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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

一九七五年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来约我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我欣然从命，因为，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翻译一本名著。 　　那天，我与范用的谈话情不自禁地转到了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我们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初次读到《红星照耀中国》时的欣喜若狂的情况。虽然经过了战争年代的流离颠沛，范用至今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四十多年前出版的初版中译本。“是红布硬面的精装本”，他特别这么加了一句。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中译本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上海出版时，并不叫《红星照耀中国》，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西行漫记》。它意味着这是作者从当时的北平往西行，经过西安，进入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写的漫记。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行漫记》曾经是一本禁书。谁被发现看这本书，就有可能被认为有共党嫌疑而被抓起来的危险。然而，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越来越广，如当时中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指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有的因此而千里迢迢，排除种种艰难，奔赴当时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当时当地，不论是深陷敌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谓大后方，参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当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造谣，红军的真实情况很难为国内外人士所了解。为了报道红军的真相，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从北平(即北京)出发，秘密进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开始了他为期四个月的采访生活。他首先到了当时根据地的临时首都保安，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作了亲切的交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已经是国共两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最后，他冒着炮火重新回到保安，又辗转回到北平。他同根据地军民一样吃小米，睡土炕，广泛地了解他们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带着大量采访笔记本和胶卷回到北平后，首先为他所服务的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又汇编成一书，书名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不久前曾深情地回忆，说：“美国朋友斯诺是第一个进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根据地，第一个了解我们根据地的外国人。他是个新闻记者，把我们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人民。使他们了解了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红军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政策是什么。这位美国朋友作了对根据地的情况非常忠实、客观的报道。他是我们最好的，也是热爱我们中国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它一问世，便轰动了全世界，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发行了五版，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在美国，此书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在伦敦，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这部书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当时，在上海这个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孤岛上，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胡愈之组织了一些新闻界同行自筹经费，以最快的速度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这个中译本不仅轰动了国内，而且很快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出现了此书的无数翻印本。 　　对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他一九二八年初来远东的时候，是个充满幻想，寻求东方异国情调的青年，并不想在中国久留。但在看到了连年灾荒，军阀混战，外国侵略下中国人民的苦难以后，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不起来反抗?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的时候，他的足迹就从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个世界。他实际上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到了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去了。他初到上海时，只有在中国最多停留六个星期的计划。他万万没有想到，直到十三年以后，他才离开中国他这个第二故乡回到美国。 　　在斯诺毕生的著作中，中国这个主题占了绝大部分。但是，人们几乎公认，在全世界范围内，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红星照耀中国》了。他在以后的著作中曾经承认，他的这本书可能要对某些人因此而丧失生命负责。他在写这本书时，才不过三十二岁，他的一生经历也表明他自己也不能免于这种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的国际影响，也许可以用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同它相比。同样是关于一个国家革命的客观权威报道，但是里德的书写的是关于一场成功的革命，而斯诺的书写的是关于一场尚在进行中的革命，这场革命不说是受人误解的，至少也是不为人所知的。正是《红星照耀中国》，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揭开了谣言、谎言、诬蔑的重重帷幕，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指出了它最后的必然胜利，难怪它这几十年来一版再版。即使在今天，红星早已照遍了中国大陆，这本书仍是世界人民要了解中国的必读著作，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我的中文重译本自一九七九年出版以来，也已发行了一百六十五万册。这说明，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这本书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 　　在中国人民的友人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谨以此短文，作为我对他的纪念。 　　(原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82年第2期)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