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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成功之路——从《西行漫记》看斯诺成功的内外因素 |
| 刘力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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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环视当今，人们敬慕那些赫赫有名、震惊中外的新闻记者。他们是怎样获得成功的?他们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经验受不受时间、地点、社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信息交流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已往著名记者的成功经验还有没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如果有?它们是些什么?这样，考察、研究著名新闻记者获得成功的一般规律，成了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在众多的中外著名记者之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一位佼佼者。他的名著《西行漫记》曾经风靡全球，在全世界引起过极其巨大的震动和反响。一九三七年底，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中华民族的危亡迫在旦夕，德日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全球的时候，《西行漫记》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对中国革命运动作了正确的解释和预见。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勇气。四十多年过去了，《西行漫记》的魅力仍旧不衰。人们不禁要问，斯诺是怎样成功的?他成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这样，从《西行漫记》入手来探讨斯诺成功的道路，就成了新闻人才学应该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由于我国新闻界多年来没有对斯诺成功的原因作过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大多数人对于他的成功经验认识还比较模糊和零乱。有些人则认为斯诺是靠碰运气成功的，还有人认为，他是凭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成功的，总之认为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些看法不是过于片面，就是过于简单，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孤立地、表面地看问题，斯诺的成功确实好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恩格斯指出：“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容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①通过对斯诺成功的道路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西行漫记》这部杰出的新闻报道著作，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多种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本文旨在围绕斯诺的《西行漫记》，探讨分析斯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获得成功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以期为我国的新闻教育、记者培养摸索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加速社会主义新闻记者队伍的建设。
一、《西行漫记》是斯诺成功的主要标志
埃德加·斯诺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生前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作家、社会活动家和人民的友好使者。但是，他的主要生涯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度过的。
作为一个记者，斯诺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他在四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中做出了许多对人类进步事业有益的创造性劳动。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几年中为许多英美报刊写了大量的优秀报道。一九三三年，他的第一部长篇报道《远东前线》在美国出版，被称为“描述日军在满洲、上海发动的‘不宣之战’的最佳报告文学”②。一九三三年秋，他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讲授“旅游报道”和“新闻特写”。三十岁时，斯诺编译的中国左翼作家小说选《活的中国》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三十二岁写下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三十六岁出版了记叙中国人民抗战业绩的著作《为亚洲而战》。一九四一年，斯诺作为知名人物，被载入美国出版的《当代人物辞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到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国家采访，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作出过许多成功的预测。六十年代初，他又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对新中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写出又一部震惊西方的大型著作《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斯诺一生共出版了十一本著作，并且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评论和报告文学作品。因此，斯诺被认为是“美国最卓越的记者之一”，③“本世纪最为不朽的美国新闻记者”，④“左翼记者中间最成功的一个”。⑤
研究一个新闻记者的成功道路，可以先从他的一篇或几篇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入手，从局部来考察他成功的内外因素。在对个别环节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研究他一生的成就和贡献，从整体上考察他成功的内外因素。
那么，什么是斯诺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代表作呢?毫无疑问，这要算他的《西行漫记》。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解释者”。⑥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西行漫记》在全世界的流传、影响和社会各方面对它所作的评价。
《西行漫记》流传极其广泛。该书一九三七年十月在伦敦首次出版后，几个星期中就销出了十万多册，一个月就连续出了五版；一九三八年一月它在美国出版后，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著作的最畅销书。接着，它又在苏联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海“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的中文版，几个月内连续印行了五版。我国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及香港、东南亚华侨居住区，也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目前，北京图书馆就藏有三十多种《西行漫记》的中文版本。至于刊载过《西行漫记》部分章节的国内外报刊就数不胜数了。斯诺自己也曾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估料不到这本书在遥远的国外会这么流行。”⑦时至今日。《西行漫记》的魅力仍然经久不衰；继续被印刷出版。它陆续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日文、印地文、蒙文、哈萨克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等十多种语言，译本之多，实为罕见。
《西行漫记》不仅流传广，而且影响大。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指出：“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⑧我国当时许多革命青年，就是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对于当时的情景，斯诺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版权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暗地里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红军大学。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颇使我感到吃惊。”⑨
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西行漫记》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斯诺的《西行漫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划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⑩从国家总统、总理、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西行漫记》“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11)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过《西行漫记》后，曾三次接见过斯诺，还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许多国际友人，如柯棣华、韩丁、阳早、耿丽淑、杨大卫等，都受到《西行漫记》的感染，同情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此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12)
对于《西行漫记》的历史地位，革命领袖和世界许多著名学者、报刊都作过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曾亲自把斯诺介绍给大家。并且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13)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史威济和胡柏曼指出：“《西行漫记》毫无问题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14)
几十年来，人们给予《西行漫记》以各种赞誉，称它“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15)“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6)“打破了国民党十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污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17)《西行漫记》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18)“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19)该书“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20)“每一页都是有意义的，……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21)斯诺“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功绩属于埃德加·斯诺”。(22)
这些都说明，《西行漫记》是斯诺成功道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从《西行漫记》入手来分析斯诺成功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就可以较好地从整体上把握斯诺成功的一生。
二、论斯诺成功的社会因素
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往往脱离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考察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他们往往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天才人物的个人气质、天赋和性格的差异上，而忽略对社会客观因素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却高度重视天才人物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列宁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23)
一个新闻记者能否获得成功，与从事其他各种职业的人一样，都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支配和影响，而且更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因为对于新闻工作来说，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没有重大客观事件的存在，也就不会产生重大的新闻报道，新闻记者的成功也就会受到限制。一般来说，伟大的新闻记者总是伴随伟大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时势造英雄”。社会变革越剧烈，越深刻，越能造就优秀的新闻记者，为他们提供锻炼、实践和大显身手的社会舞台。
斯诺成功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支配和影响他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社会的需要、社会可能性、社会的促成、社会的教育等四个方面。
1.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论述过社会需要对于一定的人类物质、精神产品孕育、产生、推广的积极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4)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5)新闻报道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它的价值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也受着社会需要的支配。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以能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热烈欢迎，产生巨大的反响，获得惊人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首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需要。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开始在世界一些国家崛起，并形成一股浪潮。西方各大国在德意日法西斯气势逼人的攻势下实行投降、退让的绥靖政策，力图牺牲它国，保全自己，整个世界处于大战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需要，要求制止法西斯妄图征服世界的侵略行径，要求世界和平。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写道：“《西行漫记》发表以前的十年正是世界多事之秋——日本侵占满洲，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大举侵华，以及慕尼黑事件等等接连发生。由于这一连串局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明显增长，这场大战将给人民带来空前巨大的破坏，恐怖和苦难。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26)就在这时，《西行漫记》出版了。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27)这样，它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满足了人民政治上的巨大需要。
如果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红军、苏区还不太为世界所注意，那么，随着局势的变化，就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国历史教授伊萨克斯指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美国先后出版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她的丰富多采、同情共产党、但是第二手的报道在西方共产党人中得到一定的赞誉，但读者范围很有限。……然而，时间的变迁却使关心共产党的读者日益广泛：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希特勒崛起，西班牙爆发内战，第三国际从极端激进转向‘全民联合阵线’。……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夏，当斯诺在中国西北的共产党区域进行极富胆略的旅行时，世界的客观情势所在。”(28)正是这种客观情势，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法西斯的需求，为《西行漫记》的成功创造了前提。
其次，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广大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日军吞并东北，侵占热河，炮轰上海；国民党卖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镇压人民，积极剿共，国内兵慌马乱，军阀混战，饥馑连年，匪盗猖獗。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寇占北京，克济南，血洗南京，滥炸上海，进逼武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危亡迫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抗日救国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29)
拉铁摩尔曾强调指出：“《西行漫记》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30)就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西行漫记》划破苍茫无际的夜空，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红军、陕北苏区的情况，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31)这样就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
第三，是国内外各界要求澄清事实，了解真相的需要。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断派遣军队对南方各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新闻封锁。开动宣传机器散布各种谣言，污蔑红军是“土匪”、“流寇”、“共产共妻”，并一再宣称“赤匪已被剿尽”。我党在陕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造谣有增无减，使得人们对于我党的情况不是一无所知，就是完全被谣言所左右。正如斯诺所说的，“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32)海伦·斯诺指出，“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33)
国民党越是封锁，越是造谣，苏区就越成为一个禁地，一个神秘的谜，国内外各界就越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当时的美国《现代历史》杂志载文说：“日本十年来一直大喊‘赤匪!’蒋介石总司令据说也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决心消灭革命党人或所谓‘土匪’。但是共产党到底是神话故事或是现存之物，西方很少有人知道。”(34)美国著名记者斯蒂尔也写道：“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一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35)
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的真相，也是一种社会需要。根据这种需要，斯诺早在一九三四年就答应为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由于他那时无法到苏区去，因而一直没有动笔。一九三六年夏，斯诺终于到了苏区，并根据第一手的资料写出了《西行漫记》。海伦·斯诺称“埃德的书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36)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西方一些政治家的注意。这还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内部的矛盾，以美英法为首的一些西方列强在与法西斯轴心国的对抗中，增长了一种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费正清写道：“《西行漫记》详尽而通情达理地描绘了在一个遥远、神秘、但是可爱的民族中，看来一时处于劣势的罗宾汉式的运动。美国公众曾广泛地阅读过它。因为在当时，东西方的共产极权主义尚未崛起，对美国来说，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而危险的敌人。”(37)对于这一点，斯诺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指出：“《西行漫记》之所以能赢得同情和注意，也是因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西行漫记》意在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确实能够为有效的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38)
如上所述，由于《西行漫记》极大程度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它就成了一部成功之作，它的作者斯诺也由此获得成功，并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普列汉诺夫这样写道：“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39)
2.社会可能性
社会对于含有一定信息的新闻报道的需要，会推动这种新闻报道的产生，然而，它能否产生，什么时候产生，还取决于社会中是否已经存在某种信息，是否存在获得这种信息的可能性。对于斯诺来说，他根据社会需要选择“红色中国”作为报道方向，而当时社会客观上也为他实现这方面的报道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这种社会可能性，概括起来表现在三个方面。
(1)重大新闻事件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基础，如果社会不存在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事实，新闻报道就会成为无米之炊。斯诺所以能够写出《西行漫记》，就在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业已存在着重大的新闻事件，为他的成功提供了第一种可能性。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舞台上相继发生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伟大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向全国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经过十多年的锤炼，我党、我军取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政治领袖、优秀军事指挥员和大批勇敢坚定的红军战士；他们和苏区群众一道，在苏区创造了新的生活，以热忱的牺牲精神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英勇斗争，成为民族的灵魂，抗日的中坚。这些客观事实，是重大新闻的本源，它们的发生和存在，为一切进步的新闻记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出版后，斯诺曾多次说过，这本书实际是由中国革命的优秀儿女创造的。他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40)
斯诺的这些话表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客观事实，才使《西行漫记》的成功有了可能。
(2)边界出现松动
自一九二七年底我党在江西井冈山地区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后，任何一个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要想取得有关红色区域的第一手资料，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国民党对红区的封锁。当时，国民党对红区实行新闻封锁的措施有：报刊、邮件检查，禁止记者去苏区，在车站、路口、城镇设立检查站，派出特务缉查可疑人员，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反动法令，对违禁者实行逮捕、监禁、甚至杀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继续动用大批军队对陕北苏区进行围剿。这一切，都使我党领导的红军“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41)斯诺后来在一封信中承认，一九三五年时他无法对红区做出准确的报道，“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42)
一九三六年初，驻守西北的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在我党抗日救国、一致对外政策的感召下，与我党秘密达成停火协议，交通枢纽西安与陕北之间的交通封锁秘密开启了，这是十多年来国共对峙的边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松动。据有关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我党分别与西北军的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六十七路军达成边界停火、联合抗日的“四项协定”和“五项协定”。这些协定中的一些条款规定：“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3)“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44)
这种松动一出现，就被等候已久的斯诺发现了。他认为只有在这时，实地考察苏区才有了可能。他写道：“然而到去年(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45)“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46)
斯诺与当时一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到达西安后，经过我党联络人员的工作，东北军安排了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卡车，把他们掩藏在车厢装载的军用被服下面，驰出有蒋介石的宪兵和特务把守的西安城门。一路上，东、西北军的交通站给予斯诺和马海德食宿方便。他们到延安后，受到东北军的接待，并被安全护送到与红区接壤的地带。这些情况都实际说明，边界的松动，使斯诺访问苏区的计划得以可能实现。
(3)苏区处于暂息状态
一九三六年七月到十月，陕北苏区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暂息状态，这也为斯诺的成功提供了另一种客观可能性，使他有可能与我党、我军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较为集中的谈话。斯诺写道：“《西行漫记》所以有长久的价值，还有其他环境上的原因。我发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当时正处于长期战争年月的暂息状态中，这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时机。他们为我腾出大量的时间，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向我提供了许许多多个人和非个人的，为其他任何一个外国记者所望尘莫及的情况。”(47)
红军到达陕北后，我党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发布《东征宣言》，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实现抗日大业。由于国民党阎锡山部竭力阻拦，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军顾全大局，于五月撤回黄河西岸。五月间，我军发动西征，经过两个月作战，打击了盘踞在陇东地区的马鸿宾、马鸿逵等匪军，开辟了纵横八百余里的新苏区。十一月间，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新的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我军在甘肃环县萌城堡、山城堡取得两战大捷。十二月间，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以全力处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合张杨，逼蒋抗日。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一九三六年七月到十月的四个月间，陕北苏区正好相对无战事，而斯诺恰恰在七月中旬到达保安，于十月上旬离开。苏区当时的暂息状态，为斯诺采访创造了极有利的环境。费正清指出：“一九三六年夏到这一年早秋，斯诺抓到了新闻。……这时，是纪录红色中国艰险经历的一个极好的时机，只有在这样一种暂息的平静中，她以往流血的业绩才能够被人们回忆起来。”(48)
对于当时苏区出现的暂息状态，斯诺曾在他后来写的几本书中反复提起，他写道：“在我访问陕北四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边界上的战斗仅仅是间断地发生过，红军领导人正在讨论新的政策问题，等待在四川的第二方面军到陕北会师，政事处于暂息状态。因此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会见的人交谈。”(49)“那时候，在战事和政事上，存在着一种暂息状态，因此毛泽东主席稍有余暇。也许我的浓厚兴趣和提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常常暂时搁下大批有待处理的报告或电报，并取消一些会议，而同我交谈。”(50)
3.社会的促成
记者所能取得的成功的大小，还取决于社会有关方面的促成作用。即：报社、通讯社等新闻媒介对某种消息是否感兴趣，是否支持、赞助记者去获得某种消息；消息来源、被采访对象是否积极向记者提供消息。下面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社会的促成作用对于斯诺成功的影响。
(1)英美报刊、出版商的赞助
斯诺在前往陕北苏区之前，作为自由撰稿人一直为英美一些报刊投稿，并相继被英国《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聘为驻华特派记者，经济上有较稳定的收入。然而，要到中国荒凉的西北地区作一次长途旅行，费用是很大的。斯诺所以能成行，与英美一些报刊、出版商的赞助有关。早在一九三四年，美国出版商史密斯、汉斯就与斯诺签订了一个合同，要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预付稿酬七百五十美元。史密斯致信斯诺说：“我确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写出一部非小说的，但是使人感到极有兴趣的关于中国的书。……我想，这个人必定是你了。”(51)一九三五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打算资助斯诺作一次旅行，以便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一九三六年，斯诺告知《每日先驱报》，他准备到苏区去旅行，编辑部立即复信表示热烈支持，答应负担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还可再付一笔可观的奖金。同时，斯诺还得到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的支持。这些报刊、出版商的赞助，促成了斯诺对苏区的考察。
(2)中国共产党的促成
我党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五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和长征。总结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比以往更加成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更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宣传自己的纲领、路线和主张，其中包括积极协助西方友好记者考察苏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海伦·斯诺曾经写道：“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52)
一九三六年春，斯诺从北京专程去上海，向宋庆龄提出了希望去苏区访问的要求。不久，宋庆龄就作出了安排。路易·艾黎写道：“那时，陕北传来电报，要求一位善意的记者和一位西方医生前往边区。……在红军联络员刘鼎的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成功地到达了陕北。”(53)马海德医生写道：“带着宋庆龄为我准备的接头信——半张五英镑的钞票，我和斯诺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保护下，冲破了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我们所向往的陕北。”(54)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当时我党欢迎西方友好记者访问苏区的方针是极明确的，对斯诺的协助是极细微的，甚至是富有戏剧性的：在上海，宋庆龄接到党中央的电报，选定了斯诺；在华北，柯庆施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同志的介绍信，由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徐冰同志转交给斯诺；(55)在西安，上海地下党的董健吾同志伪装成王牧师与斯诺取得联络，红军联络员刘鼎和邓发为斯诺的旅行作了秘密安排；在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寨县白家坪，周恩来同志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九十二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并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56)在苏区首府保安，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进行了十几次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区的情况；在宁夏豫旺堡，红军西征前敌指挥部专门拟订了接待斯诺的书面计划，(57)红四师还特地向斯诺赠送缴获马鸿宾匪帮的骏马一匹，甚至在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后，毛泽东同志还继续向他提供我党关于统一战线最新政策的材料，请他广为“宣播”。(58)
对于我党的积极协助，斯诺写道：“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初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59)“毛泽东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60)这些都说明，斯诺的成功是与我党的积极促成分不开的。
4.社会的教育
我国的人才学者认为，在人才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继承期”，即“接受教育时期”，随后就是“创造期”。斯诺之所以具备了一个正义的新闻记者的应有品质，能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中寻找、鉴别、追踪、获取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信息，并能用一定的手法和技巧报道这些消息，以致获得成功，是与他不同程度地受到家庭、学校、以宋庆龄、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人士、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民对他的教育分不开的。
(1)家庭和学校教育
斯诺的父亲詹姆斯毕业于美国西南大学，后在堪萨斯城经营出版印刷业。他在宗教信仰上与天主教(即罗马正教)相对抗，并向自己的三个孩子灌输反天主教的思想。从斯诺一懂事起，父亲就强令他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听他读罗马天主教的禁书，以及当时震撼美国的不可知论演说家英格索尔的讲演录，教育他怀疑上帝的存在，摆脱对上帝的迷信，抛弃“永受惩罚”教义的禁锢。斯诺回忆说：“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61)
家庭的教育使斯诺从小形成的一个重要性格，就是对事物不怀偏见、喜欢独立思考、善于分析，这对他后来的成功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复始之旅》、《漫长的革命》两本书中，斯诺回忆起他当年为什么要去陕北。写道：“难道共产党人真的比国民党独裁或日本人攻占还要坏吗?我不知道。我雄心勃勃，希图亲自去寻找问题的答案”；(62)“一九三六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想看一看蒋介石已经费了十年的时间去进行‘消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而进入了中国的西北部。”(63)独立思考、不怀偏见，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斯诺的这个特点，可以从他早期受到的教育中找到根源。
斯诺早年在堪萨斯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入堪萨斯城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该大学自一八七九年就开始讲授新闻课程，并于一九〇八年专门设立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新闻学院。该新闻学院的新闻专业教育在美国首屈一指，曾经培养过许多驰名世界的著名记者，也为旧中国培养了许多留学生。
美国纪念斯诺基金会主席玛丽·克拉克·戴蒙德写道，在新闻学院，斯诺潜心攻读新闻课程，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64)
更重要的是，斯诺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里受到美国新闻传统很深的影响。这所新闻学院历来倡导：职业新闻工作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对报道对象的了解要非常深入，但在报道时又要持客观的态度；首先是一个观察家，其次是一个记者，最后才是一个评论分析家和倡导者。不难看出，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很多方面是遵循了新闻学院所倡导的原则的。例如，斯诺在采访活动中首先注意对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然后加以公正、客观的报道，最后对现象的本质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表示自己支持和反对的意见。
洛伊斯·斯诺指出：“斯诺的报道(指《西行漫记》)如果说不是典型的，也是传统的美国新闻的直接产物。”(65)美国的新闻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早期美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主、独立、自由的斗争的影响，斯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2)鲁迅和宋庆龄的教育
斯诺是最早为鲁迅和宋庆龄写传的外国作家，也曾受到他们的热心帮助和教育。斯诺与鲁迅结识始于三十年代初，当时他打算向西方介绍、翻译鲁迅的作品。在先生的教育下，斯诺开始对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他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66)“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67)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写道：“先生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68)斯诺后来的实践表明，他是完全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做的。
斯诺与宋庆龄最早接触约在一九三一年，之后不久，斯诺受《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之约专门访问了宋庆龄，以便为她写传。宋庆龄对于斯诺的成长和觉悟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海伦·斯诺指出，是宋庆龄最早感染了斯诺。(69)“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70)斯诺写道：“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71)宋庆龄的教育不仅促使斯诺向左转，也直接坚定了他访问苏区的决心。路易·艾黎回忆道：“在上海考虑这一路旅行(指陕北之行)的形势时，埃德开始有些疑虑。……然而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72)
(3)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教育
斯诺在去陕北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他考察了中国的水旱灾区、贫民百姓、穷乡僻壤、地主阔佬、军阀头目、外国租界；采访了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战争、热河战争；报道了台湾人民抗日起义、香港、广州工人反英斗争、上海人民抵制日货斗争和一二九学生运动。正如黄华同志指出的：“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饥馑和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悲惨景象，使斯诺看到了旧中国令人不能容忍的黑暗统治；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爱国青年为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前赴后继，斗争不息的英雄气概，宋庆龄、鲁迅和其他先锋战士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迫害而坚持战斗、巍然挺立的榜样，又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力量的源泉。”(73)
在社会现实的教育中，意义最重要的是一九二九年六月斯诺在内蒙大旱灾区萨拉齐的旅行。在那里，他看到一片凄惨景象：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被震惊了。他写道：“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它是我经历过的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74)“对于语言文字和统计数字的意义，我当时年轻无知，弥补了这个不足的，却是实际的场面和人物——到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饥荒，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乳房干瘪得象个年逾百年的老妪……”。(75)在萨拉齐之行前，斯诺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撞大运”、“寻找东方魅力”。(76)然而，中国的现实教育了他，惊醒了他，使他开始考虑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逐步通过新闻工作来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解放的斗争。
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不断教育下，斯诺逐步觉悟，最后终于到了苏区。在苏区，他又受到党的领导人和苏区军民的教育，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做出正确的判断，给予热情的支持。他写道：“在东部亚洲(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地区)生活了七年时间，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但在红区，与我所熟知的白种人‘当政’寡头形成了对照，与我所熟知的一小撮贪婪的占有集团形成了对照，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77)“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那么我的这种感受也许会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原则的敌对者。”(78)
三、论斯诺成功的内在因素
斯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外，也是与他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著作，是因为它产生的方式。斯诺那时恰好三十岁，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从华南向西北的转移，并且致力于他们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准备向外界报告自己的业绩和主张，而斯诺又具备了进行这种报道的能力。今天，读者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应对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79)
探讨一个新闻记者成功的内在因素，正如分析一个著名人物的个人素质一样，可以按照我国历代学者总结的“德、识、才、学”几个方面来进行。由于各类人才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有所不同，他们“德、识、才、学”的具体内容和比重也有所差异。下面根据斯诺的特点，从品德因素、学识因素、才能因素三个方面来探讨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获得成功的内外因素。
1.品德因素
对于“德”，有的学者认为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心理品质，二是伦理道德，三是政治品德。综合起来观察，斯诺品德的主要特点是：对劳苦大众的炽热感情，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眼见为实”的求实态度，敢作敢为的勇气和胆略。其中最主要的，是斯诺对于劳苦大众的炽热感情，由此而衍生出斯诺的其他品德。洛伊斯·斯诺指出：“斯诺作为一个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人民。他了解人民，采访人民，向人民了解事实本身的情况，从而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他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80)
(1)对劳苦大众的炽热感情
几乎所有研究过斯诺的学者、人士都肯定地指出，对人民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是斯诺的主要品德。谢伟思写道：“在《西行漫记》和其他一切斯诺所写的文章中，有一样极明显的东西，它不是斯诺所持有的观念意识，也不是国际间军政、外交的重大事件。斯诺身上蕴集着一种力量，那就是温暖、强烈、甚至是炽热的人类情感”。(81)
斯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品德，是有一个萌芽、生长、升华的过程的。斯诺的祖辈当时在美国是那种“屯垦西部，开拓新地，寻求新生活”的人们，他们艰难创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曾经在南北战争中维护过祖国统一，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的契约奴隶。约翰·汉密尔顿写道：“斯诺家族是独立的，这就是说他们是自己产业的主人；是爱好自由的，这就是说他们不蓄奴，是实干家，这就是说他们尊重金钱和劳动。”(82)所以，斯诺虽然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还是接近、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劳动阶级的。当斯诺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要他在假日与哥哥、姐姐一起到印刷所去劳动，并经常拿“金钱等于劳动”的格言教育他。斯诺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学会通过劳动来谋生，做过药店小伙计、铁路少年员工、收麦工，后来在夏威夷还摆过小货摊。中学时代，斯诺曾与两个小伙伴开着汽车到美国中西部作过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接触到许多下层群众和墨西哥农工，得到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也看到他们遭到坏人的欺侮和抢劫。这一切，加上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影响，使斯诺从小产生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喜爱，对恶势力的愤恨和憎恶。
对人民的爱，使斯诺到中国后能够很快分清历史的主流，确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深入到人民中去，并用笔去讴歌他们的正义斗争。
本世纪初，到中国来的美国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斯诺写道：“商人来推销缝纫机、热水袋，传教士来兜售圣经，……有的人纯粹是来冒险，有的人是为了满足旅行癖”。(83)斯诺说，他当初到中国来开始也是为了“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盲目的冒险性探索”。(84)但是，他不久就开始觉醒。黄华同志指出，“质朴的同情心”是促使斯诺“逐步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的原因之一。(85)一九三二年，斯诺在一篇题为《中国洪水末纪》的报道中写道：“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它们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我还太年轻，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难过已极，不能自制。在我看来，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坚强的中国人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们应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86)
斯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在上海，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崭新的驼绒外套，去扑打一位陌生的中国人身上的火；在淞沪战争中，他边采访边抢救中国的老百姓；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将进步学生掩藏在自己家中；芦沟桥事变后，他又掩护邓颖超同志离开日寇占领的北京。最主要的，是他始终把人民作为自己报道的主要对象。斯诺说：“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民。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想什么?说什么?他们如何生活?我对官员及其谈话不感兴趣。”(87)洛伊斯·斯诺说：“斯诺把自己更紧密地与穷苦者联在一起，而不是富有者。”“怀着同情之心报道穷苦人的事业。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主线。”(88)汉密尔顿认为：“在中国这个熔炉中，斯诺的归属很明显地是由他的人道主义决定的。尽管他当初带着浪漫的幻想到中国去，但是他感兴趣的是人民，并且用笔去写他们。”(89)
由于斯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把注意力集中在报道人民的正义事业上，坚持深入到人民火热的斗争中去，他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伟大题材，写出反映伟大历史潮流的《西行漫记》。
(2)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
斯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他在新闻实践中非常注意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和探索，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洛伊斯·斯诺说斯诺有一种“爱好追根究底的精神”，(90)“求知的欲望，引导他去探索和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91)宋庆龄指出：斯诺具有一种“对于真理和知识的永不满足的渴求”。(92)
斯诺对事物爱好刨根问底的性格，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这固然与父亲经常向他灌输怀疑上帝的“不可知论”有关，但也是他自己用幼小的心灵不断对外界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结果。有个故事很有典型性。有一次，年幼的斯诺与一个叫贝尔的祭坛司童到修女院去收圣餐饼。他很奇怪：怎么烤“圣”饼的炉子就是很普通的炉子?在回教堂的路上，贝尔偷吃了一盒圣餐饼，小埃德加大吃一惊：那不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吗?他料想鬼神会来揍贝尔，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件事给斯诺的印象很深，对于他养成不盲从、重分析、爱思索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斯诺到中国后，在新闻实践中，总是面对现实，不怀偏见，提出问题，追根问底。他说过：“就我个人来说，我生在密苏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怀疑论者，东方(指中国)多年的记者生涯又把我进一步训练成一个怀疑论者。”(93)“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94)
在斯诺的报道和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提问，这反映了他对真理和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在内蒙小镇萨拉齐，他面对那些听任命运摆布而活活饿死的无数饥民，问道：“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不打进大城市去抢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95)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三省，他看到：日军所至，城陷镇落，村毁人亡。他又问：“什么是中国?……它果真象日本人说的，‘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吗?它是否也如一个法国人说的，‘除了在精神上是一个国家，其他什么也不是’吗?……如果它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人民面对侵略、屠杀、自由的被剥夺而无动于衷?怎样理解这个现象?”(96)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斯诺深深为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英勇抗击日军的精神所感动，他又喜又惊，问道：“为什么十九路军的官兵是这样的不同?在他们高昂的士气后面，有着什么样的信念?……。”(97)
洛伊斯·斯诺谈道：“在斯诺从事著述的年月里，他几乎天天都在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理究竟寓于何处?”(98)事实正是如此，斯诺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期间，曾对当时世界上的两股潮流——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逆流——进行反复的研究和比较。他利用燕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阅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书，并如饥似渴地了解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诺后来说过：“中国对我来说是一所实践的学校，在那里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它对中国发生的影响。”(99)为了组织燕大部分教师开展一次关于法西斯主义能否把世界引向光明的讨论，斯诺还第一次认真地阅读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著作。他说，并不是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驳，而是法西斯分子自己疯狂野蛮的叫嚣，更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他对于共产党的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恨她的敌人。(100)
追根问底的探索，使斯诺逐步接近真理，并且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爱泼斯坦写道：“一旦斯诺认准了真理，他总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了这个真理应该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101)一九三六年夏，访问红区的时机成熟了，斯诺当机立断，“破釜沉舟”，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向未知之地——“红色中国”进发。斯诺后来回忆说：“那时，法西斯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并要把蒋介石拉入他们一伙，只有共产主义看起来是唯一有兴趣打击法西斯的力量，既然希特勒和日本那样痛恨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必定有什么好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希特勒派我去红区的。”(102)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斯诺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因此，海伦·斯诺称他是“一位三十年代寻求真理的孤独的先驱”。(104)
(3)“眼见为实”的求实态度
斯诺生前爱说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它源出于一件轶事:一八九九年，一个叫范迪弗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费拉德尔菲亚洲的“五点钟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是密苏里人，我的州盛产谷物、棉花、欧龙牙草，还有民主党员。你们有什么呢?请拿出证据来。”这以后，“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就流传开来，不仅如此，密苏里州也被起了一个别号，被称为“拿给我看之州”(SHOW ME STATE)。这都反映了早期美国中西部人民的求实态度，斯诺从小就受到这种风尚的熏陶。爱泼斯坦说：“斯诺怀着乐观和深情看待世界，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看到世界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探索并验证出他所耳闻目睹的一切——他不愧是凡事都要看证据的密苏里州人。”(105)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写道：“斯诺对他所报道的事件了若指掌，因为他到过现场。当他报道一件事时，他一定目睹过它。”(106)
斯诺从少年起就酷爱目睹大千世界。他十六岁时经过长途跋涉，第一次到了美国西海岸，见到了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萌发了“一定要到大洋彼岸去看看”的雄心壮志。二十二岁时，他开始了计划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到中国后，他不是象其他的西方记者囿于各通商口岸，靠从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说洋文的中国官员那里打听情况，而是深入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去。他说：“我必须多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深入地了解情况。”(107)一九二九年，他不顾国民党官员的阻挠，纵深考察了内蒙旱灾区；一九三一年秋末，他刚从印度、缅甸回到中国，不顾腿疾未愈，又立即到长江流域考察特大水灾的现场；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天寒地冻，深入到东北全境采访战事；淞沪战争中，他冒着枪林弹雨进行火线采访。几年中，斯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耳闻目睹了各种情况。汉密尔顿曾用印度“瞎子摸象”的寓言作比喻，指出，斯诺不同于那些好似“瞎子”般的西方记者，他把中国这条“沉睡的巨龙”从头到尾细细地摸了一遍。
一九三四年，美国出版商汉斯曾与斯诺签订一项合同，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但斯诺迟迟没有动笔，他写道：“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08)“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109)正是在这种“眼见为实”的求实态度驱使下，斯诺后来终于到了陕北苏区，不仅到了首府保安，而且还行程千余里，到红军西征前线访问。海伦·斯诺指出：“斯诺是一个诚实的记者，对国民党的虚伪宣传是非常痛恨的，所以，他要到陕北去，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110)洛伊斯·斯诺说斯诺“是一个实干家，一个寻求事实真相的人”(111)。
由于斯诺对苏区进行了现场考察，又向外界作了“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112)就使得《西行漫记》成为“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113)
(4)敢作敢为的勇气和胆略
作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同时也是斯诺生平的研究者，洛伊斯·斯诺指出：“构成斯诺性格的有许多材料，敢作敢为是其中最显著的。”(114)一九四一年美国出版的《当代人物辞典》称斯诺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美国纪念斯诺基金会也开宗明义宣称：“本会之宗旨，就是要使这位勇敢记者的杰出工作得以永存。”我国老报人徐铸成把斯诺与范长江并列在一起，称他们是“中外记者首次向外部世界透露‘红色中国’真相的勇士”。(115)
斯诺幼时特别喜爱读冒险故事，如《金银岛》、《汤姆·索耶历险记》、《鲁滨逊飘流记》等，书中主人翁的勇敢精神使他受到强烈的感染。斯诺十四岁那年，在到美国西海岸的旅行中作了种种大胆的尝试：在崎岖的圣菲小道上开车，晚上在汽车底下露宿，扒乘急驰的送货列车。有一次，他为了逃避警察的追赶。从开行的货车上跳下，又纵身跃上车头，最后盘缩在车头的排障器上越过千尺深渊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斯诺到中国后，在野兽出没的西双版纳热带丛林作过旅行；在两军厮杀，刀光剑影的台湾村寨采访过高山族人民的抗日起义；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马蹄乱踢的北京街头抢拍进步学生发动的一二九游行示威。
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斯诺有一种单纯、盲目的冒险精神的话，那么随着他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责任感的加强，他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就有了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思想基础。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和胆略，既表现在他不惧危险、深入现场，进行目击报道，又表现在他敢于反潮流和揭示事实的真相。
斯诺曾多次把他的陕北之行比喻为“跨越卢比康河”，意即“破釜沉舟”(116)，豁出去了。当时的情形确实是危险的。路易·艾黎写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各方面都存在着危险。农村一片荒凉，极度贫困。黄土地带的山间土路崎岖漫长。农民的粗砺食物，过惯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是不容易消化的”。(117)然而，斯诺不顾这些危险，匆匆打了几针防疫针就出发了。他写道：“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118)“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119)
斯诺从苏区回来后，为了揭穿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已将他处决的谣言，改变了原来闭门谢客、埋头写作的计划，立即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对苏区进行考察的基本事实。之后，他不顾国民党的威胁和特务的监视，一面写作，一面到各处演讲、放映电影，介绍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他庄严宣布：“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120)“对于共产党人，我有许多批评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好话要讲，而且我打算把这些写出来。”(121)“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122)
许多评论家评论说：“斯诺是怎样看到的，他就怎样写；他有勇气完整地报道事物，而绝不会妥协。”(123)“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有一种揭示真理的勇气。”(124)“他为了履行新闻记者对于人民所负有的责任，甘冒任何危险，付出任何代价。”(125)“他敢于以极大的勇气反潮流。他的完全真实的见证是与美国的官方政策相抵触的。这是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的真正的原因。”(126)
2.学识因素
“学”指知识。“识”指见识。知识是否丰富，见识是否深远，也是关系记者能否成功的重要内在因素。下面从斯诺“特有的知识结构”和“高度的新闻敏感”两个方面，来探讨学识因素对他获得成功的影响。
(1)特有的知识结构
一个新闻记者如果只是具备了责任感、同情心和勇敢精神，而缺乏对于报道对象的特有的知识，还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要过河，必须要有桥；提出了目标，还要有方法；定了报道题材，还必须要对报道对象的背景、现状、发展方向有深刻的和独特的了解。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部内容丰富、瑰丽精湛的新闻通讯著作，书中不仅有扣人心弦的冒险经历，娓娓动听的人物传记，威武壮阔的长征史诗，也有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现状各方面所作的介绍和解释，以及对远东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局势的分析和预测。它不仅在新闻学、文学上有惊人的成就，在历史学、社会学上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一切，对于一个知识浅薄、片面的记者来说是断然做不到的。
斯诺自己曾指出，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报道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并且十分谦虚地承认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他写道：“在苏区，由于我的无知，我错过了许多获得重要消息的机会。”(127)尽管他谦称自己是个“门外汉”，但实际上，他在访问苏区前已经进行了十分全面而刻苦的学习，为报道苏区做了许多准备，建立了特有的知识结构。费正清对斯诺访问苏区前的知识水平，曾作了极高的评价：“到一九三六年，斯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在中国已生活了七年。他的第一本著作《远东前线》已经描述了日本对满洲、华北、上海的侵略。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在燕大讲授新闻学，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接触到了青年学生的思想，目睹了他们的骚动。当一九三六年六月访问红区的时机到来时，他已经通过多年的专业工作进行了很好的准备。这种专业工作不仅是采写新闻，而且是纪录中国的历史。……这里，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具有报道能力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良机的实例。”(128)洛伊斯·斯诺谈道：“斯诺在出发去寻找长征后的革命者前，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了解了斗争的起因和理由，他的经验已达到足够的程度”。(129)休梅克也指出：“斯诺的著作说明他是熟悉美国、中国和俄国权威方面的第二手著作的。”(130)
从斯诺一九三六年夏去陕北以前所写的著作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知识结构的主要成份有：对远东政治局势的了解，对日本侵华背景的了解，对西方各列强的了解，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了解，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对中文的了解，对国民党的了解，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一九三八年的美国《新共和》杂志评论说：“斯诺不仅会讲汉语，而且懂得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术语，他对中国政治具备了完备的知识。”(131)
由于建立了特有的知识结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中国革命运动作了比较完整的报道、基本正确的解释和相当深刻的预见。
(2)高度的新闻敏感
我国清代学者袁枚有一首诗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它精确地描述了学、才、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识”就是把握报道方向，确定报道主题的能力，就是对新闻的敏感。斯诺之所以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世界特大新闻，是他不断观察、思考、判断，敏锐地抓住报道主题，然后穷追不舍的结果。斯诺曾经说，他喜欢“追大新闻”，(132)“把例行的报道工作交给助手去做，而自己则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使我感到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133)这说明斯诺所集中注视和探寻的，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是对中国、远东、世界局势有重大影响的新闻，说明他有较高的新闻敏感。
如果我们脱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就会把斯诺对中国西北“红星”的发现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如曾经有人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得很容易一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方记者不是热衷于抢“热消息”，就是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大新闻”、“红色中国无足轻重”，(134)或是相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认为“赤匪已被剿尽”，“中国根本不存在一块红色区域”。萧乾同志写道：“十三年来，斯诺在苦难的中国采访了不少重要人物，经历了不少重要事件。但有的外国记者比他待的时间更长，经历的更多，然而他们并没看到‘活’的中国。……他们只是生活在当天的‘热消息’中。”(135)对于当时的情况，斯诺也写道：在北京，“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136)“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137)就在其他的外国记者浮光掠影地抓新闻，人云亦云地拍发日常消息的时候，斯诺却觉察到活的中国跳动着的脉搏，感到了西北隆隆运行的行雷地火，认为红色中国是“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138)。费正清说他是当时“唯一能够觉察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仍在发展的巨大感召力的人”。(139)
对重大新闻的敏感和追求，使斯诺犹如一支弦上之箭，随时准备去捕捉重要目标。因此，当国共对峙的边界稍微一出现松动，他就认为出击的时刻来到了。他认为：红色中国“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140)“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141)“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142)他立即披挂上阵，带上笔记本、照相机、胶卷、毛毯、药品，象一个等待已久的战士一样冲了出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斯诺在出发去陕北的前一天给美国出版商写了一封信：“明天，我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了，要去那里会见毛泽东、旅行、拍照，如果我能突破，那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143)历史完全证实了斯诺的判断，他采访到的，是一个对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头号新闻。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144)
高度的新闻敏感，使斯诺捷足先登，独占整头，并成为大批外国进步记者去苏区考察的开路先锋。
3.才能因素
新闻记者的“才”，主要指采访、报道、写作的能力和技巧。在《西行漫记》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斯诺较好地发挥了他的新闻工作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挖掘最有典型意义的新闻
《西行漫记》所以能吸引读者，从内容来讲，最主要的是它着力报道了中国革命领袖的生平和长征，这两部分内容是书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新闻，被人称为“构成此书的骨骼和灵魂”。(145)实际上，曾在我国大量流传的《西行漫记》的各种版本中，大部分是从中节选的毛泽东传和长征篇。中外评论家评论说：“这本书并没有把现今中国发生的事一古脑儿托给你——没有一本书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向你提供了中国苏维埃的真实画面，……仅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的故事就使该书值得一读”；(146)“最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使古老的中国革命化的那些人们。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一生集中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所有事件”；(147)《西行漫记》“第一次提供了有关共产党人、特别是长征的消息”；(148)“仅长征就使该书成为本年度最伟大的冒险著作”。(149)
从大量的素材中选取、挖掘最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是新闻记者应该掌握的一个重要技能。斯诺到达苏区后，对他来讲可以说是遍地是宝，但什么是外界读者最关心的、最能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苏区本质的典型事件，斯诺是认真思考和深入开掘的。汉密尔顿写道：“斯诺有一个绝招，他能在新闻矿山中认出最重要的矿石，并把它们组织在一起。”(150)斯诺所纵深开掘的矿藏就是国民党悬重赏缉捕的“赤匪头目”的生平，就是所谓“已被中央军多次击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读者通过斯诺的聚焦，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徐特立等领袖人物的传记和红军英勇的长征，就对苏区产生了可亲可近的、集中的印象。正如斯诺自己说的：“我想读者要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151)
为了挖掘最典型的新闻，斯诺是花了一番气力的。关于徐海东，斯诺写道：“我在十五军团待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152)“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153)关于彭德怀，斯诺写道：“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154)
斯诺采访毛泽东同志生平的经过，最集中地反映了他善于挖掘最有典型意义的新闻素材。斯诺写道：“要想套出毛泽东个人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几天，我们好象是在捉迷藏。”(155)“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156)对于这一段经历，斯诺后来与毛主席叙谈往事时又提起：“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以及国外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157)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斯诺不下大力去采访毛泽东以及其他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或者因他们不愿谈自己的事而就此作罢，不再据理力争，那么，《西行漫记》就会因缺少这许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而失去它的光彩和价值。
(2)力求新闻真实准确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求新闻真实准确是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技能。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提供的不少有关资料的准确程度，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仅举一例：徐特立同志在清末有一段“断指血书”的爱国故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是为了要求立宪，后有人否定这种说法，说是为了鼓动学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哪种说法符合事实呢?《湖南日报》新闻研究所经过多方核实，证明斯诺的说法是确实的。(158)当然，由于许多可理解的原因，《西行漫记》中也有一些差错，但总的来说是准确可靠的。评论家们指出：《西行漫记》“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详尽、最可靠的资料”，(159)“几乎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这一时期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最全面的证据”，(160)“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主要资料”，(161)“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要手册”，(162)《西行漫记》“令人信服的各种原因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其材料来源的可靠性”。(163)
斯诺采访毛泽东同志生平的经过，最典型地反映了他严谨细致，反复核实的采访态度。在《西行漫记》修订本注解中，斯诺写道：“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经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进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叙。我把笔记精心地加以重新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过毛泽东的校订、调整、扩充或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英文的最后定稿。”(164)
《西行漫记》的各章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后，斯诺又不断地对书中的出入进行订正。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出版《西行漫记》中译本时，斯诺根据海伦·斯诺一九三七年在陕北访问朱德同志的纪录，对书中“关于朱德”一章重新作了改写。他在为复社中译本加的注中写道：“本书第一版中关于朱德的一章，虽然根据我在西北时所搜集的材料，而且是朱德的同伴们所供给的，可是其中仍然有许多错误和不确之处。幸蒙韦尔斯女士(即海伦·斯诺)慨予合作，使我在中译本里纠正这些错误，不胜欣幸。单从这一个经验，更可证明，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这一个规则，始终是对的。”(165)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每次来访都要带上《西行漫记》，他逢人便问，反复对书中的一些疑点进行核实。费正清说：《西行漫记》“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还是历史的预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66)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真实和准确。
(3)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
路易·艾黎指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看，除了事实好以外，还有艺术，使人看起来有兴趣。如果只有那些好的事实，没有艺术，干干巴巴的，也不会流传得那么久的。这合中国一句老话：言而无文，行之不远。”(167)著名记者贝特兰也说，斯诺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西行漫记》有很强的可读性。(168)
斯诺写作风格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想方设法抓住读者。为此，他很注意吸收名家大师的表现手法。海伦·斯诺写道：“斯诺在写作的时候，总是精心编校，改写，琢磨，删节，尽可能写得引人入胜。”(169)“他很小心地不让读者生厌”。(170)“斯诺把他的作品读给我听，我们逐句逐行推敲。他不停地删删改改，或是重新写过，从来不感厌倦。斯诺的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称作是艺术品，这样读者们就可以不觉厌烦，愉快舒服地不断看下去。”(171)洛伊斯·斯诺也谈到：“斯诺写文章，做讲演，不论属何种题材，任何人都可以看懂，听懂。他的作品流畅易懂，热情洋溢，而又十分幽默。斯诺受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影响很深，对马克·吐温十分仰慕，对他的作品总是不时地读了又读。……另外对斯诺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鲁迅，此外还有毛泽东。”(172)
为了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如直叙、倒叙、插叙、描写、比喻、对比、发问、悬念、对话、幽默、抒情、政论等，全书写得波澜壮阔，纵横呼唤，绘声绘色，情景交融，使人读起来趣味盎然，心神激荡。评论家们写道：“《西行漫记》象是一部为儿童写的冒险故事，其中红军的忍耐、勇气和力量，超过了传说和想象中的任何事物”；(173)“酷似古老中国罗宾汉小说《水浒传》的现代读本”；(174)“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175)“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一定还会使人们百读不厌。”(176)
(4)加强深度报道
斯诺不仅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而且以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经济学家的眼光去报道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从而使《西行漫记》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使读者能深入了解苏区的来龙去脉，获得理性上的满足。
《西行漫记》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一、纵深解释中国革命的本质；二、深刻预见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说，《西行漫记》是运用解释性报道和预见性报道的典范，而这两种报道方式都属于深度报道的范畴。
斯诺认为，陕北苏区是个“表面看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的有机体”。(177)如何把苏区向外界解释清楚，对这个问题，斯诺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是始终考虑的，他写道：“我在保安的时间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178)洛伊斯·斯诺写道：“这个美国人在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向海外的人们，向中国本国的许多忧心忡忡、对于自己国内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感到惶惑的人，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179)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中国农民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苏维埃根据地、红军、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深刻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认真的读者不难赞同斯诺在书中表述的论断：“产生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180)从而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寄予希望，以至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去。
正确预见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西行漫记》深度报道的又一个方面。斯诺曾说：“在《西行漫记》终章的结尾段落里，我耽迷于一些预言之中。”(181)他所作的预言是：
“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182)
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斯诺的预见。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以及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前景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示了光明的前途。”(183)
由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中国革命作了解释性的和预见性的深度报道，因而就使这本书“超越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围，而成为灿烂的历史篇章”。(184)
(5)注重新闻时效
新闻工作是一种时间性极强的工作，它要求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到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写出、发出新闻。对于那些关系特别重大的新闻事件，记者是要拼抢一下的。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拼搏”的产物。
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旬，斯诺冒着酷暑到达保安，八月初出发到甘肃、宁夏一带红军西征前线采访，九月下旬返回保安，十月底回到北京，整整四个月的长途旅行是非常疲劳的。尽管千里征尘在身，旅途劳累未减，斯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一篇又一篇关于苏区的长篇报道。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次登载毛泽东同志与斯诺的谈话。接着，上海《大美晚报》、《亚美》杂志、北京《民主》杂志、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生活》、《亚洲》、《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等报刊也相继刊载斯诺从不同方面对苏区所作的报道。海伦·斯诺回忆斯诺加班加点进行写作的情形说：“他总是在院墙中一间单独的看门人房子里，一连几个钟头不停地连续写作”。(185)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斯诺赶写完了最后一篇报道，并将全部报道汇集成册寄往伦敦。全书三十多万字，内容充实，精湛深刻，而整个写作、校审、定稿、发稿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十月，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将《西行漫记》出版，速度之快，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由于斯诺充分注意到新闻的时效，发扬了分秒必争、连续作战的“拼搏”精神，《西行漫记》就成为一部“关于适宜的内容、宜适的题材、发表在适宜的时间的书”。(186)
(6)发挥新闻照片的威力
用新闻照片配合文字来报道新闻事件，往往可以产生文字无法比拟的效果。所谓“一图胜千言”，就是这个道理。《西行漫记》所以能引起轰动，征服人心，就是因为它不仅用文字生动而深刻地报道了苏区的真实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大量介绍苏区、红军和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第一手的新闻照片。
斯诺不仅是一个文笔流畅的文字记者，也是一个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他到中国后，曾在各通商口岸、南北水旱灾区、日军侵占的东北、热河、上海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九三六年他出发去陕北时，特地带了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个胶卷，成为首次为中国工农红军拍照的新闻记者。洛伊斯·斯诺写道：“斯诺一九三六年为刚刚到达西北的红军拍摄的照片，是对这个题材的第一次图片报道。他所感到遗憾的，是在此次艰难的旅行中，他所能携带的胶卷太有限了。……当时，任何一张他从边区带回的照片，都近乎一个奇迹。”(187)海伦·斯诺也写道：“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窑洞前给毛泽东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可能是摄影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照片。……斯诺为往返保安所作的一切努力，只为了这张照片也是值得的。”(18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密勒氏评论报》在首次刊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的同时，配发了毛主席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大量登载斯诺的文字报道和摄影照片。一九三七年二月，刚刚创办的美国《生活》画报创纪录地发表了七十五张斯诺在苏区拍摄的照片。休梅克写道：“看着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们，看着苏维埃社会中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这些是《生活》画报戏剧性图片报道的一部分——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189)一九三八年二月号的美国《现代历史》杂志也写道：“斯诺先生拍摄的关于苏区军民、领袖和生活的真实照片有力地证实：共产党人不仅存在，而且工作得很有成效。”(190)
今天，每当我们看到那些反映陕北苏区的火红年代、峥嵘岁月、蓬勃生活的照片和影片，读到《西行漫记》中那些排山倒海、鼓舞人心的段落，都会对曾经记录我党那一段光辉历史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寄予无限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四、结语
通过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斯诺成功的道路，可以看到，他所以获得别人所没有的巨大成功，并不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既不是因为他“碰上了运气”，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偶然的现象是由必然的、有一定运动规律的、可以认识并被掌握的因素所造成的。导致斯诺获得成功的因素有多种，但基本上可分为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西行漫记》就是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历史必然产物。
概括起来说，内外两方面因素之间是互相作用、渗透、转化的，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其中，社会因素占主导的地位。没有伟大的中国革命，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关于这一点，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说得很中肯，她认为：“中国和中国革命对埃德的发展是一个主导的因素。”(191)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2)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可以说，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高度，是由当时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
然而，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因素并不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社会已经存在某些条件，个人能不能达到为这些客观条件所允许的高度，就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斯大林说过：“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193)斯大林说的这种情形，在人才问题上也是存在的。斯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从个人方面来说，是他审时度势，顺应社会需要，利用社会提供的可能性，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和信赖，充分调动和发挥自己德、识、才、学各方面因素的结果。
在“德、识、才、学”等个人因素之间，德是主导的因素。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指出：“卓越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单纯智力上的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斯诺的成功，就个人因素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对人民炽热的感情，以及出于这种感情而对于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事实真相客观如实的报道。斯诺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表白：“如果说我确曾写过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东西，那仅仅是因为我倾听了中国人民诉说他们切身的情况，这就是真理所在。我尽量如实地、坦率地把我所听到的写出来。”(194)他的这段话是寓意隽永，耐人寻味的。
以上就是对斯诺成功的内外因素的概况总结。如果说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在我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我国目前又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向我国人民提出了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也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曾经走过的道路，探讨一下他获得成功的内外因素，对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很有裨益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三页——作者注。下同。
② 谢伟思：《斯诺：一些个人的回忆》，《中国季刊》，一九七二年四——六月号。
③ 霍华德·金有关书评，见《今日红色中国》美国一九七一年版所附书评。
④ 彼得·汉弗莱：《斯诺终究是穷人的卫士》，《南华早报》，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⑤ 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花城》，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⑥ K·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六十一页。
⑦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第九十二页。
⑧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北京出版社，第四——五页。
⑨ 斯诺：《为亚洲而战》，纽约，一九四一年版，第九十二页。
⑩ 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纽约，一九七一年版，第一九五页。
(11) 胡愈之：《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三联出版社。
(12) 敏惠：《跟随‘红星’去延安》，《北京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3) 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序言，人民出版社。
(14) 里奥·胡伯曼、保罗·史威济：《伟大的道路》原出版者序言，三联出版社，第十九、二十一页。
(15) 《毛的哥伦布》，美国《时代》杂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6) 王炳南：《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17) 黄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18) 爱德华·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一九三八年三月。
(19) 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言，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20) E·H·诺曼：《关于中国的几本新书》，《亚美》，一九三八年二月。
(21) 赛珍珠：《亚洲书架》，《亚洲》，一九三八年三月。
(22) M·考利：《红色中国》，美国《新共和》杂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23)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七十一页。
(24)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十页。
(25)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一四〇四页。
(26)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
(27) 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
(28) 哈罗德·伊萨克斯：《我们的印象》，美国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六二页。
(29)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〇七页。
(30) 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
(31)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三联书店，第九页。
(32)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页。
(33) 海伦·福斯特·斯诺：《红色中国内幕》再版序，纽约，一九七九年，第十六页。
(34) N·B·卡曾斯：《书中今日世界》，美国《现代历史》杂志，一九三八年二月。
(35) A·T·斯蒂尔：《美国人与中国》，纽约，一九六五年版，第十九页。
(36) 海伦·福斯特·斯诺：《红色中国内幕》再版序，第十五页。
(37) 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
(38)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本序，纽约，一九六八年。
(39)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第三十八页。
(40)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41)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页。
(42)(45)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43)(4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第五十七、二十六页。
(46) 斯诺：《西行漫记》，第七页。
(47)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作者自序。
(48) 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
(49)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作者自序。
(50)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七十三页。
(51)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波士顿大学硕士论文，第三十五页。
(52)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53) 路易·艾黎：《忆为中国而战的国际主义者》，《生活在中国》(英文)，新世界出版社，第十页。
(54)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55) 参看《红星照耀中国》一九六八年修订版附注，第四五六页。
(56) 斯诺：《西行漫记》，第四十二页。
(57) 《斯诺访问陕北苏区的一份日程表》，《文物天地》，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58)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给斯诺的一封信》，《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59)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60) 斯诺：《西行漫记》，第七十页。
(61)(62) 斯诺：《复始之旅》，纽约，一九五八年，第十四页、一三五页。
(63)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一页。
(64) 玛丽·克拉克·戴蒙德：《斯诺的一生》，美国纪念斯诺基金会，一九八二年。
(65) 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中国学术出版社。
(66)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67)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68) 斯诺：《鲁迅——白话大师》，《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四二九页。
(69)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70) 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71)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二十九页。
(72) 路易·艾黎：《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73) 黄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74)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三十八页。
(75) 斯诺：《复始之旅》，第二三九页。
(76)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八八页。
(77)(78)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七十七页。
(79) 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介绍。
(80) 《斯诺夫人在武汉答记者问》，《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81) 谢伟思：《斯诺；一些个人的回忆》。
(82)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十五页。
(83) 斯诺：《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国信使》，一九三〇年八月。
(84)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序言，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85) 黄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86) 斯诺：《中国洪水末纪》，《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87)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四十二页。
(88) 彼得·汉弗莱：《斯诺终究是穷人的卫士》，《南华早报》，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89)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五十四页。
(90)(91) 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第五十三、十八页。
(92) 宋庆龄：《忆斯诺》，《中国建设》(英文版)，一九七二年六月。
(93) 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纽约，一九四四年，第一八三页。
(94)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95)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96)(97) 斯诺：《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第一四一、二三〇页。
(98) 洛伊斯·惠勒·斯诺：“在新华社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99) 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第六十八页。
(101)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三七——一三八页。
(102) 爱泼斯坦：《回忆斯诺》，《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103)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纽约，一九七一年，第二六二页。
(104) 海伦·福斯特·斯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二九页。
(105) 爱泼斯坦：《回忆斯诺》，《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106) 赛珍珠：《亚洲书架》，《亚洲》，一九三八年三月。
(107)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十六页。
(108)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第六期。
(109) 斯诺：《西行漫记》，第六页。
(110) 艾北：“韦尔斯与《续西行漫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111) 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2) 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113) 胡愈之：《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
(114) 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第五十四页。
(115) 徐铸成：《炸弹与水果》，香港版。
(116) 参看《复始之旅》第一五〇页。
(117) 路易·艾黎：《“我热爱中国”》序。
(118)(119)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120) 斯诺：《西行漫记》，第七、二七九页。
(121)(122)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123) 谢伟思：《斯诺：一些个人的回忆》。
(124)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六十六页。
(125) 丁·希金斯：《斯诺的预见力》，《凤凰》，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
(126) 克里斯蒂安·苏尔瑟：《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洛桑日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127)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作者自序。
(128) 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
(129) 洛伊斯·惠勒·斯诺：《埃德加·斯诺和中国》，《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第三二六页。
(130) K·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一九七一年，第六十页。
(131) E·詹韦：《东方的红党》，美国《民族》杂志，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132)(133) 斯诺：《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第六十一、四十二页。
(134) E·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太平洋事务》，一九三八年三月。
(135)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136)(137)(138) 斯诺：《西行漫记》，第八、六十页。
(139) 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介绍。
(140) 斯诺：《西行漫记》，第六页。
(141)(142) 《斯诺陕北之行自述》。
(143)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三十六页。
(144)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二十页。
(145) 张小鼎：“斯诺与《西行漫记》”，《长城》，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146) 赛珍珠：《亚洲书架》，《亚洲》，一九三八年三月。
(147) E·詹韦：《东方的红党》，《民族》，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148) 海伦·福斯特·斯诺：《红色中国内幕》再版序，第十五页。
(149) E·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太平洋事务》，一九三八年三月。
(150)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五十八页。
(151)(152)(153)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〇二、二七〇页。
(154)(156) 斯诺：《西行漫记》，第二四〇、一〇四页。
(155) 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六二页。
(157)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九四页。
(158) “吹尽狂沙始到金——搜集湖南新闻史料的点滴体会”，《新闻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159) E·诺曼：“关于中国的几本新书”，《亚美》，一九三八年二月。
(160) 苏尔瑟：《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洛桑日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161) C·H·皮克：《红星照耀中国》书评，《美国历史评论》，一九三八年六月。
(162) E·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太平洋事务》，一九三八年三月。
(163) K·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六十页。
(164)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附注，第五三四页。
(165) 斯诺：《西行漫记》，第三一五页。
(166) 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介绍。
(167) 白夜：“同路易·艾黎对话”，《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168)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五十六页。
(169)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170) 《斯诺夫人给丁玲的一封信》，香港《文汇报》，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
(171) 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和我的写作生活》，《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172) 洛伊斯·惠勒·斯诺：《在新华社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173) F·厄特利：《中国的共产党人》，美国《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174) 赛珍珠：《亚洲书架》，《亚洲》，一九三八年三月。
(175) 钱公侠：《长征25000里》序，上海启明书局，一九四九年新二版。
(176) 路易·艾黎：《“热爱中国”》序。
(177) 斯诺：《西行漫记》，第二〇二页。
(178)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〇二页。
(179) 罗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第一九〇页。
(180) 斯诺：《西行漫记》，四〇六页。
(181) 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八十八页。
(182) 斯诺：《西行漫记》第四〇六页。
(183) 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介绍。
(184) “埃德加·斯诺”，《纽约时报》社论，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
(185) 汉密尔顿：《斯诺：一个谙练的中国通》，第五十六页。
(186) K·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五十六页。
(187) 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
(188) 海伦·福斯特·斯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第一〇七页。
(189) K·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五十四页。
(190) N·B·卡曾斯：《书中今日世界》，《现代历史》，一九三八年二月。
(191) 洛伊·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
(19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三页。
(193)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三十一页。
(194) 《斯诺眼中的中国》，第二六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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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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