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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斯诺陕北之行以前的思想发展 |
| 崔维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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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六年七月，斯诺历经艰险到达陕北苏区，经过四个月的实地采访，首次向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历时九年的新闻封锁。随后，他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这一创举，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是新闻界多年来最大的成功”。①
由于这一创举而闻名遐迩的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现代新闻史中占有无可争辩的地位。在四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他到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共发表过十一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他以正直的品德、严谨的作风、独特的风格、深邃的思想，博得人们的广泛尊敬，并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经验和启示。
不仅如此，斯诺的影响和贡献大大超出了新闻学领域，成为一位公认的历史人物。《纽约时报》曾评论道：“斯诺最成功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②该报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认为，“除非人们去阅读和研究斯诺，否则就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③另一方面，斯诺的好友马海德写道：“斯诺改变了美国人在中国的形象。当教师讲到应该把美国统治阶级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这一句话时，几千万孩子的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一个名字就是埃德加斯诺。”④可以说，斯诺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作为一个记者，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功绩。……许多西方人被誉为中国的朋友和解释者，但只有他，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既被新中国又被西方一致确认不疑地列入此范畴的人物。”⑤
斯诺的名字，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斯诺自己说过：“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⑥他在旧中国生活、工作了十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又三次来华访问。在他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中，很大部分都与中国有关。从青年时代起直至临终前，他一生致力于向美国及世界公众介绍中国、解释中国。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高度评价了斯诺的历史功绩，指出“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⑦
象这样重要的历史性人物，显然很有研究价值。斯诺本身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决定了这种研究是应具有多方面内容的，是有现实意义的。但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尚处于初期阶段。拿这种情形和斯诺长时期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相比较，尤其不相称。在此需要提及，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比较注意斯诺的，多年来，从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到历史系教授，以至中国问题专家，不少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都对他有过比较专门的论述。值得引起重视。
作为研究的一种尝试，本文选取斯诺在旧中国前八年(即从他一九二八年来华至一九三六年去陕北苏区)这个时期里的思想发展作为讨论对象。讨论的重点，在于说明这一发展的过程、主要特点及其意义。
陕北之行以前在中国的八年，在斯诺不寻常的一生中占着特殊的位置。这是一个二十二岁美国中西部青年走向人生，走向世界的早期阶段，是他在大洋彼岸完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塑造、发展自己的时期。斯诺曾叙述说，陕北之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⑧但“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则我的感受也许就会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原则的敌对者。”⑨那么，这期间他的“感受”究竟起了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当年上海滩上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八年之间是怎样成了西北高原上的“黄种人”⑩呢?
斯诺陕北之行以前的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数以万计，仅美国人就多达一万三千人，很多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斯诺长得多。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有数十种，大批西方记者到处奔波活动。各式各样的“中国通”们写出一本又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尽管谁都在书中声称自己发现了中国的真谛，实则无一人知晓这真谛究竟是什么。”(11)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行漫记》独树一帜，取得了巨大成功，它“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苍茫的暮色”。(12)这自然要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斯诺究竟是怎样取得这一历史性功绩的?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不是一种纯属偶然“走运”的结果?他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来说，为什么唯独是他而不是别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都是必须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具体分析来解决的重要课题，否则，就体现不出这个典型人物应当具有的普遍意义，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斯诺。
多年来，美国学术界便流行过种种对斯诺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斯诺前夫人海伦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对此提出过批评。例如，美国历史教授伊斯利尔指出，在库贝克等人的笔下，“斯诺总是被贴上(共产党)宣传家的标签”，另一些人则仅仅把他看成是“中共的记录者”、“毛泽东的发现人”，“这些看法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斯诺象泥塑似的静坐在那里等着共产党人去唤醒他。”(13)
伊斯利尔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类误解，是由于斯诺“整个生涯的大部分都被忽略掉了”。(14)海伦也说过，“他日复一日的全部记者工作的成果，都显现不出来了”。(15)这是有道理的。象这样既割断斯诺本人的历史，又割断他和别人的联系，去静止、孤立地看待斯诺，只能产生认识上的简单化，甚至还会导致对斯诺形象的种种歪曲，其危害远不只限于他本人。
斯诺说得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历史的一部分”。(16)斯诺在旧中国的前八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空前剧烈地动荡，各种基本矛盾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来到中国，他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归根结蒂，他的思想过程与特点都是由此而决定的。如果脱离了历史的考察，斯诺这个人物便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思想史总是更直接地、有逻辑地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一个记者，斯诺在中国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单从表面上了解这些活动，尚不足以深入、确切地说明问题。必须进一步探究它们反映出的斯诺的思想脉络，这样才能使问题抽象化，并具有典型意义。
以此为宗旨，本文根据不同时期里斯诺的主要思想特点，把他在中国前八年(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的思想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试图抓住各个阶段中最能表现该时期特点的某些重要标志，分别展开论述；最后加以综合，得出一般性结论。
本文提出对斯诺在中国前八年的思想过程分期如下：
第一个时期：“觉醒”阶段，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以萨拉齐之行为转折点。
第二个时期：观察认识阶段，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以《远东前线》一书为主要标志。
第三个时期：探索阶段，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以编辑《活的中国》和支持、介入一二九运动为主要标志。
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二 “觉醒”(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六月的萨拉齐(现内蒙土默特右旗)之行，是斯诺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他以后的一生有莫大影响。对这点，斯诺自己讲得非常清楚。在他的自传《复始之旅》中，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在我出国的第一年年底，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故乡。我来到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镇萨拉齐。在这里，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这种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当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17)
在萨拉齐，斯诺亲眼目睹了西北灾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一幅幅景象。从此，这些情景深深嵌入他的脑海，他后来曾在《西行漫记》等书中一再提到、回国后仍常常向别人讲述这段使他“惊心动魄、永志不忘”(18)的经历。
正象一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次经历之所以会给斯诺造成如此巨大的震动，出自于他对中国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这种同情的内在涵义是什么。
在《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文章里，斯诺用异常压抑的情感，沉重的笔触集中报道的是陷于饥荒绝境当中的各种人：坐地倒毙的孩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衣不蔽体的妇女；他把自己的感受和那些濒于死亡的人们交融在一起：“我想，如果我们自己面临着这种境地时，我们将乞求快些让我们死去，但这些中国人好象不是这样，他们正在缓缓地等待咽下最后一口气”；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人世间竟会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对人类痛苦的悲哀和束手无策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19)他大声质问人的权利在哪里，“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于人无犯的诚实好人——有一个多月没吃饭了?”人的价值是什么：“卖儿鬻女、一贫如洗的青年人，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20)
很明显，斯诺这时的着眼点一直是人。他惊骇于眼前种种人性被侵害、被摧残以至灭绝的罪恶情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中心意识是：人在世间决不应受到如此不公正和残酷的待遇。斯诺的一位好友后来指出，“他认为，假如用不偏不倚或罗曼谛克式的态度来报道这些情况，是违反职业道德或不人道的。”(21)
斯诺出生在美国印刷商人家庭，习惯于少年时代安逸自得的生活；他想来中国寻找“东方的魅力”，结果却在萨拉齐“第一次看到了死人”(22)，目睹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巨大不幸。严酷的现实使他恍如隔世，人间这场浩劫，彻底唤起了他内心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正是这种质朴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促使了他的“觉醒”。
萨拉齐之行使斯诺表现出人道主义这个很突出的个人思想特点，这种提法要比一般的“同情心”等等更确切。美国学者休梅克在论及萨拉齐之行对斯诺的影响时，就有类似的说法：“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苦痛习以为常，变得冷漠了。但斯诺却不是这样，他的思想和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关切人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人道的事。他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人对人应该以兄弟之情相待。”(23)
人道主义是贯穿斯诺思想始终的一个基本部分。斯诺一生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他要亲身去接触和了解的人：“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式各样的人，以及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和如何生活……一个人以写作为生，难道不是为了做一个与他人保持联系的人吗?”(24)斯诺夫人惠勒的印象是：“我更深切感到的是斯诺人道主义的一面。(25)”
后文将陆续提及，人道主义也是掌握斯诺前八年思想过程的一个基本线索。这里已经说明，萨拉齐之行之所以成为他的思想觉醒点，根本的内在因素便是这种质朴的人道主义。那么，斯诺是怎样“觉醒”的?从人道主义出发，使他发生了哪些根本性转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1．萨拉齐之行是斯诺认识中国社会的开端。
一九二九年萨拉齐之行以前，斯诺虽然已在中国待了一年，但那主要是在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度过的。在这些支撑国民党政府门面的城市里，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暂时被掩盖在所谓“太平盛世”的假象底下。革命力量转入地下，叛变大革命后刚刚上台的蒋介石表面上似乎控制着全国。尽管国内很多地方依旧战乱频仍、灾害严重，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毫无改变，待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是不可能了解这些真相的。所以，“误以为上海的情况就是整个中国情况”(26)的斯诺，到上海不久便相信了别人的说法，“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他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萨拉齐之行改变了这种状况。“住在上海和其它大城市里的西方人很少有敢于去中国内地的，斯诺却旅行到西北，那里的饥荒使他强烈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不平等。”(27)实际上，(尽管是偶然和不自觉的)这是斯诺走向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步。他从人道主义出发，通过数十万人民正在遭受的非人折磨觉察到社会的畸形与不人道；透过受苦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惊人对照，意识到国家的不平等、不公正。
所以斯诺说：“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前，我就看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怀疑真正的革命已经开始。”(28)对于这个“信守密苏里人‘眼见为实’传统”(29)的年轻记者，萨拉齐之行足以动摇他曾经信以为真的那些说法。
就在离开萨拉齐南归途中，斯诺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30)怵目惊心的现实，与他刚刚领略过的文明古国悠久历史极不谐调地揉和在一起，使他开始关心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迷恋于中国的魅力”。(31)这是他结束“罗曼谛克”时代，与中国结缘的真正开端，是他一生中的界标。
萨拉齐之行等于是拉开了重重帷幕的一角，使斯诺得以从中窥视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些实况。斯诺说过，“我对中国的兴趣，最初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产生的”。(32)可以说，萨拉齐之行是他产生这种“兴趣”的起点。从此，他开始注意广泛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
萨拉齐之行使斯诺懂得，待在上海是决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他写道，“我认识到，我必须多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深入地了解情况。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没法做到所有这一切了。”(33)因而，他谢绝可以享受优厚待遇的职务，决定当一名“游历记者”，“有到处走动的自由，去见世面，去写使我感到兴趣的事物。”(34)
因此，斯诺从一九三〇年年中起，再次走出上海，在中国等地进行了第二次“大旅行”。这次旅行与前一次不同。在萨拉齐以前的旅途上，他流连于湖光山色、名胜古迹之间；而这次他沿途悉心考察的，无不是各处的民情及社会动态。只要翻翻这两个时期他在《密报》(即《密勒氏评论报》，本文中简称为《密报》)发表的文章，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亦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后文将述及有关问题)。
应当指出，这时期(指一九三〇年第二次“大旅行”以前)斯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还是非常肤浅的。他后来回忆道，“当《密报》编辑那时候，对我来说仅仅是个开头，我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的‘学徒期’呢。”(35)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上。
斯诺的政治见解最早是在《密报》工作时形成的。这家报纸是美国在远东资格最老、最有影响的一家周报，斯诺后来说，该报方针是“坚决反共和反帝的”(36)(所谓反帝，指该报从美国利益出发，抨击英、日等国在华实行的某些帝国主义政策)。它有一个特点，从创办人密勒到后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都热衷于关注中国政局的发展。鲍威尔本人一九二七年以前就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37)。斯诺与鲍威尔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校友，他一到上海，就被后者看中留在该报工作，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斯诺说，他曾经接受了鲍威尔等人的观点，“以为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手中拯救出来，‘道义’是在蒋那一边。”(38)
萨拉齐之行以后，斯诺并没有马上改变这个看法。如他在文章里称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39)他虽然怀疑“真正的革命”是否已经开始，但仍然把改革的希望寄于国民党政府，他以为，中国今后的“决定性因素将取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冲突”；(40)他通过报道文章，呼吁国民党政府在外国援助下，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实行叫“儿童健康教育”等等作为国家进步的基础。
斯诺从人道主义出发，深切同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并痛切地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可怕的现状。但他的认识这时还只是表面的、局部的，所以他未能了解造成这种苦难现状的根源；更不可能发现改变现状的可靠途径。萨拉齐之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促使斯诺从此开始当上“学徒”，走上了认识中国社会的道路，为他后来的活动与思想发展规定了方向，打下了根底，斯诺称之为一生中的“觉醒点”，是十分贴切的。由此，开始了他从“社会学’方面对中国的认识过程。
2．萨拉齐之行使斯诺摆脱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
斯诺到中国来的年代，正当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外扩张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大批美国人以各式各样的身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新闻记者、学者、教育家，或只是作为好奇的旅游者来到中国。”(41)斯诺就属于其中最后一种人。
在那个年代，费正清说过，“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平庸的美国人……只要他们在上海一上岸，立刻就有一种高等身份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象中国的绅士一样，被置于群众之上。”(42)应该说，这种“高等身份”，或叫“上海精神”(43)，根植于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扩张的近百年历史。正如斯诺后来所指出，“这种精神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打交道过程的实质相一致”，“尽管是不自觉的，所有美国人都是其继承人”。(44)
斯诺初到上海时，并不是例外。他生活在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耳濡目染，不自觉地受到周围许多外国人的影响，曾一度“幼稚地以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45)由于这种“优越感”产生的轻视、冷漠情绪，在他最早的文章里有所流露。
一九二八年底，斯诺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五大怪”(指旱、涝、饥、虫和地震等五种自然灾害)的文章。他附和外国人长期以来的论调，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发表议论，认为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国家里的这些灾害无动于衷，大概是因为“虽然历史上它们一直在发生，但终归还是有四亿三千万汉人生存在世界上”，或者“需要限制人口过分增长”(46)等等缘故。
试以这篇文章和《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一文相比较，不难看到，萨拉齐之行使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拯》文中，斯诺不仅以悲痛难抑的心情详细报道了灾区哀鸿遍野、阴森恐怖的惨象，而且还尖锐地抨击了上海外国人对此习以为常、轻描淡写的态度。他写道，“在上海居然还有人把这里发生的事称为‘所谓的饥荒’，甚至还劝别人不要受‘饥饿宣传’的骗”，“他们当中就是没有人亲自到这里来看看中国人一贫如洗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47)
中国内地的萨拉齐与“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在死亡线上挣扎呻吟的中国灾民与自命高雅、鄙夷不屑的那些上海外国人，对斯诺来说，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强烈对比。他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其他很多外国人对待这场人间悲剧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态度，同样是不人道的，是他无法接受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开始改变从前那种“幼稚”的想法，意识到“种族优越感”的实际含义与种种的虚伪、残忍和自私自利没有什么差别。
回上海后，斯诺曾代理过《密报》主编工作。这期间内，该报接连发表评论，主张取消外国人在华享有的特权。在“中国人请走后门”一文中，斯诺激烈抨击了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侮辱性字眼所代表的种族歧视，指出“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作法的外国人，仍然是在继承他们前辈的衣钵，正是这些人几十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白人的特权地位。”(48)由于这篇文章直接谴责了某些外国人，《密报》还因此遭到报复。
萨拉齐之行使斯诺更进一步意识到，上海“十里洋场”里那种纸醉金迷的西方“文明”生活，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多么格格不入。在这里，外国人“舒适安闲地度日，觉得自己好象是大陆，而四万万中国人则是一种近郊，为了做生意的目的，上帝把它安排在那里。”(49)因而，他对美国人那时在中国从事的商业、宗教、文化等种种活动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以至鄙视。
一九三〇年，斯诺写了“在上海的美国人”一文，集中表述了他在这方面的认识。他写道，“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说，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是这么想。事实是，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是忙着拚命赚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来混吃喝的、来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很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50)的。
从萨拉齐之行开始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斯诺形成这些认识的必要基础。他指出，“在上海的外国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概置若罔闻，与世隔绝。”“当叼着雪茄、出入于夜总会的传教土为他们的女儿操办豪华婚宴时，在数百英里以外的大西北，两千万中国人正在渴望得到拯救——但他们并非想通过‘圣餐之路’到达天国——他们所祈求的，仅仅是每天有一点点粗粮充饥……”。(50)
这篇文章是了解斯诺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之一。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许多外国人报之以冷眼，声色俱厉地责骂斯诺是“亲华分子”，使他在租界里显得“孤立”。(51)这正表明他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对华政策造成的影响，与“白人优越感”这类流行观念决裂，并勇敢地站出来向它们挑战。对于生活在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斯诺和当时大多数在华外国人的根本区别便在于此。
当惠勒回忆她的丈夫时，特别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斯诺在中国是有特殊优越的地位的，但他能超脱这种地位。他正视事物的实际意义，正视现实，正视白种人的虚伪、庸俗的‘金钱万能观’、自私自利、丢丑的‘基督教信仰’”。(52)
当斯诺的中国朋友回想斯诺当年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时，总是亲切地感到，“他不同于当时的在华外国人，外国人一般都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他是我们很难遇到的一位真诚的朋友(54)。”“他没有白人的优越感”。(55)“当时在中国的洋人，大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56)
当人们缅怀斯诺的往事时，永远不会忘记他遗言中那段真切、热诚的剖白：“我爱中国。……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人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57)
斯诺说过，许多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民的苦痛习以为常、漠然置之，就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两个种族不属于同一类”。(58)美国学者伊萨克斯写道，到中国去的美国人“无疑都带着同样的种族优越感，随之而来的便是蔑视、冷漠甚至动辄就诉诸暴力。他们和十九世纪时的西方白人没什么两样：自信种族、文化、宗教的高人一等，特别当他们看到那些落后、弱小的民族时，情况更是如此。”(59)斯诺却很早就摒弃了这种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本文认为，这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理解他的关键所在。
如斯诺所说，说到底，这种种族优越观念是近百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欺负中国的历史产物，并不单单属于某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因此斯诺所摒弃的，就不只是这种观念本身。可以说，萨拉齐之行以后，他从思想上逐渐脱离了当时美国人在华活动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影响，他在租界里的“孤立”，实际意味着他从那里“独立”出来。这样，就为他以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使他在观察、分析问题时，不致被那些过时的、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偏见蒙住眼睛、扰乱思路。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与斯诺同时代的老“中国通”们所做不到的。斯诺与他们的差异，盖出于此。
有些美国学者喜欢用“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来比喻老“中国通”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是片面、主观和混乱的。但他们未能说明，上述那种偏见才是造成这类盲目性的根源。所以，他们虽然指出了斯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离开上海到居住着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内地”去把中国“从头到尾摸了一遍”，(60)但却没有指出上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严重缺陷。
马克思说，“只要把目光从资产阶级的故乡转向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深深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就毫无掩饰地摆在我们面前。”(61)尽管斯诺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但通过萨拉齐之行，他立刻觉察到“种族优越”观念和“上海精神”等等的伪善、可鄙，并摆脱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从通商口岸的殖民主义长期文化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觉醒”。没有这种思想觉醒，斯诺即使走进中国社会，也难免重蹈老“中国通”的复辙，象“盲人摸象”那样，是不可能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没有这种思想觉醒，他更不可能在以后的岁月中，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萨拉齐之行前后这段时期(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奠定了斯诺(到中国以后)思想的雏型，对其以后发展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人道主义是斯诺思想上的出发点；以萨拉齐之行为转折，不但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从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他思想上的“立足点”开始从上海租界“独立”出来，转向中国社会。这种“觉醒”乃是他以后活动和思想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 观察认识(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在美国出版的《远东前线》这部著作，标志着斯诺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比起萨拉齐之行那段时期，他的头脑充实多了，视野宽阔多了。由这本书可以看出，该书出版前的这几年间(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是斯诺较为广泛、深入地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时期。
《远东前线》是斯诺第一部问世的著作。路易·艾黎认为，作者在此书中“开始把握住中国的形势”，(62)这是颇有道理的。该书大体上反映了斯诺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水平，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程度。这方面应该引起注意。
《远东前线》表明，斯诺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他完全改变了在《密报》工作期间形成的那些政治见解。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在书中，斯诺引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认为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63)他激烈批评蒋介石“背弃了北伐的一切成就，使地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国民党“现在已丧失它的革命动力和内部团结，变成蒋介石集团手中的工具”。(64)
在鲍威尔等人的影响下，斯诺以前曾错以为国民党是一面革命旗帜，蒋介石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但他所看到的现实恰恰相反，“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65)他在书中多次叙述到这种情形。
他写道，“随着蒋介石倒退到军阀式统治，一连串的党派纷争和内战蜂起，国家陷于分裂”，(66)“南京政权和从前‘督政府’时代没什么两样，执掌大权的都是‘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清一色’，国民党的正直、有识之士均被排除在外。”(67)
从历史上了解国民党的演变经过，弄清其来龙去脉，对斯诺来说，是必不可缺的“补课”，也是他转变认识的一部分。
斯诺回顾了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的经过，特别认识了大革命的转折点——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断送革命成果的事实。“蒋介石突然退出革命，当上了反革命头目，率领极右派开始了党内大清洗”。(68)“在上海出现了一场对付共产党和工人的屠杀”，“反动分子到处实行白色恐怖”，“成千上万进步民主人士横遭逮捕、枪杀”，“现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被玷污了。”(69)他引用宋庆龄的话写道，“如果孙先生还活着，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被用来当作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70)
斯诺曾一度对国民党改造中国抱有希望，然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使他这种愿望归于破灭。无情的历史与现实取代了幼稚的幻想，使他看到，中国的社会改革遥遥无期，国民党统治的前景一天比一天暗淡。“国民党的‘革命特点’已成笑柄”，(71)“中国统一依旧是无谓的空想”。(72)
由上述不难看出，斯诺赞成三民主义，希望在中国看到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思想自由，这些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他据以衡量国民党优劣的思想准绳。他原来以为蒋介石政府代表了这种理想，但现实教他醒悟，他认识到，反动、独裁的蒋政权是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因而由希望变为失望。可以说，这时期里斯诺思想转变的实质就在于此。
宋庆龄等人的影响，是促使斯诺完成以上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三一年底，斯诺结束了第二次“大旅行”回上海，旅途所见，向他提出了大量问题，他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访问。后来他说，“在这些会见接触中，最主要的是我同孙夫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73)
通过宋庆龄，斯诺了解到国民党的内幕与历史情况，疑惑大解。他对此总结说，“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它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的事实。”(74)
另一方面，正如海伦所指出的，“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75)“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为”。(76)惠勒也说，“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钦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一边。”(77)宋庆龄先生不但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他的心目中，又总是把宋和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政府的鲜明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无疑强烈地感染了斯诺，引起他的思想共鸣。
后来，斯诺在《活的中国》一书扉页的“献辞”中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最辉煌的象征。”从宋庆龄开始，斯诺结识了一大批中国左翼进步人士、民主战士，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起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与宋庆龄等人的接触交往也好，对国民党历史的了解也好，还都不是斯诺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必须看到，斯诺能够完全改变过去的政治见解，对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持否定态度，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广泛接触、了解这个主要认识过程为基础的。只是由于有了这个过程，他才可能进而提出问题，获得更详细的情况；由于有了这个过程，必然要促使他从政治方面去探讨大量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重新形成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萨拉齐之行给斯诺拉开了“帷幕”的一角，那么在以后几年间，这位不知疲倦的“游历记者”则已经踏入了中国社会的内部，他的足迹遍及中国中部、东南部、南部，以至人烟稀罕的西南边陲地区。在长时间、大范围的“游历”活动中，他已经是有意识地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观察、认识中国的现状，如饥似渴地在一天天扩大和增强自己对中国的亲身感受。
从蒋冯阎中原大战到台湾殖民地的面面观，从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狱中女犯到备受虐待、早年致残的锡矿童工；从公开贩卖人口的“集市贸易”到吞噬无数生命的巨大洪灾；……一幕幕场面，一个个人物，无不打上“中国”的印记，深深留存在斯诺的头脑中，心底里，日趋完整地构织起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幅黑暗图象：内战和分裂；专制与压迫；天灾加人祸；……所有这一切，与国民党无时不在标榜的“统一”、“民主”、“进步”形成强烈对照和极大的讽刺，使这位年轻美国记者越发感到震惊、迷惘、大惑不解。
斯诺说，他对中国的兴趣是“逐渐浓厚起来的，因为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78)可以说，斯诺认识中国的过程，首先就是他在广泛接触现实当中，遇到并试图理解各种各样“难以理解”事情的经历。
广州，是孙中山先前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斯诺曾天真地以为这里的“所见所闻会有所不同”。(79)然而，他在广州看到的一切，却使他大失所望：无耻的贿赂，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非法的监禁和冤狱，……他写道，“这些就是广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广州决不是国民党‘民主’的橱窗，在那里没有一个官员是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的”。(80)他觉得难以理解，难道这就是国民党鼓吹的“国民革命业绩”?
云南，在这个偏远的内地省份，斯诺眼见昔日的军阀仍旧割据一方。他们肆无忌惮地贩毒、劫掠、草菅人命，“一个盗匪和一个官员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是一个成功的盗匪”，他大为惊诧：“难道革命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吗?”一个官员回答他，“革命?国民党?我就是国民党。但是对不起，这里是一个旧军阀打出新旗号的地方。”(81)他觉得难以理解，难道这就是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象征?
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斯诺在现场采访报道中沉痛地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九十万中国人民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82)正当灾区群众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时，斯诺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83)
萨拉齐之行那个时候，斯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仅仅是个别的、表面的，因此还不可能把问题联系到政治方面。但随着他以后几年中越来越广泛的观察、认识，遇到越来越多“难以理解的事情”，量变导致质变，必然要促使他去“努力试图理解”，把中国社会问题归结到国民党政府这个“焦点”上，因而完全改变对国民党的看法。
斯诺在回顾他的“游历记者”活动时说，“这些经历决定性地塑造了我的一生。我开始抛掉一些可怜的无知，懂得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了。”(84)在长期、广泛地观察认识中国社会当中，积累起日益丰富的感性知识，这一过程不但是斯诺改变对国民党看法的基础，也是他以后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斯诺这时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状况的特点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5)可以说，斯诺的思想转变，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近代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暴露得更充分、更显著。从九一八开始，斯诺就密切注视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局势动向。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到过东北、上海和热河等战事发生地点，现场目击了侵略者的罪行，日益感受到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又一重苦难。在此过程中，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较全面和深入了。
《远东前线》这本书，以大量作者直接经历的事件为素材，详尽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并分析了这场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当清楚地表明了斯诺在这方面的认识。
从沈阳到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从上海一二八事变炮火连天的战场到察哈尔前线，斯诺目睹大片中国的土地横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炮火下丧生。城镇夷为平地，房屋烧成灰烬；残缺不全的尸体，凄厉哭号的孤儿；……在他眼前又组成一幅血和泪、痛与恨的惨状。
他在书中写道，“我看够了。我的脑际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什么都不知道。日本陆军参谋部声明它并不是在作战，这种声明减轻不了这些痛苦。”(86)“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87)“日本远征军踏着中国青年的血泊前进，这决不是什么英雄。”(88)
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使斯诺愤慨不已。他进一步看清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惯用伎俩：“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此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回该瞧日本的了。”(89)
可以看出，斯诺的认识范围逐渐开阔了。他并不是局限在他接触到的几个具体事件上，而是通过它们，看到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得寸进尺，企图吞并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不仅如此，他还更一般地认识到，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是使中国蒙受巨大不幸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九三三年，斯诺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完结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从一八八三年以来，中国迅速丧失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土地，这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中国领土现在正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中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90)
斯诺的这些认识，部分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一步步地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91)这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92)斯诺正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火与血泊中，直观而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情形。这方面认识也是他思想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斯诺以上认识与前述他对国民党的看法连系在一起。在《远东前线》一书中，他尖锐批评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软弱无能，一贯奉行“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来取信于民，但它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93)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带着政府官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想起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咸丰皇帝逃亡热河。要是蒋派兵增援，中国本来可能会长期守住防线，但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胁。”(94)“不幸的是，当需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把最能打仗的军队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内战之中。”(95)
一方面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横行肆虐，如入无人之境；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大打内战，对侵略者步步退让，屈膝求和。所谓“国联调查”、“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一系列的事件使斯诺开始看到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腐朽本质。这样，他就通过面临着内忧与外患双重危机的社会现实，较全面地认识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他的思想转变，处在了一个更牢固的基础上。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斯诺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断扩展和他的思想转变，植根于他的人道主义。在长期、广泛的观察活动中，他始终把自己真挚、深厚的感情倾注在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身上，痛其所痛，憎其所憎，并逐渐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交融在一起。无论是在旅途中、在战场上，他基本的着眼点，始终是那些普通中国农民、士兵、妇女、老幼。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认识感受，直接来源于与普通人民的密切接触、交往，以及对他们所遭受命运的痛切关注。
斯诺后来曾这样说，“对于语言文字和统计数字的意义，我当时年轻无知，补了这个不足的，却是实际的场面和人物——到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饥荒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乳房干瘪得象个一百万年老妪；所谓恐怖就是我看见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饱饮丢弃在烧成焦土的战场上无人过问的尚未死去的士兵身上的脓血，大啖他们身上的鲜肉；所谓战争就是一个被强奸后、腹部开了膛，赤裸裸的青年女尸；所谓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就是在我眼前炸成废墟的一所孤儿院里压死的孩子们露在碎砖外的手足；……。”(96)
在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怀有的特殊感情与日俱增。一九三二年，他在一篇文章里真切感人地写道，“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它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它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美好，性格是如此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97)
在《远东前线》一书中，这种爱与痛交织的感情不但常常溢于字里行间，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十九路军和上海各界群众同仇敌忾、英勇奋起抵抗日军进攻的战斗场面，使斯诺开始感受到他们表现出来的爱国热忱和大无畏气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年轻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98)
可见斯诺这种日益深厚的感情，决不是一般的悲戚或怜悯。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黑暗、丑恶的现实，并没有使他丧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信心。相反，随着他认识的不断扩展，斯诺迫切地预感到一种新旧更替的趋势：“这里早就应该出现某种新的东西”，“旧的价值标准再也不能恢复了”。(99)根据在缅甸、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亲身体验和比较，斯诺在书中得出以下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100)
这段文字看上去颇象学者式的“预见”，实际上它们能够反映出那时候斯诺对中国的认识程度。如果没有他在五年当中对中国社会日益广泛深入的观察了解，如果没有他从思想感情上与中国人民的逐渐结合，这段文字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正如路易·艾黎所说，这表明斯诺“开始把握住中国的形势”。正由于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才能预感到“历史性变化”的必然性；对于中国的前途、中国人民的未来，寄予乐观的希望。斯诺后来对中国前途的探索，就是从此开始的。
这时期斯诺的思想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方面。《远东前线》的内容也表明了这一点。
斯诺在书中把党在农村根据地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称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从一九二七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101)
这些评述说明斯诺对中共有些零星的认识，这与国民党政府当时大肆鼓噪的“赤匪”宣传毕竟有很大区别。休梅克说明当时的情形是，“由于国民党封锁，中共几乎被外部世界遗忘”，“在西方人看来，中共只是些无目标、无群众支持的叛乱分子。”(102)斯诺并没有随声附和那些诬蔑之词。
但是，斯诺在指出“共产党破坏了腐败的旧社会残余”的同时，还认为“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103)当他在总括自己的看法时写道，“中共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或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104)
斯诺当时对中共的性质、力量及其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产生这一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红色”区域完全与外界隔绝，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获得关于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感性知识，他的所有看法都是来自于对第二手情况的了解。斯诺自己说，这些情况是“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105)一九三四年，美国一家出版商预付稿酬要他写一部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专著，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06)斯诺一直未动笔写作。
就主观方面而言，如前述，斯诺当然没有离开过资产阶级民主理想那种思想范畴。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不懂得、也不赞成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所以自然而然地以为中共的武装斗争可能意味着“暴民政治”。他从小受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影响，“我生在密苏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怀疑论者”，(107)所以对共产主义既无信仰也不了解。一九三一年，斯诺在印度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员，并零碎地读了些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人那里成了宗教”，(108)因而对他们产生了反感。这些都说明，斯诺不可能自发地接受或赞同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再加上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更使他不能对中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种情形是他前期思想发展的必然特征。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9)总起来说，在多年记者活动中，斯诺通过独立的、大量广泛的观察了解，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逐渐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尽管是不自觉、不完全的)开始触及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识过程的典型意义就在于此。
以这个观察认识过程为基础，斯诺完全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是这时期他思想转变的主要特点；他对中国人民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在此过程中亦得到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由此，为他后来的思想演变创造了必要条件。由于各种原因，斯诺这时对中共的认识还是片面和有错误的。
四 探索(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
惠勒·斯诺认为，斯诺是个“寻求者”，(110)“求知的欲望，引导他去探索和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111)如果说，斯诺在中国的前五年，主要是他感性地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那么在以后几年里，他进而以此认识为基础，有意识地去寻找面临重重危机的中国社会的出路，探求变革社会的途径。这一孜孜不倦的探索过程，构成了他这阶段思想中的显著特点，进一步为他的陕北之行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人把斯诺在华活动称为“寻求中国问题答案的过程”，是并不过分的。
一九二九年萨拉齐之行以后，斯诺意识到自己应该“有到处走动的自由，去见世面，去写使我感到兴趣的事物。”(112)即注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广泛了解。四年后，他则进一步认为，自己应该“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使我感到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113)后文将说明，他所要发现的“新闻”，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关乎中国出路、前途的特殊问题上。这种变化，反映了斯诺思想的日趋成熟，也是他认识过程深化的表征。所以确切地说，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探索是既先后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过程，不能将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在掌握大量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更多地偏重于理性方面的学习、研讨，是斯诺这时期的活动特点之一。他把一九三三年以后在北京的经历概括为“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114)的生活，实际说明他这时已把精力转向学习与思索，把思路集中于“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115)他正在努力追究事物的来龙去脉，试图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
如前述，斯诺是“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的。经过多年观察，他越发感到，“中国除非经过根本性的经济、土地和社会改革，就不会有和平。”(116)同时也看到，把实行这种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只能是一种幻想。在这种情形下，他开始急迫地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新方法、新出路。
一九三三年底，斯诺在《密报》上发表长篇报道“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详细介绍了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地区进行的“群众教育实验”，表明他对当时颇有些影响的中国“农村重建运动”曾抱有很大希望。
文章报道了定县实验各方面的情形，如兴办学校、普及医疗卫生、生产合作、县政自治等等。作者认为这些实验内容“很有意义”，“有重要性”，“可能改变数百万中国农民的生活内容”，“定县的记录是晏阳初等人热情、无私地寻找真理建设中国农村的结果。”(117)
在斯诺当时看来，这样的实验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条新出路，“定县的办法在我看似乎是唯一科学的尝试。这个办法可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秩序使中国得以发展。”“与其说晏阳初是一个教育家，还不如说他是一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118)
由晏阳初等一批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的“农村重建运动”，实际上是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依赖外援和统治者的恩惠，实行“教育救国”那一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产物。它在中国农村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只能起消极以至反动的作用。
斯诺对“农村重建运动”寄予很大希望，是由于他相信采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暴力斗争的手段来达到变革中国社会的目的，“这样说看来并不夸张：晏领导的这个运动将成为一场革命，比起军队之间无休止的打仗，它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119)除了认识上对中共真实情况完全缺乏了解这个因素以外，这表明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显然是希冀在中国发现改革社会的“中间道路”或“第三势力”。所以在探索伊始，他马上就被定县实验吸引过去。
然而，斯诺毕竟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过长期了解，尽管他对“农村教育实验”抱有厚望，也不能不感到在这种良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偌大的鸿沟。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一实验要扩及到中国其它地方，看来困难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来看今天的现实，我们不能忘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大权都是掌握在那些使广大人民穷困潦倒的人手里，他们是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官僚、贪污行贿者，他们难道会进行这种实验吗?这种实验要消除的弊病，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120)
对斯诺来说，社会改良固然是一条理想的出路，但在现实中能否行得通?他其实疑虑重重、无从定论，反映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还是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这种状况表明他这时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开始，探索本身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促使他不间断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几年后，当斯诺带着种种久思难得其解的问题来到陕北苏区时，他是经过了比较选择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找到真正的答案。譬如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他就把红军苏区的群众教育状况与晏阳初等人在定县搞的实验做了比较，指出苏区“取得的成绩更大”，(121)从而切实认识到，只有中共才能唤醒农村亿万人民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斗争，组织起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
后来斯诺写道：“中国青年一代男女在面对种种复杂课题，寻找个人与国家生存手段的过程里，最后才趋向于一种革命教义。这是因为每一种其它手段都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为时代排除了渐进主义的可能性。”(122)他本人在中国的探索正好与之相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把这个过程的首尾联系起来看，斯诺的社会改良思想既反映了他的局限性，又是他以后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
社会改良思想是斯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北京的学术性生活中，一方面阅读一些“马列主义基础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123)另一方面专心研读了英国作家肖伯纳的大量著作。两相比较，后者对斯诺的影响要大得多。他自己总结说：“我服膺社会主义的逻辑，不是通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而是通过肖伯纳的费边派理想。”“我接受的是费边派的历史观点。”“肖伯纳使我确信人类将从相互残杀发展进化到更高级阶段，现存的人吃人经济制度将被有计划的合作代替。”(124)另一位自称“不是马克思而是洛勃土尔斯式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政治策略，也不是阶级斗争”(125)的英国作家威尔斯当时对斯诺思想的影响也比较大。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肖伯纳、威尔斯都是“渐进”的、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无情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改造的革命道路，鼓吹采取某些局部改良的“进化”原则。恩格斯曾指出，“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126)
斯诺的社会改良思想，在很多地方与肖伯纳、威尔斯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相一致。这种思想的根源，还是他的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出发，他固然能够日益深入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但同时却不赞成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因此自然地首先要寻求诸如“教育救国”这类改良方法作为改造社会的杠杆。
然而斯诺并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他来说，“现实世界要比理论更紧迫，他的理论是通过观察和同情产生的”。(127)他的探索过程，并没有被社会改良的思想倾向框死。如上述，正是他这种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推动他进一步去探索，最终还是要从现实中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一九三六年在英国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是斯诺在中国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本书的编辑问世，表明他已经由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深入到文化思想领域从事紧张的探讨。这种探讨，使他能透过漆黑一团的现实环境略约窥见到未来的一线光明，从纷乱如麻的社会现象中渐渐抽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可以说，他比以前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了。这为他后来陕北之行打下了直接的思想基础。斯诺曾经回顾说，“《活的中国》是《西行漫记》的前奏。”(128)
对此，当年协助斯诺夫妇编辑《活的中国》一书的萧乾同志认为，“由于鲁迅先生的指引，斯诺这位外国记者并未停留在‘热消息’上。他以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讨上，通过沸腾的三十年代产生的文艺作品，探索了中国人民的恨与爱，咒诅与憧憬。正因为他窥见了现实更本质的方面，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才于一九三六年突破黑暗的重围，奔赴陕北革命圣地；他才象里德那样，洞察到人民革命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规律。”(129)
大部分评论都指出，《活的中国》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概况及某些作品的选集之一。不可忽视的是，这本书的编辑经过，对于斯诺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为了编辑《活的中国》，斯诺夫妇费尽心血，前后共花了约五年时间。斯诺指出，他们编辑该书是为着寻求“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130)在这种寻求当中，斯诺逐步把握到以新文艺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趋势。
除了重点介绍鲁迅与他的作品之外，斯诺在这本书里还精心选译了柔石、茅盾、丁玲、巴金、肖军、郭沫若等十几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它们大部分都属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以多样的风格组织在一起，逼真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其中，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农村破产、贫苦农民悲惨命运，控诉封建压迫制度的；有描写城市中小市民庸俗麻木的心理变态，揭示现实生活的严酷与不幸的；有以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区为背景，表现东北人民痛苦遭遇的；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害中国人民精神的；等等。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通过左翼文学作品，斯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前个时期直观感受时更典型、更深刻，他不但“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还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131)他全神贯注于“传达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实质，是诠释而不是影印复制；不但表达原作的感情内容，而且还想烘托出存在于这种感情深处的理智信念。”(132)特别是，他着力于发掘新文艺作品中的“根本观点”和“它们对中国命运所提出的问题。”(133)
正是由于这种深入探索，斯诺不可能不觉察到当时中国文化革命的意义及其前途。他在《活的中国》序言中有一段精采的预言：“任何人在中国用不着待多久就会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134)
显然，斯诺在这里充满信心地看到的“萌芽”和“新的生命”，是由新文艺运动所预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前景。三十年代初，鲁迅曾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它文艺。”(135)经过多年探索，斯诺首先从文化方面觉察到革命的“健康骚动”，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这段历史时期称为“中国革命新的时期”，指出这时期中“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36)生活在国统区内的斯诺，正是通过对那里后一种文化革命运动的积极探寻，从一个方面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预感到中国革命潮流的趋势。就此意义而言，《活的中国》的确是《西行漫记》的“前奏”。
斯诺对新文艺运动的探索和了解，是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鲁迅先生对他的直接帮助、影响分不开的。斯诺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137)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138)在编辑《活的中国》一书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引。鲁迅曾对他说，“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139)可以说，斯诺通过鲁迅所看到的，正是当时中国文化革命的缩影。
斯诺是最早于鲁迅先生在世时就给他立传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他把鲁迅称作，“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长，趋于老练而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增长，不但在文艺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140)
在编辑《活的中国》一书的过程中，斯诺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141)这就有力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倾向。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深入，是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发展起来的。随着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不断壮大，斯诺的思想立足点越来越坚定地置于左翼力量这一边。他认为，“作为艺术，《活的中国》这本书可能没什么意义。然而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平的重要表征。”(142)“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清洗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底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143)国统区左翼进步作家大无畏的斗争实践和新文学本身的革命性质两者结合在一起，使斯诺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内容与前景。
应指出，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144)以及与前述相近的主观原因，斯诺对于当时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以及这一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等问题并无认识。这再次表明他的思想局限性。
由上述可知，《活的中国》一书是斯诺努力探索今日与明日中国的真实写照。他在论及编辑该书的宗旨时指出，通过它“至少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的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145)
在这段时期，很早就在斯诺心中埋下的对中国人民宽厚的人道主义感情，与他的思想进程相吻合，更变得深沉、含蓄了，升发为促使他在中国急迫探求真理的精神力量。他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更为坚定、执着。一九三五年，鲁迅曾经评价道：“S君(指斯诺)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146)同样，鲁迅那“胸襟宽阔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忱”，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7)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新文艺运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148)可以说，人道主义也是斯诺与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结缘的一种“精神媒介”。
和左翼文化运动一样，爱国青年学生运动是斯诺在这个时期找到的另一支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力量。正是这两种运动的深刻影响与有力推动，使他逐渐获得了可靠的思想支点；成为他日后前往陕北寻找中国革命真正前途的直接导因。
从一九三三年在燕大任教开始，斯诺就“接触到了大学里的中国现代青年和思潮”，(149)海伦说，“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150)当年燕大进步学生组织负责人之一陈翰伯同志回忆说，“我们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可以相互交心的好朋友。”(151)形成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就在于斯诺与当时广大爱国青年的思想感情是日趋重合、一致的。如海伦所指出的那样，“斯诺和中国青年一代是有共同语言的。”(152)
在国家、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的情况下，对中国命运共同的忧思、探索，是他们思想的基本会合点，他们都在努力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三十年代前几年，在和爱国青年打成一片的经历中，斯诺找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使他在中国从事探索的信心更强，方向更明确了。
一九三五年，在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激烈抨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对蒋介石政府残酷迫害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法西斯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文中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在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的同时，“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抗议法西斯特务随意绑架、逮捕青年学生，“这些逮捕根本起不到恫吓作用，恰恰相反，这只会促使学生们思想向左转，”不管国民党如何镇压，“教师、学生中间的秘密组织仍然存在”，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153)
斯诺在这篇文章里把矛头指向实行文化专制的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时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中国四处流行泛滥的时候。海伦说，“我和斯诺一九三四年在燕大时开始注意到法西斯主义，我们看到一本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写的书，觉得那里尽是令人作呕、荒谬绝伦的东西。”“但类似这样荒谬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就我们看到的许多情形说，甚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54)于是，斯诺夫妇注意收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经常与师生们展开讨论。斯诺还专门做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演讲。海伦写道，“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应该帮助成立反法西斯组织。”(155)
斯诺后来指出，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由于“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所以“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共产主义一边”；这种同情“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156)当时对于广大爱国青年来说，谁都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到底是在法西斯主义一边?还是在共产主义一边?随着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迫日深，中间道路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斯诺面临的现实选择。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的高压统治和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行径，从反面推动着他的思想倾向左转。这种情形和当时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颇为接近的。
不难想见，斯诺成为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尽管由于人道主义，他曾寄希望于社会改良，但现实本身却使他不能不趋向于排除这种可能性；从反法西斯的坚定立场出发，基于在中国多年的经验，他越来越迫切地倾向于在仅剩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难道共产党人真的比国民党独裁或日本人攻占还要坏吗?我巴望着找到一个直接的解答。”(157)
毛泽东同志指出，作为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158)只要了解上述背景，就不难看出，斯诺积极地支持、介入这场运动，和广大“争民主、要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们有不少相似之处，是由当时客观情势所驱动的。
海伦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和中国学生们)结成了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阵线。”(159)在这场运动中，斯诺已经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他后来回忆说，“当一位被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北平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160)面对国内外法西斯势力日甚一日的威胁与压迫，“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不但成为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们共同的呼声，也是斯诺向自己提出的课题。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斯诺到中国近八年之后，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现实场面。一方面，他亲身体验了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他更不由自主置身于这场时代的洪流中，客观上“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第一个贡献”。(161)他在探索过程中与广大爱国青年思想上的重合，这时已经实现为与他们行动上的某种一致。这种情形表明斯诺思想的新转折，为他不久进行的陕北之行直接铺平了道路。
斯诺直接介入了一二九运动的始终。运动爆发前，他向爱国学生通报消息、传递信件，与他们共商时局，一起出谋划策。陈翰伯同志回忆说，“几个大学的同学在斯诺家里进行筹备活动，这对我们实在是极为难得的帮助，”(162)斯诺曾根据他了解的情报，建议“运动发起时间最迟不超过十号”。(163)在运动进行当中，斯诺夫妇走在游行队伍里；及时向国内外好几家报刊发去现场报道；还提议召开记者招待会扩大影响。运动过后，他协助爱国青年南下转移，掩护他们脱险。当时，象斯诺夫妇这样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帮助中国青年学生抗日救国斗争的外国人，是很少有的。陈翰伯同志认为，(尽管是不自觉的)“他们确实是帮助我们党发动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164)
介入一二九运动的经历，使斯诺受到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教育。他满怀激情地称赞“青年爱国者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职责，今天全世界视他们为英雄。”(165)“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166)惠勒指出，“斯诺从中国青年的政治勇气中懂得，历史确实是可以被扭转的。”(167)可以说，斯诺通过介入这次运动的亲身经历，实实在在地开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一线曙光。
斯诺后来说，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168)一二九后时隔仅半年，斯诺也来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并在那里发现了“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历史的真理。
鉴于介入一二九运动对斯诺思想发展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特别与他的陕北之行直接联系在一起，应指出现有评价对此注意是不够的。一般评论仅注意到斯诺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为一个“行动家”，对于这种“行动”的前因后果及其背景等尚缺少分析。
但如果认为，通过一二九运动，斯诺便已看到并深信中共的力量，恐怕也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斯诺一直以为这场运动不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当时党的秘密工作性质，他不可能了解到全部真情实况。因此，说他那时就对中共有较深的认识，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探索中国黑暗社会的出路这个阶段中，斯诺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自然寄希望于以改良方法改造中国社会；但面对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步步升级、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日益强化的现实，更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站在这种立场上，他不能不摒弃那些不实际的一厢情愿，(并非自觉地)开始做出现实的抉择。以编辑《活的中国》和介入一二九运动为主要标志。斯诺逐渐从新文艺运动和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两方面开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曙光，因而在思想上得到了可靠的“立足点”，直接奠定了他下一步走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环境下，左翼文化和学生运动是斯诺仅能接触到的革命力量。经过多年摸索，他在思想上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力量，并且直接介入了一二九运动。这种情形表明，他这时期思想的重要进展，实际上也是由当时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尽管斯诺没有认识到白区革命运动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但他的探寻方向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这些运动上来；在一定程度上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
五
在中国前八年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斯诺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充实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非常年轻、充满好奇、对世上一切事物都有兴趣”(169)的美国人来到中国，他由人道主义出发，首先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迈出走向中国社会的第一步；经过长期、广泛地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了解，他从感性方面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现状与特点，从而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在进而探索社会出路与中国前途的过程里，他越来越倾向于左翼文化和爱国青年学生运动，通过它们开始觉察到中国革命的希望曙光。
斯诺思想发展的上述三个阶段，是紧密衔接、连成一气的。假如没有他早期的“觉醒”作为必要思想前提。便不会有他稍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积极观察和比较客观的认识；唯有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他才可能把探寻的方向逐渐朝向新文艺运动和青年革命运动。了解这一过程，对于了解斯诺、认识斯诺来说，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难看到，人道主义是贯穿于前述思想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线索。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每个阶段，它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首先，质朴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促使斯诺“觉醒”的内在因素，是他能够客观认识中国的根本出发点；其次，他对中国社会的广泛接触了解，来源于对中国人民怀有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这种感情亦随着他的思想发展而得到深化；最后，是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国内外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现实情况，导致他做出倾向鲜明的抉择。
虽然在另一方面，斯诺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曾使他认为“道义”是在国民党一边，以为共产党的胜利可能意味着“暴民政治”的胜利；一度自然地把社会改良道路当作中国的希望所在。但归根结蒂，这些消极面总是由于现实的原因，被占主导地位的以上积极方面所克服或取代。面对社会现实，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得到扬弃，客观情势赋予其具体内容和新的特点。所以说，斯诺的思想转变发展，是他正视现实、尊重事实的结果；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所决定的。
需要指出，斯诺前八年在中国的经历和他在这期间表现出的思想特点，客观上成为我们党在形势需要、条件许可时，选择一位西方记者到陕北苏区向外界报道那里真实情形的依据。周恩来同志在迎接斯诺时，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170)在访问中，正是斯诺多年间形成的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以及提出的大量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感应”，以至他“常常暂停工作、取消会议”，(171)与斯诺彻夜不停地交谈。这种情形也是《西行漫记》能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斯诺本人来说，他在中国前八年的思想进程，为他前往陕北苏区、完成《西行漫记》这一历史性篇章，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准备条件。没有这段“序曲”或“前奏”，《西行漫记》这个“主题”是不可能问世的。
狭义地说，陕北之行是斯诺在旧中国多年探索过程的继续和必然结果。既然他的探寻方向日渐趋于白区中的文化革命与青年学生革命运动，那么再进一步到“红色区域”去探讨中国革命运动的真正答案就成为势在必行了。“许许多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冒险也是值得的。”(172)这时斯诺已经明白意识到，“这是在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173)“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发表的关于共产党的总的宣传，因为它根本说不通。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174)
所以说，对于陕北之行的意义，斯诺事先是有某种思想准备的。他能够捕捉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入苏区，既不是出自“冒险家”的心血来潮，也并非“幸运儿”遇上天赐良缘。他对“世界头号新闻”的敏感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决心，这时首先取决于他已经具备的一定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斯诺自己说：“客观情况赋予了我这个任务，我决意来试一下。”(175)海伦也多次指出，“我们到那里(陕北苏区)既非出于偶然，也不是人为的设计，而是根据自己的选择。”(176)
广义地说，如惠勒所指出，当斯诺“出发去寻找长征后的革命者时，他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了解了斗争的起因和理由，他的经验已达到足够的程度。”(177)他在八年间积累起丰富的知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以及他的思想水平，逐步成熟到了“足够程度”。这就使斯诺能够通过陕北之行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发现中国问题的答案，奠定了《西行漫记》一书历史性贡献的必要基础。否则，即便他到了苏区，也不会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道，“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时”，才可能理解中共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显然就是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178)回顾他前八年的思想进程，他由表及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认识与思索，不正是从无知到比较成熟，从盲目到比较有意识地了解这种“孕育”的过程吗?
斯诺后来认为，“同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这是因为在旧中国生活期间，“我所看到和感到的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此刻还充塞在我的脑海中”；而“在红区，与我所熟知的白种人当政寡头形成对照，与我所熟悉的一小撮贪婪的占有集团形成对照，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179)“要了解他们取得的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180)显然，如果斯诺那时缺乏对旧中国社会比较客观、完整的认识了解，怎么可能立刻在苏区“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吸引力”，(181)满怀信心地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的明天呢?
在《西行漫记》的结尾，斯诺还通过他在苏区的见闻，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运动的光明前景。“它不仅一定会继续发展，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将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182)这个论断，不正是他在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及其出路的过程中，经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比较、选择之后必然得出的结论吗?这不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测，而是面对现实取舍、抉择，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此，斯诺不但在《西行漫记》中，以真实、详细的报道，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现实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此后几十年间，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仍始终不渝地热烈坚守自己的信念，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实朋友。
恩格斯精辟地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3)
综上述，斯诺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不是由他个人的主观意志所支配，而主要是被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条件所规定、所制约的。如海伦所说，这“是由历史和个人倾向所决定的。”(184)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如果说，“斯诺的个人见闻不啻是历史的一种记载”，(185)那么他的思想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征，以及发生于这种矛盾基础之上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必然趋势。
黄华同志深刻地指出，斯诺“通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逐步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186)这个提法很好地概括了斯诺及其思想发展的典型性。通过本文所讨论的(包括《西行漫记》在内)斯诺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国人，是如何通过对中国社会长期、独立的观察与思索，不断改变自己的主观意识，使之适应客观现实的必然，逐步地趋近于唯一合乎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潮流的结论。如海伦所说，“斯诺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他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掌握中国未来的关键。”(187)就其实质而言，斯诺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的思想进程比较客观地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必然性，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和完成。
难能可贵的是，上述过程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那时真正的革命力量尚很弱小，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很不容易辨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斯诺由一个最初只打算在中国待六星期的“旅游者”，成长为“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188)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是在华外国人中间有代表性的一位“先驱者”，他思想发展过程的典型意义和重要价值，也在于此。
在这方面，斯诺和老“中国通”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成为植根于殖民主义侵华政策的“种族优越”等传统观念的俘虏。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他们不可避免地总是要被这样或那样的偏见蒙住眼睛，象“盲人摸象”那样，怎么谈得上对中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呢?从“觉醒”阶段开始，斯诺就和这些人从思想上分道扬镳了。
海伦说，“我和斯诺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只是一种自信，相信我们代表真正的美国人。”(189)斯诺一直以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自豪，“不论我个人的同情在哪方面，我仍旧是个密苏里人。”(190)马海德认为，斯诺在中国做出的贡献说明他“真正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191)因而，他对中国革命历史必然性的思想认识过程，同时也体现了美国人民一定能够客观地认识了解现代中国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这种历史趋势。
作为美国人民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斯诺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成为这一历史潮流的代表人物，他不愧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杰出象征与先驱。可以说，直到今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质朴的人道主义精神、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努力探索真理的求实态度，不正是热情、正直、富于理性的美国人民性格精神的缩影吗?后来到过中国的贝尔登、谢伟思、卡尔森、福尔曼等许多普通美国人，不是(或多或少)也曾经历了和斯诺相类似的思想过程吗?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走上了或正在走上与斯诺相似的道路。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国家要是被帝国主义偏见所蒙蔽，那么它所产生的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政府也好，还是共和党政府也好，决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更谈不上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2)老“中国通”们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腐观念，尽管有时如沉渣泛起，“时髦”一阵，但其市场越来越小，是注定要被时代彻底抛弃的。
斯诺是不朽的。他在中国前期的思想演变过程(包括《西行漫记》在内)，奠定了他毕生鞠躬尽瘁献身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思想基石。这一事业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它象奔腾不息的长江和密西西比河，虽经曲折坎坷，前途是极为广阔的。斯诺将永远活在中美两国人民心中。
把斯诺前八年思想发展过程和《西行漫记》联系起来，显而易见，他的陕北之行绝非偶发之举，而是“由历史和个人倾向所决定的”；他对中国社会的长期认识与探索，为《西行漫记》的成功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准备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西行漫记》的历史性贡献，了解斯诺其人。
通过斯诺思想的发展演变，不难看到，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是如何逐步地客观反映在一个普通外国人的认识、思想过程当中。这个过程的典型意义，同时还在于它很早、很有代表性地体现出广大美国人民一定能够客观地了解现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这个历史趋势。因此可以说，斯诺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杰出象征和先驱。
① 转引自刘力群：《战士、记者、友好使者——埃德加·斯诺》，《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作者注。下同。
②③ 转引自斯诺著《西行漫记》扉页，美国一九六八年版。
④ 惠勒：《“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马海德写的序。
⑤ 谢伟思：《斯诺：一些个人回忆》，《中国季刊》，一九七二年四—六月号。
⑥ 引自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⑦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埃德加·斯诺先生逝世致斯诺夫人的唁电，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⑧⑨ 斯诺：《复始之旅》，美国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五二页、一七七页。
⑩ 马海德：《“我热爱中国”》序。
(11) 伊萨克斯：《我们的印象》，美国一九五八年版，第十九页。
(12)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北京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13)(14) 伊斯利尔：《毛的美国先生》，《太平洋历史评论》，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15)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16) 斯诺：《复始之旅》，第十八页。
(17)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页。
(18) 玛丽·希思科特：《斯诺：1905—1972》，美国《大学评论》，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19) 斯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
(20)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八八页。
(21) 玛丽·希思科特：《斯诺：1905—1972》。
(22)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八八页。
(23) 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美国一九七一年版，第四十八页。
(24)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二四页。
(25) “斯诺夫人谈斯诺在中国”，美国中文《新土》杂志，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26) 斯诺：《复始之旅》，第十六页。
(27) 卡诺：《斯诺目睹红色中国兴起》，《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28) 斯诺：《复始之旅》，第五页。
(29)(30) 玛丽·希思科特：《斯诺：1905—1972》。
(31) 斯诺:《复始之旅》，第十一页。
(32)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33)(34)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十二页。
(35)(36) 斯诺：《复始之旅》，第二十二，二十四页。
(37) 斯诺：《复始之旅》，第二十二、二十四页。
(38) 斯诺：《复始之旅》，第二十七页。
(39) 斯诺：《中国革命的女儿们》，《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40) 斯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力量》，《现代历史》，一九三〇年第一期。
(41) 伊萨克斯：《我们的印象》，第一四八页。
(42)(4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一年版，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44)(45) 斯诺：《复始之旅》：第十八、二三九页。
(46) 斯诺：《中国五大怪》，《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二八年十二十五日。
(47) 斯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
(48) 斯诺：《中国人请走后门》，《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49) 斯诺：《复始之旅》，第十六页。
(50) 斯诺：《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国信使》，一九三〇年第八期。
(51) 斯诺：《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国信使》，一九三〇年第八期。
(52) 海伦：《他对中国满怀希望——记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堪萨斯城星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
(53) 惠勒：《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演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
(54) 陈翰伯：《告慰斯诺先生》，《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55) 马汝邻：《和斯诺相处的日子》，《新闻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56)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化运动》。
(57) 惠勒：《“我热爱中国”》第一九三页。
(58)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十四页。
(59) 伊萨克斯：《我们的印象》，第一九九页。
(60) 汉密尔顿：《斯诺：一位谙练的中国通》。(美国波士顿大学公共传播系一九七四年硕士论文)
(6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八十一页。
(62) 路易·艾黎：《对斯诺的回忆片断》，《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63)(64)(65) 斯诺：《远东前线》，美国一九三三年版，第一六二页。
(6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九六四年版，第九三七页。
(67) 斯诺：《远东前线》，美国一九三三年版，第一六四、一五八、一六一，一六三页。
(68)(69)(70) 斯诺：《远东前线》，美国一九三三年版，第一六四，一五八、一六一、一六三页。
(71)(72)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六四、三三〇页。
(73)(74) 斯诺：《复始之旅》，第八十二页——八十三页。
(75) 引自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76)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花城》，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77) 惠勒：《“我热爱中国”》，第一〇七页。
(78)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79)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十八页。
(80)(81) 斯诺：《复始之旅》，第四十二、四十九页。
(82) 斯诺：《中国的洪水末记》，《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83) 斯诺：《远东前线》，第三页。
(84) 斯诺：《复始之旅》，第八十一页。
(85)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十七页。
(86)(87)(88) 斯诺：《远东前线》，第二五二、一四〇、二九七页。
(89) 斯诺：《远东前线》，第二八九页。
(90) 斯诺：《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91)(9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一、五九三页。
(93)(94)(95)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七一、二四五、二九二页。
(96) 斯诺：《复始之旅》，第二三九页。
(97) 斯诺：《中国的洪水末记》。
(98) 斯诺：《远东前线》，第二三〇页。
(99)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六九页。
(100) 斯诺：《远东前线》，第三二七页。
(101)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六六页。
(102) 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第三十三页。
(103)(104)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六八、三二八页。
(105)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美国一九五七年版，第四页。
(106)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07) 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美国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八三页。
(108) 斯诺：《复始之旅》，第八十页。
(10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10) 惠勒：《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演说》。
(111) 惠勒：《“我热爱中国”》，第十八页。
(112)(113)(114)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十二、一二四、一二七页。
(115) 宋庆龄：《忆斯诺》。《中国建设》(英文版)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116) 斯诺：《远东前线》，第一六九页。
(117) 斯诺：《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118)(119) 斯诺：《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120) 斯诺：《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
(121)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五九页。
(122)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七三页。
(123)(124)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八页。
(125) 引自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五七一页。
(126) 引自张英伦等：《外国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五六六页。
(127) 玛丽·希思科特：《斯诺：1905—1972》。
(128)(129)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130) 斯诺：《活的中国》序言。英国一九三六年版。
(131)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132)(133)(134) 斯诺：《活的中国》序言。英国一九三六年版。
(135)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3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二页。
(137)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138)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39)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二页。
(140) 斯诺：《鲁迅——白话大师》。《亚洲》，一九三五年第一期。
(141)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42)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三页。
(143) 斯诺：《中国的新闻检查》。《现代历史》，一九三五年第七期。
(14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45)(146) 斯诺：《活的中国》序言。
(147) 鲁迅：《致郑振铎》《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七二一页。
(148)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三页。
(149)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〇页。
(150)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51) 陈翰伯：《告慰斯诺先生》。
(152) 引自萧乾：《海伦·斯如是说》。
(153) 斯诺：《中国的新闻检查》。
(154) 尼姆：《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中国学生运动记实》，美国一九六九年版，第七页。
(155)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56)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八页。
(157)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八、一三四页。
(15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59) 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60)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九页。
(161) 陈翰伯：《告慰斯诺先生》。
(162)(163) 陈翰伯：《告慰斯诺先生》。
(164)(165) 尼姆·韦尔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中国学生运动记实》，第一九四、一六一页。
(166)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四四、一四六页。
(167) 惠勒：《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中国学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168)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四六页。
(169) 斯诺：《复始之旅》，第三页。
(170) 斯诺：《西行漫记》，第四十二页。
(171)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六一页。
(172)(173)(174)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75) 斯诺：《西行漫记》，第六页。
(176)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77) 惠勒·斯诺：《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演说》。
(178)(179)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〇二页、一八七页。
(180)(181)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七八页。
(182) 斯诺：《西行漫记》，第四〇六页。
(183) 恩格斯：《致拉萨尔》。《马恩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三页。
(184)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85) 惠勒：《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
(186) 黄华：《在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187) 海伦：《他对中国满怀希望——记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
(188)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
(189) 引自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
(190)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91) 马海德：《“我热爱中国”》序。
(192)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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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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