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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埃德加·斯诺……

约翰·汉密尔顿

三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圣诞节，埃德加·斯诺拍摄过一张照片。或许，这照片使人想得更多的是斯诺，而不是照片上那站在北京城外西山一个寺庙台阶上的那九个人。诚然，这些人中比较有名气的有：中国红军的热烈崇拜者、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他粗犷朴实而又果断；合众社记者F·麦克拉肯，“麦克”渔夫，他象半中国化的美国人那样打扮，穿着一件合身的中国式长袍；还有斯诺的前妻尼姆·韦尔斯，她身材修长而又热情洋溢。奇怪的是斯诺也在照片上。落日的余辉把他的身影投射在照片的前景上，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手臂在头顶上伸展开来，正在把照相机调升到更适当的位置。 　　这张发黄的快照抓住了斯诺一生作为中国历史见证者的本质特征，他谦逊而又富有影响力，大半生致力于把中国介绍给美国人民。在这个历程中，从二十年代后期蒋介石起家到四十多年后美国与毛领导的中国缓和，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天翻地覆的事件，斯诺则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在他逝世十年以后的今天，斯诺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中国和那些想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美国人中间。过去十年中发表的外交回忆录，总是提到斯诺在中美两国与日俱增的和睦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著作，有的是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发表的，现在仍然畅销于美国和中国。而记者、学者、商人和外交官员们在分析中国事件时，或仅仅是在长期以来美国人不能涉足的北京街上寻路时，仍然依靠斯诺的报道作为指南。这是一个奇迹，因为一般的新闻报道总是象早餐的面包那样，很快就不新鲜了。 　　埃德加·斯诺作为报道中国的记者生涯开始于一九二八年，几乎可以说是纯属偶然。那一年他二十二岁，刚从密苏里堪萨斯城搬出不久，就踏上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程。他的计划是返回美国后，定居下来过一种写写小说或随心所欲地写点东西的生活。但是旅程刚刚过了一半，上海一家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就把斯诺留下，劝说他接受了一个又一个新闻采访的短期任务。于是，整整过了十三年，斯诺才返回美国。 　　这位年轻的密苏里人，在一个赴国外采访报道被视为最为浪漫时髦的年代，突然闯进了新闻界。今天人们只是依稀记得的文森特·希思、内格利·法森、沃尔特·达兰蒂和其他一些记者，当年都是新闻界的活跃人物，那时美国人的耳目还没能与电子媒介联系在一起。 　　斯诺珍惜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多写。但是在大萧条的早期，中国还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十七个出版商拒绝出版斯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后来虽然出版了，却只出售了七百五十册。 　　然而，斯诺的第二本书不仅仅是报道了新闻，而且本身就是新闻，使作者在这个过程中一举成名。 　　《红星照耀中国》是根据斯诺一九三六年夏前往共产党控制的西北的旅行写成的。斯诺必须秘密地通过蒋介石军队的军事封锁线，该书记叙了他的冒险之举，仅此一点，他的报道就足以吸引读者了。但更重要的是，斯诺在延安附近的黄土山区里生活了四个月，与红军部队一起行军，不知疲倦地采访他们的领袖，从而提供了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从江西出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目击报道。 　　被当时普遍认为是在中国最客观的记者之一的阿奇·斯蒂尔写道：“在埃德加的著作发表以前，除了传闻和宣传之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一无所知。”他回忆道：“一方面，这种宣传来自国民党，他们将共产党描绘成把自己的孩子当早饭吃的强盗和屠夫；另一方面的宣传来自共产党的辩护士，他们则把共产党人描绘成圣人。斯诺的著作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领域的窗户，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思想。” 　　虽然我们不知道《红星照耀中国》的直接读者有多少，但该书出版后的第一个月内，在美国一下子就售出了一万二千册，并很快地连续再版了七次。据中国学者杰罗姆·陈说，在英国，仅仅几星期内该书就售出了十万册。 　　在其他许多较不显眼的方面，《红星照耀中国》也使西方获得了对中国的印象。 　　动画片画家米尔特·卡尼夫——影片《特里》和《海盗》的制作者，是把斯诺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搬上银幕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最近回忆说： 　　“《红星照耀中国》(以及斯诺后来写的著作)的影响确实非常大。《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收进了唯一可以信赖的有关中国当代军事生活的照片。打开《特里》的卷宗，再次对比斯诺的照片，我发现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他的照片进行创作的，对此我深表感激。他的文章第一次为我提供了中国当代政治场面的图象。” 　　《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西行漫记》(应为《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编者)也帮助人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中文版匆促译成，并比英文版早几个月出版。它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毛对中国共产主义各支力量的领导地位。书中对红军在北方积极抗击日本侵略的描写，激励了许多爱国志士前往延安，同共产党人汇聚一道，共同战斗。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新闻价值早已消失后，它的影响和声望继续存在。甚至在斯诺的报道不象在三十年代那样受欢迎的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仍然发现，在美国的舆论领袖中，《红星照耀中国》同赛珍珠的《大地》是关于中国的最值得怀念的书。《红星照耀中国》现已有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瑞典文、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好几种印第安方言的版本。英文版的销售量目前每年至少达到八千册。美国国务院现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列为了解中国背景情况的二十部最佳著作之一。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评论道：“从《红星照耀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的角度来说，该书在所有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在美国是如此，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星照耀中国》以其对长征，对红军三十年代在西北的活动以及对中国革命领袖生平的详尽描述，而成为普遍闻名的著作。而一九四九年前，该书在国民党统治区被视为禁书。 　　早在中国就认识斯诺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说：“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对毛泽东生平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毛泽东同斯诺促膝长谈时所讲的材料。”谢伟思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指出，《红星照耀中国》证实了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即：在三十年代，他们除了苏联外，在其他国家里也有朋友。 　　因此，在美国人写的为数不多的非小说作品中，《红星照耀中国》是一直能同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小说并列在中国书店出售的一本书。斯诺在六十年代赠送给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所收照片的底片，一直被中国视为国宝。由于斯诺的报告文学和他在新闻报道以外的活动，中国人把斯诺当成了朋友。作为能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作广泛交谈的第一个美国人，斯诺成了非官方的外交家。他帮助宋庆龄创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幕后智囊。“工合”是一种在中国内地发展工业生产的尝试。他曾冒着极大的风险，于一九三七年秘密护送邓颖超离开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城。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本人也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斯诺三十年代曾在北京城外的燕京大学担任兼职新闻教师。据当时新闻系主任、现仍在中国任教的休伯特·梁①回忆说；斯诺“给学生们灌输了许多思想”。斯诺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记者。其他的学生如姚依林，现任计委主任，当年经常到斯诺家拜访，谈论政治；黄华，现任外交部长，当年在燕京还没有毕业，就作为翻译陪同斯诺到西北访问。 　　一九四一年初斯诺离开中国时，他已确立了作为新闻记者的声誉。斯诺接受了《星期六晚邮报》的聘请，担任了该刊的环球记者，开始在全世界旅行，报道有关苏联、欧洲和印度等地的新闻。他在印度正赶上甘地遇刺。回国后，美国的决策者，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曾征求过他的意见。 　　斯诺，这个回国后想回到读者中去的中西部人，对为《星期六晚邮报》撰稿感到高兴。但他在战时执行的采访任务中，只有一九四二年曾到重庆作过短期的采访。接着，他就遇上了五十年代的冷战气候，这使他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无法报道中国的情况。 　　一九六〇年，埃德加·斯诺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他的报道——《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几乎象他一九三六年从西北带回的新闻一样引起了轰动。斯诺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十多年来没有一个美国人曾获准在该国作长期逗留。约瑟夫·艾尔索普所报道的那个老掉牙的谣言——中国人“以胎盘为食”，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关于大陆的形象。 　　斯诺所目睹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情形。他以前所熟悉的常闹饥荒的中国，现在起码已能让人们吃饱肚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费正清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虽然斯诺没有否定还存在着贫穷，但他的报道第一次证实：“中国革命终于持续下去，而且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个大跃进。” 　　谈到一九六〇年的中国之行以及他逝世前另外两次访华的所见所闻，斯诺对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深表同情的。但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不讲情面的记者。一九七〇年，他以“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谎报数字”的话，对一位支吾其词的钢厂负责人提供的钢产量数字表示怀疑。由于他有进出中国的自由，这使他得以了解一些内部的观点，如共产党一九五四年炮击金门—马祖的原因，以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今天，这两个事件都具有极大的历史性影响。 　　在美中两国未有正式的外交接触的情况下，斯诺可以说又成了一个非官方使者。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传递了外交信息，传递了影响两国关系的微妙感情变化。例如周恩来利用斯诺一九六〇年访华的时机，指出了中国与苏联日益扩大的分裂。斯诺曾试图将这一信息转告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但没有成功。 　　斯诺这种非官方外交使者的作用，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北京国庆庆祝活动中表现得最富有戏剧性。那天，中国领导人前往俯瞰天安门广场的天安门城楼，并邀请斯诺同往。斯诺认为，这是要他一起观看庆祝活动。但周恩来采取了一个暗示对中美和解表示关注的举动：他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领到毛泽东的身旁，让他们和毛一起站在城楼上观看下面近一百万中国人的游行和欢呼。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诺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将乐意同尼克松会谈，无论当作旅行者或当作总统来都行。 　　据亨利·基辛格说，美国起初忽略了天安门广场上所发出的信号。但在中国，这却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被用来在中国公众中为和解准备舆论。斯诺和毛站在一起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照片的文字说明还指出，中国谋求与美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中国报纸还发表了毛主席与斯诺会谈的摘要。 　　毫无疑问，斯诺的报道对那些一九七二年陪同尼克松到中国的美国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新闻记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为总统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简介材料中，就有斯诺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回忆说，他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材料。报道尼克松访华的八十七位记者事先也参阅了斯诺的著作，并且在到达中国后把它们当作导游手册。 　　作为《底特律新闻》记者采访尼克松访华的杰里·特霍斯特后来透露说，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极其秘密，白宫新闻秘书冯·齐格勒甚至不愿意向记者们透露毛泽东的住处，结果记者们只好采用斯诺的有关描述。 　　然而，斯诺自己却已经无法采访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了。在对这次访问作出具体安排时，他已因癌症在瑞士家中卧床不起。作为友谊的一种表示，中国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派遣了一支由四名医生和七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为他治疗。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即总统座机“空军一号”飞往中国的前三天，斯诺逝世了。 　　斯诺的骨灰被分成两部分，分别安葬在美国的赫德森河畔和北京大学(即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这是十分恰当的。 　　斯诺的报道仍然有其生命力，典型的例子是：它们为其他记者写作毛泽东的逝世讣告提供了细节，也提供了关于邓小平和现在领导中国的其他人的背景材料。现在，斯诺的母校密苏里大学设立了埃德加·斯诺奖学金，用以斯诺为代表的新闻报道传统培训赴华记者。 　　本文原载美国《鹅毛笔》杂志一九八二年二月号，译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编者。 　　① 梁士纯，现任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编者注。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