领，战略和战术。党已经决定长征到中国北部。会师之后，作为领导机关的政治局准备在两河口召集会议，以便制定继续北上的路线。张国焘不顾这些事实，就在对部队的讲话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纲领，声明川康交界地区地域广阔，乃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地点。 　　“我们当初决定长征，并不是打算在康藏边界的高原上定居下来，同时却眼看着日本占一省又抢一省，眼看着国民党卖国贼继续投降。 　　“当然，在每一次大的革命高潮中，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并且会犯错误。但问题必须解决，错误必须改正。因此，政治局会议坦率地谈到了第四方面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可是张国焘不是一个虚怀若谷、愿意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的人。他甚至于傲慢地夸耀他的五万人的装备如何精良，而我们的部队损失如何重大，装备如何低劣。他是在暗示：只有他这个人才能领导红军。他反对执行北进政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在川康边区扎根，然后发展为革命根据地。 　　“会议辩论得很激烈，在散会之前，张国焘终于保证改正第四方面军里的军阀习气和做法。可是他以蒋介石在我们长征路上投入了十万兵力为理由，继续反对北上。他说，上上之策是沿着原路回到雅安附近的天全，占领藏人城镇打箭炉，在西康省建立政权。他的意见被否决，会议重新确定了北上政策。 　　“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我们最后妥协到把部队分为两路纵队，向北进发。第一纵队，或称东路纵队，由毛泽东率领，队伍是从南方开来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二纵队，或称西路纵队，由朱德率领——刘伯承任朱德的参谋长——包括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和我们的第九和第五军团。 　　“我们立刻出发。我们东路纵队到达了离松潘七十里地的毛儿盖，在那里休整三个星期，一方面准备穿过大草地，一方面等候彭德怀的队伍开上来。彭德怀的队伍去为全军寻找粮食去了，还把部落人民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府。 　　“西路纵队开到发源自昆仑山脉的一条湍急的大河前面，队伍停住脚步，搜索渡河的地方。张国焘宣布，这条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办法。他坚持朱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在华西名传遐迩，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朱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 　　“朱将军和刘参谋长说，渡河的地方是可以找得到的，即或渡不过去，西路纵队也可以到毛儿盖与东路纵队合并，继续长征。当天晚上，张国焘带着第四方面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抓了起来。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 　　“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 　　“朱将军答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的第二项命令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将军答道： 　　“‘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 　　“张国焘说，他要限定时间让朱德重新考虑，如果还拒绝这两项命令的话就枪毙。朱将军答道‘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有许多因素使张国焘没有执行他的恫吓。首先，那里还有红军第九和第五军团，他们打算抢回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再跟东路纵队合并。张国焘警告他们绝不许抢!面对着这种很可能在中亚高原上引起一场血战的情况，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最后还是跟张国焘原路而回。 　　“西路纵队在张国焘率领下，回到西康省，一直在那里驻到一年以后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三万五千人开到该地为止。贺龙的队伍是沿着中央红军所经过的路线单独长征的，他们没有象我们那样翻大雪山，而是一路西进，绕过打箭炉，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 　　“贺龙和他的政委萧克②了解了事件原委，并知道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尽量对张国焘容忍以后，贺龙便郑重劝说张国焘，应该让朱德复职，率领全部红军北上。那时，毛泽东的队伍已经到达西北，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根据地，直接阻拦住日本可能的进路。同时，全国的政治局势也比较对革命有利，而西康的粮食情况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答应下来。朱将军至此才重掌兵权，率领红军北上和毛泽东会合，张国焘则始终还掌握着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队伍还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 　　朱将军从未向我提到他这一年在西康实际上作了张国焘的俘虏的事。我们谈到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时候，日本已经侵入长城脚下，朱德上了前线。我因此只有仰仗其他的人，以及他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军事和政治文章。这些资料证明，朱将军在西康这一年中不仅专心致志地写作，而且尽一切可能帮助张国焘同四川军阀的部队进行斗争。 　　他在这一段时期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对军阀部队的性质作了分析，另一篇显然是在西康西部的甘孜写的，但未注明日期，文章讨论在大雪山中作战的战术问题。 　　朱德通过他的收音机还熟知天下大事。这从他对阿比西尼亚③军队所采用的战术和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事所作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一份注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文件，是一篇很长的对川军的公开信。行文简洁有力，一开如就对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直到当时的独立斗争作了历史的分析。 　　这封信不仅分析到东京和南京缔结的臭名昭彰的塘沽协定，而且分析了一九三五年七月签订的何梅协定④，南京政府在协定中同意全力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 　　这项文件一方面表现了朱德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精辟见解，另方面表现了他在那样令人沮丧的环境里，还以最大的热情来继续进行斗争。下面是文件的摘录： 　　阿比西尼亚人为了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已经两个月。阿比西尼亚虽然是个仅有一千万人口、三十万平方英里土地的国家，它的人民却仍然与在数量上和军力上比他们强过多少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 　　我们中国人拥有好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四亿人口，从黄帝到现在已有四千年历史。可是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拿起枪来抵抗日本鬼子，反而不断地向日本割让领土。 　　阿比西尼亚战争和日本入侵中国，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割和殖民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这些前哨战会逐渐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了。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将成为巨大的战场——它将成为帝国主义俎上的鱼肉。 　　我们大家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我们唯一的祖国。我们怎能奴隶成性，而根本不考虑挽救自己的国家以免毁灭呢?你们四川将领拥有几百万军队和精良武器。你们为什么不起而仿效小国阿比西尼亚，光荣地为独立而战斗呢?祖国英勇的人民为什么不站出来为祖国的生存而战斗呢?……卖国贼蒋介石情愿为帝国主义开路，摧毁或禁止一切抗日团体，借此向日本帝国主义表示忠诚。难道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中国人愿当亡国奴吗? 　　信中还提出一项建议，呼吁川军与红军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实现三项条件：(一)结束内战；(二)在川军的全部区域内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利；(三)保障人民有组织和武装自己成为抗日志愿军的权利。这封信最后写道： 　　如果你们接受这些条件，请派代表和我们会谈。如果你们继续接受卖国贼的命令，向我们进攻，并且继续执行蒋介石的迫害人民和围剿共产党的命令，你们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为帝国主义鸣锣开道。……抗日的责任现在落在中国民众的肩头上，如果你们愿意打日本，就不要惧怕民众，而是必须跟民众和衷共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们的目标是飞黄腾达，发财致富，如果中国被毁，你就是家财万贯，拥地十万亩，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们拒绝我们的建议，继续卖国，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伥，其后果必然是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你们就不能逃避人民的惩罚。现在是你们决定选择哪一条道路的时候了。 　　四川将领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很明显的，不但从历史上，而且从朱德在红军和杨森的部队在西康的天湖和民雅交过两次锋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两次战斗中，川军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 　　这篇文章有好几页提到如何对待和教育俘虏。文章写道，在俘虏被解除武装之后，应该把他们分作两部分，军官是一部分，士兵又是一部分，各有驻营的地方。对待“士兵要和蔼，对于军官要监视。”经过仔细甄别以后，政治觉悟较高的士兵可以先予训练，然后再要求他们参加红军。对待士兵的办法如下： 　　我们必须先安慰士兵，问他们老家在哪里，未当兵之前做什么事情。问他们每一个人，给蒋介石打仗可以拿多少钱；受了伤，有什么待遇；阵亡了，他家里能拿多少钱；如果既没受伤又没阵亡，他自己能拿到多少钱。回答总是一样的——什么也拿不到”，可是我们必须一问再问。我们必须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问完之后，我们必须利用这些事实向士兵证明，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他有了阶级觉悟之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政策和行动跟国民党的比较一下；把国民党的原则和行动跟共产党的比较一下。哪个党、哪个军队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的，哪个是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的；谁教育和提高士兵，谁使士兵过得暗无天日；谁亲日，谁抗日。 　　我们应该从士兵面对的现实生活着手：自从他给地主和资本家干活以来，自从他当兵以来，受了多少迫害和凌辱，咒骂和殴打。我们不应该忘记，士兵在白军里生病受伤，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照顾，听凭他死亡。离开白军之后，他分文没有，无家可归，还要纳重税，就是能借到些钱，也要付出很高的利息。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都讨论清楚，把它们跟我们部队怎样对待士兵作一个清楚的比较。 　　有些俘虏一定要加入红军，有些还愿意回到原来的部队以便从内部领导起义，有些则要回家乡去从事某种革命活动。对那些愿意回家的，应该先教会游击战术和分地主土地的办法。对那些只愿意回家看望亲属的，也应该教他们怎样组织游击部队和分地。那些愿意打日本的，可以在红军内进行教育。就是那些职业化的老兵也要给予充分的教育以后再释放，因为他们在旧军队里很可以起宣传作用。 　　分地对于被俘士兵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自苏区，家里曾经分到过土地。他们大都是被军阀绅粮强征当兵的，也有些跟红军打过好几年的仗。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打，一再对我们说，他们的军官经常告诉他们，被红军抓到就要开膛划肚，所以不得不打。另一个不得不打的原因是高级军官要下级军官对开小差事件负责，下级军官因此对属下每一个人都时刻监视着。 　　在处理俘虏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粉碎国民党传播出来的各种滥调。我们必须让俘虏认识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意义。 　　朱德将军被软禁在西康这一年的生活情况，从他的一名参谋所讲的一件事里可以想见得到： 　　“红军是由熟悉各种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他们剪牦牛毛和羊毛来纺织，制成毛军服，还做成皮衣和皮靴。地势太高，空气稀薄，水烧不到一百度就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煮饭的时间尽管很长，但煮成的饭仍不免是夹生的。…… 　　“在一次战斗之后，我和朱德带领一支小分队沿着山径前进。路上出现一群部落人民居住的黑帐篷；在汉人部队到达前，部落人民早已带着粮食逃走了。我们走进一个帐篷，发现我们打前站的十五名战士，他们围着一堆早已熄灭了的灰烬，盘着腿席地而坐。我们叫他们，但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低着头，象是一座座雕像。我们前去搀扶，他们早已冻毙。在另一个帐篷里，我们还发现六名战士围着一堆余烬坐在那里，每个人的背上都中了一枪。” 　　① 应为六月十六日。——校注 　　② 贺龙原率领第二军团，政委是萧克。第二军团后与第六军团会师，组成第二方面军，由原任第六军团政治委员的任弼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译注 　　③ 今埃塞俄比亚。——校注 　　④ 由何应钦和梅津签字。——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