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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西行漫记》重印出版的时候

董惠芳 董寿琪 董霞飞 董云飞

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区域的西方新闻记者。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他冒着风险，历尽艰辛，在陕甘宁苏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实事求是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闻名全球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就是他这次历史性采访的忠实记录。一九三六年是中国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的一年。在事隔四十多年后我们祖国又一次进入新的伟大转折时期的今天，《西行漫记》这部作品重新在我国出版了。这确是十分使人高兴的。在这令人喜悦的时刻，我们不由得想起，父亲董健吾(原上海市人委参事室参事)生前曾给我们子女讲过，斯诺是怎样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从西安进入苏区的片断情况。父亲是当年秘密护送斯诺的参加者之一，即斯诺笔下同他戏剧性会见的那个“王牧师”。为了庆贺《西行漫记》的重新出版，我们将父亲讲过的这段往事，作一追述。 　　事情还得提前一点说起。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父亲奉地下党之命去瓦窑堡执行一项紧急的送信任务。父亲途径西安就住在老同学禁烟督办钟可托家中。那时正值三九严寒，偏巧天公不作美，大雪纷飞，冰封通道，父亲在西安耽搁了一个月，而天气仍无转机，心里非常焦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亲就通过钟可托的引荐，以“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去见了当时国民党“剿共”军副司令张学良。经过这次会面，父亲结识了张学良，并向他借得了私人飞机，仅花半个小时就飞抵了肤施(即延安)，很快把信件送交给秦邦宪、林伯渠等党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三六年某月中旬，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要物色一位同志去西安，秘密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进入苏区。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西安，西安处于事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要想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封锁线到达目的地，会遇到很多困难。正在这时，父亲从陕北完成信使任务返回上海，组织上考虑到父亲能够驾轻就熟，并谙英语，就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他。 　　在临走前，党组织责成父亲同有关方面(即宋庆龄副委员长)商定在西安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方法及此行身份。当时决定父亲以牧师身份出现，便于和外国人交往接触，让外界人士看起来比较自然，也可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怀疑。还研究了进入苏区是走陆路还是坐飞机的问题。如果象上次那样搭乘张学良的座机，那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用飞机送一个外国人进苏区，既招摇又显眼，会带来麻烦。考虑到这一点，就决定作陆空两手准备，要父亲根据具体情况，与前来接应的同志相机行事。 　　父亲一到西安就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西京招待所。他随即查了旅客登记表，看见斯诺之名已赫然在册，内心甚为高兴。于是就按照原定计划，去“拜访”斯诺。一见面，父亲就向斯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同他对了暗号，由父亲先问他：“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则说：“她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双方再出示信物，即各自拿出印着英语诗句的、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拼对相符，才算是接上了关系。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穿着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象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据父亲的回忆，他同斯诺相处，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却一见如故，相互之间谈得很坦率，很诚挚，很投机，很融洽。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后来，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和刘鼎同志(即《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很快就来找父亲。父亲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在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认为坐飞机走容易暴露目标，不如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让刘鼎同志陪同斯诺出境。计划确定后，父亲就立即去通知斯诺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了一辆挂窗帘的汽车。父亲还陪同邓发、刘鼎同志和斯诺一起，乘坐这辆汽车，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借口，去郊外面谈。父亲当了他们之间的翻译。在谈话中，邓发同志代表中央对斯诺此次不辞辛苦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并把商量好的行动办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斯诺表示，只要能早日上道，不怕路上艰苦，请中央不必担心。随即，在一天清早，父亲陪同斯诺驱车到郊区，然后在那里改乘事先准备好的军车直去苏区。当时斯诺带的行装很简单，仅小皮箱一只，毛毯一条。他在调乘军车时，感情有点激动，紧握父亲的手，依依不舍，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互祝“好运”而别。父亲伫立在车后扬起的黄土尘中，与斯诺互相挥手示意，久久不忍离去。 　　在西安秘密接待斯诺并带他引上通往延安的道路，不过是斯诺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全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前奏而已。但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斯诺先生那种刻苦朴实、平易近人、追求真理、热爱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全国解放后，父亲曾多次向我们表示，他一定会见到斯诺先生的。一九六〇年斯诺来中国，父亲虽然没有见着他，但是后来听到从北京传来的信息说，斯诺还惦记着“王牧师”呢。每当他讲到这点，他总是发出会心的微笑，他是多么想老友重逢，畅叙旧情啊。一九七〇年，斯诺再次来中国。那时父亲已在病中，他还常常翻阅报纸，注视着斯诺的行踪。当他得知斯诺来到上海，他更是高兴万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父亲进行迫害打击，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和摧残，大大损伤了他的健康，病魔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不幸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去世。父亲想见斯诺的宿愿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他在生前表示坚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原载1980年2月26日《文汇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