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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教育了我们

玛丽·希思科特

埃德加·斯诺生于堪萨斯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密苏里人——无偏见，不轻信，讲原则，重实际。他罗曼蒂克，但又执着坚毅。他酷爱旅行，嗜书成瘾。他调查、询问、记录、思索。他决不杜撰他不知道的事情。 　　斯诺的著作所以使人爱读，是因为他如小说家那样，借助故事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观感。象斯诺这样自觉自愿、落落大方地将“我”置于报道中的新闻记者是罕见的。在《西行漫记》中，当他描述了突破蒋介石封锁的危险，以及寻找毛泽东红军总部的困难后，他写道：“怀着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心情，我出发了。”正如后来的事情所展现的，他的冒险经历是极富有戏剧性的，然而与中国历史的戏剧性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在保安烛火闪亮的窑洞中，一连十几个夜晚，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密苏里，一个来自湖南，从此交上了好朋友。《西行漫记》首次向全世界以及众多的中国人报道了有关红军的新闻。这支军队很快解放了全中国。 　　二次大战期间，斯诺曾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首席世界记者去苏联采访。他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当我第一次到达苏联的时候，世界命运全系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为夺得胜利，苏联付出了巨大牺牲。毫无疑问，这胜利中不包含什么利他主义。苏联人为俄罗斯而英勇捐躯，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太幸运了。”在《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中，斯诺报道了一九六〇年他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在昔日贫瘠荒芜的陕北，斯诺与一位大队干部侃侃而谈。他写道：“透过一个通向隔壁窑洞的门，我能看见几双儿童雨鞋和一双帆布球鞋……，一只柚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只竹壳热水瓶、一把茶壶和一些瓷碗。我蓦地想到，在过去，这样一些东西只能在一个地主的家中看见；我还记得，在那时，仅仅为这么一只热水瓶，陕西的土匪也要来抢一下。” 　　斯诺文章的精确性不是通过片断的感觉，而是通过对外界清晰的观察获得的。他不放过一个细小的情节，同时又能抓住它的重大含义。基于读者对事实和含义的了解，他再加以评述，并给读者留有同意或反对的余地。当然，那些细心的读者通常是赞同斯诺的意见的。斯诺在报道中引用的生动成语、本地笑话、扎扎实实的统计数字，在读者看起来是顺乎情理的，如果自己当时在场，也会去发掘它们的。察看一下斯诺著作的涉及面，人们很难相信，他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研究班子协助他，而是独立地进行工作。对于有关冷战的问题，他从不匆匆忙忙地去进行评论。相反，他常常以一个专心致志的学者的眼光去审视详情。对于重大的事情，他总是这样的。有一次，他拨了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长途电话，要求他在纽约的编辑查一下一个土豆的含热量。在那个被约瑟夫·艾尔索普称之为“中国饥荒”的年代，土豆的含热量成为至关紧要的事情。 　　马克·吐温是斯诺最倾心的美国作家。斯诺在密西西比河——“马克·吐温之河”沿岸长大，他为此而感到骄傲。无论到哪儿，斯诺总是与人们切磋交流马克·吐温的名言。他曾经在苏联遇到一个对马克·吐温十分熟悉的少年，这使他大为惊喜。对托尔斯泰，斯诺也抱有钦佩之感。他特别喜欢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个男子汉需要多少亩地?》。在苏联，他重新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比原先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斯诺对埃默生①杰克·伦敦、萧伯纳、德·托克维尔②鲁迅等也怀有特别的感情。 　　斯诺认为，他在新闻学院连续一、两个阶段的苦读，对他大有裨益。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混迹于纽约城广告最集中地区的几年间，他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在见习期间，他得到了几位长辈的扶助，其中有个坚韧的商人，还有一个纯文学审美家。归根结底，斯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修改、再修改，直到读起来十分满意为止；文辞优美，但忠实于事实，为读者着想。 　　斯诺的为人和著述中含有一种优雅的风度，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舒坦自然。无论是穿越军事防线、热带泥沼，还是漫步于乡间稻田、庙宇殿堂，他强健的臂膀总是象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一样，呈现出一种明显而特别的轻松。见过他的人，都会从他的握手和毫不造作的笑容中，悟出他何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各式各样著名人物的朋友，获得他们的故事，并为他们的私事保密。斯诺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许多这样的著名人物：布满灰尘的印度戒欲堂中的甘地；崇尚瑜珈操、头脚倒立、现身说法的尼赫鲁；对有机会在世界旅行的斯诺露出嫉羡目光的罗斯福，以及佩顿③布莱德雷④德莱赛、李维诺夫⑤麦克阿瑟、阿拉伯国王。 　　斯诺尊敬所有的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重要的人。当斯诺与一位著名的人物会见时，他总是以对待一个“人”的敬意来对待他。每一个与斯诺接触过的大人物都会感到，斯诺在会见小人物时的态度同样是尊敬和诚挚的。但斯诺也能识别出那些浮夸矜持，自命不凡的人。 　　观察斯诺与他人的友谊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这种友谊缩短了在语言、国籍、身世、辈份上存在的差距。在一个盛夏的周日里，斯诺在瑞士自己的农舍中，与许多来访者谈话，其中包括：一群年轻热烈的安哥拉革命者、不同类型的联合国外交官、一位加拿大经济学家、一位漂亮而上了年纪的邻居太太、来自六大洲的新闻记者、川流不息的美国亲友和至交，还有匆匆过往的美国学生。斯诺设法让那些访客兴致勃勃、有所收获。即使当斯诺处于被采访的地位的时候，他仍然不改那种既喜欢发问，又有问必答的可亲可爱的脾性。 　　斯诺具有尊敬旁人，渴望冒险的一贯品质。早年，他刚刚立足纽约，却又决定去作一次环球旅行：第一步是穿越美国，然后靠一路打杂工去远东。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他初试身手，有了职业，这改变了他的环球旅行计划。他沉迷于中国的神秘魅力，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三年，直到二次大战全面爆发，才返回国内。 　　斯诺迷恋于中国的魅力——但他仍然是一个密苏里人，否则，他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的军队?也许是同样的原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相信了他，交给他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毛泽东向他而没有向其他西方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并且，当他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重访中国时，他坚持自己交付旅行费用，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元人民币——这既使他的主人感到为难，也使他自己面临触犯“美国对敌通商法案”的危险。斯诺感到有必要使自己处身清白，以便从事新闻报道。他珍视自己的个人独立性，保持着一个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老习惯，对习俗、法规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在谈到他的第一次婚姻时写道：“我后来懂得了一个道理，而且着实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懂得，任何社会习俗、法规都没有生活本身更重要。”)斯诺爱好井井有序，并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他理解到，社会需要有习俗和法规。但是，那种必须牺牲生活的惊险、进取的机会，乃至个人癖好才能实现的井井有序，是不能使他动心的。 　　尽管斯诺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但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三十年代，他支持过中国激进的学生运动，掩护过进步学生免遭蒋介石军警的缉捕，后来又推行过进步的“工合”运动。在解放前的上海，有一次，斯诺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满身着火的人，对此，行路人都无动于衷，斯诺立即将自己崭新的驼绒大衣脱下，包在这个人的身上，使他脱险。七七事变后，斯诺曾掩护周恩来夫人通过日军岗哨，离开北京。 　　最使斯诺惊心动魄、永志不忘的，一是二十年代中国饥馑灾区濒临饿死的儿童，一是四十年代在三个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中成千上万的遇难者，这三个著名的集中营是波兰的马伊达内克，德国的达豪和毛特豪森。斯诺认为，假如用不偏不倚或罗曼蒂克的笔调来报道这些事件，是违反职业道德或不人道的。新闻工作者的真正职责意味着报告事实，同情人民。 　　当被问到斯诺是否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时，有一位朋友回答说：“如果斯诺要理解新中国，他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依笔者看，斯诺恐怕绝不会声称对任何国家或文化有了透彻的了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昂·胡伯曼有一次说，当斯诺“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思考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诺认为，解决现实问题要比理论更紧迫。他的理论是通过观察和同情产生的。不过，他也研究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他有鉴别地阅读《新闻周刊》、《新共和》、《解放了的前卫》等刊物。尽管他的行为准则是不加入任何团体，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叫做“抵抗”⑥的组织的成员。 　　斯诺的生活受到来自社会政治方面最大损害的时期，是杜鲁门——麦卡锡时代。经过数年对世界各地的革命进行报道后，斯诺回到了充满着反共逆流的家园。使得斯诺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大为吃惊的，是几乎不能承受的个人罹难和对自己国家的体面抱有的信任感的崩溃。对斯诺来说，后者想必更加严酷，然而，他个人生计的丧失恐怕就够他受的了，他有妻室和儿女啊!当《星期六晚邮报》成为冷战的鼓吹者时，他毅然辞去副主编的职位。尽管他很愤怒，有时甚至脾气暴躁，可他从不沮丧消沉。一九五九年，他携儿带女举家迁往欧洲，在瑞士的一所乡间农舍一年一年地临时居住。他保留着美国国籍，一有可能就回国看看，并在美国出版了几本书。他希望有这么一天，能够再次谋生于自己的家园。 　　斯诺的去世，是在他冲破国务院的封锁阻挠，最终成功地与妻子访问中国之后。人们现在才又开始重新承认他是美国最有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斯诺自已是根本不相信“中国问题权威”这个字眼的)。他的十一本著作对若干历史作了叙述，而且作了某些预言。这十一本著作是：《远东前线》、《活的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最后一本书涉及了七十年代的中国，这是斯诺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完成的。 　　正因为斯诺看到他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他因此能够评价整个人类；正因为他酷爱学习，他也可以教育我们大家。他对生的珍重，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他这样回顾他曾亲临的一次几乎发生的坠机事件：“我以往的生活较之其他许多人更充实、更自由；我目睹了世界上许多风暴地区；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我现在可以自慰的是，我始终从事我所感兴趣的事。”对那些有幸通过斯诺的著作、信件、个人交往而成为斯诺朋友的人来说，认识他的快乐必定会超过失去他的痛苦。如果斯诺的去世使人们更切实地感到死亡是如此的不公正，那么，这或许会促进我们象斯诺生前那样，为生活中的公正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毛泽东与斯诺三十五年友情史话的最后一章，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不相信这些年来人们敬献给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认为自己，并希望人们能记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斯诺也希望人们能记住他是一个“记者”。 　　斯诺曾经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描述了他与罗斯福总统的最后一次谈话，最后他写道：“一个月后，总统去世了——正如埃默生赞美华盛顿的那样：‘他被安放在坟墓中，甜蜜而安详；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憧憬和希望’。”如果我也用埃默生的这段诗句来感怀埃德加·斯诺，我想他是不会介意的。 　　本文原载美国《大学评论》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作者玛丽·希思科特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一直担任斯诺著作的出版编辑工作，是斯诺夫妇的好友。——编者 　　① 埃默生(一八〇三——一八八二)：美国哲学家、散文家及诗人。——编者注。下同。 　　② 德·托克维尔(一八〇五——一八五九)：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著名政治家及作家。 　　③ 佩顿(一八八五——一九四五)：前美国将军，毕业于西点军校。 　　④ 布莱德雷(一八九三——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⑤ 李维诺夫(一八七五——一九五一)：苏联前外交人民委员。 　　⑥ 该组织是一个反对美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团体，对那些拒不应征入伍的青年给予支持。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