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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

洛伊斯·惠勒·斯诺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埃德加·斯诺所写。因为他已不在人世，只得由我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把这些内容编在一起。许多照片是他拍摄的；所有的文字也都是他的，材料选自他从一九二八年到达上海作为一名在华的外国记者，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结束时他从远方注视着那些微贱的“男匪女匪”们取得胜利为止所写下的许多图书、信札、日记和报刊文章。在那些胜利者中间，有斯诺在战火纷飞的城市中和广漠无际的农村中结识的人，也有他在黄土窑洞村镇上结识的人。正是在这些黄土窑洞村镇中，学生、艺术家、工人、农民和士兵们纷纷投奔“匪首”(国民党曾悬赏几百万元要这些“匪首”的首级——割下的头颅或连头尸体均可)，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一个“在穷人们饿死的时候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而共同战斗。 　　斯诺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我读了他写的文字、看了他所搜集的电影和照片以及与他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间接触到对这段历史有亲身经历的人们和目睹者们之后才理解到的。这次我试图通过斯诺的眼睛和文字来展示中国的革命进程，来展示参与这场动乱的人物，对我来说，仅仅是勉力为之。实质性材料都是埃德加·斯诺的。他把它留给我保管，我利用其中一部分材料，向那些愿意更好地了解这个今天已经觉醒了的巨人的往昔的人们(其中有许多人是在那些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生的)，提供一部背景材料。本书并不打算写中国革命史。它只是一个记者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载，是他受感于他所见到的一个为把自己从封建桎梏和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着的国家而撰写的一部纪事录。中国，由于饱受外国的侵略，饱受她那个背叛革命的政府的窒息扼杀和狂妄地否认公民的权利，而削弱了她的荣誉和力量。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十年，作为一名外部观察家，埃德加·斯诺已经同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有过不同寻常的接触。他既了解国民党，这个党曾经继承但后来又践踏了国民政府创建之父孙中山的主义；他也了解共产党，这个党为孙中山的主义奋斗，把它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从而完成了一场截然不同的革命。斯诺向大家展示的个人见闻不啻是一种历史记载。它是传统的(即使淡不上是典型的)美国新闻报道的一项直接成果，出于一位来自以“眼见为实”著称的密苏里州公民的手笔。 　　一九四六年我同这位作家初次相见，是在由演员、美术家和作家们为俄国战后救济活动而在曼哈顿举办的一次剧场散戏后的社交聚会上。他当时是一位知名记者，我是一名正在把西部根基移植到繁华不衰的纽约市去(我当时是那么想的)的年轻女演员。我知道他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这部书我在几年以前读过，那是在我弟弟的书斋里翻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住宅起居室中破旧格子搁板上，有一批皮面版的狄更斯、莎士比亚、萨克雷的著作和各种黑封面装帧的百科全书，经过补充，就建立了这个书斋。我的弟弟雷收藏的作品中包括一些引人注意的陌生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薄伽丘、戈蒂埃、福克纳、约翰·里德和埃德加·斯诺。尽管在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得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代里，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使自己成为一名百老汇女演员，但《红星照耀中国》就象一部史诗传奇那样使我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正因为这一点，我就同这位回国的战地记者结了婚，而且对国际问题愈来愈感兴趣。我继续为戏剧界、电影界和电视界工作，直到参议员麦卡锡的巨掌禁止埃德加和我的职业活动。为了寻求少受限制的环境，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瑞士。搬家使我结束了我心爱的演员生涯，但埃德加却过得更好了。外国的报纸和杂志赏识他的学问和经历。同在欧洲国家的首都参加外交活动和其他官方活动的中国人进行的联系(当时在美国是禁止的)，使他后来能重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美两国之间互相敌视、互相恐惧的年代里，几乎禁止任何美国人访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安(中文的名字，“西部平安”之意)长大了，因此，在日内瓦湖畔，在瑞士保罗山林木茂盛的山坡上，我(渐渐)打消了重返好莱坞和百老汇的念头。在这个期间，埃德加同从四十年代初阔别已久的中国重新恢复了接触。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我们到了那里(这在我是第一次)，我们两人在高大的天安门上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分享着拥挤在下面巨大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欢呼。在人群上空，有一幅巨大标语，号召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是一个惊人的时刻：我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一起这件事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动的信息，这些国家领导人决定打算通过埃德加这个信息工具来预测未来。 　　一九〇五年埃德加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家里过着小康生活。父亲要他这第三个孩子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 　　埃德加在自传中写道：“我父亲相信，让我哥哥和我在星期六和假日里做工，可以使我们‘懂得挣钱就得劳动’。我九岁就开始帮人把包件从斯诺印刷公司送到《堪萨斯城星报》去，报馆那幢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的中心，是一间宽大的生气蓬勃的记者工作室，在那里，我从远处深深地敬慕那些编辑们”。童年时代的生涯所播下的种子，多年以后，使他从美国中西部的出生地远涉重洋，在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成为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 　　暑假期间，不满十岁的斯诺在凯蒂铁路公司当一名勤杂员，发给他到奥扎克斯去旅行的周末通行证，使他开始对旅行发生了兴趣。这段生活，促使他在十四岁时同两名同学一起到更远的原野上去闯荡，埃德加回忆说： 　　搭乘鲍勃的新型旅游汽车进行一次探险，这件事在上路以前我一直瞒着自己的父母。大部分旅程是沿着当时尚未铺砌起来的圣菲小道上行进的，这条小道一直向远处伸展，消失在沙滩和泥砾之中。鲍勃在圣莫尼卡同他的父母一起走了；查理和我因为把随身所带的钱花光了，只得流浪回家。不过，要不是在那年夏天我亲眼看到了太平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如此坚定地下决心要航海跨越这个大洋。要不是象流浪汉那样搭乘货车游荡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边，穿越过费瑟河峡谷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我也许不会那么早就品尝到艰苦探险的乐趣；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采；也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对于刚刚发现自己的体力(如果不是意志)已能在世界上胜任大人们干的事的一个青少年，竟会得到陌路相逢的人们的好心关照。 　　那年秋天我回到学校后，在《悲惨世界》一中书发现了某些外国人物，使我想起那次夏季探险中遇到并产生好感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体面人物心目中的“流浪汉”)。雨果为我打开了一个思想意识和各种重大道德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并且把我卷进了一个遥远而又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中去。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理解，读书可以代替旅行，是仅次于实践的人生第二最佳乐趣。我的早期游荡生涯及其影响，对于我的生活形式来说，可能比我所受的全部正规教育起到的作用还要大。中国有句谚语，“人生如风中之烛”。 　　埃德加的生活形式是全球性的。他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认识“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卑贱者。大学毕业后，他计划“周游世界一年”，但后来竟发展成为使他终身开展各种活动和建立各种关系，使他在这个多事的(但往往被他看作是美好的)行星上度过的六十五年中，既处于洪流之中，又居身于波折的道路之外。中国和中国革命，对埃德加的成长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二八年他到达这个“天朝建国”之后，他第一次一留就是十多年。这十多年，他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他为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种种创时代的问题所吸引，他为从远处听到的中国革命风雷而操心(大多数外国人对此漠不关心)。当他认清了这场革命，并看到革命已经起来，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时，作为一个人和一名记者，他起来响应了。 　　尽管埃德加采访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并写过有关报道——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墨西哥和苏联——战时的与平时的①，但斯诺的名字却同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一九四一年，斯诺离开一住就是十三年的中国返回美国，在谈到他个人同中国这种联系的感受时，他说： 　　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解救自己。但是，我永远不再设想，就我个人对中国来说，除了是一颗漂浮在具有其自身逻辑的宏大历史浪潮上的来自异国的“沧海一粟”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作为，对于这一历史浪潮，我既无力改变它也无权评价它。 　　纵然我不能贸然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却已承认我是她的一部分。直至我懂得饥荒意味着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胸前挂着两只干瘪的乳房，恐怖意味着在战场的一片焦土上我看到一大群老鼠正在大嚼那些被抛弃无人照料但仍活着的伤兵们身上的化脓血肉；直至我懂得叛乱意味着当我怒不可遏地看到有人把一个小孩变成一头驮载牲口强迫他在地上爬行，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青年农民为报家仇而起来战斗，因为他家族中有三个孩子参加红军因而全族五十六口人都被枪决；直至我懂得战争意味着在上海闸北的街道上，一个姑娘被强奸后又被剖开肚子，一丝不挂地扔在我的眼前，屠杀意味着在靠近卫生部的一条弄堂里的垃圾堆上扔着一个黄皮肤弃婴的尸体；直至我懂得日本的“亚洲反共领导权”就是我眼前一幢被炸毁的建筑物废墟中掩埋着许多孤儿的胳膊和大腿，就是四川省街头两个乞丐为一小口剩饭打架，一个乞丐把另一个活活掐死而旁边一个身穿绸褂子的闲汉却毫无人性地狂笑；直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极度恐惧和怯懦，而从原先我天真地认为比自己低贱的那些男女平民百姓的身上却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这时，我头脑中对文字含义和统计数字所抱有的那种年轻无知的想法，才为中国存在的这些真实的场面和人物所取代。 　　是的，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的山岭上，留在她绿色的梯田上，留在她晨雾中依稀可见的岛上寺庙中，留给不少相信我或喜欢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虽然破产但却彬彬有礼、使人愉快、给我吃住的中国农民，留给我所认识的那些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眼睛闪亮的中国儿童和那些地位平等的人和恋人们，首先，应该留给所有那些满身长虱、不领薪饷、忍饥挨饿、受人鄙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赋予生命本身以新的价值，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和继续前进的战斗加盖了崇高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埃德加回中国进行过三次长期访问。在美国政府对这个新生国家实行孤立政策并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这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还面临着种种同旧社会留下的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新问题：缺少足够的肥沃土地和填饱亿万人肚子的粮食；工业锐减，交通混乱或被破坏；许多家庭因战祸天灾遭受牺牲。警觉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倒台之前，老早就把中国的财产和珍宝装运走了，另一些人则在逃往香港、台湾或纽约时把更多的赃物赃款偷运到那里。要肃清暗藏的敌特，要消灭鱼肉老百姓的帮会和犯罪，要改造娼妓和吸毒者，要安排住房、提供教育、建立和实施医疗制度，要把千百万各不相干的市民组织在一起，要救助老弱，要到偏僻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新政府必须逾越这些无穷无尽的障碍。 　　一九六〇年，埃德加回到中国进行他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已有十年没有一个美国记者到过中国，此后十年，他仍然是唯一能访问中国的美国记者。他看到中国人民克服外国封锁和国内困难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仍然生存着；他又见到了一个被拖入新的战争、面对敌手和封锁仍挺身屹立、主要依靠由辛勤劳动的百姓们组成的劳动力大军武装起来的中国。但是，美国很少有人理解(甚至很少有人愿意理解)这个巨大的共产党中国的种种现实，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巨人。各种间接的报道，形容千百万“蓝色蚂蚁”在那些致力于接管“文明世界”的狂热领导人的统治下正在被活活饿死。联合国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把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外。任何人只要对这个课题以客观和智慧写点什么，就会被看作是一名游击队员和改变政治信仰者。在美国拒绝承认这个现实中国存在的那些年代中，埃德加同毛泽东、周恩来和党内其他各级人员进行过长达许多小时的交谈，他还同在远游中国各省和穷乡僻壤时他所遇到的职位高低不等的中国人进行过交谈。他提问题、做调查、讨论问题，并把自己的所见听闻广泛地写了出来。除了在美国出版的两本书以外②，这种报道(以及这种美国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唯一的密切联系)却受到多数美国报刊和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人的蔑视和毁谤③，人民共和国为同美国重新开始联系而作出的多次主动表示都被断然拒绝了。一九六〇年埃德加回到中国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象了解历史性矛盾中的某些情况并知道这些情况对美国不利的美国人为要同中国进行非官方级接触所作的努力一样，这次访华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烈反对。”埃德加一回到北京，他就意识到某些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来访“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两座桥梁”，然而中国领导人又明确说明，他们怀疑美国对建立这种桥梁是否感兴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埃德加写道： 　　对于华盛顿抵制向他们传送有用信息这一点，我原以为中国人过于夸大其词了。但是，我一回到美国，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官方的围墙比我想象的要严实得多。我同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之后，觉得中国人的话是对的……需要由“机敏和有见识的公民群众”经过漫长的时间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才能冲破罗网。事情愈来愈明显，这种状况会改变，而且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为求得客观的了解，进行着煞费苦心的试探，但政府对此会斥之为姑息绥靖，会采用各种强有力的反措施。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一九七一年，美国乒乓球队出乎意外地被邀请访问北京(他们接受了这一邀请)。解冻的结果，对施加于这位对中国消息最直接最灵通的美国记者头上的“冻结”也产生了影响。《生活》杂志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透露，毛泽东本人曾告诉他，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 　　这篇文章是埃德加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总统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从此停止了他的报道——从这两个人的不同生涯来看，这几乎是一件难以令人置信、颇有嘲弄意味的事。埃德加不仅意识到这次总统访华的重大意义，他也意识到“谎言和诽谤的胜利，那是当年由麦卡锡和尼克松发起的，他们指控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各位忠于美国外交事务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并且‘把中国出卖给俄国人。’” 　　埃德加死后，我把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个小花园中。这个小花园一度是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斯诺曾在燕京新闻系任教，并且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嗣后在美国，我把剩余的骨灰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我是遵照埃德加留下一张要我在他去世后才能阅读的纸条上的要求去做的。他写的是： 　　“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周恩来总理偕夫人邓颖超同其他中外朋友一起在北京参加了安葬仪式。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和各界的朋友和家属在纽约也举行了同样简朴而庄重的仪式。 　　埃德加死后，一九七六年，三位中国最受人敬爱的“赤匪”——周恩来、朱德、最后毛泽东也相继去世了。他们三人长期以来的希望在几年之后实现了。在邓小平副总理和黄华外交部长率领下，另外几名一度被称为中国“赤匪”的人士来到华盛顿，正式确定中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之间的互相承认和友谊。这是欢庆的时刻——也许有谁知道，即使是已赴“黄泉”的那些同宗同胞的灵魂，也会为此答以隐隐的“干杯”声。 　　由于我丈夫对中国的过去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我把从他著作中摘出的有关文字编在一起，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建立和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提供某些第一手分析材料，这些材料出自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期间即已在那里活动的人物的手笔。埃德加曾说过：“在中国的革命抉择背后有着与美国和西欧截然不同的历史原因。” 　　为编排本书，我从原文中选取材料时不受任何约束——从一章中摘出几段，从一段中摘出几句。有时，为了文字上的连贯性，还从句中删去几个字。有时，为了避免把作者写书时所发生的事情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混淆，我把动词现在式改成了过去式。我相信，这样做，并不会歪曲或改变原作的意思，即使有些选段经我大加删缩，也不会有损于原意。我不可能将有些章节全文照录，因为本书的内容不可能容纳如此冗长的篇幅。 　　读者如对本书摘录所用的原著有兴趣，请参阅本书所开列的十一本斯诺著作的目录。许多公共图书馆都能提供斯诺所写报道文章的完整资料。 　　再谈谈书中的照片。它们取自不同的来源。有许多照片是埃德加本人拍摄的。起初，他作为一名“旅游者”拍照，到了中国以后，他就作为一名“记者”拍照——但他始终是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他是为一九三六年刚刚抵达遥远的中国西北部的红军拍摄照片的第一名外国记者。对他来说，最大的遗憾在于，在把他引进后来成为新中国缔造者们的生活中去的这次危险重重的旅途中，他只能携带为数有限的照相胶卷。他能随身带回的每一幅照片在当时都几乎是一个奇迹。在那次访问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允许他翻拍了经过长征残存下来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江西苏区(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年)被迫从中国东南部撤退到陕西新根据地之前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关于本书护封上的那幅图片，也有一段故事可讲。一九七九年，我在北京拜访好友戴乃迭和杨宪益的家。那天傍晚，完全出于凑巧，我认识了一个青年电影摄影师傅靖生，他是杨氏夫妇的亲戚，来向他们赠送一幅埃德加·斯诺的木刻画，木刻的衬景取自《红星照耀中国》的年代。这就把埃德加搬进了这一中国民族美术领域。中国最有威望的现代作家鲁迅在国内开创了木刻运动。他鼓励青年美术家们利用这种艺术作为记录和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的一种简便省钱的方式。这位工艺美术家傅靖生选择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作为他的主题，这幅作品含义深蓄地确认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中国革命记录者埃德加·斯诺的作用。 　　朋友们作出了慷慨的贡献。他们形成了一组同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国际人士；他们中间有：路易·艾黎、马海德、苏菲、王安娜、贝特兰、爱泼斯坦和达尔曼。毛泽东曾经对王安娜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安娜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上面提到的所有外国人也都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熟悉的戏剧(和虱子)环境之中的美国戏剧摄影家约瑟夫·艾贝尔斯也允许我利用他当时在昆明拍摄的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给予慷慨支持。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其会长王炳南的赞助下，我能进入北京各个博物馆和图片档案馆，大部分中国革命纪录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中国图片社、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建设》杂志社、军事博物馆是其中的主要供稿者。重庆图片档案馆也提供了这个战时的重要场所的各种照片。我还得到了侯波女士——她本人从延安年代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为止拍摄过许多照片——以及我的女主人俞士莲和浦宁的极好的帮助。 　　一九七九年春，英奇·莫拉思陪同我到中国，我借助她那职业性的锐利眼力，以应付从中国人供我们选择的几百幅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复杂任务。返回美国后，她不顾本人的繁重工作，在照片组编工作方面仍继续给我极有价值的帮助并提供意见，才使这本图书具有现在这样的型式。 　　文字的选择虽然由我一人负责，但对于在选择工作中帮助过我，或以种种不同方式协助我使本书得以编成的人，也应表示谢意。约翰·塞维斯和埃德蒙·克拉布两人从一开始就给我特别的鼓励和帮助。我还要对一大批朋友表示感谢，其中特别是：哈里斯·拉塞尔，彼得·恩特尔，弗雷德里克·达尔曼，费正清，王安娜，马克·塞尔登，琼·海兰，特鲁迪·谢弗，玛丽·希思科特，琼·波赖尔斯，汉斯·梅德，詹姆斯·贝特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诺马·钱，詹姆斯·佩克，艾基利斯·德梅因，弗兰克·泰勒，道格拉斯和玛丽·戈斯兰，杰克·贝尔登，还有我的姐姐卡欣·惠勒以及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安·斯诺。 　　《斯诺眼中的中国》英文版一九八一年由美国兰登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一九八二年由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编者 　　① 埃德加·斯诺作为一名记者，在不同时期曾为《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和《纽约太阳报》撰写报道文章。他的报道文章也在《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后来，他就成为《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世界通讯记者和副主编。——作者注 　　② 即《今日红色中国》(纽约兰登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出版)和《漫长的革命》(出版者同上，一九七二年出版)。——作者注 　　③ 《展望》杂志出资赞助斯诺一九六〇年访华之行，但该社只发表了三篇合同约稿中的一篇。几种限制发行的杂志：《民族》、《新共和》和《每月评论》则在那些年代时常刊登斯诺的文章。巴黎的《新老实人》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首次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米兰的《时代》周刊从一九七〇年起连载斯诺的文章。这些刊物在整个西欧和日本广泛发行，引起了注意。——作者注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