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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

尹均生

一九二八年夏，埃德加·斯诺怀着“寻找东方魅力”的好奇心来到中国，他也许并不知道，这就是他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传奇性结合的开端。斯诺无疑直到最后还不是一位共产党人。但是，他是一位独立性极强的人，他不受制于资产阶级报纸的约束，而独立思考问题，不畏艰苦跋涉。生就探究根底的天性，广博的社会历史知识，敏捷的领悟力和出色的写作才能，使他在中国艰苦工作十三年之后，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进步新闻记者。《西行漫记》是他的成名之作，它是继《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又一巍峨丰碑，它是当之无愧的早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史诗。 　　《西行漫记》在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革命史册中，首先是马克思以政论的文体记述并描绘了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他的《法兰西内战》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说：“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①随之，是利沙加勒受到马克思赞助写出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它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序幕的生动图画和详尽资料史实。一九一七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采访俄国十月革命，写出了被称为古典报告文学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肯定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报道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并热情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工人读者。这是在斯诺以前的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伟大事件的不朽著作。 　　在斯诺生活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革命的舞台。由于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分散，她面临着帝、官、封三座大山，有长期统治经验的中国地主阶级勾结官僚买办阶级，以最残酷的剥削和屠杀镇压革命人民。这就使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工农红军，要经受空前严酷的考验。 　　一九三六年，正是中国国内形势面临大转折的重要时机。日本军国主义者陈兵华北，虎视眈眈；国民党政权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险，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保存了革命力量。在中华民族历史危急的关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希望和自由的象征”，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政党，为什么是当时势单力弱的工农红军而不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承担了挽救民族的重担?斯诺作为一个考察现实和探究历史轨迹的记者，忠实地报道了这些不为世界所知的事实。他有志向有勇气要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部总航图”。②事实证明，他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其成果就是他向世界献出的这部名著《西行漫记》。 　　当时，中国宣传机器全部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在全国到处散布红色恐怖”的诽谤宣传，而我们的党和军队与外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刻，斯诺通过宋庆龄的安排，与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奇迹般地来到红色中国。这位年轻的记者怀着探索和“冒险”的双重心情来到陕北保安，主观上并不想做一个“红党”或“红军”的宣传员，只是觉得“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③但是，红色地区的人民和军队是一所学校，它教会斯诺懂得世界上还有阶级的是非爱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写出了公正客观但决不是没有倾向的出色报道，他断然宣称：“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④“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而且它“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⑤这样坚定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是何等正确的历史预见。 　　斯诺经历的传奇性同他极为严肃的采访写作作风成为鲜明的映照。他根本没有用哗众取宠的笔调描写他遇到的不少惊险故事和场面，在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他往往用冷静的笔墨做诚实的叙述，但也不乏生动幽默的描写，令人兴趣盎然。仅此一点就可看出他超出同时代那些第一流西方资产阶级记者的崇高品格。由于国民党的严密新闻封锁和西方记者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⑥斯诺决心把他在红色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⑦后来他的夫人海伦自豪地说：埃德加·斯诺的书一经问世，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无稽之谈统统烟消云散，斯诺的书拥有崇高的信誉。 　　作为记者的斯诺，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在他事业的一生，这是他在青年时代就已形成的品格。为了保证素材的真实性，他摒弃道听途说，在采访中，对重要事实常常当着被采访人，要求确证无疑。他访问毛泽东达数日之久，有时是竟夜长谈。他伏案振笔疾书，把毛泽东对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然后同翻译吴亮平合作，又把这些访问记再译成英文。斯诺认为，“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⑧当然，由于年月已久，有些被访问者记忆模糊，或当时资料匮乏，书中有个别失实之处，这决不是斯诺的有意疏忽，我们今天的读者也不可苛求于他。 　　斯诺的《西行漫记》，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可靠的调查资料，用他亲自口问手写的笔录，在中国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揭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和平易亲切的精神风貌。正如斯诺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⑨这部杰出的报告文学报道现实的深度和背景的广度，它所引述资料之简明扼要，使它具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百科全书的色彩。无怪乎几年前日本学者、著名评论家尾畸秀树说：十多年前他曾向要了解认识中国的人介绍了《西行漫记》等五本书，而现在想另选五本，才发现难以找到可以代替的著作。这本书的问世，在中国和外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多少热血青年读了它而投奔到延安；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之走上了终生与中国人民友好的道路，产生了多少奇异而动人的故事呵! 　　《西行漫记》之所以列入国际无产阶级优秀的报告文学之林而无愧色，是因为斯诺在书中所作的记叙、论断和预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正如路易·艾黎所指出的：这本书出版“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极为畅销，译成多种文字，使中国人民的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世人的尊敬和钦佩。这本书写得非常精采，有着历久不衰的吸引力，在今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一定还会使人们百读不厌”。⑩从政治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命，中国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官、封的伟大斗争，是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但是，它们都遭到了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的无耻诬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支持记者利沙加勒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列宁又亲自为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作序，并建议将它“译成各种文字”，介绍给世界人民。毛泽东则欣然接受斯诺的采访，支持他写作《西行漫记》；一九三九年，在一次延安干部大会上，他称赞斯诺“写了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现在，这些书都和它们所报道的伟大革命一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产物而永垂史册。从文学艺术价值上说，《西行漫记》这部报告文学在形式和风格上独树一帜，它把现场观察和采访事实巧妙地结合，它的高度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艺术，它的朴实、清新、幽默、论辩的风格，证明斯诺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新闻记者，他是把新闻和文学相结合的报告文学大师。因此，今天在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他在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杰出的贡献。 　　《西行漫记》的历史文献价值 　　斯诺曾经声明：《西行漫记》“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11)当然，人们也不会把它当作党的决议、宣言或史书来读，因为那是就严格的文献意义而言。然而，由于它遵循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对我们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谈话作了准确记录，客观地报道了我们党在那一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作者对当时中国社会情况所作的翔实概述，等等，都使这部书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价值。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作为历史的记录”，“这部书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首先，它准确描述的中国三十年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它所提供的确切资料“展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正当性。”(12) 　　据斯诺报道，在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四·一二”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等土地、人口、资源沦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南京政府九年反共战争的结果，丢失了东北大部和冀东，上海受到侵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民团却一味对国内人民挥舞屠刀，对于严重的水旱蝗灾都置之不问。严重的剥削和天灾夺走了上千万人民的生命。一九二九年，西北饿死六百万人，灾荒延续到一九四二年，使河南又饿毙五百万人。斯诺这位本来是寻找“东方魅力”的记者，却目睹种种人间惨剧：二十来岁的青年农民卖妻鬻女，骨瘦如柴；儿童饿得骨骼变形，关节突出；年轻妇女瘦骨嶙嶙，肌肉干瘪，躺在地上等死。 　　国民党政权和地方军阀丝毫没有改革社会的意愿，相反，对革命者疯狂屠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村民被烧杀殆尽，许多红军将领和战士的全家被砍头活埋。对于万千农民，国民党则课以重税，使之家破人亡。在三十年代的甘肃，“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仅军队所征的税，“官方估计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13)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宁夏地区，军阀马鸿逵要征收销售税、骆驼税、用盐税、烟税、婚税、蔬菜税等三十一种苛捐杂税。马将军本人挥霍无度，仅讨一个小老婆就花掉五万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残酷剥削现象的记实，今天已成为教育中国无产阶级后代的珍贵教材。 　　斯诺观察到这一切以后写道：“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热的实行变革的条件”。那么，“东方魅力”在哪里呢?斯诺回答说：“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14)“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红军的”，他们说苏维埃“是我们的政府”。(15)这，就是这位严肃的西方记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所作的客观结论。 　　第二，它简略清晰地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和红军成长史。 　　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那里建立了拥有二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人民政权从当时急迫的情况出发，立足于“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进行了政治方面的改革和某些经济建设。斯诺通过细致的访问和亲自观察，与农民交谈进行调查，简明概括地写出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史。报道了我们党怎样把濒临绝境的西北荒凉地区，变成为具有一些工业、销售、信用合作社，并与农业生产相连结，开展对外(国民党统治区)贸易的经济区。他还令人感兴趣地报告了苏区的文化建设情况，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根除缠足、溺婴、奴婢和卖淫、多妻制等旧时代遗留的社会恶习方面做出的成绩。由于这都是斯诺当时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它无疑是我们研究苏维埃历史的可贵素材和依据。 　　《西行漫记》的作者直接访问了我军的创始人毛泽东、周恩来(作者一九三六年未见到朱德，书中关于朱德的描写是转引自韦尔斯的报道)，详细采访了彭德怀、贺龙、徐海东、刘志丹等红军高级将领，同红军战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期。因此，他能够把自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以后，红军的成长和发展，描绘出一个简略清晰的轮廓，尤其是他较系统地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自然是研究红军发展史颇有价值的史料。 　　因此，我们研究《西行漫记》的意义时，要充分重视它的革命历史文献价值。 　　报告文学《西行漫记》的艺术成就 　　《西行漫记》风行全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同它作为报告文学的开创性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由于报告文学是年轻的、新型的文学样式，对于它的表达艺术，斯诺以前的和他同时代的作者们都做过尝试。三十年代的进步记者中，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有较大成就的要算捷克的基希、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范长江和邹韬奋。在这些报告文学大师中，斯诺的《西行漫记》有其独特的风格。作者惊人的判断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使他的表达那样简洁、清晰和完美；对于一些惊险紧张的场面，他的形象描绘比之艺术家的思维毫不逊色，他还善于吸收东方文化的素质，使他的作品的叙述和结构接近中国章回小说的某些特点。因此，他是一位把新闻手法和文学手法相结合的杰出报告文学家。他的艺术化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新闻艺术笔法表现人物的外貌、心理、个性，生动地展现场景，增加采访现场的真实感。 　　认为新闻不需要艺术性是一种误解，现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新闻篇章至今保持着它语言和表现上的魅力。不过，新闻艺术的特点在于描绘人物、场景时格外简洁、明快，能传达出在采访瞬间人物和场景的主要特点，造成读者的鲜明印象，即所谓“印象性报道”。而这并不是每一位专业文学家所能轻易做到的，这是高明的记者特有的新闻艺术笔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了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彭德怀、徐海东等人的肖像，笔墨简练，神情生动，印象鲜明。如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的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16)这虽是接触周恩来的第一个印象，却极为传神。斯诺在采访徐特立老人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时，那一段心理描写是任何人读了都难以忘怀的。他写徐老因从事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逮捕，到处寻找党时的情景： 　　“我早想参加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之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寥寥数笔，作者把徐老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忠诚热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斯诺访问我们党的领导人，谈话的内容不少是关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这些作为新闻是必须报道的，但一味照录不免有单调之感。因此，斯诺在叙述这些谈话时，夹带着描写谈话人的神情、场景。如“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式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17)“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18)他还写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或安详地抽着前门香烟，或在房里来回踱步，或在斯诺作记录时，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有一次谈到深夜，一只飞蛾扑向蜡烛，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一起去捉住这只翅膀上有桔黄和玫瑰色彩斑纹的小蛾。斯诺接着幽默地写道：“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这些生动的现场描绘使读者产生身历其境的感觉，颇有文学作品的吸引力。 　　(二)调动文学艺术手段，扑捉生活细节，撷取特写镜头，生动的抒情式叙述等，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报告文学是文学样式之一，它比之新闻可以更自由地运用各种文学艺术手段，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斯诺在这方面能够运用自如。斯诺写他在陕北的旅行是充满泥土气和生活情趣的。他在一位农村小脚老太太家吃饭，那位老太太虽然很穷，却坚持要把仅有的六只鸡杀一只招待他，而且老太太悄悄地对向导说：“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19)当斯诺与农民聊天时，农民问他美国种什么庄稼，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一个农民天真地问：“美国有没有鸡?”另一个农民则对此嗤之以鼻，代斯诺回答说：“哪儿有人就有鸡!”还有斯诺写他自己在保安想做蛋糕吃而大献其笨拙的手艺，读来令人捧腹大笑。斯诺同边区红小鬼和红军战士的交谈，常常运用对话方式实录，间以神情姿态的描叙，真是一个个特写镜头，使阅者历历在目。所谓客观，决不意味着叙述的冷漠没有激情。斯诺的叙述不仅有声有色而且倾向鲜明，感情溢于言表，他对红军的创造业绩常常发出由衷的感叹，惊讶和崇敬之情。如他在写到长征时说：“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距离的两倍，——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多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20)他这样写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英雄们：“安顺场和沪定桥的英雄由于英勇过人得到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勋章。我后来在宁夏，还会碰到他们几个，对他们那样年轻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二十五岁。”(21)平静的叙述中掺和着深沉的情感色彩，是斯诺新闻文学语言的特色。 　　(三)《西行漫记》的结构，运用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某些手法，使这个有广阔背景的采访记实具有小说的生动性。 　　中国历史古典章回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章或数章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展开广阔的政治军事活动，一章一回完结后，用引子或悬念导入下一章回，即“且听下回分解”，使故事环环相扣。斯诺竟然注意到这个特点，全书的叙述线索就是以周恩来、贺龙、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彭德怀、徐海东、朱德等连续排列的。在过渡到下一个中心人物或事件时，他常常在上一篇结尾处提出一个问题或悬念。如写红军长征中为摆脱国民党军主力追击，佯攻云南府，巧袭皎平渡，红军主力进入四川，结尾这样写道：“总司令(蒋介石)一怒之下飞到四川，在红军的进军途上，部署新的部队，希望在另一个战略要冲——大渡河——切断他们。”——作者在这里留下悬念，紧接着就写下一节“大渡河英雄”。又如他在前线观察红军的生活以后，就要同彭德怀见面了。斯诺在结尾处写道：“南京悬赏要取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首级”，“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很自然地引起读者想知道彭德怀的悬念，接着就写“彭德怀印象”。这种写法在书中比比皆是，已成为全书的有机结构形式。 　　《西行漫记》叙述了不少生动的战斗故事，描绘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大渡河英雄”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作者绘声绘色地写了三十名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战斗，写他们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紧紧地抓住铁索一步一步地前进；写第一名爬上桥板的红军战士拉开手榴弹，投向敌人碉堡，一掷中的；写南岸红军战士看见英雄们得手后高呼：“红军万岁!”“大渡河三十英雄万岁!”“一两个小时之内，全军就兴高采烈地一边放声高唱，一边渡过了大渡河，……在他们头顶上空，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地怒吼着，红军象发疯一样向他们叫喊挑战。”(22)这位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英勇长征的记者，他的表现战斗场面的技巧，他笔底的硝烟征尘，磅礴的气势，真可以和《三国演义》中赤壁火烧战船的描绘相比美。作者的语言是如此朴素、生动，富于视感形象和感染力。 　　要全面的评价《西行漫记》的艺术成就，还需要作更深入地探讨，比如他善于运用对比手法、电影艺术手段，以及把个人感受和透辟的分析、议论相溶合的手法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今后写作长篇史诗式的报告文学是颇可借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二五——三二六页。——作者注。下同。 　　②③④⑤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三九三页、第六页、第四〇六页、第四〇六页。 　　⑥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六八页。 　　⑦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⑧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十九页。 　　⑨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⑩ 艾黎：《我热爱中国》一书序。 　　(11)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序。 　　(12)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四四年英文版序。 　　(13)(14)(15)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九二页、第一九三页、第一九七页。 　　(16)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三页。 　　(17)(18)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五页、第六十九页。 　　(19)(20)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一四页、第一六四页。 　　(21)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七四页。 　　(22)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七四页。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