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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一生

玛丽·克拉克·戴蒙德

埃德加·斯诺一九〇五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当时他们一家居住的房子现在仍座落在默希尔大街三八一一号，那是一座带有白色木栅栏的双单元三层楼房。 　　埃德加·斯诺的父母相亲相爱，也十分钟爱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俩的祖辈都是很早就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埃德加·斯诺的母亲安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却从小受到反天主教的教育，成为一个反天主教者。尽管如此，这个五口之家——父亲、母亲、大儿子霍华德、女儿米尔德里德、小儿子埃德加——却过着和谐的家庭生活。 　　埃德加·斯诺的孩提时代，他一家在城中居住，父亲靠经营出版印刷业挣钱养家。这位印刷老板的一个最好的主顾，就是本地有名的《堪萨斯城星报》。 　　埃德加·斯诺是在一个温暖、严格、注重教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读书很多，并善于激发孩子们对知识的好奇心，鼓励他们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德加·斯诺在学校会获得优异的成绩，事情常常是相反的。然而，他确实是一个生气勃勃、感情丰富、精力充沛、兴趣广泛而又有才能的男孩子。他读过大量的书，其中许多都是他根据自己的选择找来读的。他不喜欢按照课堂上硬性规定的书目去读书。他对枯燥的课堂教学没有兴趣，而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演奏乐器，萨克斯管是其中之一，后来又把精力用于组织一个叫做“凤铃草爵士乐队”的小管弦乐队，并供社会团体租用。不幸的是，由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小乐队中途夭折了。有一次，年轻的埃德加·斯诺试着驾驶他姐姐男朋友的汽车，不慎撞在树上。父亲责令他赔偿汽车的损失，这样，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他的萨克斯管。他父亲也是一个网球爱好者，孩子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要知道，当时网球运动在美国还不象现在这样成风。 　　少年斯诺曾加入美国童子军堪萨斯师第一团，这是他的另外一项课余活动。堪萨斯城历来设有“七鹰童子军”荣誉称号，埃德加·斯诺也曾被当选。他在诺曼小学接受初等教育，并且非常敬佩女校长鲁茜·斯穆特小姐。他后来一直与她通信，直到她去世。这是一个反映斯诺为人忠诚的非常典型的事例。后来，埃德加·斯诺到西港中学去读书，一九二三年毕业。在那里，他的学习成绩仍不出众，但他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中兄弟会的活动，帮助筹措资金，严格遵守会纪，与会中的兄弟姐妹互相督促。那个兄弟会对于礼貌言谈、衣着服装、品德操行都非常注重。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忠实的小弟弟，与大家合作得很好。他在那里表现出耿耿忠心，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处理家庭问题或是对待朋友，都是有代表性的。 　　斯诺一家在堪萨斯城里搬过几次家，曾遭过一次火灾，一些珍贵的家庭信件和照片被烧毁了。现在，仍旧住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童年时代的好友是不多了，其中较有名声的是查理斯·怀特博士和罗伯特·朗先生。斯诺第一次离家到美国西海岸去的那次重要旅行，就是与他们俩一起去的。怀特博士多年来曾一直与斯诺保持联系，五十年代末，当斯诺就要离开美国到瑞士去居住时候，他出于对斯诺的关心，曾到美国东部去看望过斯诺。他回忆说，斯诺曾是一个富于想象、不够耐心的年轻人，他对生活的热望感染着其他的人，他是一个不恶作剧的小淘气。怀特博士曾笑着说：“早知道斯诺当今会有这么大的名气，我或许能记忆得更多一些。”他还这样描述斯诺，说他有的时候“……安静，认真，总而言之，他是体魄健全的。” 　　斯诺的祖辈和一些亲戚曾拥有一些地产(有的人今天仍然是土地所有者)，所以，斯诺年轻时也懂得一些农活。他十四岁那年，为了和他的两个朋友到美国西海岸去旅行，攒足了所有必须的钱，这些钱是他靠帮人收麦子挣来的。那时，他和收麦工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同时他也会自编自唱。 　　这三个少年到西部加里福尼亚的传奇旅行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们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乘坐着一辆一九一七年出厂的福特牌T型敞篷汽车，驶过当时尘土飞扬的道路到达太平洋海岸。沙漠上热浪滚滚，行程艰难。孩子们匆匆赶路，常常是一个驾车，另外两个在后面推车。晚上，他们就睡在汽车底下。令人高兴的是，虽然大伙总共只带了五美元盘缠，但他们终于到达了加里福尼亚的圣贝纳迪诺，又踏上了平整的马路，看到了开化的文明。三个孩子之一的罗伯特带着汽车留在了加里福尼亚，因为他的父母已搬到了那里，而汽车是他们的家产。这样，查里斯·怀特和埃德加·斯诺两人就搭伴继续旅行，一路打零工，以维持旅行的费用。很快，他们意识到，对于那浩瀚的大海、葱翠的亚热带森林、陡峭的山峦不能再留恋不舍了，必须回堪萨斯去，回到学校去。在返回的路上，他们常常扒乘货运列车，这在当时并不稀奇，被称作“骑乘铁路”。有的时候，他们爬到客车顶上去。这是一种非常严酷的旅行，特别是当列车穿越落矶山脉时，尤其危险。寒冷的夜晚，低狭的隧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提防着被警察捉去。有一次，他们被逮住了，只是由于他们天真无邪的诚实和坦率，才终于被释放。另有一次，他们又险些被捉去。当时，他们从火车顶上看到警察从列车的一侧追上来，就从另一侧跳下，猛向前跑，纵身跃上车头前面的排障器，在上面一直蹲行了百把英里。好在，这种如此难熬、使人心惊肉跳的危机也得到了补偿：有好几天，两个孩子直挺挺地躺在空荡荡的平板货车上，尽情而舒坦地晒着太阳，随着隆隆奔驰的列车，跨越过山峦叠障、举世闻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在博览群书方面，埃德加·斯诺很象他的父亲。他精力充沛，头脑明快，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好动。中学毕业后，他到堪萨斯城大学读了两年书，接着又到密苏里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去学新闻。在那里，他没有完成学业，部分原因是他老想跑动，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家庭负担不起让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为了帮助家庭，也为了资助自己，埃德加·斯诺做过许多杂工。有一段时间，他还为《堪萨斯城星报》做过业余的校园记者，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很有魅力的，他回忆说，报馆的工作间“就象一颗伟大的跳动着的心脏，……我远远地、敬慕地望着那些编辑们。” 　　在新闻学院，他不仅潜心攻读了新闻课程，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而且还广泛交游，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也是他后来在中国以致全世界要做的事情。 　　没多久，斯诺的旅行癖又发作了。这一回，他到了美国东海岸，而且是巨型城市——纽约。在那里，他开始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业余时间也为几家报纸写稿。他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还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去听课。随着对这座巨型城市渐渐有所了解，他头脑中冒出许许多多的念头。他想，写写电影剧本倒挺有意思，或许还能做个演员。他与一个叫做“罗杰斯弟兄”的著名电影演员交上了朋友。我们今天可以从斯诺的照片上看出，他在拍照时常摆出一副典型的“好莱坞”姿态。他那时甚至还试着与股票交易所打交道，居然还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一九二七年的一天，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阿尔文·乔斯林决定到世界去旅行。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后来，他们终于在一艘开往中美洲和远东的船上谋到了水手的工作。埃德加·斯诺给父母写了几封自我反省的信件，取得了家庭的谅解，之后，两个朋友就乘船远航了。斯诺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轮船在太平洋刚驶了一半路程，就因故障无法继续开行。斯诺和乔斯林不得不离开那艘船，在夏威夷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埃德加·斯诺写了几篇有关当地风土人情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描述了冲浪运动，这是他卖出的第一篇文章。使他吃惊和满意的是，《哈泼斯集市》报给他五百美元的稿酬。他精神抖擞，情绪振奋。 　　尽管斯诺对横跨太平洋的后半程也作了一些记载，但他从不感到这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他花光了钱，一文不名。应该说，埃德加·斯诺从来都没有很多的钱，因为发财致富不是他生活的主要兴趣。没有钱也罢，但他无论如何还是要到远东去。这时，他的一个朋友被获准乘坐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她大胆地向斯诺建议，他可以假装送她上船，然后趁机留在船上。斯诺照此办理。他的到来使船上的乘客都感到有点蹊跷，好象船上有一个十分神秘的人，因为他忽而悠闲自在地出现在头等舱里，忽而又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这位非正式的乘客一直没被发现，并且安全地在日本上了岸。埃德加·斯诺在日本逗留了几个星期，陶醉于这异国情调的妩媚秀丽的景色中。接着，他又伙同另一位朋友搭乘一艘小船前往上海。 　　埃德加·斯诺——这位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带着从纽约几家报馆领取的写作任务到了上海。他计划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而周游世界的旅行要用九个月的时间。但在上海，他碰到了许多过去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就相识的朋友。在密苏里老乡、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高级编辑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的帮助下，他成为该报的旅行记者。该报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是沿着中国全部铁路线作一次旅行。他接受了。在旅行过程中，他敏锐、机警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大吃一惊，不仅为中国的广袤和美丽而惊叹，也为这个国家压倒一切的不可回避的情况而震惊——人口如此众多，灾难如此深重。他回到上海，心神震荡，刺激难消。这使他不可摆脱地卷入到中国事务中去。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积蓄了良好的动议。也许，他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他要试一试。这样，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他原来只打算从为期九个月的环球旅行中拿出六个星期在中国旅行，而这段时间却一直沿续了十三年。 　　过了一段时间后，埃德加·斯诺当上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总编辑，并为美国的一些报刊撰稿。很快，他又为英国的报刊撰写稿件。他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区，研究和学习汉语。那些难以想象的旱灾、吞噬一切的洪水、众多而绝望的人民，压倒其他一切事物，继续使他惊骇。偏见、腐化、对革命力量的谣言包围着他，使他伤神费思，不得其解。他不停顿地写作、拍照。一九三三年，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危险遭遇。在上海居住几年后，他与美国领事馆的一位美国姑娘海伦·福斯特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不久，他们就搬到北京居住。 　　在这座美丽的京城，埃德加·斯诺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不仅与当地的外国人居住区进行接触，也与许多中国同事建立了友谊。在燕京大学，他与学生互相往来，受到他们的尊敬，也想他们所想，忧他们所忧。 　　斯诺夫妇在一所舒适的房子里过着温文华贵的生活，并养了几只狗，但这些玩物并没有改变埃德加·斯诺敏捷刻苦的工作作风。对于当时在中国独裁政府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他深深地为他们分担着忧愁；对于那些反抗卖国政府的学生们，他始终给予同情。渐渐地，他对聚集在中国西北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了解越来越多。时机成熟了，他跃跃欲试，决心深入到他们中去，将中国正在发生的实情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图画。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冒着风险，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到达位于陕西黄土高原的小城保安。红军从华南撤退后，经过长征到达那里，并深入扩展。他们在延安的窑洞中居住了许多年，过着十分清苦而严格的生活。埃德加·斯诺在那个区域采访了五个月，对那些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红军将领逐渐熟悉。他与他们一起过着相对原始的生活，穿戴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制服，一生中第一次蓄起了胡须，也仅此一次。对于在红区将会发现什么，他开始一点也不知道。经过几个月的接触，他与那些将在后来的数十年里掌管中国的人进行了大量的交谈。他补齐了当时中国历史中遗缺的片断，并且为他自己今后做出的正确预见奠定了基础。 　　他带着自认为是非同寻常的材料回到北京。它们将会引起爆炸，不仅会使中国人，而且也会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他退避在北京的家中，甚至连朋友也不见，集中精力写他的伟大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于一九三八年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开印。它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报告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向世界各国人民作了报告。人们把它看作长期来的一个独家新闻报道。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仅在英国就销售了十万册。它引起的一个重要结果，当然是中国人民自己对它的赞誉，因为通过这本书，他们对在中国西北动员集结起来的组织的性质和力量终于有了了解，这些组织后来在一九四九年控制了全中国。中国人民对这本书的赞誉一直持续到今天，埃德加·斯诺也继续成为他们的英雄。今天在中国，甚至连学童也知道埃德加·斯诺，即使在最偏僻的地区，他的名字也为成年人和青年人所熟悉。他的文章和生平出现在中小学课本上，他的著作被中国政府大量出版，印数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并被广泛分发。中国人民和政府对这位首次报告当时事实真相的人的尊敬，对他当时勇气的赞赏，看来是不会消退的。 　　埃德加·斯诺继续多写多看，向四面八方投寄稿件；他继续广泛旅行，交结了许多新的中国朋友。他与那些对中国人民表示关切的外国人一起工作，并投身于发起和推广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运动，试图以此来帮助中国人民。他接着又写了一部描述中日战争的书——《为亚洲而战》，于一九四一年出版。 　　这样，十三年过去了。下面这段话，是我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斯诺自传《复始之旅》中摘出的： 　　“是的，我认识中国人，我同他们一起打了败仗，一路踉跄地退过一个大陆，同他们一起痛哭，但仍旧同他们一起坚持信念，我因此感到自豪。但我不是他们中间的人，我也永远不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人。一个人如果让自己成为异国所属，他过的就是耶胡①式的生活，我对这种生活已厌倦了。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现在终于看到，我实际上是一个生活在异国的以实玛利。②为了避免陷得太深，我退了回来。……我终于下决心回家去。” 　　于是，埃德加·斯诺开始了或许是他一生的第三部分。他于一九四一年回到美国，在那里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交谈了不止一次。早在这之前，斯诺就与罗斯福总统有过书信往来。比起其他许多美国人，罗斯福或许更清楚地看到了事态发展的趋势：中国正作为一个强国崛起于东方。埃德加·斯诺得到总统的鼓励，并成为他的耳目。 　　在后来的十年里，埃德加·斯诺始终是一个游动的世界记者，对这种生活，他穷追不舍，干起来浑身是劲。他在欧洲、非洲、中东的许多国家都留下了足迹，并且在苏联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印度，他目击了甘地之死。对于他，许多国家是敞开大门的，因此他能够在地球另一边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里与掌权者和有名望的人会面、交谈。在他所熟悉的外国领导人中，甘地、尼赫鲁是其中的二位。对于象约瑟夫·斯大林这样的人的详情，他是很了解的。实际上，对于世界另一边几乎每一个国家里的那些出类拔萃的领导人物，他都很了解。他身临其境地目睹过斯大林格勒大战。在东半球，几乎没有哪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埃德加·斯诺不在现场进行报道。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略与本国领导人的联系，而且不断地衡量、审度他们的政策和行动。此外，由于他的婚姻在几年前就终止了，因此在家庭关系上，他也就独立了。 　　在那几年中，他写了三本书：《斯大林需要和平》、《人民在我们一边》，以及《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在苏联多年的居住，使埃德加·斯诺能够以权威的资格评论苏联，并把苏联的政权与中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在一些问题上，他公开对苏联表示反对，致使苏联政府不再允许他入境，迫使他终止了在苏联长期的居住。 　　随着时光的流逝，埃德加·斯诺从没有打消重返中国的渴望。他注视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也发表批评性的意见，因为他终究是一个诚挚的观察家和新闻记者。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当局对于他重访中国并不十分热心。这种情况是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虽然如此，他有段时间就在其他地方继续从事他的新闻职业。一九四九年，他回到美国，第二次结了婚。在离纽约城不远的帕利塞茨丘陵赫德森河斯奈登渡口，他买下一座房子，那里是文化艺术层居住区。埃德加·斯诺打算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与作为女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各自从事着自己的职业，赡养着家庭，安宁地生活在乡土上，指望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会天久日长。 　　然而，事情不是如同所期望的那样。参议员麦卡锡及其爪牙们“插进了一扛子”。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心狠手毒地对一切与中国新政权有联系的人加以迫害，不管这些人处于什么职位。在他们的打击下，吃苦头的不只是埃德加·斯诺一个人。国务院中过去曾出使过中国的外交官、以及教师、教授、作家、记者，都逃不脱麦卡锡的手掌，而丧失了职业。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找不到作演员的工作，斯诺自己也不能出版他的著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们不得不审时度势，最终承认，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是无法谋生和抚养孩子的，必须另找生路。一九五七年，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装本，这是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重要补充。一九五八年，他又完成了自传《复始之旅》，之后，他和妻子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搬家到欧洲去，到瑞士去安家。 　　一九五九年，他们搬迁到瑞士的日内瓦附近，起先生活在一个叫做圣瑟谷的小旅游地的山中。但是，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们要上学，要学习音乐，要参加青年人的正常活动。因此，他们一家就搬到城边，先住在尼翁的一套小公寓中。在那里，埃德加·斯诺为自己辟了一间供写作用的简易工作室。不久，他们又搬到沃德州埃辛斯村的一所农舍中，在那里，埃德加·斯诺度过了他的余生。 　　埃德加·斯诺从来没有放弃重返中国的打算。当他为此而做的努力得到中国政府的赞同时，成行的时间来到了。但是，在他前面还存在其他的障碍。对于到“大陆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拒不批准。同时，中国人自己也不是无条件地欢迎其他国家的记者。由于埃德加·斯诺多年前就与中国人建立了友谊，中国政府终于决定同意他作为一个“作家”访华。接着，经过他的朋友艾夫里尔·哈里曼向美国政府说情，他终于在一九六〇年重返中国。这是他自一九四一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在中国做时间那么长、内容那么丰富的停留。他的这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根据这次旅行，他写成一本综合性的著作《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并于一九六二年出版。 　　回到瑞士后，他继续写作，发表了一些文章。由于他需要进一步补充他的收入，就到一所学校去教课。那些日子对于斯诺一家来说是清贫的，也可能有一点寂寞。瑞士人是一个自给自足、缄默内向的民族。对于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埃德加·斯诺非常喜爱，他怀念着他们。他也爱自己的国家。看在自己祖国的份上，他忠实地试图以各种方式为她效力，向她报告外界所发生的事情。由于美国的朋友邀请他去讲课或参加会议，并给他提供旅行费用，他也能不时地回美国去。在那些旅行中，他访问了堪萨斯城，看望了在那里的家人，作了一些演讲，并且与他在纽约的编辑一起工作，编辑出版了《大河彼岸》一书，后来又编辑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 　　一九六五年，埃德加·斯诺又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竭尽全力设法把妻子洛伊斯·惠勒一同带去，但是中国人不鼓励她来。斯诺在这次旅行中，搜集了许多资料，由此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那些到瑞士去的美国朋友经常去看望斯诺一家。每当客人来时，这一家就象过节一样的高兴。那些愉快的日子也使客人们深深怀念。 　　欧洲的一些期刊发表了斯诺的一些文章。但是在美国，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外，他的文章继续遭到拒绝。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了几篇他的文章。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轰炸和有关军事问题的科学论文，署的是他的笔名巴金森(V．Chesterton Barkinson)。实际上，被发表的也就是这么一篇。他曾经为其做过编辑的《星期六晚邮报》拒绝发表他写的任何东西，《纽约时报》是一贯把他的文章拒之门外的。他后来完成了《大河彼岸》的修订稿，冠以《今日红色中国》的书名，一九七〇年由美国出版商出版。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间，埃德加·斯诺也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着急，为他们脱离了与自己祖国的接触而担忧。这些问题经常萦绕在他心头，他总是与他的美国好友讨论这些问题。他通过种种努力，设法让他的孩子们到美国去旅行和接受教育。 　　自他前几年在中国作了较长时间的旅行后，一九七〇年，埃德加·斯诺又访问了中国，这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他终于获准携带妻子洛伊斯同去，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中国领导人请他向美国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总统前来访问，不论作为一个旅游者，或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这是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生活》杂志很快发表了埃德加·斯诺写的两篇文章。 　　由于健康的缘故，一九七〇年那次访华对埃德加·斯诺来说是艰难的，他自我感觉不佳。但是，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沿着一九四九年前自己走过的路线旧地重游了一番。一路上，他急切地向妻子指点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同时告诉她当时发生的故事。陪同他们访问的，是埃德加·斯诺当年突破封锁去会见中国革命领导人时为他担任翻译的人。事情真是太有趣了，正是这位曾经叫做王汝梅的人，经过稳步地升级，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接着又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现在是国家副总理，在政府最高层中据有一职。他就是副总理黄华。 　　在埃德加·斯诺最后的几年中，他继续频繁地重返美国。一九六五年，他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都柏林参加了第二次都柏林会议，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访问。会议上，那些有名望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制定了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但是，埃德加·斯诺却拒绝在会议宣言上签名，因为他感到，会议参加者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表现出足够的了解，规定相应的章程。 　　严重的疾病向埃德加·斯诺袭来，但他觉察到的第一次症状，没有立即显示出致命的危险性。一九七〇年他离开中国后，立即到香港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瑞士后，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精力也时盛时衰。他独自到摩洛哥去度假，试图把事情搞个明白，看看是不是太疲劳了。他只能间歇地进行工作，艰难地把精力倾注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他时而进医院，时而又出院。一九七一年九月，两位挚友在到中国作第一次访问的途中，到瑞士的那座农舍去看望他。他的精神看起来不错，但他仍然为他的健康、家庭、以及无法在美国发表文章而忧愁，种种思绪喷涌而出。对于《纽约时报》前不久拒绝发表他写的关于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一篇文章，他特别地恼怒。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医生为他施行了一次探查性的手术，他体内情况很不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去中国访问的同一个星期，埃德加·斯诺逝世了。为了劝说尼克松总统将埃德加·斯诺接回他自己的国家，将他安排到华盛顿附近的贝特思达医院进行治疗，人们进行了各种努力。退一步说，如果尼克松这样做，也可以补偿麦卡锡时期和“非美活动委员会”所犯的罪过。然而，理查德·尼克松只回了一封简信，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遗憾。对此，埃德加·斯诺十分厌恶。埃德加·斯诺在美国的朋友都感到无能为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洛伊斯将他生病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仅仅耽搁了几天，一架飞机从北京飞抵日内瓦，为瑞士的那座农舍运去了一组医护人员、医疗器械、甚至还有一张病床。他们原先想把埃德加·斯诺带回中国，但他们发现他的病情太重，不能移动。这样，这个精良的医疗组就留在瑞士照顾埃德加·斯诺和他的一家，一直到他去世。 　　埃德加·斯诺逝世后，人们从他先前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埃德加·斯诺逝世四天后，世界各地的朋友聚集在瑞士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会堂向他致哀。在追悼会上发言的有：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他宣读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唁电；女作家韩素音，她是埃德加·斯诺数十年的朋友；马海德大夫，一九三六年他与斯诺一起前往中国的陕北，他也是中国医疗组的负责人；美国大夫格雷·戴蒙德。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会，悼念埃德加·斯诺的逝世。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美国纽约也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 　　按照埃德加·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后来得到妥善的安放。一九七三年五月，洛伊斯·惠勒·斯诺携带着女儿和妹妹来到北京，完成了斯诺的第一个要求，即“他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政府起先建议，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里，也埋葬着其他几位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那是中国给以他们的荣誉。但洛伊斯·斯诺感到，严格地说，斯诺既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那是最合适的。他生前曾在那里任教，喜爱那里的青年人，与他们休戚相关。中国政府立即理解了这一点。 　　五月十六日，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国领导人赠送的一个个大花圈，环绕着标志坟地的大理石墓碑。墓碑上用中英文凿刻着“埃德加·斯诺，1905—1972，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碑文的中文是由叶剑英元帅书写的。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斯诺和几个朋友一起，沿着赫德森河畔一条寂静的乡间陡坡走下去，来到一块被青嫩的山茱萸覆盖的林间空地，将埃德加·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那里，并安放了一块从赫德森河滩上带来的石头。那里是这样肃静、天然、可爱，成群的鸟儿在那里筑窝安栖，低语啾啾。 　　第二天，就在这同一个地方——纽约帕利塞兹丘陵的斯奈登渡口，更多的朋友们又聚集在一起，悼念埃德加·斯诺。也就是在这个渡口，埃德加·斯诺与那许多朋友建立了友谊。当时，他结束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多年的奔波，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来到斯奈登渡口定居，想出种种办法，以便能安居乐业，抚育儿女，赡养家庭，尽享天伦。 　　现在，许多年又过去了。假如今天有人再去那个墓地，他会看见，在这个俯瞰赫德森河的小山坡上，在这个常春藤环绕的小树林中，安放着一块褐红色的河石，上面镶嵌着两个铜制的首写字母“E．S．”(即埃德加·斯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可以肯定，这正是埃德加·斯诺所希望的。 　　一九七四年，埃德加·斯诺的亲友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建立了“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它设在密苏里——堪萨斯大学中心图书馆内。埃德加·斯诺曾在堪萨斯城诞生，并在那里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那些认识、关心埃德加·斯诺并赞赏和继续尊敬他的工作的人，那些对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抱有兴趣的人结合在一起，广泛搜集一切与埃德加·斯诺有关的照片、回忆录、著述、信件、艺术作品、学术论文，以及与他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关的物品。在中心图书馆里，经常陈列着一些珍贵的有关埃德加·斯诺的历史资料。许多学者都来函，要求给予阅读不断搜集到的资料的机会和便利。基金会还设立了“埃德加·斯诺衔访问教授基金”、“埃德加·斯诺奖学金”，并经常以他的名义邀请学者演讲，组织旅游团访华。 　　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惠勒现仍住在瑞士的那所农舍里，她自己也成了一名作家。一九七一年出版《中国舞台》一书后，她又写了《庄严的死——当中国人来到的时候》(中译《我热爱中国》)。这本书记述了自一九四九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结婚直到一九七二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期间他们一家的生活。接着，她又编辑了一部大型图册，内有许多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居住时拍摄的照片，并配有从他的著述中摘引的文字，进一步描述了本世纪前半叶他在中国时的生活。图册于一九八〇年在美国出版，书名为《斯诺眼中的中国》。 　　在“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所收藏的珍品中，有一幅中国美术家邓邦镇画的油画。它恰如其分地展示了我们所怀念的这位故去的密苏里人的全部品格。他，一九〇五年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一九七二年在瑞士沃德州埃辛斯村逝世，享年六十六岁。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 　　本文作者玛丽·克拉克·戴蒙德生前是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她的父亲格伦威尔·克拉克是斯诺生前好友，曾与斯诺一同从事过世界和平运动。戴蒙德夫人曾多次访问我国，本文是她专为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而作的。由于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工作劳累过度，戴蒙德夫人不幸于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去世。——编者 　　① 耶胡：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编者注 　　② 以实玛利：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被其父亚伯拉罕摈弃。后指被社会摈弃的人。——编著注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