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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与鲁迅——兼谈《活的中国》编译经过

刘力群

张小鼎 　　一九二八年初，一艘开往远东的“兰德诺号”轮船从纽约港鸣笛启航了；船上一名正直勇敢、充满幻想的美国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了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夙愿——征服太平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各地去历险，而自愿充当一名临时锅炉工，也随之出港走向世界了。这个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青年，不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深切的同情心，而且富有不畏艰难、勇于探险的奋斗精神。他原打算随船做一次环球旅行，开阔视野，增长见闻，以便一年后返回纽约，希冀此后悠闲地专心致志地一生从事写作和研究。 　　然而，命运决不是个人事先所能主宰安排的。伴随“兰德诺号”汽笛的一声长鸣，太平洋汹涌的浪涛，却把他推上另一条极富传奇色彩的通向未来的成功之路——深深卷进了一个异常遥远而又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中去。当时这个年仅二十二岁的所谓临时“锅炉工”，就是日后举世闻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 　　历尽艰险，几经周折，斯诺远涉重洋途经夏威夷、日本等地，在数月后终于来到了被欧洲人视为“东方的巴黎”，而实则是亚洲政治斗争的心脏——上海。他本计划在中国旅行六周；可是当时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却一眼看中年轻有为的斯诺的才华，他竭力挽留，约请斯诺合作协助编辑所谓《新中国》的特刊；三个月后斯诺便又被邀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其后又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和影响，年轻的编辑和记者斯诺不仅放弃了原订的环球旅行计划，而且留居上海、北平等地，在夜气如磐的旧中国时断时续地生活、工作、斗争了十三年，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建立了真挚友好的情谊，与中国革命发生了特殊的联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诺从一名热情正直、富有人道主义思想和探索求实精神的美国资产阶级的普通记者，转变成长为中国人民和革命的真挚朋友、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左翼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有着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斯诺之所以能产生这种转变，固然和当时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以及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固然有着他个人许多主观条件和因素；但是他所接触认识的一些中国卓越的伟人无疑对他的思想起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他一九三六年夏秘密踏上采访陕北苏区——此行是他生活、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之前，这种个人的友谊交往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对斯诺说来尤其显得深刻和突出。 　　在三十年代前期，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鼓舞和引导年轻的斯诺于荆天棘地、腥风血雨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深入进行探索和斗争，并使他看到未来新中国一线曙光的两个非凡人物，正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大放过光辉异彩的著名伟人——宋庆龄和鲁迅。 　　埃德加·斯诺曾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与宋庆龄在三十年代所建立起的友谊：“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①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也说：“埃德最早是受孙夫人的影响……最使埃德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动”②，并明确指出：“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③同样，对于鲁迅，斯诺也极为崇敬和钦佩。他说：“正是通过鲁迅(还有孙夫人)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年轻作家和编辑。”④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一九四四年，斯诺与一位中国朋友邂逅于硝烟弥漫的巴黎，久别重逢，无限欣喜，他对中国友人倾吐了自己蕴藏心灵深处的两句肺腑之言：“中国真正是我第二个家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⑤ 　　因此了解斯诺和宋庆龄、鲁迅等人相互交往的有关史实，不仅有助于研究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进步文化的交流是如何通过他们优秀的代表人物大力推进和发展起来；而且对于深入探讨一生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并赢得世界声誉的斯诺的思想发展，也是颇有裨益的。 　　这里，限于文章篇幅和个人水平，笔者仅只试图先就斯诺与鲁迅建立的诚挚友谊做一个大致轮廓式的介绍，并对相互交往中若干尚有争议的重要史实，略作一些探讨，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学术界对鲁迅与斯诺的关系和相互思想影响能够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 　　人所共知，斯诺是在三十年代逐步深入探索、研究中国社会现状的过程中，接触与阅读鲁迅的作品，并准备着手将《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而开始结识鲁迅的。但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面的时间始于何时何地呢?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至今众说纷纭，未有一致结论。现在，我想列举一些带有权威性的说法加以分析、比较和辨正。 　　(一)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所作题为《埃德加·斯诺和中国》的演说中曾谈到：“埃德同史沫特莱一起结识了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⑥这为我们探讨斯诺与鲁迅的初次会晤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因为人们都熟悉，美国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是一九二八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的。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与鲁迅通信并会晤；一九三〇年五、六月间又经诗人徐志摩介绍结识茅盾。⑦此后她在上海期间不仅通过鲁迅与茅盾等与中国左翼文坛和进步文化界发生密切关系，并在从事共同的文化斗争中成为少数几个与鲁迅关系至为亲切诚挚的外国友人之一。而鲁迅通过史沫特莱又结识了不少新的外国朋友。例如，一九三二年她就曾将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论坛》编辑，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美国年轻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即后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草鞋脚》的编译者伊罗生)介绍给鲁迅。所以，如果说，由深切关怀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史沫特莱，将具有进步倾向、真诚同情中国人民和革命斗争而名气又比伊罗生大得多的斯诺介绍给鲁迅，或由她陪伴共同会见鲁迅则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们究竟是何时会见的呢?遗憾的是斯诺夫人在这次演讲中并未提及。 　　然而，数年之后的一九八一年，洛伊斯·惠勒根据斯诺生前的书、信、笔记和有关照片等资料编辑成的《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却将斯诺与鲁迅的会见时间推定为“一九三〇年”⑧这一说法不仅令人难以信服，而且无疑是欠确切的。因为早在鲁迅生前的一九三五年，斯诺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鲁迅——白话大师》中曾清晰地叙述道：“我初次耳闻鲁迅其人是在一九三〇年。那时正在搜捕他，因为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和组织者，这一组织是政府决意要加以取缔的。”⑨这里讲述的十分明确：一九三〇年是“初次耳闻”而非初次会见。翌年七月斯诺在谈到如何编纂《活的中国》一书时说：“我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项任务的。”⑩根据现有材料，一般公认斯诺着手翻译鲁迅的作品或计划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大约始于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即使再往前追溯也不可能早于一九三一年。联系上述斯诺的有关回忆，可知两人会面于“一九三〇年”的说法是不确的。 　　(二)不少鲁迅研究者和专家根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有“晚晤施乐君”的记载而肯定这是斯诺“第一次和鲁迅会见”，(11)甚或更直接的说成是斯诺第一次“赴鲁迅寓所拜访鲁迅”(12)……。这类论点笔者以为也是值得商榷的。 　　不错，施乐就是斯诺，而且这是他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多少体现了自己当时人道主义思想特点的中文名字，因为“施乐”两字隐寓着“乐善好施”之意。他非常喜爱这个中文名字，一九三三年的一天，在北平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他还专门挑选带有大肚弥勒佛雕像的铜质印章特意刻了一枚方印——“施乐”；不仅如此，在他作为美国《纽约太阳报》新闻社和伦敦《每日先驱日报》的新闻记者进行采访活动时，使用的中文名片也是署名“施乐”，而且至今鲁迅的遗物和藏书中也还珍存着署名“施乐”的这类名片。可惜，后来由于《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中译本原著者被音译为斯诺，因此随着三八年版《西行漫记》的流传风行，“施乐”反倒让位被“斯诺”所取代了。但是我们能否仅据《鲁迅日记》中“晚晤施乐君”这句话——尽管这是《日记》中最早一次出现施乐的名字，也是俩人直接见面的唯一的一次记载——而认为这是他们初次会晤，甚或判断为会见地点就是鲁迅寓所呢?看来，做出这种结论尚为时过早。 　　因为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的开头就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他与鲁迅初次会见的情景和极其深刻的印象：“与鲁迅初次见面时，我所看见的是两双非凡的中国人眼睛。那另一双的主人便是设计了打字机键盘、编撰中国式的美国俏皮话的年青人、中国最有风趣、最活泼的编辑。我指的就是林语堂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正如林语堂的眼睛象他那独特的散文一样闪亮，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却以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却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韵味的声音回答了。”(13)这段精采的描述文字，虽然没有明确会见的具体年月和场合，也没有提及是否有史沫特莱在场作陪，但它毕竟点明了初次会晤在场的至少是三人而并非仅只鲁迅与斯诺两人。若从斯诺该文回忆看，鲁迅这次谈话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广泛，深刻且富于幽默感，而并非仅只解答或谈论斯诺前来请教的有关鲁迅作品翻译问题。(14) 　　倘若鲁迅所记“晚晤施乐君”确实就是指的这次三人会见，甚至如某些论者所推断，这是斯诺首次赴鲁迅寓所拜访，那就令人难以置信和费解。如前所述，斯诺计划并着手编译《活的中国》约在一九三二年，并明确说：“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项任务的。”如果依照《鲁迅日记》把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确定为首次见面的日期，那岂不在时间上就互相抵牾了吗?同时在大夜弥天，腥风扑面的三十年代初期，鲁迅的行动和安全时刻受到极大威胁，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他曾数次被迫离家避难。因此，一般情况下，鲁迅的住址是决不轻易示人的。正基于此，我们很难设想对于一个缺乏了解，从未见面——即使很进步——的外国记者竟能破例地马上约到家中来晤面欢谈，应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斯诺在自传中又曾谈到，当他还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就和姚莘农(即姚克)合作翻译《阿Q正传》以及计划编译《活的中国》，并说：“在上海，姚和我同鲁迅多次见面。”(15)查阅《鲁迅日记》，姚克为翻译《阿Q正传》等作品写信向鲁迅请教，始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决定约他面谈以便解答翻译中疑难问题，则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第三封来信后，才于三月七日下午两点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姚克会面。(16)这个日期已比某些论者所谓的二月二十一日斯诺第一次赴鲁迅寓所拜会鲁迅竟晚了半月之久，假如事实果真如此，也就愈发令人难以理解。试想斯诺此前若和鲁迅确实既没交往，从不相识，而现在和姚克为了同样问题开始与鲁迅接触联系，那末为何不一起前往见面晤谈?为什么陌生的美国记者倒能优先于寓所见面洽谈，而已有通信联系的中国青年作家反倒被推迟并安排在内山书店会面?若说这是斯诺个人仰慕鲁迅之名已久，故抛开姚克单独前往拜访，也于情理不通；何况斯诺当时尚不谙中文，如无他人陪伴和引见又如何与鲁迅交谈呢?更重要的是这与斯诺所说“姚和我与鲁迅多次见面”又怎能吻合呢?答案大约只能是一个：在此之前，鲁迅与斯诺已在某种小范围的公众场合互相认识，有过接触；甚至早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已直接会晤深入交谈过了。 　　斯诺与鲁迅、林语堂等初次会见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哪年哪月呢?对此，斯诺虽未作具体叙述，但我们通过综合分析有关史料还是能大致推断出来。首先斯诺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为我们研究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提供了丰富材料和重要线索，其中有关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的回忆，虽然前后偶有穿插，但基本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他和宋庆龄、鲁迅等人会面交往同样是顺着时间线索去进行回忆描写的。根据他的自述：采访宋庆龄在前，会晤鲁迅在后。那末，何时结识的宋庆龄呢?原来，一九三一年九月斯诺从缅甸和印度返回中国后，曾受《纽约先驱论坛》周刊之约，前往采访宋庆龄，准备为她撰写一篇生动活泼的小传，这就是他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的开始。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鲁迅与斯诺首次正式晤谈，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后和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前的这段时间。是否还可以缩小范围，更具体些呢?根据有关人士回忆，下面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将时间推断得稍确切些。 　　(三)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曾肯定地回答中国朋友所提问题说，斯诺与鲁迅见面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末。当时他想翻译鲁迅的作品，并且已动手译了《阿Q正传》。”(17)我们知道海伦·福斯特是一九三一年秋经美国驻沪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介绍，在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与斯诺首次会面的，那正是她刚在上海港登岸，充当美国领事馆秘书的第一天。经过一年多的交往热恋，斯诺亦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赶写完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的初稿，于是俩人于圣诞节前离沪赶赴日本，并在圣诞节那天于东京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婚礼。接着游历了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于翌年初春返回上海，然后斯诺接受美国统一报业协会任命之职务，携同海伦前往北平安家工作。从这一段史实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一、海伦对斯诺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和社会活动是十分熟悉了解的，因而她的回忆比一般人更为真实可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前面所述《鲁迅日记》中唯一记载的一次与斯诺会面日期——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实际是斯诺夫妇于东京结婚蜜月旅行后路经上海、前往北平时进行的。而这与本文前面所引斯诺的回忆：“当我还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姚(按：指姚克)和我同鲁迅多次见面”，则完全不能吻合；应该说这次会晤只是多次见面中较早的一次罢了。三、海伦关于斯诺与鲁迅会见于“一九三二年末”的说法，倒与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姚克撰写的《鲁迅先生遗像的故事》这篇悼念文章所说不谋而合、极其相似：“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和一个美国青年作家(按：指斯诺)，计划着翻译鲁迅先生的作品，同时我就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求他给我们‘翻译的特权’，这种请求是必须的，否则就是侵害版权……但也因此认识了鲁迅先生。”(18)尽管海伦与姚克——两位协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的积极参加者——均异口同声地确认斯诺与鲁迅会见于一九三二年末(或说一九三二年冬)，但似乎仍稍嫌笼统。我们可否再作进一步分析、探讨：即斯诺与海伦是在圣诞节前离沪赶赴日本东京结婚；而姚克为翻译《阿Q正传》等作品写信与鲁迅联系接洽始于三二年十一月中、下旬；据此我们是否可推断斯诺与鲁迅、林语堂等的首次会晤最大可能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圣诞节前夕的这一段时间呢!? 　　那么，这初次会面晤谈的地点能否是在鲁迅寓所呢?前面曾谈及，鲁迅初会姚克是约在内山书店相见；而颇为有趣的是，宋庆龄同意斯诺前来采访，选择的最初见面地点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巧克力商店。经过这次长时间的友好交谈，几天以后，斯诺才第一次到“法租界”莫里哀路一所朴素的两层楼房——即宋庆龄寓所拜访她。(19)鲁迅、宋庆龄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种相当谨慎的方式与陌生的来访者相见呢?显然，这与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以及他(她)们自身所处的地位环境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如同宋庆龄初会斯诺选择在巧克力商店，鲁迅初会姚克选择在内山书店一样，斯诺与鲁迅、林语堂等初次会晤也极可能是排除鲁迅寓所在外的另一个特殊地点和场合。 　　何以他们最初的交往未见诸《鲁迅日记》呢?这也不足为奇，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种种原因，《鲁迅日记》中对一些人和事有意回避不记的固然有之，就是漏记和误记的亦时而有之，不乏其例。即以与斯诺交往关系而言，《日记》中不仅初次会晤没有记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也没留下只字片言。但斯诺一九三七年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却明确谈到他一九三六年夏赴陕北苏区前，曾于五月间在上海和鲁迅会面；而鲁迅藏书中至今确也保存着一九三六年五月署名“施乐”的名片。(20)又如斯诺和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与鲁迅曾多次通信，一九三六年春，作家萧乾从天津调往上海《大公报》编《文艺》时，斯诺也曾写信托其面交鲁迅，查阅《鲁迅日记》对此却并无记载。 　　二 　　做为新闻记者的斯诺为什么想到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在编译过程中,为什么首先选译鲁迅的作品?《活的中国》的编译又经过那些曲折、变化才问世?鲁迅是怎样给予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的?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有待研究的问题。 　　原来，斯诺在深入探索中国社会过程中，很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现状，以及他们在作品中是如何描绘反映现实生活的；但是令其吃惊的是，直到一九三一年他虽遍加寻找，实际上却并没有这类文学作品书籍的英译本；而关于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尤其不为外国人重视，被“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基于这个原因，斯诺决定编译一本反映“现代中国创作界是在怎样活动着”的书籍，(21)内容主要是选译编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因为自“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由于“鲁迅是公认的白话大师”，作为小说作家，深负盛名，当时又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因此他首先着手翻译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以及《呐喊》中的其他名篇。 　　从现有资料看，斯诺原打算先行编译一本《鲁迅短篇小说选集》，然后，选译新文学运动以来其他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优秀短篇作品集。斯诺的这一编译计划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作，这从斯诺和姚克与鲁迅的通信、交往以及《鲁迅日记》等有关资料中即可看出。 　　最初和斯诺的合作者姚克，字莘农，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他精通英文，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常为各英文报刊写稿，由此结识了斯诺。俩人计划合译鲁迅作品，涉及到作者的版权问题，因此由姚克于三二年十一月首先致函鲁迅，请求给予‘翻译的特权’；而姚克亦由此结识鲁迅，并逐渐成为知友。为解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鲁迅应姚克请求，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下午在内山书店首次约见他，并解答了《呐喊》里某些作品中较费解处——诸如“三百大钱九二串”和“猹”之类的问题。一九三三年九月姚克应斯诺之邀前往北平，因翻译中的问题他和鲁迅继续通信，往返频繁，鲁迅总是热情地给予鼓励，耐心地一一解答。 　　为使斯诺深刻了解《阿Q正传》等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鲁迅曾与斯诺进行多次亲切的交谈，正因为有了深切的感性认识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才撰写出《鲁迅——白话大师》这样评介鲁迅生平思想与作品的出色文章，并在文章里对阿Q这个典型作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22)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应斯诺和姚克之请特意为这本编译中的选集撰写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并怀着喜悦而谦逊的心情说：自己的短篇小说“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按：指美洲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23)为了给选集卷首刊印的作者象提供一帧较传神的照片，鲁迅还于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姚克邀往大马路雪怀照相馆摄影，这就是那张精神饱满、相当传神的鲁迅半身像，以后它被印入《活的中国》，而在鲁迅逝世后还曾被当作遗像悬挂于灵堂。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得斯诺夫妇来信后，应他们的请求，立即托魏猛克作插画，并于四月三日将魏猛克为英译《阿Q正传》所作的五幅插图——关于阿Q劈王胡的“嚓”和赵太爷打阿Q等——寄往北平，任斯诺夫妇和姚克选用。同年六月十九日收到姚克交来的斯诺夫妇信函后，“即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证一纸。”(24)正因为这样，后来当美国另一名年轻记者伊罗生致函鲁迅，准备编译其小说选集时，鲁迅就曾明确答复道：“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25) 　　斯诺在编译鲁迅作品过程中，阅览了许多资料，研究了鲁迅的生平思想，因此撰写了一篇《鲁迅评传》，他曾请姚克将初稿译为中文寄给鲁迅审阅。为此，鲁迅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函姚克，专门附上“对于《评传》之意见”，将涉及到的史实和看法，提出十多条具体意见，(26)以供斯诺修改时参考。 　　仅从上述所举的这些事例中。我们就可看出鲁迅为这本“选集”的编译，曾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给予斯诺多么热情友好的支持! 　　另一方面，斯诺也是以崇敬的心情、严肃的态度和姚克密切合作，积极认真地对待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他们还将陆续译好的一些作品，如《药》、《风筝》、《一件小事》等先行发表在纽约的《亚细亚》和上海的《中国呼声》等英文刊物上，以扩大鲁迅作品的影响。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在翻译和出版方面均遇到了困难——鲁迅的这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包括名作《阿Q正传》在内的)未能按斯诺的原计划在美国出版；但是数年以后，它却以另一种形式辑入斯诺编纂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内，在约翰·戴伊的协助下，于一九三六年秋天在英国伦敦由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 　　如前所叙，斯诺早在一九三二年就设想编译一本内容反映“现代中国创作界是在怎样活动着”的书籍，以便让西方读者也了解这些情况。而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中国》，可以说正是斯诺和海伦·福斯特与主要合作者姚克、萧乾、杨刚等人为实现这一计划，经过数年努力的最后成果。该书除斯诺撰写的编者序言外，主要分两大部分：即“鲁迅的小说”和“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书末另有两个附录：即《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和“参考书目”。 　　《活的中国》第一部分即收入斯诺与姚克合译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等五个短篇和《风筝》、《论“他妈的”》两篇文章；同时在作品前面冠以斯诺据《鲁迅——白话大师》略加增删改写的《鲁迅评传》一文。两相比较，最大的差别和改动在于：《评传》除将《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有关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四大段分析文字全部删除外，还将开头八段回忆与鲁迅初次会晤的印象和评价文字一并删去，而开门见山地直接介绍鲁迅的生平，文章结尾也作了意味深长的变动。看来，这些删节和改动绝不是毫无缘由的。它恰好表明，正是因为《活的中国》不同于鲁迅作品的专门选集，而第一部分“鲁迅的小说”中又因故没有收入《阿Q正传》，为了与全书协调一致，才作了这种必要的删节和改写。这里顺便指出，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的新注释说，《阿Q正传》编入了《活的中国》一书，这是不确切的。(27) 　　《活的中国》第二部分则收入斯诺和萧乾、杨刚合译的“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沈从文、丁玲等十四位作家的十七篇作品。应该说，这一部分作家作品的选择与斯诺最初设想计划虽有些变化差异，但却恰好是更完满地体现了斯诺原来的基本思想意图。之所以如此，是与鲁迅的悉心关怀，热情指导分不开的。这不仅是因为斯诺曾说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鲁迅的热情赞许和有力支持，并在编者序言中首先向鲁迅表示诚挚的谢意；而且从此书附录一：尼姆·韦尔斯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论文里援引鲁迅对斯诺的一段重要谈话中也可得到证明。鲁迅的这段谈话不但勾画了新文学运动的概貌，称赞了小说、散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预言了它的发展前景，而且对许多卓具才华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无疑，这对斯诺的编选工作是大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 　　按照斯诺原计划，这一部分主要应选译“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具有影响的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而现在除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外，同时选入的还有孙席珍、田军、杨刚、萧乾……等文坛新人的优秀之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鲁迅致姚克信中又曾谈到：“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28)显然，这里鲁迅是本着一贯提携文学青年，奖掖文坛新秀的精神，热情地向斯诺建议：可以考虑选译一本文坛新人的佳作，介绍给西方世界的读者。由于翻译和出版等各方面的困难，斯诺虽未重新增译一本文坛新人的作品选集，但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却还是尽量采纳了鲁迅这一宝贵建议，将原编译计划的第二部份作了适当修改和调整，形成现今新老作家短篇小说精华荟萃的这样一种崭新面貌，企图以此为现代中国的新文艺勾画出一幅动人的鸟瞰图。 　　有些研究者根据鲁迅三三年十一月的上述建议而推断：斯诺与姚克原打算编译的仅只是专收鲁迅作品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此刻则由于鲁迅的建议，改变原先计划，增选了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从而扩大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出版。(29)依照这种说法，仿佛以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鲁迅复信为界，此前斯诺、姚克是在编译鲁迅小说选集；以后则修改计划，变为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了。然而，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与斯诺的最初设想计划不相吻合。 　　前已叙及斯诺的编纂意图，并且他还强调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自己来承担这一任务的。他们首先翻译鲁迅作品选集只是实施这一蓝图的最初步骤；为全面实现他的编辑计划，一九三三年秋后不久，斯诺果然又邀请燕京大学他的学生萧乾及杨刚共同着手翻译“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佳作。只是后来考虑到鲁迅的这一建设性提议，并取得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人的合作，才选译了现在第二部分这些作家的作品。 　　事实上三三年十一月后，斯诺与姚克并没有放弃单独出版英译本鲁迅选集的计划，这不仅从数月后，鲁迅还继续应其要求向斯诺提供《阿Q正传》的插图，以及三四年六月十九日“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证一纸”可以看出，而且从斯诺三五年为《亚细亚》杂志刊登《药》的英译所写序言也可得到证实。几乎同时，发表在三五年一月号《亚细亚》杂志上，斯诺所写《鲁迅——白话大师》引用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邯郸学步”的故事作为全文结尾，也同样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正是因为后来出现了意外的困难，《选集》篇目被压缩更改归入《活的中国》第一部分，鲁迅的《自序》也随之删除，所以作品前面《鲁迅评传》的开头和结尾等自然也据《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作了相应地增删修改。 　　从现在掌握的许多材料看，《活的中国》一书的编译直到临近付排出版时，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被迫不得不继续修改入选篇目。最明显的例证是，临到三六年六、七月间，斯诺和夫人海伦·福斯特在第二部分的原计划入选作家名单中，还包括谢冰心、叶紫、穆时英等人；失名女士(即杨刚)的小说也本应收入两篇。可是临到出版问世时，失名女士的作品只剩下一篇，冰心等人的作品则一篇没有。(30)若照姚克一九三六年的文章看，《活的中国》本拟收入当代短篇小说共三十篇，如此说来，最后出版时被删削的就更多了。(31) 　　正是由于鲁迅对斯诺此书的编译工作，自始至终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付出了许多心血，又由于该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譬如原计划在美国出版，最后实际是在英国伦敦出版；所以鲁迅一直非常关心它的命运，不断打听它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新雅餐厅举行的茶会上，鲁迅曾向萧乾探询情况；在距鲁迅逝世前不久的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当姚克前来拜访时，鲁迅又关切地问起此书是否已经出版。 　　斯诺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前后持续了约五年时间，耗费了许多精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他后来曾在编者序言中坦率地说：“倘若事先能够更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多么大的心血，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不敢这么‘冒然’进行的。请读者们相信，我宁愿自己写三本书，也不愿再煞费苦心搞这么一个集子。”(32)然而，话虽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的英译本的首次出版，毕竟是有着重要开创性意义的。斯诺的编纂意图是使西方世界广大读者通过阅览此书，“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33)这就是为什么《活的中国》这一书名具有深邃含义和诱人魅力的根本原因吧。 　　《活的中国》的编译出版表明斯诺对“五四”新文学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是如何重视与关心，同时也体现了斯诺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真挚深厚的美好感情。斯诺在编译过程中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作家及进步文化界进行了深入的接触联系，建立了真诚亲切的友谊；为了精筛细选这一短篇小说集，他对新文学作品又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认真阅读。这些无疑都对斯诺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使他对旧中国残酷的黑暗现实有了深刻的剖析和真切的认识，并对新中国的光明前景萌发了希望和增长了信心。同时这也促使他不久以后毅然下定决心，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踏上陕北之行的艰难旅程，并写出驰誉世界的《西行漫记》这一名著。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活的中国》的编译是写作《西行漫记》的前奏。 　　《活的中国》的编辑体倒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斯诺在这部呕心沥血编纂成的书籍卷首题写了这样一段十分感人的献词： 　　献给S．C．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 　　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此外，斯诺将鲁迅的作品单独编在一起放在全书的第一部分，以显示其重要，并亲自撰写了《评传》，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当代中国文学上一位伟人，他的天才是举世公认的。” 　　仅从“献词”、《评传》和此书的编排方式，就充分而生动地说明，对于曾给斯诺思想以深刻影响的两位现代中国的历史伟人——宋庆龄和鲁迅，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怀着何等敬佩与爱戴的深情啊! 　　三 　　斯诺与鲁迅通过《活的中国》的编译过程，多次晤面，倾心交谈，往来通信，互增书刊，逐步加深了解，友情与日俱增。 　　众所周知，鲁迅对我国的艺术遗产和传统木刻极为珍爱。一九三三年他曾和郑振铎合编了一部中国传统的彩色木版水印笺纸集——《北平笺谱》。全书共收彩色信笺三百三十二幅，分六册装订，刻印精美，彩色绚丽，由于系自费印刷，初版印造了一百部，并有鲁迅、郑振铎亲笔签名编号，即刻售罄，后来虽再版也只能仅增印一百部而已。该书于三三年底出版后，鲁迅即刻想到赠送斯诺及其夫人，但由于印数甚少，故曾先行去函询问姚克：“S夫人〔指斯诺夫人〕既爱艺术，我想送她一部，但因所得之书有限，不能也送S君了。这在礼仪上，不知可否?倘无碍，则请先生用英文写给我应该写上之文字，以便照抄，邮寄。”(34)及至收到姚克来函，鲁迅又复信说：“送S君夫妇之书，当照来函办理”(35)，故《鲁迅日记》三四年三月八号有“寄施乐君夫妇《北平笺谱》一部”之记载。数月后，鲁迅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又自费编印《木刻纪程》一书，由于资金所限仅出版一百二十部。同年八月三十一日鲁迅复姚克信说：“S夫人要我找找这里的绘画，……我在印一本《木刻纪程》，共二十四幅，是中国青年的新作品，大约九月底可以印出，那时当寄上一本。”(36)果然书出后，鲁迅立刻寄赠。查阅《鲁迅日记》三四年十月八日载:“复西谛信并赠《木刻纪程》一册，又二册托其转赠施君夫妇。”何以托郑振铎转送呢?原来此时他与斯诺同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斯诺主要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这里应该顺带更正一个小小的史实，有些回忆和书籍说斯诺这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37)这恐怕是出于误记。欠准确的。据笔者查阅有关文献知道，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燕大中文系的主任是郭绍虞教授；新闻学系主任是副教授梁士纯(后来《民主》周刊的编者之一)兼任，该系的唯一教授是聂士芬，而施乐名后的职称是“兼任讲师”。(38) 　　同样，斯诺也曾向鲁迅寄赠书刊。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鲁迅日记》就曾记载：“得施乐君所寄一月份《Asia》一本。”原来这期《亚洲》杂志上发表了斯诺撰写的《鲁迅——白话大师》重要文章，同时还登载了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鲁迅应斯诺、姚克请求专门在雪怀照相馆拍摄的那张半身照片。鲁迅生前将这份刊物和斯诺的有关名片一直珍存着，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 　　鲁迅与斯诺还曾很好地合作将中国美术家的作品设法介绍到国外展出。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左翼美术家的作品在法国巴黎的毕埃利画廊举行展出，获得了成功。从该展览会的一份题名《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的说明书上表明，这个由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支持、协助举办的展览，共展出绘画、素描、木刻等美术品约九十幅；其中的全部木刻作品即由鲁迅搜求挑选，而斯诺夫妇与这一展览的筹备，关系颇为密切，对收集绘画展品等也十分热心。 　　查《鲁迅日记》三四年一月十七日记有：“以中国新作五十八幅寄谭女士。”这位女士即美国人绮达·谭丽德，当时为法国综合性杂志《Vu》(《观察》)的记者；是法国《人道报》主编瓦扬·古久里的第一个夫人。一九三三年，作为国际反战调查团派到中国的代表，她曾来华并与斯诺夫妇、史沫特莱、宋庆龄等交往。因为她同情中国革命，曾提出由其主持筹办中国左翼美术家作品到法国展览，并希望斯诺夫妇约请鲁迅收集上海革命美术家的木刻。鲁迅于三三年十二月四日从姚克来信得悉这一情况后，连夜写信通知木刻家陈铁耕、陈烟桥等人，转托尽快设法搜求作品。鲁迅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征集到数十幅木刻作品后，曾于三四年一月五日又致函姚克说：“谭女士终于没有看到，恐怕她已经走了，木刻我收集了五十余幅，拟直接寄到巴黎去，现将目录寄上，烦先生即为译成英文，并向S君问明谭女士在法国的通信地址，一并寄下，我就可以寄去。”(39)因此，当三四年一月十六日“得姚克信并英译木刻目录一张”后，鲁迅即于次日将五十八幅木刻并姚译英文目录寄给谭丽德女士。这些木刻连同斯诺夫妇、姚克等在北京搜集的绘画，相继在巴黎和莫斯科展出；这也是中国新兴木刻第一次于国外展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博得了较高的评价。当时世界工联主席、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瓦扬·古久里曾千里迢迢地致函向中国祝贺，他说：“你们毅然把艺术从资产阶级的官方沙龙搬到无产阶级街头，我们特向你们表示敬意。你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40) 　　由于鲁迅和斯诺的友好交往与密切合作，使鲁迅对这位美国友人的思想、行动和为人等各方面都有着较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在与亲朋好友的通信中曾不止一次地赞誉这位年轻记者。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41)从这句言简意赅的话语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反法西斯战士是如何地信任，并给予多么崇高的评价啊! 　　一九三六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宋庆龄，表明他希望访问陕北苏区的迫切心情，请她给予帮助；并于四月二十六日特意约了姚克一同往访鲁迅，不巧因鲁迅外出，未能晤面。但幸运的是，不久，斯诺经宋庆龄和华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在即将秘密开始陕北之行前，终于在五月间与鲁迅再度会面。两位互相尊敬爱慕的知心朋友，经过数年阔别，如今再次相逢，彼此的心情该是何等欣喜欢快呵! 　　当斯诺在陕北采访四个多月回到西安途中时，惊悉鲁迅不幸逝世的消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姚克一起敬送“鲁迅先生不死”的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从这幅感人的挽联中可以看出，斯诺与姚克一直真诚地把鲁迅当作中国新文化的导师，左翼文坛的领袖。由于斯诺当时尚未返抵北平，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就在燕京大学周刊丛书之一《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上，以本名海伦·斯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的悼文。该文对鲁迅的一生曾作了这样崇高评价：“他曾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不同的阶段中生活过来，他的小传不异是一篇纪载那个‘大动乱’的史诗。”(42)并又提到最近在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正可以作为对于鲁迅的一个永久的纪念”。应该说此文虽出自海伦·福斯特的手笔，但文章的基本观点无疑是代表了她和斯诺的共同看法；由于后来此文又以斯诺之名转载于天津《大公报》上，因而多年来，不少鲁迅研究者也据此以为该文系斯诺所作了。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至今还收藏着一张由斯诺签名的英文打字信笺，(43)原来这是斯诺代表他和海伦·福斯特欣然应邀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致许广平的复函。现将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的这封回信中译全文转录于下： 　　亲爱的许女士：给我妻子的信已收到。信上写的日期是五月四日，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前两、三天才收到，估计是日期填错了，而不是邮局耽误的吧。我确信斯诺夫人(她现在已离开北平，去外地旅行)一定很愿意加入鲁迅纪念委员会。我也感谢您对我的邀请，并乐意对它作出自己的贡献。 　　埃德加·斯诺(44) 　　同年七月十八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蔡元培和宋庆龄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成员有茅盾、巴金、郭沫若、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姚克……等约六、七十人；而在为数有限的外国著名作家和友好人士成员名单中就有着施乐。仅仅这点也足以说明，在三十年代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里，斯诺与鲁迅在反抗黑暗势力，传播进步文化，以及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中，建立了多么亲切真挚的友谊；他和史沫特莱一样成为鲁迅最知己的几个外国友人之一。现在斯诺成功地访问陕北归来，并以能应邀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而感到荣幸、自豪，欣然愿为继承鲁迅的精神，传播他的思想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倘使鲁迅的英灵有知，也当无比欣慰，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①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一九七三年版。——作者注。下同。 　　②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 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④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⑤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⑥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 　　⑦ 参见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⑧ 《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⑨ 《鲁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 　　⑩ 《活的中国》编者序言，《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11) 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第二十四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12) 张向天：《鲁迅作品学习札记》，第八三至八八页，香港上海书局一九七五年版。 　　(13) 《鲁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 　　(14) 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六十七页注<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15)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16) 参见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一九三七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17) 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花城》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18) 《电影戏剧》，一九三六年一卷二期。 　　(19) 参见《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和《斯诺眼中的中国》。 　　(20) 名片手迹可参看戈宝权先生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书前所附照片。 　　(21) 引自《活的中国》编者序言。 　　(22) 原文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号。 　　(23) 新版《鲁迅全集》第七卷。 　　(24)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日记>。 　　(25)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三四年八月廿二日致伊罗生信。 　　(26) 参见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所附意见。 　　(27) 见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姚克信注<一>。 　　(28)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29) 参见包子衍、王锡荣：《鲁迅和斯诺间友谊的桥梁》，《鲁迅研究文丛》第二辑；又见王俊义：《鲁迅与姚克》，《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30) 参见《活的中国》编者序言和尼姆·韦尔斯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以及附录二：“参考书目”，《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31) 参见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并对照《活的中国》目次，《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第二二四页。 　　(32) 引自《<活的中国>编者序言》。 　　(33) 引自《<活的中国>编者序言》。 　　(34)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致姚克信。 　　(35)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致姚克信。 　　(36)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姚克信。 　　(37) 参见萧乾著《一本褪色的相册》第一一二页；又见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四四页注<一>。 　　(38) 见《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39)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40) 《鲁迅研究资料》(七)第一六五页。 　　(41) 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致郑振铎信。 　　(42) 《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九三七年初版。 　　(43) 原件图片请参见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的《鲁迅画传》第一一一页。 　　(44) 姚锡佩：《斯诺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