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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粉碎“赤匪神话”的美国记者

肯尼思·休梅克

埃德加·斯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家在那里拥有并开办一家印刷公司。他的祖先塞缪尔·斯诺上尉曾被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委派为美国第一任驻广州的领事。除此之外，斯诺本没有什么缘由去远东。但是他具有多数外国记者的那种“旅游癖”。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后，斯诺决定作一次环球旅行。他原来计划在中国只待六个星期，可是一直到十三年后他才回美国。 　　斯诺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到上海时只有二十二岁，他搞新闻工作的实际经验仅限于担任过《堪萨斯城星报》在大学里的采访记者。可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聘他作了助理编辑。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斯诺大部分时间在远东来回游历，给各种报刊提供稿件。在三十年代，他经常给《纽约太阳报》写一个专栏，成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还在燕京大学兼任了新闻学讲师。一九三二年他同漂亮的海伦·福斯特结婚，这一下他家里就有了两位有才能的作家了。从一九三三年到三七年，斯诺夫妇定居在北平。 　　美国中西部小康之家的出身，使斯诺开始不习惯于亚洲严酷的现实生活。他的早期任务之一是采访中国西北部的一次灾荒。这次经历对他的教育意义很大。他眼看儿童饿死街头，市场上公开卖人肉，也看到高利贷者和地主乘机发财。一九二九年的那次旱灾使斯诺产生了对苦难人民深切的同情。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的苦痛习以为常，变得冷漠了。但埃德加·斯诺却不是这样。他的思想和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关切人间为什么有这些不人道的事。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人对人应该以兄弟之情相待。 　　斯诺对南京政府越来越失去幻想。起初，他接受了鲍威尔亲国民党的观点。象这位《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一样，他起初认为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统治下拯救了出来，正义在国民党方面。然而，他的旅途所见以及他和宋庆龄女士等人的接触，使他逐渐认识到，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缺乏效率和独裁的政权，而苦难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革命的领导人。 　　斯诺的人道主义和对国民党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比较难以说明。在大学读书时，他怀疑一切教条，对分派系的宗教信仰毫无兴趣，而自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他也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斯诺自己说：“我服膺社会主义的逻辑，不是通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而是通过肖伯纳的费边派的理想。不管来源怎样吧，斯诺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宿命的定数论思想。他一方面声称看到历史进程有一定的方向，另一方面始终不愿说这个进程的轮廓是固定而不可变的。这种不确定论的一个最好例证，就是斯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他在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一番辩证法的分析以后说，他的想法是带主观主义色彩的，因此可能有失实和判断错误之处。 　　一九三三年斯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书中他对中日在满洲冲突的报道，总括了他在进入中国苏区以前的政治见解。他认为，如果希望国民党地位的上升会给中国带来改革，那是可悲的幻想。斯诺说，一九二七年以后，孙中山的党已堕落成“典型的军阀帮派”。他写道，国民党不仅屠杀了成千的进步分子，而且破坏了自由思想的根本准则。他表示同意一位中国历史家的意见，国民党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团体，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但那时斯诺就断定，“历史的逻辑”注定了中国将从目前腐朽的封建主义过渡到一个更好的、更现代化的未来。 　　斯诺在《远东前线》一书中谈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说法是特别有意思的。他那时对中共的评论是根据纳撒尼尔·佩弗和T·A·比森等学者的次要著作。象他们一样，斯诺那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他附和佩弗的意见，认为中共是一批无知的亡命之徒，对马克思主义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斯诺把中国苏维埃的发展说成是产生于群众性贫困的农民暴动。他用了“农村共产主义”一词，并说它的成功只会意味着“暴民政治的胜利”。但连这样一个暗淡的前景，看来也很渺茫。斯诺表示怀疑，即使南京政府垮台，共产党人是否能控制全中国。 　　《远东前线》证实了斯诺后来讲得很诚实，他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只知道领导人的名字，其余所知甚少。在那一年，人们对中共的最基本的情况都存在着争论。因为根本缺乏可信的资料。这种状况不久为斯诺以戏剧性的方式所打破。 　　一九三六年夏天，这位美国记者得以进入中国红色地区，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情况。在一九三四年，斯诺的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曾约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斯诺虽然收集了有关的资料，最后由于无法取得第一手材料而决定作罢。一九三五年，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表示很乐于资助他到共区作一次旅行。斯诺再次婉拒，因为不可能进入苏区。然而，到一九三五年快近五月底的时候，大概是从宋庆龄女士那里，斯诺得到可靠消息，说共产党和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况，使这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得以进入陕北的共产党地区。 　　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西重建根据地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就奉命加以围剿。张学良和他的军队是在一九三一年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这些抗日情绪很高的东北人，对消灭中共远不如对打回老家去来得热心。共产党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对日本宣了战。虽然这一宣言主要是象征性行动，共产党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在这些从东北流亡出来的人听来很有道理。少帅和他的士兵的剿共行动本来就进行得不好，听到中共关于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就完全松劲了。结果到一九三六年夏天，张学良的剿共总部同他奉令要清剿的人达成了私下的停战协议。斯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给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的信中写道，这样一来，他就面对了“一个强大的诱惑力——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他没有“听说过现代新闻史上有过比这还要好的机会”。这样好的时机可不能错过啊。 　　费正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是由于它产生的特殊背景而成为一本经典著作的”。斯诺本人冒险突破国民党封锁一事，加强了这本书的戏剧性影响。整个情节都很离奇。宋庆龄女士帮助他作了大部分的安排。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给了斯诺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信是用隐显墨水写的，写信人是斯诺从未会过面的一位红军指挥员。①到了西安，斯诺无意中遇到了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马海德从一九三三年起是上海一位性病专家。可以理解的，他对上海的工作条件很不满意，听说共产党迫切需要医生就动了心。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积极帮助他进行联系。在西安宾馆，一个自称“王牧师”的神秘的人会见了这两个美国人。②然后，在七月的一个早晨，东北军的一个军官带领这两个提心吊胆的外国人来到斯诺所说的“巨大的未探明地区”的边缘。斯诺进入共产党地区时头脑里所带的“只是十年来的恐怖故事”，担心他的调查会被自己的死亡“粗暴地打断”。然而，他的疑虑“幸好被证明是荒谬可笑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斯诺是作为一个胆战心惊、寻求头号新闻的记者而进入陕北苏区的。他当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中共。他带了许多问题，很少答案。然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斯诺是倾向于对他的问题找到有利的答案的。在遇到中共以前，他在中国已有七年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般的知识和理解，对中共的改革愿望抱有人道主义的同情；他反对日本扩张主义，而对南京政府则有愤恨的幻灭之感。正象可以预料的那样，十月间他从未知地区回来的时候，带来了轰动性的新闻。而且他成了同情者。在共产党控制下的陕甘宁边区作了四个月的旅行，使这个美国人相信，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斯诺是在吉利的时刻到达红色中国的。他在西北的时候，边境战斗和政治活动正好比较沉寂。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时间同这个注意倾听的外宾进行谈话。最重要的是，中共方面也急于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斯诺正好提供了媒介，中共终于可以通过他向外部世界说话，宣传他们关于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福音。以后的事实证明，斯诺的确是一个很能干的媒介。 　　斯诺不失时机地向公众介绍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实况报道。从苏区回来不到一个月，他的文章和采访记就在中国和海外发表了。伦敦《每日先驱报》在头版刊载了斯诺的一系列文章，并聘请他为主要的远东记者。《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为斯诺拍的七十五张最好的照片付出了几乎创记录的价钱。谁只要看了《生活》杂志上那些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傻笑的妻子、苏维埃社会的心满意足的儿童和穿着整齐制服的红军干部，就都难于相信这些人只是土匪。刊登斯诺的报道的美国报刊包括《美亚》杂志、《亚细亚》杂志、《新共和》、《太平洋事务》和《星期六晚邮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连载了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大美晚报》全文刊登了斯诺对北平协和教会男子论坛的讲演。好些杂志都缠着他催索文章。斯诺感到这种广泛的兴趣证实了他原来的信念，这次冒险旅行是完全值得的。 　　如果斯诺的新闻写作当时就得到可观的反应，《红星照耀中国》所受的欢迎更使他“大吃一惊”。人们普遍认为这书是目击报道的杰作。著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赞斯诺“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欧文·拉铁摩尔称《红星照耀中国》为多年来最大的头等新闻。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宣称这本书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著名《大地》的作者赛珍珠认为斯诺的这本杰出记事的每一页都很有意义。《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L·达弗斯说，读斯诺的书对他来说是“醍醐灌顶的经历”。远东事务研究者赫伯特·诺尔曼赞扬《红星》一书是英语中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述。另一个学者C·H·皮克指出，斯诺的书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人的一个主要材料来源”。还有人描写《红星照耀中国》为“十分吸引人的”、“惊人的”、“光辉的”、“超群的”。可能最高的赞扬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杂志的反共的远东权威作家罗德尼·吉尔伯特。他接受了斯诺大部分的结论，并称他为“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 　　《红星照耀中国》是发表在适宜的时候，选了一个适宜的题材，是一本内容适宜的书。由于南京的陈腐宣传，远东问题专家苦于无资料，正好接受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详细介绍。发表的时机也是再好没有了。美国版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发行的时候，正好在上海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美国炮舰《巴拿号》被击沉、南京遭日本兵血洗之后。斯诺自己也看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适逢日本侵华战争引起西方关心和同情的时侯。他回忆说，手稿完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们住的北京城外的日军隆隆炮声成了我工作的伴奏”。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英国出版的几个星期内，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美国的初版虽然只有一万五千册，这已是一本关于远东的非小说书籍在美国空前未有的大数字。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六六年，这本书在美国销了六万五千册。这书被译成六七种文字，而且对中国青年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许多中国人是从斯诺的作品中第一次得知中共的政治纲领的。对斯诺这本畅销书的几乎唯一的消极反应来自美国共产党。美共显然不喜欢书中讲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缺乏章法的那些话。它禁止自己的书店出售这本书。 　　但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是不能光用销售册数来衡量的。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此书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他的书破坏了旧的形象，建立了新的形象。斯诺摧毁了认为中共是土匪的观念，把他们提高到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地位。他也驳斥了认为中共只是莫斯科的驯服傀儡的意见。他断定，中共已经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 　　在《红星照耀中国》书页上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系列吸引人的形象。他们年轻、民主、得人心、爱国、进步、有秩序。这批“令人难以置信的志同道合者”是斯诺在远东七年从没有见过的。斯诺感到他们和惯常的中国人相比，要“更为直率、坦白、纯朴、正直、具有科学头脑”。在斯诺的笔下，精神旺盛的红军干部有点象传说中的罗宾汉那一伙民间英雄。彭德怀将军的话最形象，他对斯诺说：“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这类比喻是有意义的，因为《红星照耀中国》创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想法和报道法的模式，这种模式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它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启蒙的作用。正如伊萨克斯所说，《红星照耀中国》在许多人头脑中留下一幅强烈对比的图画：一边是艰苦而爱国的共产党人，另一边是贪污而不可靠的国民党人。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使斯诺的书有很大影响。一个是他报道的方法。他曾说自己“主要只是起了一个记录员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确是恰当地说明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特点。一个记者在写作时不谈自己，这是不常见的。斯诺一页接一页地单纯记录了他所采访的人的谈话。他满足于让这些共产党人介绍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他们确是很善于这样做。从基本上说，《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眼睛所看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但这并不是全部。斯诺虽然有意减少他这次采访记的自传方面，但是《红星照耀中国》也仍然是一个没有把握的记者到中国偏僻内地去的个人历险记。中共惊人的事迹十年来没有人介绍过。最有效的宣传方式莫过于斯诺所用的这种融自传和传记于一体的写法了。 　　斯诺的书令人信服的各种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其材料来源的可靠性。《红星照耀中国》依据的是谈话记录、文件、目睹的情况和一些第二手的书刊。斯诺是西方第一个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贺龙这样的人物提问的。至今《红星照耀中国》仍是毛泽东自传的基本来源③。斯诺当时无法采访的唯一杰出领导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④。但是斯诺不仅是一名记录员，他还是有研究能力的记者。对于原始材料如法令、行政条例、报纸、杂志、小册子和报告，他都收集研究。斯诺的作品也说明他是熟悉美国、中国和俄国权威方面的第二手著作的。而且斯诺在调查中一贯注意做到报道得尽量详细和准确。例如，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就曾两次翻译为中文，交给毛修改，然后再译成英文的定稿。斯诺的研究质量和严谨方法，使《红星照耀中国》读上去有一种真实感，连略知中国情况的人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这书自然也有它的缺点。有些部分过于戏剧性了。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挑出斯诺关于长征的描述，认为这是现代最伟大的冒险故事之一。爱德华·卡特说，它“使古希腊历史家笔下的色诺芬的英雄们相形之下缩成了巧克力做的士兵”。斯诺自己也说，和红军的艰难远征比起来，汉尼巴攀越阿尔卑斯山象是一次“假日的郊游”。他强调了六千英里长征的战斗方面，而不是只写红军最后的存活。斯诺的叙述以长征参加者的谈话为基础，自然而然地反映了他们对长征的英雄史诗观。其次，斯诺对他的来源缺乏批判的态度。中共的说法和解释，他几乎无例外地信以为真。最后，斯诺的同情肯定地寄托在中共方面。初进苏区时他是不放心的，甚至害怕一批好奇的老乡会把他随身带的财物拿去“共产”，然而，当他离开陕北时，他却感到自己“象是离开家而不是回家一样”。作者对中共的不加掩饰的钦佩，使《红星照耀中国》带上了主观色彩。 　　虽有这些缺点，《红星照耀中国》仍是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书之一。它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解释者。它继续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陈志让在写《毛和中国革命》一书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书在当年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不仅外国人，连中国人自己，包括许多中共党员，也是靠阅读斯诺此书的译文而获得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的权威看法的。有的评论家，象费正清，甚至于说，要是没有《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共领导的革命本不致发生。这本书至少消除了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估价中的许多猜测，以赞许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 　　本文译自肯尼思·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一书。——编者注 　　① 一说是中共华北局地下书记刘少奇授权柯庆施写的——原注。 　　② 后来据说，这是王化人，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官员、国民党党员、而且真是一位牧师——原注。 　　③ 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在北京亲口对斯诺说，他无意于写一部自传，还是《红星照耀中国》里记载的他的自述生平是“唯一的记录”——原注。 　　④ 朱德当时不在保安。——译注。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