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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一位沉静的美国人

蒋弗朗哥·哥尔西尼

日内瓦。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今天清晨在瑞士因患癌症逝世。他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毛泽东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朋友，享年六十六岁，去年十二月作过外科手术。在最后几个星期内，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治疗他的极其严重的疾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来的两名专家同埃辛斯医院的医生通力合作。在斯诺弥留病榻之际，其妻洛伊斯和子女在旁守护。 　　会晤死亡，也许是埃德加·斯诺平生第一次被迫提前进行的会晤。友人们知道，计划同他会晤，通常必须留出一段绰绰富裕的时间来等他。一次在纽约，我和美国国家事务主任等他共进午餐，我们正在付款时，他才姗姗来迟。他坐下，开始侃侃而谈，也不瞧瞧钟点，连吃饭也顾不上。那是他临去中国的前夕，故行状匆匆，他有许久没去中国了。象往常一样，我提出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他一如平素，平静安详地一一作答。他不喜欢扮演专家的角色，而宁愿被视作忠实于事实真相的新闻记者。 　　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我们时代威望最高的新闻记者之一，他为世界新闻界树立了效法的典范。他诞生于一九〇五年，曾就学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后来被中国所吸引。他年方二十四岁，便担任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编，这一职务一直保留到一九三〇年。尔后，他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的记者浪迹世界。 　　然而，中国在一段长时间内是他的活动基地。他曾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跑遍了各个战场：从苏联到印度，从英国到北非，直至日本，连《星期六晚邮报》负责人的美差也未能系住他。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二年，他曾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编，其间，这家著名的周报以其愈三百万份的发行量拥有最多的读者。 　　战后不久，他曾在欧洲、中东和印度作广泛的旅行。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他出版了《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三本书中，讨论了我们大陆的和平问题。他于一九三七年发表了经典著作《西行漫记》，向世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从而巩固了他的记者和作家的威望。 　　麦卡锡主义也阻止了斯诺的职业，迫使他离开《星期六晚邮报》。美国暂时忘却了一位白宫的常客，忘却了罗斯福多次倾听其建议的人。一九五八年，当我们要他为意大利《国家晚报》撰写一篇文章时，埃德加·斯诺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关于《和平进程》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突然间重新把他带回到他所喜欢的新闻记者的角色。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每月评论》上，这标志着他重返记者行列，直面我们时代的现实。 　　一九五八年，他的颇富意义的自传体著作《复始之旅》出版了，不到两年，他又重返中国，为美国的《展望》杂志撰写报道。他有十多年没有去那儿了，这次远行使他得以写出《大河彼岸》一书，这本书再度唤起美国和世界对他的注意。埃德加·斯诺是唯一一位能以朋友的身份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美国人，唯一一位能同中国现实保持直接深厚接触的、能让其同胞了解中国现实的美国人。 　　然而，美国再也不是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斯诺最终离开美国重新定居瑞士。我记得，他曾以苦涩的口吻，向我讲述他一九六〇年从中国旅行回来时，最后一次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作的徒劳的会见的情形。他以早于任何他人许多年的先见之明，试图解释后来才日渐明显的东西；然而国务卿对这位具有独到见地的对话者的报告毫无兴趣。 　　可是，斯诺经常回到美国，到那些不断邀请他的各大学去讲演。他热爱孩子，有一次，我们亲眼看见他携着一群大学生穿过罗马。他带他们周游世界，极力帮助他们打开视野，了解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游历中，他写了许多关于日本的报道。他将这些报道寄给我们的报纸，这成了他同《国家晚报》的最后合作。 　　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集中全部精力，为一本行将写完的书搜集和整理他后来几次在中国旅行中搜集到的材料。 　　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被他的人情味和谦恭的魅力所吸引。他是一位沉静的、有着旧脾气的美国人，集其文明精华于一身。他比任何其他人更能体现使我们这些困难重重的年月变得大大富足起来的新政的神话；而他首先是一位同一切事物，同其他人类公开对话的人。他坚定地相信某些价值，但避开任何意识形态模式。他被人说成是“左派”，因为他热爱并了解中国及其人民，然而他并不接受任何标签。他实质上是一位诚实的人，不会妥协。象少数人一样，他善于把客观性当作反对偏见的武器，服务于进步的工具。在将近半个世纪中，埃德加·斯诺是形形色色的特殊事件的见证人和编史者。他的逝世，看来也痛苦地判定了一个也以他作为羞怯而又慷慨大度的主角的时代的结束。 　　(原载1972年2月15月意大利《国家晚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