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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的魅力

汪文汉

在斯诺现已出版的十一本书中，《西行漫记》是广为流传的精采之作。如果把众多的国际报告文学作品比做连绵起伏、巍峨壮观的山峦，那么，《西行漫记》堪称是这山峦之中横空出世的一座高峰。它举世瞩目、为人赞颂。自一九三七年英文本问世、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出版至今，四十多年来，它享有盛名、脍炙人口，驰誉全球，经久不衰，产生了极为广泛强烈而深远的影响。雄辩的事实表明，《西行漫记》所发挥的作用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权威性的。尊重事实者，必为历史所褒奖；追求真理者，定为人民所赞扬。理所当然，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公允而又美好的评价。人们肯定《西行漫记》“每一页都是有意义的”，“是一部经典著作”；称赞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评说它的成功“是本世纪的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确认它“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人民对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曾多次高度评价，表示了诚挚的谢忱。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并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 　　人们也许要问：《西行漫记》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会赢得如此崇高的声誉?《西行漫记》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又令人寻味的问题。当今，红星高照神州、世界风云会际，国际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探究一下《西行漫记》为什么不因时过境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一定会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 　　在新闻领域里，失真导致失信，失信必然失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真实的新闻报道无异于散布谎言、欺世骗人。凡是有社会价值的报道都是坚持和维护真实性这条重要原则的。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现在它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被人们称做特殊的文学样式。诚如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基希所指出的，其特殊之点在于它“不失艺术的样式和规模同时又能正确地显示真实”。①报告文学坚持写现实社会中的真人真事、敏锐地追踪时代的发展趋向。这些无一不是保留新闻体裁特点的鲜明表现。正因为真实，报告文学才更能发挥与别的文学样式不同的特有功能，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人们公认，真实性乃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西行漫记》是一部具有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是公认的国际报告文学佳作。无疑，它有着保持时代特征的强烈的新闻性。应该说，真实是它富有特殊魅力的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因素。 　　《西行漫记》以作者自己陕北之行的经历为线索，用具体丰富的事实材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对中国红军及其英勇奋战的业绩、对中国苏区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革命的不少领袖人物及其各自的经历等作了全面的综合报道。它记录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对时局的主张，并对中国乃至东方的历史发展作了某些正确的预测。作为西方第一个访问苏区的新闻记者，斯诺没有进行空洞宣传。他充满激情，尊重事实，向全世界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在陕甘宁边区，斯诺意想不到竟待了四个月，正如他自己总结所说：“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有的历时几小时，有的历时几天，他们大多数是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有几位是四十来岁，有两三位是五十来岁。他们是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是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记下了党、红军、共青团、妇女组织和公安部队发展史的纲要，记下了宣传方式和出版情况。我请党的理论工作者谈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及其实践。我观察和研究了下述各方面的情况：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把光复地区布尔什维克化的方法，对待俘虏的政策以及战斗实践”。②这段引文说明斯诺在苏区所“追踪的是事实，事实，事实，”获取的是第一手材料。他注意调查，多方采访，深入实地，广泛接触，甚至结交朋友，亲自交谈，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坦率、尊重客观事实、同谎言作斗争是斯诺的崇高品格和工作准则。他申述：“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同时他又说：“我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西行漫记》以其所记载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客观翔实的内容显示它是“基于事实材料所写成的”。③它揭示了在中国西北角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跃然升起的红星，戳穿了关于“赤匪”的种种无稽之谈，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中国发生、发展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新闻封锁，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使不少人耳目为之一新，心弦为之震惊。他用勿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同一颗闪亮的红星照耀着中国。 　　斯诺是位勇敢正直的美国人，而且具有诚恳谦虚的品德。他说：《西行漫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④而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口述的，他自己只不过是把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给予了原始记录，而且“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斯诺恳切的自白是令人信服的。他还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⑤斯诺以自己的才华成功地肩负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充当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忠实的记录员。 　　一九三六年，中国历史和世界时局都处在大转折关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这个破天荒的革命壮举使世界为之震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腾空跃起的“红星”给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正处在瞬息万变之中；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显示了中华民族新的生机，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古老的中国和东方正在演出一幕幕有生有色的活剧。世界上人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关注着中国和东方时局的风云变幻，揣测着政治情势的动向，估量着历史命运“谁主沉浮”。但是，“红色中国”是许多人的“未知之地”，在对峙的宣传中，人们想了解真相却一时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对世界来说，“红色中国”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斯诺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以眼见为实的求实态度和寻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在我地下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协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报道了全世界翘首以待的重大新闻。它所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力量是不同寻常的。连那些最保守的反共的英美报刊，那些支持蒋介石而不愿对共产党表示一点好感的人们，对斯诺的报道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何等强烈的效果，又是何等有价值的成功啊!这种效果是“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这种成功是“正确地显示事实”的成功。 　　二 　　《西行漫记》是一部忠于客观事实的综合报道，具有“事实胜于雄辩”的威力。但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罗列事实材料的“见闻录”。它蕴含着作者周密思虑的见地，渗透着出于正义而迸发出的激情。它对所报道的事实既作了忠实的“记录”，又试图进行自己的“解释”。充满激情的政论是它富有魅力的另一个因素。 　　诚然，《西行漫记》不是一部学术论著。如同斯诺所申述的：“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应该说，他只是把自己在“红色中国”四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有主次地真实记录下来，做到了为认识中国革命的真相及其背景、缘由“提供一幅总航图”。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所声明的：“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但是，这并不表明斯诺对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或一无所知，更不能说明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抱有偏见或冷若冰霜。相反，他总是对中国人民满怀着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友谊。斯诺勇于追求真理，善于独立思考，他对很多问题的见解、判断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有些观点和结论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千军万马进行群众性的斗争达十年之久。他从大量的确凿的事实材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指官僚地主)”；“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这是毫无偏见的判断，是千真万确的证词。斯诺了解到红军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热情洋溢地称赞“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是“最优秀的军队”，“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在红区，斯诺从少先队员和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身上发现令人惊异的生气勃勃精神，称赞“这些孩子真了不起”，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斯诺还对长征表达了他的钦佩，正确地判断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是在向抗日的前线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是“杰出的政治战略”，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他称长征“这部英雄史诗”，“是一次丰富多采、可歌可泣的远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这诗一般的美好语言，包含着作者多么真挚浓烈的感情和评价呀!事实表明，斯诺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正直的、有倾向的“调查员”。他有记者的敏锐感，又有历史学家的鉴别力和政论家的推断力。 　　读过《西行漫记》的人大概会不难发现，斯诺很擅长在叙事中穿插自己的评述和议论。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描述，对苏区各方面情况的报道无不如此。他对人物印象的描述往往掺合着主观的感受和独特的评价，把眼前情景的记叙与历史事实相勾联，予以合乎逻辑的推论，甚至对事态作出某些预测。这些特点都使这部纪实性的作品带上了社会学、历史学的色彩。我们欣赏斯诺在书本中恰当地引用列宁的论述，以总结他对中国革命的论断。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会是有人花了千万卢布所收买的效果。《西行漫记》的这种魅力又告诉人们，一个成功的报告文学家一定是一个能认识事物本质、有分析能力能洞察事态发展趋向的人，他应该力求“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过去和未来”。⑥ 　　三 　　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调动各种文学手法对人物和事件作异常生动的描写，“达到独立的艺术作品的境地”。《西行漫记》之所以富有魅力，是与它所特有的文学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分不开的。路易·艾黎说出了一个普遍的真实感受：“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看，除了事实好以外，还有艺术，使人看起来有兴趣”。⑦ 　　《西行漫记》的艺术魅力突出地表现在哪里呢?它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呢? 　　十分注意形象化的描述，善于捕捉生动的细节，是它的一个特点。 　　读了《西行漫记》，我们不仅深切感到这本书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未经利用、为人不知的材料”，而且鲜明地看到斯诺是个注重形象化描述、善于运用生动细节的能手。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景色在他的眼里是一个何等“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呵!他写道：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的景色是“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队的猛犸，有的象滚圆的大馒头，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象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这些形象的比喻，丰富的联想，奇妙的想象，就是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读起来是生动活泼的。在“通过红色大门”一节中，作者叙述自己与周恩来的见面也是绘声绘色、神形毕现的。斯诺刚刚进入红区，经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惊讶，接着描述他与周恩来的初次相见：“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这些简洁的文字，再现了斯诺与周恩来初次相见的情景，记录了给斯诺留下的鲜明印象。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这个“鼎鼎大名”的“赤匪”，应该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经过接触观察和交谈，他笔下的周恩来又是一个多么富有魅力和个性特点的形象：“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读《西行漫记》时，我们对斯诺捕捉细节的才能是由衷敬佩的。在“货币解剖”一节中，他给我们描述了当年的财政人民委员、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林祖涵(即林伯渠)的形象：“……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寥寥数笔所捕捉的惊人细节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斯诺就是这样用艺术之笔为我们画出了最富有特征的人物速写。在“论抗日战争”一节里，斯诺叙述了毛泽东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有两段关于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内的场景，描写得细致入微、具体逼真，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有强烈的现场感。特别是描述“夹飞蛾”的细节，十分意味深长。书中写道：毛泽东“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即贺子珍)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这种点睛之笔把一个生动细节的含义明朗化了。 　　简洁有力的语言，风趣幽默的笔调，是《西行漫记》的另一艺术特点。 　　《西行漫记》全书分十二篇共五十七节，译成中文有三十余万字，对“红色中国”所作的综合报道全面具体、丰富翔实，被人称为史诗般的宏大之作。经过作者的精心结构，合理组织，章节之间互相勾联，衔接自然，过渡也顺理成章，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足见作者的匠心。《西行漫记》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它叙事明白清晰，描写生动活泼，人物的对话，事情的经过，感情的抒发，议论的穿插，乃至材料的抄录，都显得精炼简洁，遒劲有力，没有雕凿斧痕之感。“红军剧社”一节里，斯诺记述了红军的文艺生活和具体演出活动，从中看到了宣传革命思想所产生的效果，解答了他暗自思量的一些问题。书中这样写道：“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是现在这支红军。”“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耐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缘由和必然趋势论述得这样情理交融，饱含感情，表达了他深切的见解，而这斐然成章的文字又是这么凝炼有力，笔调又是这么活泼优美。又如全书末尾的一些话，是斯诺对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预测：“……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她所显示出的世界意义证明了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东方的历史回答了这位西方有识之士的预测。这段文字铿锵有力，包含的思想也是闪光的。 　　读《西行漫记》，深感到斯诺是个颇有幽默感的人。他的陕北之行充满着戏剧性，而他的叙述往往是很风趣的。斯诺冒险进入红区，当时除了一张介绍信，他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放心的。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他说：“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这风趣的语言表达了他勇敢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品质。斯诺跨进红区，第一次受到贫农会的接待礼遇，而他叙述自己惴惴不安的心情时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当群众对他这个外国人的行头感到新奇称赞时，他写道：“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当他受热情款待吃饭后，写道：“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真挚坦率之中包含着料想不到和自愧不如的意思。在安塞斯诺见到了周恩来，这个当时的东路红军司令，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而当斯诺返回西安时，正好碰上蒋介石“突然光临西安府”，重兵把守着通往机场的道路，他十分感慨地写道：“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从鲜明的对比中，斯诺寓庄于谐，对蒋介石予以揶揄、嘲讽，对革命领袖十分钦佩赞赏。读到他称赞一个“红小鬼”衣着整洁合身，被戏谑地说成“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同时对比地说“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象一个江湖流浪汉”，我们禁不住哑然失笑。 　　斯诺在艺术上的成功表明《西行漫记》是一部别具一格、意趣盎然的作品。这份“艺术文告”显示着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东方崛起、壮大，也昭示着国际报告文学在不断地发展和趋于成熟。 　　① 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体裁》，《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作者注。下同。 　　②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③ 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体裁》。 　　④⑤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序。 　　⑥ 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体裁》。 　　⑦ 白夜：《同路易·艾黎对话》，《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