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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斯诺一家朝夕相处的日子

张锦坤

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同中国褐色的群山，碧玉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它的一些曾经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留在一起……”。是的，在他患病的垂危时刻里，我们医护小组的同志们，代表着千千万万个信任他、尊敬他、爱护他的中华儿女，日以继夜的守护在他的身旁，一直到他在睡眠中庄严地逝去! 　　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对这位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此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虽然有所了解，但毕竟是不深刻的。这正如我们医疗小组的外科主任黄国俊同志曾写过的，“我们虽然来到了斯诺的家，但还不够了解斯诺，我们只看到斯诺虚弱濒危的躯体，却未看到他坚强而又高尚的意志。” 　　一九七一年底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洛桑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后，病情继续恶化，又加上抗癌药的强烈反应，使他与他的家属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但是，斯诺一再拒绝他夫人和亲友的劝告，不同意告诉中国。当我国得悉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切，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去瑞士抢救斯诺。我作为医疗小组成员，匆匆离开我的工作单位武汉医学院飞抵瑞士。当时，斯诺一家住在离日内瓦二十公里的一幢普通的乡间别墅里。在我们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斯诺接到中国治疗，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可是，斯诺先生一方面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但他又说：“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对这桩事，始终费解。一天晚上，我坐在斯诺的床边，看到他被腹痛、腹胀折磨得不能入睡，为他轻轻按摩腹部，给他服止痛片，但仍不奏效。我心里难过极了，对他说：“斯诺先生，让我们护送您去北京吧!那儿的医疗条件比这儿好，看到您这样痛苦，我实再无法忍受……”斯诺睁开了痛苦的眼睛，强忍着病痛，抓住我的手，反而安慰我说：“吃了止痛药，不是好多了吗?谢谢您的关心，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那会给你们增添麻烦的。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了，我干什么去呢?我不去!我不去!”。我听了他用微弱的声音，慢慢地安慰我，眼泪不觉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意识到，这样不好，便马上跑到隔壁的房间里，擦去了眼泪，待平静下来之后，又重新守护在他的身旁。 　　由于斯诺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癌细胞已广泛转移，不可能再远渡重洋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改变计划。正如医疗小组组长马海德大夫对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说的：“我们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你们的家，现在我们要留在这里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 　　当时，我们除带来我国的一些药物和医疗器械外，还从日内瓦租来了医疗气垫床和医疗器械，并购置了许多贵重的药品。我驻瑞士大使馆派来三辆轿车，停在斯诺先生别墅前，随时待命出车。我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同志和他的夫人王静，也几乎每天驱车经从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来探望斯诺，给他捎来鲜嫩的饺子、脆皮春卷、麻辣子鸡等美味可口的食品。有时大使夫妇也和我们一起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球都熬得充血。 　　斯诺先生的癌症已到晚期，是非常痛苦的，可他很坚强，从不呻吟一声，也没流下一滴眼泪。厕所就在他卧室的外间，虽然只有几步路，可对于病重的他说来，上一趟厕所却相当艰难。除昏迷在床外，斯诺先生从不让我们扶他，也不让我们提便桶，总是以惊人的毅力扶着墙走去。我们不放心他在厕所里会发生意外，不时在门外用英语问他：“先生，您感觉怎样?”他只是轻声地回答：“Very well，thank you!”(很好，谢谢!)每听到这声声微弱的回话，我们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斯诺重病后已经不抽烟了，口里发苦时，喜欢吃英国的一种盒装的玫瑰糖块。有一次，他手抖动着去取桌头柜上的糖盒，我马上取出一块交给他。他知道我是抽烟的，要我去外面小客厅里取烟抽。我说：“我不抽，要刺激您咳嗽的。”他说：“我们一齐吃糖吧。您整夜不睡，陪伴着我，我十分抱歉!”当他看到我也吃了一块糖时，又露出了微笑。 　　后来，曾经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中国的徐尔维同志也告诉我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中国文章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举一个小例子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农村访问，周围有一个大湖。他看到用鱼鹰捕鱼的小船上，一个农民穿着象国画上画的老渔翁穿的防雨蓑衣，那是用棕榈麻精心编织而成的。斯诺对此十分感兴趣。当这位渔民上岸后，他前看后看，用手抚摸着蓑衣。这位农民象是明白了这位外宾的心意，热情地说:‘您喜欢这件蓑衣吗?外国买不到是吗?我送给您吧!’斯诺大喜，热情地同他握手，表示感谢，但坚持要我按价给钱。”后来，斯诺把这件蓑衣当作珍贵的礼品，带回日内瓦寓所，悬挂在他家大客厅门旁的墙壁上。 　　由于我们在斯诺家里工作与生活，在这困难的情况下与斯诺一家朝夕相处，有时，斯诺夫人就请我们吃西餐，我们也在他们厨房里做中国饭菜。轮到我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总是在一旁观看。我的烹调技术不高明，但是我想，中国菜是举世闻名的，我的技术虽不能与国内的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菜做成之后，我总要让她品尝品尝。我烧的菜并不是样样美味可口，可她总是称赞地说：“Very nice!Very nice!”(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她更多的是赞赏我这个中国男子会上厨房做饭菜。这一些生活琐事，也给大家在沉痛的心境中，带来一时的安慰和愉快。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十分关心斯诺的病情。在斯诺病重期间，我们经常在清晨看到门前放着一束束鲜花，人们以此表示对他的良好祝愿。当时，许多国家的作家、记者和其他知名人士纷纷从世界各地打来电报，寄来慰问信。有一次，一位作家从缅甸寄来一封用汉语写的慰问信，而且用的是文言。我用法语把这封信翻译给斯诺及其夫人听，后来也替他们用汉语给这位作家回了信，信的最后印上斯诺的签名。还有一次，收到一封印有“The White House”(白宫)信笺的信。当知道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写来的时候，斯诺先生摇了摇头，紧锁浓眉。尼克松在信中问到斯诺的健康，对“埃德(即斯诺)的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并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听夫人洛伊斯念完这封信后，脸上露出鄙视和辛酸的表情，没有再口授回信。正如斯诺夫人后来在《庄严的死》(中译《“我热爱中国”》)一书中所写的:“这是一杯苦酒。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 　　为了减轻斯诺先生的病痛，医疗小组的同志分成两班，日夜轮流守护在他的病榻旁。每天晚上，斯诺夫人都要到我们值班的斯诺卧房外的一间小客厅来，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并在沙发前的小茶几上放上香烟、巧克力糖、饮料等，而且天天换花样。她让我们尝尝瑞士名贵的酒心巧克力、意大利的小煎饼、各式英、美香烟及当地名产——风干牛肉等等，这是对我们值夜班同志的心意啊!深夜，斯诺夫人的小房间里灯火通亮，桌上、床上、地下堆满了许许多多的各种书籍。每天早晨，我们从她烟缸里堆满着的烟头可以看出，她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有时晚间，我偶尔也到斯诺夫人的房里坐坐，劝她早点睡，不要累坏了身体。我知道她患黄胆性肝炎刚刚痊愈，告诉她如果休息不够，容易转成慢性。她总是笑着感谢我的关心。她是学艺术的，对戏剧有一定的研究。当她知道我也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就常常和我谈谈中国舞台艺术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交谈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她还告诉我：“斯诺与我最后一次访华的路费，是一家杂志社提供的，我们答应给他们撰写两篇文章。现在斯诺病重了，不能写了，仅能慢慢的口授给我，所以我得尽力写好!”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事实上，在斯诺先生的后半生，斯诺夫人一直是斯诺的得力助手和秘书。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共同事业中，斯诺夫人也倾注了她的心血。周恩来同志曾经对斯诺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今天我们看到，斯诺夫人已经继承斯诺的遗志，在把这个目标继续推向前进。 　　今年二月底，斯诺夫人在她的女婿彼得·恩特尔陪同下，来武汉参加纪念斯诺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在十年之后又在武汉和她见了面，尽管时间很短，我俩都争取时间畅谈十年来各自的经历。她拿出许多照片让我看，我看到，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斯诺故居已粉刷一新，院子里繁花似锦；我看到，斯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安已长大成人，而且，斯诺夫人已有了一个外孙。我看了十分高兴，向斯诺夫人索取克里斯托弗和西安合照的一张照片。她奇怪地问我：“您为什么单挑这一张呢?”我说：“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斯诺先生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这种友谊是世代相传的。斯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我祝您长寿，我愿和您的子女们一道，共同继承故人未竟的事业，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斯诺夫人听了十分激动，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斯诺当年在保安认识的许多老红军，今天还在为你们国家的四化呕心沥血，而成千上万象您这样年纪的中年人也成长起来了，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如果斯诺还活着,看到今天的巨大变化，他将会感到多么高兴呵!”临别前，她告诉我说：“明年我还要来武汉，那时，我将多住些日子。让我们明年见面时再相互谈谈，看看我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哪些新的工作吧!”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