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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敬重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逝世
阿尔登·惠特曼

  《纽约时报》日内瓦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专电——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患癌症今天早上在他瑞士埃辛斯村日内瓦湖畔的家中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斯诺先生生前深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尊重。斯诺先生患了癌症这一消息正是由周恩来总理于本月初透露的。
  周总理在向前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客人透露这一消息时还说,中国政府已经派遣了一支医疗队前往瑞士的埃辛斯村为斯诺先生进行治疗。
  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在上周说,斯诺的家属们为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深受感动。斯诺一家的朋友们说,从北京来的医疗队由两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久居中国的黎巴嫩人马海德医生组成。
  但由于斯诺先生的病情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所以中国医疗队只能尽力减少他的痛苦。
  这些朋友们还谈到斯诺先生去年曾由于背部疼痛在洛桑进行过针灸治疗。
  去年十二月,斯诺还在洛桑进行了脾切除的大型手术。
  据这些朋友们讲,北京派遣的医疗队在医护中没有使用针灸。
  斯诺先生本来计划要为美国的一家杂志采写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报道。
  在斯诺先生临终时,守护在他的病床之前的除了斯诺夫人之外,还有斯诺的两个孩子:二十岁的女儿西安和十八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友好人士
  埃德加·斯诺在中国问题专家之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并被他们看作是一位“友好人士”的美国记者。这一友谊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的中期,当时斯诺先生在延安根据地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报道。
  斯诺先生于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在其中的一次采访中,周总理暗示说,中国将愿意同美国进行会谈。周总理告诉斯诺先生说,“大门已经打开了。”这一信息终于传到了白宫,随之而来的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这次北京之行。
  中国人通过邀请斯诺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再一次表示出他们对他的敬重之情。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斯诺先生同意中国人的理论,但它确实说明中国人认为斯诺公正和敏感地报道了大陆的气氛和事件。
  两书起家
  斯诺先生在西方的名望是由于他的两本书而奠定的。一本是《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一九三七年出了第一版,一九六九年修订后又一次发行。另一本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西行漫记》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篇有深度的报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政治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一九三六年,斯诺先生步行穿越了陕西境内连绵起伏的山峦之后,来到了长城以南一个零落的村庄。在那里他遇到了刚刚结束了历史性的长征,从中国南方到达这一新的避难处的部分红军队伍。
  斯诺先生热情洋溢地报道了这些起义者们是如何依靠他们的纪律、理想和政治信念而坚持下来的,记述了毛亲口述说的他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的生活经历和当时共产党人的计划。他还提请人们注意,毛关于在农村铲除封建、腐败和贫困的政治理论已经深入人心。
  同样重要的是,斯诺先生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民族主义的抗日力量,而并非象当时所谓中国政府的首领蒋介石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土匪。
  《大河彼岸》一书记录了在革命宣告成功十一年之后的一九六〇年,斯诺先生对中国的新社会所得出的印象。在承认中国在技术上仍存在一些严重缺陷的同时,他认为中国在重要领域中为改善人民生活而作出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作家的自辩
  由于斯诺先生的报道有时同香港及其他地区的中国观察家们的观点产生分歧,所以他常常被指控为中国政权的辩护士。三年前,在他瑞士家中的一次采访中,斯诺断然否认自己是什么辩护士或宣传家。这位满头灰发的记者说,“我只报道了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或来源可靠的消息。”
  他说:“我在中国曾生活过十三年,能讲中国话。中国人民令我神往。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反映我所知道的一切。这就与那些对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抱有先人之见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或那些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任何长处的人发生了冲突。不用说,我本人并非共产主义者。”
  表面上,斯诺先生是一个不能容忍愚昧,性情暴躁的人,但在非正式场合他却是一个良朋佳友。他那些说不完的探险故事深受朋友们的喜爱。作为一个中国消息的来源和有进取心的记者,他赢得了朋友们(包括新闻界的同行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他在瑞士的家座落于俯瞰洛桑的群山之中。这座由农舍改建成的住宅里常常聚集着来访者。
  埃德加·斯诺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父亲是詹姆士·斯诺,母亲是安娜·爱德尔曼·斯诺。他先在堪萨斯城上学,后又就学于密苏里大学的一所学院。在业余时间里,他要么在收获季节时打短工,要么去铁路上当杂工。他酷爱旅行,并确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于是便到东部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深造,于一九二七年毕业。
  初出茅庐
  从此,他闯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他先到了美国中部,后又来到了夏威夷,靠为报纸和杂志投稿来维持生计。就这样他一路写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年),原只打算逗留几个星期,但他发现自己喜欢中国人,因此就留了下来,这一待就是十三年。
  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作是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编。一年后,他在中国和满洲旅行,撰写了一系列旅游手册。与此不久,他担任了《纽约先驱论坛》杂志的特约记者,写了几篇关于致使二百多万人丧生的西北灾荒的目击报。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撰稿人,报道了中俄双方在满洲的敌对状态。
  然而,他的探险欲仍未得到满足,于是他又组织了一支旅行队,穿越中国西南部,经过了山岳重叠、土匪出没的云南省,到达了缅甸北部和印度。他再度来到印度采访了莫罕达斯·K·甘地,并对东南亚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战线》于一九三三年出版后,斯诺就基本上一直住在北京。他先后担任了《星期六晚邮报》,《幸福》月刊和《展望》杂志的撰稿人及《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通讯员。他还在燕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不断听到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但谁也没有事实凭据,西方人就更不用说了,记者的报道本能使他为此感到不安。
  世界独家新闻
  他说:“这些年里,红军一直在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甚至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过红军控制的地区,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将获得世界独家新闻。”
  斯诺先生果真作到了。使他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不是那种身着风衣,唇枪舌剑的记者,而是个有着一头卷发,外表英俊,勤奋而又比较温和的记者,他知道如何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开始都是些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使他成了名。撇开其它不谈,单说《星期六晚邮报》聘请他担任该报的副主编一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今天回过头来看,斯诺发自中国的报道的确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预言,三十年代初日本在满洲军事上的成功将被证明是对西方在东方威信的致命打击。他预见到,整个殖民制度将在为争夺东亚统治权的战争中受到威胁。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里,斯诺记述了许多自己的现场观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诺先生回到美国从事写作和讲演。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他两次重返中国。他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是一九七〇年年底。
  他的最后一本书《漫长的革命》将于最近出版,这本书记载了他最后一次访华期间所作的观察。
  斯诺先生的第一个夫人是海伦·福斯特,她曾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写作。他们在结婚十七年之后于一九四九年离婚。离婚后,斯诺于同年又与戏剧和电影演员惠勒小姐结婚。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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