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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虽逝 友谊长存——回忆斯诺先生病重的日子

张贻芳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斯诺先生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他在病魔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坚毅顽强的精神以及他那热情友好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斯诺先生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一九七二年一月底，在日内瓦莱蒙湖滨的一幢别墅里，斯诺先生躺在病榻上。他在胰腺癌手术后病情突然恶化。我们中国医疗小组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嘱托，在马海德博士的率领下赶赴日内瓦。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带着焦急的心情在日内瓦下了飞机，立即驱车前往斯诺先生的住处。日内瓦上空阴云密布，瑞雪飘飘，斯诺夫人早已备好热茶在等候我们了。 　　斯诺先生的别墅整洁，但并不豪华，处处体现出主人高雅的风格。底楼是书房，这里除了沙发和坐椅之外，几乎全被书架所占满。墙上挂着一九三六年斯诺在保安为毛主席照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一九七〇年访华时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这间书房后来就成了我们开会、讨论病历、交接班的医护办公室。 　　斯诺的卧室在楼上朝南的一个套间里，外间是会客室，这里就成了我们守护斯诺先生的工作室。 　　我们的到来，使斯诺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床上坐起来，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医疗使者。我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告诉斯诺：“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派来了医生和护士，来探望你。”斯诺听了大声笑着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齐备了，只剩空军了。”意思是说他很快就可以去北京了。我们用中、英、法语亲热地交谈着。但是为了让斯诺先生好好休息，我们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就下楼商量治疗方案，开始了抢救斯诺生命的日日夜夜。 　　我国已在北京医院为斯诺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给斯诺先生一家来京使用。遗憾的是，斯诺先生当时已经六十六岁，他胰腺癌手术后有广泛的腹腔肝脏转移，肝功衰竭，恶液质严重，食欲下降，已到疾病的晚期，是无法支持近二十小时的高空飞行的。因此，只得决定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马海德告诉斯诺夫人：“我们已准备在北京把医院作为你们的家，现在要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于是斯诺夫妇用的大床，被一张医疗床换掉了，房间也布置得整洁安静，窗台上摆着斯诺最喜欢的圣诞节一品红盆花。 　　我们医疗组六人分成两班，日夜工作，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 　　斯诺先生病重之后，身体日趋虚弱，营养对他是十分重要的。于是马老和斯诺夫人为他制订了合适的食谱。吃饭的顿数不固定，什么时候想吃就吃一口开胃的东西。我们是吃中国饭的，经常自己动手做饭。有一次吃馄饨，我们盛了一碗喂给斯诺先生吃，他笑了，虽然只吃了两个，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斯诺先生关心世界局势，即使在病情严重的时候，他还坚持每日收听广播，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他对中国的情况尤其关心。世界各地的变化，他都能及时了解，这和他长期的记者生活是分不开的。 　　他的责任感是强烈的，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我们望着他消瘦的身体，憔悴的面容，心里油然生起痛苦和尊敬的感情。 　　他的性格是坚强的，即使病情危重，他也要坚持生活自理。厕所就在卧室的外间，平时几步就可以走到的路，对身患重病的斯诺来说，却是艰难而漫长的路程。每次去厕所，他都气喘嘘嘘，周身颤抖，虚汗直流。但他从不叫夫人和孩子，更不叫我们陪同，每次都是用最大的毅力，扶着墙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谁要上前扶他，他都不要，一直坚持到他昏迷之后。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遍及全中国的时候，历尽艰险，为追求真理进入苏区。 　　大家知道，晚期癌症病人是痛苦的，但他从不愁眉苦脸，而是坚强地生活着。每天早餐后，夫人和子女就到他的房间，给他读报纸和各种有趣的刊物，他还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癌症的疼痛是十分难忍的，但是他从没叫喊过，他总是安静地躺着，即使睡不着，也从不叫嚷呻吟，从不麻烦别人。 　　他性格爽朗豪放，非常健谈。精神好的时候，常和我们谈起他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在中国经历的种种有意义的事情。他是那样的愉快，似乎忘掉了疾病的痛苦，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温暖之中。 　　马老与斯诺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斯诺常问他：“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作?”马老则亲切地回答说：“你会好的。当春天到来时，你就会重新提起笔来的。”这给病中的斯诺以很大的安慰。 　　我们在马老的指挥下工作，每天他都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不影响斯诺家的正常生活，马老提出，除治疗护理之外，我们应在外间进行观察，使他的夫人和子女有更多的时间和病人在一起。这使斯诺夫人极为愉快。 　　斯诺夫人待我们犹如亲人，她总是想方设法款待我们，书房桌上摆着巧克力和点心，暖水瓶里总是灌满开水供我们喝。夫人怕冻着我们，晚上叫儿子阿里斯抱来木柴，一块块填进壁炉里，红红的炉火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夫人还把她新买的黄色床罩和绿色枕套铺在床上让我们休息。 　　西安和阿里斯愿意看我们做饭，同我们聊天。有一次我们边做饭边说话，两个孩子议论着，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望着两个天真的孩子，我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即将失去亲爱的父亲。不过他们的父亲早已在他们纯真的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播种了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种子。这友谊，将象日月星辰一样闪着光辉。 　　病是无情的，斯诺先生已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了。正在这时，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从亚的斯亚贝巴专程前来探望斯诺先生。我们事先用了药，斯诺先生的神志才又清醒。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出了他，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高兴。他想坐起来，黄华忙把他的头轻轻放回枕头上。他们亲切地进行了这最后一次的谈话，斯诺先生竟高兴地笑出了声。黄华下楼后又和他的夫人与子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转达了中国人民亲切的慰问。 　　斯诺先生的病情在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八点钟，我们交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和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好，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都沉默不语。我们继续给病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极力进行抢救。但是，不幸的时刻还是来临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二点十六分，斯诺先生的血压降到了零，呼吸和心跳停止了，他与世长辞了。我们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伤的眼泪，我们为失去一位可敬的长者而流泪，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友人而悲痛。 　　我们给斯诺先生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并给他穿上了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的西装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我们还将别墅里所有鲜花都集中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先生安详地仰卧在花丛中，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走了过来，拥抱和亲吻了我们每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虽然，你们在斯诺的病体上没有作出什么奇迹，但是，你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减轻了他的痛苦，让他庄重地离去，这本身就是奇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在这里的表现。相信我的子女也会从你们认真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我们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 　　按照当地的习惯，遗体放置了三天，让人们瞻仰、吊唁。二月十九日，在日内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志方大使宣读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宋庆龄副委员长发来的唁电，接着斯诺先生的家庭医生戴蒙德先生、韩素音女士、马海德、沙布里等人致了悼词，赞扬斯诺先生光辉的一生。 　　斯诺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故人虽逝，友谊长存。 　　(原载1982年2月12日《光明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