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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怎样采访和写作

裘克安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享有世界盛名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二十三岁时来到中国，本来只打算在中国待六个星期，结果却待了十三年。他做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直到五十年代初，大致也有二十三年。在二次大战期间，他成了报道中国、苏联和印度问题的世界有名的记者。他的成名作，也是最突出的成就，当然是轰动全世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报道以及《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五十年代，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不得不退出新闻界。到一九六〇年他才重访中国——这时已是解放了十一年的新中国。于是他重新拣起记者的笔，热情报道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巨大变化。直到一九七二年他不幸逝世。 　　斯诺写了许许多多新闻报道，然后隔一定时间又把它们编写成书。在这些书里他作了回顾和前瞻。这些书可以说是历史书，但同时仍然带有新闻的特点，生动、具体，读了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 　　斯诺作为记者，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原因何在?我们从这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那里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正义感。一个美国青年，在二十年代末来到“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斯诺自己也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旧中国，那怕是一个穷学生、穷记者，也多少有些特权，生活总可以过得很不错。但是斯诺并不是到中国来享受白种人的特权的。他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对帝国主义压迫深感不平，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深切同情，对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战祸深恶痛绝。他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国政府怎么办?中国人民怎么办?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究竟在哪里?他逐渐把中国人民的事业看成了自己的事业。他热情赞助了一二九运动。他冒着生命危险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后来他支持“保卫中国大同盟”，为“工业合作化运动”做工作，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采取所有这些积极行动，都是由于他抱有强烈的正义感，虽然他并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 　　与此同时，斯诺坚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一些重大的事件，他都要亲自去现场看一看，从大量感性知识中间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方面，重视不同的方面。有不少外国记者、中国记者只是浮光掠影地采访，甚至是采取猎奇的态度。斯诺却不是这样。一九二九年他为了采访中国西北灾情，一直旅行到铁路的终点，一九三二年在淞沪抗战期间，他冒着枪林弹雨，多次亲临中日两方面的前线。一九三六年他欣然听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不但在保安访晤了我党许多领导人，而且到甘肃和宁夏前线去和部队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这次他做的笔记就有十六本之多。一九四三年初他采访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也坚持一定要不畏艰险地深入到斯大林格勒的前线。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报道总是有血有肉的，有大量事实作根据，有现场生活所产生的激情。 　　为了掌握事实，斯诺很重视交朋友，而且很善于交朋友。他同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等的亲密关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同我国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交了朋友。对于农民和小市民，他也很谈得来。这样他能够听到各阶层和各方面人的真心话。这点无疑很重要。一个人自己目睹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记者如果能够倾听当事各方的意见，进行分析，对于问题的了解就可以深入得多。 　　为了客观地反映事实，斯诺很注意历史的比较。保安的今昔对比、包头的今昔对比、上海的今昔对比……这些是斯诺对新中国报道中的精采篇章。旧地重游，斯诺都能很敏感地辨别哪些方面起了变化，变化有多大，而哪些方面还没有改变。这是由于他前后几次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具体的比较。对于中国的历史，斯诺不象外国有些所谓“中国通”那样，从上下几百年、几千年去作抽象的讨论，搞唯心主义的推理，而是着重于用活的近代史作为背景，说明人民的生活和地位的变化。这样，他对于中国的问题，一般都能够抓住要点，说得清楚。 　　斯诺忠实于实际，敢于坚持自己的印象和见解，不搞人云亦云。他对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同情和友好，数十年如一日。皖南事变时，他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向国际上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失去在国统区的采访自由也在所不惜。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偏袒蒋帮的对华政策，为此受到五十年代美国反动当局的排挤和迫害，直接影响到一家人的生活，而他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心毫不动摇，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的通讯和著作大多要在西方发表，但他并不跟着西方新闻界一时风行的论调而随风倒，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也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对于当时友好的苏联政府，他也是保持自己的公开批评的权利。正因为斯诺坚持了这种态度，有好几次他的判断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而那些随波逐流之辈，却往往作出错误估计，落得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正是他从北平动身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载的题为《东方即将来临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日本在它企图主宰中国市场和内地财富的巨大冒险中，注定了要折断自己帝国的颈骨。会发生这种巨变，不是由于日本的经济会自动崩溃，而是因为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宗主权条件苛刻得无法忍受，不久一定会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抵抗运动。……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东方战争将使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的预言虽然有主观愿望的成分，却有相当充足的历史逻辑的根据。”当时西方许多人断言中国人不能发动和坚持有效的抵抗，而且认为中国人太个人主义，不会选择共产党的道路。斯诺的认识，比他们深刻多了。 　　一九三七年，一位经常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表评论的德国记者海因兹·希普说，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放弃了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权。一九三九年，弗雷达·厄特利也制造类似的谣言。一时许多外因观察家纷纷传说，中共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只是农村改革运动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了。在这种情况下，斯诺却在深入观察的基础上相信中共的政策，对此进行了辟谣。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诚实和革命决心抱有坚定的信念。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欧美舆论界多数人认为苏联必败。但是斯诺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从一开始就表示相信，希特勒进犯苏联，是他走上毁灭道路的开始。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斯诺又是正确地估计了苏联人民反抗法西斯的决心和力量。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一年期间，斯诺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苏南关系，分析了战后苏联政策同东欧的矛盾。他写道：“苏联在东欧政策的早期矛盾，在于苏联的双重身份，它既是解放者又是监狱看守，既是革命者又是剥削者，既是慷慨的同志又是伊凡雷帝——那个实行报复和惩罚的父亲。”他认为苏联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利益强加在兄弟国家头上，一定要激起反抗，而丝毫无益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他鲜明地支持南斯拉夫顶住苏联的压力，同时预言，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坚持原则，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中国将成为第一个由共产党统治而不听从莫斯科的大国。这件事本身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和在其他地方开辟崭新的前景。”由于斯诺写了这些文章，他曾被诬蔑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不再被允许进入苏联进行采访。斯诺一直坚持了这些主张，直到中苏分裂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以上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斯诺作为一个记者，坚持实事求是而达到的正确观点，这些观点是为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实了的。 　　当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记者，斯诺也有认识错误的时候。但就在这方面，他也有一个优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他发现自己错误以后能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 　　斯诺早年曾寄希望于蒋介石，后来很快就醒悟过来。他说：“那时我象杜勒斯在三十年以后那样认为道德是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我认识到，政治和医道一样，要先诊断才能处方。这里的病人是中国，不是外国；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最终不是决定于道德判断，而是决定于内在的最深刻的饥渴和实际的要求。” 　　斯诺曾幻想美国可以“拯救”中国。他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对美国的政策曾提出过一些天真的建议。后来他也觉悟过来。他说：“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四十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象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的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斯诺还坦率地承认，他由于长期处在国外，对于美国的了解反而比较欠缺。许多美国的现象他觉得无从解释。不过象下面这段关于美国革命问题的概述，恐怕还是相当实事求是的：“只要旧秩序还没有用尽它的一切手段，暴力的社会革命是不会在一个国家里发生的。美国资本主义可以使用的权宜之计还多得很。我们只要列数使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一切条件，就可以看出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致使历史不得不走向暴力的变革。在俄国经验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斯大林主义理论可能适用于十九世纪时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但如果机械应用于美国这样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则完全不能适用。” 　　斯诺作为需要赶时间的记者，不可能对文字进行精雕细刻，但他的文字具有简赅、形象化和强劲有力的特点。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总结他在旧中国获得的印象的以下一段文字： 　　“虽然我没有资格向中国索取什么东西，中国却已经索取了我身心的一部分。我年轻时不懂得语言和统计数字的意义，后来看到了许多真实的场面，碰到了许多活生生的人——以致现在对我来说‘饥荒’意味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胸前却悬着一百万岁古老的干瘪的乳房；‘恐怖’意味着一片焦土的战场上一群老鼠伏在没人照管、奄奄一息的伤兵身上大啖着流脓的血肉；‘反抗’意味着愤怒，当我看到一个孩子被迫匍匐在地作负重的牲口；‘共产主义’意味着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为报仇而参军，因为他的家族由于有三个子弟参加红军而被杀害了五十六口人；‘战争’意味着扔在闸北街头的一个被强奸过、腹部开了膛、赤身露体的青年女尸；而‘屠杀’意味着一个被扔在卫生部附近一条弄堂的垃圾上的弃婴。现在我才懂得，日本所谓‘在亚洲的反共领导地位’意味着在我眼前炸毁的一座孤儿院废墟下露出的女孩的断臂残足；‘冷酷无情’无过于四川街头一批穿着绸缎衣服的游手好闲的人看着两个乞丐为了夺一口剩饭互相掐脖子相争而发出的笑声。现在我才看到，我自己心中隐藏着僵冷的恐惧和懦怯，而那些我过去曾幼稚地认为低我一等的卑微的人们身上却显示了勇敢和决心。 　　是的，我将是以上这些东西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将永久留在中国的褐色群山和碧绿梯田之间——属于那晨雾中朦胧可见的象孤岛似的庙宇，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爱过我的中华儿女，那些曾经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而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农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但两眼亮晶晶的孩子，那些我认识的地位与我相等的人和相互恋爱着的人，特别是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饷、忍饥受辱的农民士兵，他们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使一切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的争取生存和进步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 　　这段文字，我引用得很长，因为它相当典型地说明了斯诺的正义感，他的朴素而诚挚的对人民的感情，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性的认识。这段文字也说明，斯诺能抓住典型的形象，用生动的图景，而不是干巴巴的概念说明问题，给读者以生动的印象和强烈的感染。 　　最后，在今天中美已经建交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学习斯诺，要能象他一样热情地宣传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希望能出现许多象斯诺那样的记者，忠实于友谊，又善于在人民之间起相互介绍的作用。 　　(原载1979年第2期《新闻战线》)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