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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历程

刘力群

白夜 　　一九七八年深秋，我同斯诺的老朋友斯蒂尔，一起来到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岸的斯诺墓前，共致凭吊之意。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伴着湖光塔影，引起人们多少的回忆和遐想啊!斯蒂尔给老朋友献了一束花。在花光当中，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个个历史的镜头，看他怎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一 　　一九三六年的一个夏天，信天游的歌声正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空回荡。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徒步来到了安塞白家坪。经过长途跋涉，他虽然风尘仆仆，面容清瘦，两眼仍然射出了能够负重致远的神采。游击队员围上去盘问他，他似乎身陷重围了。这时，一个目光炯炯的人走了过来，用英语问他： 　　“Whom are you looking for?”(你要找谁?) 　　这个美国记者看到他两道浓眉，风度英武。当斯诺知道这人就是他所要找的周恩来时，高兴极了，立即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埃德加·斯诺。” 　　“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 　　在明亮的灯光下，两个人促膝长谈，不觉夜色深沉。第三天，他带了一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草图，骑上马到保安见毛泽东去了。在他的面前，一切皆在发秀吐荣，描出了一条新鲜的风景线。 　　二 　　一九〇五年，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出版印刷商，说不上怎么富有。少年时代的斯诺，在铁路上当过小工，手上给铁锹磨出了硬茧；也在印刷厂里当过学徒，身上沾过油墨的馨香。后来，他上了大学，读过新闻系。一九二八年，他来到了中国，从事记者生涯。中国的山山水水，印下了他的许多足迹。他给《密勒氏评论报》写了许多旅行文章。在这个时候，斯诺同鲁迅建立了友谊，曾经到鲁迅家中作客。他翻译了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鲁迅还幽默地告诉他说：“阿Q现在正治理国家。” 　　一九三四年初，斯诺来到燕京大学，一边任教，一边做记者。他努力学习中文，会说基本的口语。在一个国家里采访，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行呢?他甚至在生活中也模仿中国人。一天，他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请人刻了一枚隶体汉文图章。“施乐”二字，赫赫朱红，也够古色古香的了。他住在燕园东边成府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许多青年常到他的家里拜访。当时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龚澎就是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斯诺热忱而严肃地报道了中国学生运动。他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男女青年赶到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来。” 　　斯诺知道，在红墙黄瓦、苍松翠柏的北京城外，还有一个红旗下的中国。那是一个谜。他要去寻找这个谜底。怎么去呢?他去寻求支持，找到了宋庆龄。 　　经过宋庆龄的安排，斯诺带着隐显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照相机，二十四个胶卷，还有足够的笔记本出发了。在西安的一个旅馆里，一位穿灰色绸衫的人来找他，把他带到汉代宫殿的遗址上，又同另外一个人接上了头。在离开西安的路上，不断换上他所不熟悉的人陪伴他，仿佛把他当作一个邮包似的，从这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手里。一路跋山涉水，晓行夜宿，斯诺作为西方第一个记者进入了红色的中国。 　　三 　　斯诺来到了保安。在一座朴素的窑洞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一张木桌上面，铺着洁净的红布。蜡烛不时开出喜气洋洋的烛花，仿佛红梅绽放。 　　就在这个窑洞里，斯诺递给毛泽东一张纸，上面列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答复。毛泽东一共同他谈了十多个晚上。斯诺伏在桌子上奋笔疾书，直到要倒头便睡的时候为止。 　　斯诺是一个忠于事实的记者。他这个时候，虽然懂得了一些汉语，但是湖南的口音使他有些听不懂。而且有些革命的词汇还根本没有收集到他的记忆中来。所以，他需要翻译。他的汉字写得不太熟练，也只用英文记录。为了保证报道的准确性，他请翻译人员把这些记录译成中文，由毛泽东订正；订正以后，又由翻译人员译成英文。斯诺说：“由于这样小心，我认为在报道上的错误是很少的。”这种严谨的采访作风，可以说是对真实的过分的爱。 　　斯诺离开保安以后，到甘肃、宁夏一带旅行，同农民、战士一起生活，前后一共逗留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北京以后，他就紧张地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他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描写了革命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将领的形象，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反映。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芦沟桥的炮声中，斯诺的著作脱稿了，同年十月，在伦敦出版。斯诺的笔说服了世界。这部著作被称为“现代新闻工作中的杰作”。 　　《红星照耀中国》怎么变成《西行漫记》的呢?胡愈之最近告诉我，抗日战争初期，他们在上海孤岛的租界里，结识了斯诺。一天，斯诺送给他一本《红星照耀中国》。他看了，马上同几位友人翻译，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便于发行，不得不把书名译得隐晦一些，叫做《西行漫记》。这个书名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很得体，所以一直沿用下来。 　　“在许多书页里”，斯诺写道：“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如果我有任何个人功绩的话，那仅仅是在于我有足够的判断力去让他们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是的，斯诺是一个有足够判断力的记者。不然，他就不会冒着危险到红色的中国来了。当他同采访对象谈话的时候，就想到蒋介石曾出高价悬赏他们的头颅，自然也会意识到他干的是一件担风险的事了。 　　一九四一年，斯诺报道了皖南事变，把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世，引起了蒋介石的痛恨，取消了他记者的权利。不久，他离开了中国。临行前，宋庆龄对他说：“你以后回来吧。你属于中国。” 　　四 　　当斯诺同中国远隔太平洋的时候，中国人民通过了黑暗的历史的隧道，踏上了光明的里程。 　　经过多年阔别，一九六〇年六月的一天，斯诺在北京机场上，抱着新鲜的花束，接受朋友的欢迎。十几年没有用汉语了，但是他仍然听得懂乡音一般的欢迎词。 　　周恩来在密云水库旁边会见了斯诺。这里山水佳境，景物宜人，同当年黄土高原上初见的氛围全然不同了。周恩来说： 　　“十年前，中国开始了第二个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 　　斯诺要了解这第一步是怎么走的。他提出了四十多个问题，请周恩来答复。他们一共谈了十二个小时，还不包括在餐桌旁边的对话。斯诺写了一万一千字的记录。那时中美两国还没有互派记者，周恩来笑着对他说： 　　“你不是作为记者受到接待的，而是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受到接待的。” 　　斯诺当然理解周恩来的心情，笑道： 　　“每一个历史学家必定是个优秀的记者，无论从修昔底德或司马迁开始都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斯诺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在我们的记者当中，难道不应该有人用史笔来报道一切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物吗?修昔底德是史学家，也是伟大的记者，我们从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不是看到了许多文体纵放的战斗特写吗?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记者。我们从他的《史记》的列传中，不是看到了许多笔墨淋漓的报告文学吗?记者所写的新闻通讯，实际上就是记述他所见到的眼前的历史片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成立时，斯诺就要到中国来。可是，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禁止一切美国人到中国访问。经过十多年的争取，形势越来越有利了，斯诺终于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而这个时候他正住在瑞士乡间。 　　斯诺这次在中国作了五个多月的旅行。他饱览了内蒙古的草原风光，欣赏过延河的澜漪，漫步过云南的热带丛林，参观过工业城市的上海，一共走了十九个城市。他访问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他们曾在一起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一天清晨，斯诺穿过云舒霞卷的菊花，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这个老朋友。智慧和材料在谈话中交错运用。斯诺发现，毛泽东一样喜欢采访活动。他说：“毛泽东往往喜欢自己做采访记者，要亲眼看到事物的发展进程。” 　　话题转到游泳。毛泽东曾在长江游泳过，斯诺已经知道了。在保安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告诉过斯诺，要到美国去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这次，毛泽东告诉他说，要到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游泳。毛泽东笑道： 　　“只在密西西比河的河口旁边游游而已，整个河口有五十英里宽呢!” 　　人们从幼年时代起，站在河边，往往对未知的河的彼岸发生遐想。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在他们的大河彼岸。也许就是这次谈话的启示吧，斯诺写了一本书——《大河彼岸》，把他访问过的人物和事件，都请到他的书中来。 　　五 　　新中国是斯诺心爱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同客人谈话，都离不开中国。他从大河的彼岸过来，当然有足够的发言权。借斯诺之助，美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 　　然而，彼岸在不断变化。四年之后，一九六四年十月，斯诺又到彼岸来了。周恩来在自己朴素的住宅里，会见了斯诺。周恩来的谈话留给斯诺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的言谈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几十年的努力，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 　　斯诺出外旅行去了。等到他的笔记本写满了纪事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请他去吃晚饭，告诉他说，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 　　既然是山南海北，那就不要送上问题的单子了。既然是海阔天空，也就不用记录了。斯诺是一个善于采访的人，有自己的采访艺术，有自己的个人风范。写到这里，我想到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对我说的一段话。她说，斯诺是一个成功的记者。他注意到同采访对象自然地相处，从来不强加于人。他很随和。当然，他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但是，他总是同采访对象相处得很好。如果采访对象不愿意谈，或者谈得不理想，他也不至于伤心落泪。 　　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确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斯诺发现，这样谈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是送上问题的单子所不能代替的。 　　斯诺说：“过去历史上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一切交往实际上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 　　毛泽东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斯诺说：“你是否真正看到有什么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吗?” 　　“是的，”毛泽东说：“不过需要时间。” 　　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在斯诺的报道中，陈列出未来形象的预展。 　　六 　　斯诺离不开中国。每当他离开中国一段时间以后，又被中国强大的磁力吸引过来。一九七〇年十月，北京街头以节日的打扮，迎来久违的客人。 　　斯诺带着《西行漫记》这本书，旧地重游，到保安去了一趟。这几次来中国，他都带了这本书，以便重温旧事，看看有什么材料需要订正，就在重版时订正。这次，他走过中国各地的十一个公社的田野，仿佛看了一连串农村节目，为他的著述准备了丰饶的素材。 　　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老朋友。斯诺看到，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也有一些外文书。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是一位作家的工作室。 　　两人共进了午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对一位卓越的记者，一位老朋友，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祝愿。他说： 　　“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别人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很好。 　　“你到处跑跑嘛!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对这些祝愿，都衷心地接受了。 　　毛泽东的谈话，不止是对斯诺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记者说的。记者的采访工作，就是一种社会调查。而社会调查是一件严肃的工作，必须真实，决不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所能奏效的。斯诺在三十多年后，还不断修订《西行漫记》，这就是严肃的态度，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没有这个态度，就不能做一个好的记者，也不可能做一个好史学家。 　　在斯诺同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中必具的一个话题，就是中美关系。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我将高兴同尼克松会晤。他可以作为一个旅行者来，也可以作为总统来。他如果愿意谈，我愿意同他谈。” 　　斯诺看到，他多年来为之奔走的中美友谊，即将揭开历史性的篇章。他的高兴是难以形容的。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斯诺又把周恩来的谈话与之相印证。 　　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斯诺感到，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同外界的联系，包括同美国的联系。周恩来告诉他，门是敞开的。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 　　从斯诺的每次访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轨迹。 　　斯诺把这次访问所得，写成《漫长的革命》一书。这是一幅彩色的画卷。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颗种子发芽滋长了。 　　七 　　《漫长的革命》的彩色画卷尚未完全展开，斯诺在日内瓦病了。他在病中继续写作，可是，他那漫长的一生结束了。而《漫长的革命》成了永远不能完成的著作，正如革命永远要进行下去，没有终点一样。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斯诺就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撒到他的祖国——美国的赫德森河里，一部分撒在北京。斯诺去世后，斯诺夫人和亲友忠实地执行了他的这一遗嘱，把他的骨灰分别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和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斯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记者所能作出的贡献，然而，他毕竟是用记者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斯诺热烈追求进步，采访作风审慎，写作态度严肃，热爱岗位工作，这些都是记者的榜样。现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墓成了一个永远值得凭吊的地方。在花光的照耀中，我们仿佛看到斯诺在微笑了。 　　(原载1979年第一期《新闻战线》)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