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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形象

刘安海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国际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更加想起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想起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写的、直至今天仍是许多国家畅销书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更加想起了他在这部拥有亿万读者的书中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所作的正确、深刻的描述和真挚、热烈的歌颂。 　　埃德加·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之前，他有一系列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其中就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①就在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发生转变的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埃德加·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历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进入了陕甘宁边区。他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进行了多次的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他后来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成功地描绘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出色地为他们作了传，热情地讴歌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品质。 　　首先，我们欣喜地看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写成为普通的人。 　　作者是这样描述毛泽东同志的：“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子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间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有着随便的习惯，而且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相一致，即使当着人谈话也会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身上的什么寄生物。他热爱生活，当他和他的夫人贺子珍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接着他把飞蛾的一片彩色的羽翼夹进打开的书页里。他也发脾气，而且有几次发得使人害怕。在斯诺的印象中，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斯诺是这样描述的：“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口气“温和文雅”。而当他把胳膊爱护地搭在走在他旁边的红小鬼的肩上的时候，则“似乎很象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象个姑娘。” 　　类似上面的描述，还可以摘录一些。但仅有的这些已足以说明：在斯诺的真实的笔触下，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是脚立在大地上、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音容笑貌、呼吸起伏、言谈举止、起居饮食、喜怒哀乐。 　　斯诺将领导着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写成普通的人，是不是低估了他们的存在呢?与这样的提问恰恰相反，它本身有着极为深刻重大的实际意义。正如作者所看到的那样，“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关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情况，当时外界“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什么“能说流利的法语”，什么“无知的农民”，什么“半死的肺病患者”，什么“发疯的狂热分子”，不一而足。同样地，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九年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宣传诬蔑是什么“无知土匪”、“赤匪”、“文匪”、“强盗”。有的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在这些人看来，或者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一个个都是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至少是和普通的人大相径庭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以他到过红色中国、“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有把握地、准确地”说：不!不是这样的!让我们读读下面的文字： 　　……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象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中国革命和其领袖人物所作的“正确的记录和解释”②，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诬蔑、诽谤、造谣、中伤不啻是当头棒喝，对于新闻舆论界确能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甚至投身中国革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次，斯诺并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只写成普通的人，他怀着真挚热烈的感情，正确地深刻地描述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身上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普通人都有的经历、学识、意志、热情和献身精神，着力表现了他们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的高贵品质。 　　我们先叙述斯诺对毛泽东同志的描述。作者以极大的篇幅将毛泽东同志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的勤奋好学、热心锻炼、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情形作了生动的描绘，对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以及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作了逼真的记述。在这些描述中，斯诺非常翔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同志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学校是怎样地以极大的兴趣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先后各缴纳一元的报名费报考了一系列的学校，直至按照自修计划每天到省立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的经过；记述了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上井冈山为止，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这样地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使得毛泽东同志有着非常渊博精深的学识。斯诺称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对哲学、世界历史、世界政治、欧洲社会，或作了“深入的研究”，或是“惊人地熟悉”，或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麦克唐纳、罗斯福、墨索里尼、希特勒、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美国的黑人问题也都有研究，或表示极大的兴趣，或表示极端的蔑视。斯诺特地记述了毛泽东同志认真地专注地研究哲学的情形。作者说：“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泽东同志的读哲学书是博采众长，正象斯诺记下的，“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惟其如此，斯诺才能够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站在历史的高度，慧眼独具地作出如下的论断：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然而，这样的一个战略家，这样的一个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了锻炼和考验的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生活上却是异常的简朴。斯诺将他亲眼看到的事实如实地写了出来。以住房来说，“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以陈设来说，“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以生活用品来说，“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他的生活和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长征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他都和普通战士一样步行。当时的境况是够艰难的，但也不能说连少数领导同志特殊一点的条件也没有。问题是他们不特殊。斯诺看到了革命领袖的这极其可贵的一点。他说：“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做领袖时间之长，没收财物之多，同生活上的依旧简朴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同这简朴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斯诺这样写道：“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作者特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晚上九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同志同作者谈有关的问题。直到过了早晨两点，作者已经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同志苍白的有点发黄的脸上，却找不出一点疲倦的表示，而且当斯诺和翻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这种不知疲倦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想起毛泽东同志用来高度评价鲁迅的名言：“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同志自己首先就做了这样的“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正是这样的“牛”，牵引着中国革命的巨犁，艰难地然而是成功地开辟着、耕耘着中国几千年的贫脊的土地，播下为人民造福的种子，直至辛勤地用汗水浇灌，用心血培育，终于使中国土地上长出了茁壮的苗，开出了灿烂的花，结出了丰硕的果。今天，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着，品尝着这种革命胜利的甜美的果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倍加思念为之奋斗终生的毛泽东同志。 　　再让我们看看斯诺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虽然他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写周恩来同志，但从有限的篇页里，我们仍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同志的鲜明而生动的形象。作者称周恩来同志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以极其凝炼的文字叙述了周恩来同志小时就表现出突出的文学天赋，进校后成为高材生，辛亥革命后被卷到社会革命中去，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留学法国在巴黎组织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与孙中山汇合准备发动国民革命，任职黄埔军校秘书成为蒋介石的克星，奉命去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到南昌组织八一起义，赴广州创建广州公社，直至转入地下活动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再经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作者以深情优美的笔触抒写道：“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这是评价，更是歌颂，是对于周恩来同志的一种满怀钦佩、景仰的歌颂，是作者的发自肺腑的至诚的歌颂。同这种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相互辉映的是周恩来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斯诺并没有全面地叙述这一点，只是在叙述周恩来同志奉命去上海准备工人武装起义时这样写道：周恩来当时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活动经验也很少，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那么，他是凭什么发动了声振中外、被斯诺称作“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即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呢?作者说：“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这一笔有如品位极高的矿石，蕴藏量大，表现力强，突出地表明了周恩来同志有着丰富而坚定的、溶进了血肉、化作了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同他的突出的文学天赋、流利的英语汇合在一起，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周恩来同志的渊博学识。同毛泽东同志一样，周恩来同志的生活也是异常的简朴。屋子里“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领袖的生活，如此而已。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是，斯诺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预见而有意立下存照，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同志所具有的杰出的外交天赋和组织才能。作者写了周恩来同志见到他说的一段话：“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这种话当然不是外交辞令，但它又胜似外交辞令，以致使斯诺当时感到“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结果这种“太理想”的话都被事实证明了。至于周恩来同志见到斯诺之后就给他安排住处，替他草拟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让他骑马去保安，决定他第二天早晨动身，并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的行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周恩来同志出色的组织才能。如果说这是一个源头的话，那么，在它流经了十三年之后，接续它的便是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和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历史印证了斯诺的预见，至少是符合了他在书中写到的事实。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是普通的人而又有着普通的人所不具有的经历、学识、意志、热情和献身精神，有着作为革命领袖人物所具备的高贵品质，所以他们既生活在普通的群众之中而又受到普通群众的深切爱戴。这是《西行漫记》，描述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又一个方面。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他第二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的情况。他说：“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斯诺曾经几次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去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红色剧院，他发现毛泽东同志总是“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群众可以点名要他表演。斯诺写到看红军剧社的演出时，“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象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作者这样写周恩来同志的司令部，他说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人民的领袖就是这样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和人民群众朝夕相见，平等相处，同甘苦，共命运。他们的智慧、力量、信念的源泉都存在于人民之中，如果说他们是英雄的安泰，人民便是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土地母亲。他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予的，他们的一切又都是为了人民。他们从不自视特殊，从不居功自傲，他们总是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把自己看作人民中的一员。谦虚构成了他们独具的一种美德。毛泽东同志对于斯诺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斯诺发现他象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原因在于他们大多数人实在记不得那些个人琐事了。“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在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最后一节“红军的成长”里，作者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这里的“不着痕迹”真是着力千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让我们看不清他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而只看到了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他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他站在时代的历史潮流的前头，导引着、推动着这个声势浩大、足以惊涛拍岸的潮流的蓬勃发展!由此，他和他的战友们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斯诺写道：“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从自身痛苦的生活中，从自身走过来的革命征程中，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的一种由衷的热爱，是一种质朴无华的热爱。它同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内乱”时期所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本文的前面，我们已经论及过斯诺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写成普通人的深刻的重大的实际意义。除此而外，还有别的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斯诺心目中异常明白，他写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绝对不是为了他们个人。斯诺是站得高又看得远的，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他知道他所写的“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纪录。”作者力图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这些个别的富有特征的典型人物身上概括出一种实际具有的、既深且广的普遍意义来，用以反映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诺为什么将自己的书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这就是说，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只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但他已经预见到了红星将会照耀整个中国，甚至还要照耀整个世界。作者给自己规定的该是多么巨大而深刻的主题啊!斯诺说这个主题的创造决不是他本人。他说得好：这本书中的故事，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口述，以及几十篇和无名的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③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斯诺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从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一九三六年算起，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阔步迈进的时候，重读这本书，不仅丝毫没有事过境迁、明日黄花之感，而且它使我们感到这本书是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领袖人物的珍贵资料，是我们学习革命领袖人物高贵品质的宝贵教材。 　　① 引自斯诺著《西行漫记》一书。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西行漫记》——作者注。下同。 　　② 引自斯诺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写的“作者序”。 　　③ 引自斯诺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写的“作者序”。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