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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相遇

高梁

人们都在长期工作和共同生活之中互相认识，建立友情。而我，是在唯有的一次旅途中，同埃德加·斯诺相遇和相识。同他短短的会见和交谈，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说起来，那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当他一九六五年一月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乘机回瑞士时，我也搭同一架飞机去欧洲。在北京机场，前来为他送行的龚澎同志把他介绍给我，并且告诉我：访华期间，斯诺工作非常紧张劳累，健康欠佳，希望我一路上关心照料他。她还悄悄地对我说：“你们一定会谈得很合意的。” 　　的确，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仅能结识他，照料他，而且在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上，能同他长谈，交流看法和感情，我为此感到愉快。民航同志象是很了解这点，特地把我们两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于是，在飞机起飞不久，我们就自然而然、一见如故地叙谈起来。 　　因为两人都是记者，而且又都从事国际采访报道，谈起来，话很多，天南海北的，包括国际国内的问题、各自的观点以及工作中的感受。交谈中，他既好发问，又有问必答，谈吐坦然，亲切幽默。在那宽阔的前额和浓眉下面，两只机智的眼睛不停地搜索着、观察着，闪灼着诚挚友好和追求知识的光芒。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我从他的言谈举止和优雅风度中，感到一种魅力。他对世界有全面的清晰的了解，对周围事物洞察得深邃而敏锐。同他交谈，我获得不少启发和知识的财富。 　　他对我特别津津有味地谈起这次中国之行。象个老练的旅行家，他生动细致地描绘着走访过的城市、工厂和农村；又象文学家那样，感情浓重地思念着他所遇到和采访过的普通人民，包括工人、社员、牧民、战士和一些家庭。他谈论的多是具体事实，但从细节中却可察觉出他的喜好和感情。在谈到毛主席、周总理同他的会见和谈话时，他流露出内心的特别喜悦和满意。“这是一次大丰收呀!丰富得都来不及清理!回到瑞士后，我要马上把这些谈话整理发表。在当前的反华合唱中，好让世界如实地了解中国。” 　　说着，他就去取他放在机座下面的皮包，想把他在中国收集到的材料、照片拿出来给我看。 　　突然，他惊叫了一声，神色显得紧张而慌乱，额头上好象冒出了汗。我赶紧问他什么事。原来是，他随身携带的装资料的皮包不见了。 　　他急得几乎哭了出来。“这是我的生命呀!要是丢了，我还怎么能报道中国呢?!我将是多么对不起毛主席、周总理呢!” 　　对这件意外的事，任何人都是要发急的，何况是这样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我一面尽力安慰他，一面通知机上服务员，请他们帮助一起寻找。机长听说后，马上也来询问。当时，大家判断，皮包很可能是在上机前忘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室里。机长决定在飞机到达广州后，打电话请北京机场查找。 　　飞机在广州着陆。正当机长和我在候机室向北京打电话询问的，机上的一位服务员匆匆跑来，告诉我们，皮包找到了!原来，从北京起飞时，机身倾斜，放在座位下面的皮包，就向后滑下去，一直滑到后仓机座下面。斯诺知道后，高兴得把这位服务员拥抱起来。 　　第一手材料，这是每个记者写作的基础。斯诺把它们视为生命，这说明，他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忠实于事实。他的每部著作都是丰富事实的记录。 　　………… 　　飞机离开中国南海，向着巴基斯坦飞去。因为要飞越印度，而我们两人又都在印度作过记者，话题自然就转向印度。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印度独立前采访群众运动领袖甘地的情景。他表示非常爱慕雄伟魄丽的印度古代建筑，但更加思念历史上备受灾难、勤劳善良的印度广大人民；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特别关心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他回想起，抗战初期前来支援中国的印度医疗队及其成员柯棣华大夫，他曾先在香港、后在延安见到了他们。他希望自己今后能为中印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继续努力。 　　当他知道我这次旅行是绕道欧洲前去非洲，而且是第二次被派到非洲工作时，他微笑着，双眼流露出羡慕的感情，说：“你是飞往风景地区啊!我真渴望也到那里去，我梦里常听到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声，可惜……”接着，他谈了他的看法，认为非洲大陆正在兴起，他在瑞士曾接触一些争取国家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报道受压迫非洲人民的斗争是时代交给的责任。 　　从斯诺对中国、印度、非洲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报道中，不仅看出他对亚非人民全心关注和热爱，而且看到，斯诺始终站在时代风暴的第一线，他是翱翔在时代风暴里的一只雄鹰! 　　他的这种可贵的感情，成为经常使我鼓舞的力量的源泉。 　　调查、询问、记录、思索，在冒险中勇敢地进取，在困难中忘我地写作和劳动。他报道事实，追求真理，突出人民；从对事物本质的分析观察中，产生自己的看法和同情，竭尽全力地为之歌颂。这就是斯诺所走的道路，也是闪耀在他生涯中最宝贵的品质。 　　正因为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人民的尊严、荣誉受到最大损害的时期——麦卡锡时期，他遭遇到百般折磨和痛苦；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意志更加坚强，紧握住笔，日日夜夜，刻苦认真地写作和劳动…… 　　飞机到达了卡拉奇。由于改换班机，客人都需要在这儿停留一天，我和他又同住在一个旅馆。当我稍事休息，到他的房间去看望他时，只见他正埋着头，不吭声地忙着整理一堆堆的材料。当时卡拉奇的天气已炎热起来，路上穿的毛衣已不能用，而这时，他只穿了一件汗衫，上身几乎光着，汗流浃背地在整理材料和记录。我担心他过于劳累，对身体不好，建议同他一起出外，看看亚热带的花草树木。但他毫不造作地笑着说：“不，我要马上把材料整理出来，准备一回到瑞士家中，就开始工作，把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声音，尽快地传播出去。” 　　当时年已整整六十岁的斯诺，对工作的责任感是如此的强烈。他孜孜不倦、认真工作的这种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 　　………… 　　当飞机到达巴黎以后，我们就分手了。握手，拥抱、诚挚的笑容和殷切的嘱咐。十几个小时友好愉快的会见，给我留下活着的斯诺的最后形象。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 　　十年动乱期间，斯诺的形象曾一度被“四人帮”损污。一九七〇年，他冲破了重重阻碍，又来到中国访问。但由于当时所处的情况，我没有能够见到他。我只是从陪同他的同志处听说，毛主席在会见他的时候，鼓励他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为人民而写作。 　　一九七二年，我在纽约，在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黄华同志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在途经欧洲时，特地去瑞士看望病中的斯诺。当黄华同志回来告诉我们，斯诺的病已难以医治，生命危在旦夕，我们的心情是无比沉重的。不几天，恶耗传来。我在纽约悲痛地参加了美国友人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今天，在他逝世后整整十年的二月十五日，我默默地伫立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瞻仰埋着他的骨灰的坟墓和墓碑；然后，来到大学的礼堂，参加纪念他逝世十周年的大会。虽然时间已过去十年，而我的心情仍是极不平静。我凝神地倾听着大会上每个发言者的每句话语。我浸着眼泪，聆听歌唱家们在集会上唱着斯诺生前所爱的中国革命历史歌曲。从《黄水谣》《延安颂》《南泥湾》的歌声中，我仿佛又看到四十多年前他行走在陕北黄土高原，同中国红军、游击队员、红色“小鬼”和乡亲们亲切谈话的情景；也想起他那震动世界的、影响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整代中国革命青年之心的《西行漫记》。我又一次回忆起十年前同他那次愉快的会见——一次一生难忘的相遇。 　　一直担任斯诺著作编辑工作的美国作家希思科特，在一篇纪念斯诺的文章中写道：对那些有幸同斯诺有过交往的人来说：“认识他的快乐必定会超过失去他的痛苦”。如今，在我停笔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这样。 　　82年2月15日夜于北京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