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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
克里斯蒂安·苏尔瑟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遇到了埃德加·斯诺。这位新闻业的伟大人物的谦虚和持重当时曾使我感到吃惊。但是,我很快就感到这一持重的后面隐藏着一种真正充满活力的极大热忱,一种对事物和人物的洞察力。他说话严谨,从不夸夸其谈,他具有一种能吸引人并使人心悦诚服的东西。他一点也不炫耀自己,只不过写了一些他所耳闻目睹的事情,但由于是真人真事,所以他的话很有份量。
  然而,作为毛泽东朋友的斯诺却没有一点思想家或一位积极的马列主义者的味道。但他有体谅心和极大的好奇心。他对遭受内战蹂躏的旧中国的令人可怕的困苦状况感到震惊。他写道:“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
  他继续惊恐地写道:“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
  实际上,主要由华侨资助的小麦一直贮放在北京和天津。然而却没有人把这些小麦分发给饥民。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西北有三至六百万人饿死。这是为什么呢?埃德加·斯诺回答说:“……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怕被对方扣留。”
  恕我引述了这么一大段。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段曾推动了一部其广度、准确度和笔调远远超过了记者的简单报道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此外,它说明了埃德加·斯诺的见证是怎么回事:描述了一个庞大的政权,然后进行了冷静、公正、无情的分析。对这样一个客观而重要的见证是需要很好的理解的。总而言之,这部著作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人。
  一九二八年,年轻的埃德加·斯诺中断了他在密苏里大学的学业之后来到了中国。人们很少谈到共产党人,然而他们在上海却已遭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的镇压。斯诺要去看望这些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放声疾呼平等的人们,因为这些人在一个农民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往往因没有土地而家破人亡,内战把一切都变为废墟的国家里,竭力主张进行土地改革。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越过蒋介石的封锁线,抵达陕西。共产党人为了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包围,经过艰难困苦的考验,进行了徒步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那里,并重新整编组织。一年之后,埃德加·斯诺经常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往来。后来,他曾使周夫人免遭日本侵略者的迫害。
  埃德加·斯诺不倦地收集抄录各种人所不知的情况,补充收集各种证据,撰写这些在国民党管辖区称之为“赤匪”和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英雄们的最初传记。他叙述了这些共产党人所带来的社会革命和他们打算如何组织社会、以及他们为了给贫苦农民以生活、劳动、战斗的新结构是怎么从事工作的。这些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首次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文笔的流畅,语言的精练不是引起反响的唯一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埃德加·斯诺敢于以极大的勇气反潮流。这种完全真实的见证是与美国官方政策相抵触的:实际上,他毫不犹豫地写到,为了阻止日本人向东亚的挺进,毛的共产党人可能是华盛顿更好的盟友,无论如何,他们比蒋介石的国民党人更坚决而且更有能力。简言之,他认为这个正在诞生的政权是诚实的,爱国的,尤其是它处处想着捍卫穷苦人的利益,并保证捉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不停地宣传这一点,甚至是在后来大部分西方国家极力丑化这个获胜的政权的时候,他也是如此。
  他勇敢、平静、强壮、精力充沛而又温厚宽容,同时又拥有正直人的精神境界。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后来被编纂成了这部特殊的书籍《西行漫记》。这几乎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这一时期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最全面的证据,也是基本的资料。随后,又出版的几本书,有《大河彼岸》(一九六〇年出版),《中国巨变》(一九六二年出版)。
  三年之后,六年来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毛泽东接见了埃德加·斯诺,历时四小时。那次,他透露了新的情况,身为哲学家的毛泽东竟谈到了上帝,并准备同死神相会!
  但是,在埃德加·斯诺所提供的证据中,《西行漫记》仍将是最伟大的,因为当书写成时,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几乎没有为人所注意的情况上,也是因为他当时已开始注意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航程,而中国革命后来成为现代史上的一条主线。
  埃德加·斯诺懂得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在共产党胜利之后,他是唯一被准许前往中国的一个美国记者。从而,他同最后在中国定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共享了这种优待。不过,毛泽东主席一九七二年就是向埃德加·斯诺披露他想接待尼克松总统的愿望的。无疑,病魔缠身的埃德加·斯诺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历史性会晤。然而他却在这一出人意料的会晤之前一星期去世了。但是这次会晤对一位美国记者的业绩给予了奖赏和好评:他的荣誉是由于他不断为使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而努力。事实上,他们给了他一种特殊的荣誉,因为他们把他的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并散发了好几万册,这是件罕见的事。
  (原载1972年2月16日瑞士《洛桑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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