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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斯诺的几次相处

郭达

我和斯诺前后共有过三次过从。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五月，那是在当时的北平。第二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在香港。第三次是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十一月，在菲律宾碧瑶。在这三次的期间里，我们的关系主要是雇佣关系。我替他誊清稿件，翻译资料，他付给我工资。当然，这和一般的雇佣关系还是不同的。我们并未事先讲好工作时间多长、工资如何计给。只是他以为我没有职业，因此应付给我点生活费。总的来讲，他对我是很客气的，给我的报酬是优厚的。我们以雇佣关系开始，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为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在北平住了四年监狱，于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出狱。国民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已被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了华北。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形势日益紧张。我正在等候接通关系前往苏联学习，无事可做。老友燕大同学王福时前来找我，说斯诺刚从西北回来，需要一个人帮他整理稿件兼搞些翻译工作，于是我就去了。 　　斯诺对我不是事先毫无所闻的。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在燕大工作时，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国民党所谓的第一“模范”监狱里。当时国民党曾出动大批军警，轰动了西郊燕京、清华两大学府，这事斯诺夫妇是有所闻的。一九三五年斯诺和燕大社会学系教授夏仁德、班威廉等人曾以做社会调查为名参观第一监狱，企图看看我的生活情况。这是我出狱后同志们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在监狱里也略有所闻。同情政治犯的监狱看守事后告诉我，来了几个人，其中有外国人，要求会见政治犯，了解情况，并提到了我的名字。监狱当局不允许他们同政治犯交谈，只可以通过监房门小洞口看望生活情况。其实他们并没有让参观人看真正的政治犯房间，只让他们看了一些房间比较整洁的普通犯人的情况。 　　斯诺在陕北采访了我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笔记，搜集了许多资料。他一面发电讯报道，一面编写文章，这样，他就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助手。当时他是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特约记者。他先把延安的见闻分段写成电讯报道发出，然后又把这些报道连接起来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就是这样写成的。 　　当时斯诺以美国记者身份，冲破国民党封锁，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他所写的有关解放区情况的报道，对于推动革命力量的发展所可能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的。王福时同志和我于是征得斯诺的同意，将他发出后的电讯报道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时发表。我们组织了一个四人的翻译班子。斯诺每写就一篇，就将底稿一份交我们立即译出。北平东北人士主办的《东方快报》设有印刷厂，通过王福时同志的关系，他们同意秘密承担印刷。这本书就以《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的名称，在芦沟桥事变前秘密出版发行了。 　　斯诺这时还整理了他在延安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当时全世界都想知道中国这位传奇式领袖的情况。不久这篇被称做《毛泽东自传》的谈话，就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我们原也想将这一重要的谈话记录译出出版，但一则因为斯诺考虑到邮报对文章的版权有意见，二则我们没有能及时组成翻译班子，事情未能进行。 　　当时斯诺夫妇住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十三号。这一带也叫做泡子河，是北平内城城墙的东南角，地势偏僻，有一所万国公墓和一个狐狸塔，是现在北京站所在地。这所房子是他们从一个叫做尼斯特罗姆的瑞士人那里租到的，瑞士人回国去了。宅内有一位管家和一位厨师，还有一只叫丁佳(又名锦杰)的黄狗和一只叫戈壁的白狗，都是原瑞士主人留下的。这是在北平侨居的外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 　　斯诺当时的夫人叫做海伦，笔名尼姆·韦尔斯。她告诉我，一九三六年冬在他们住宅的附近发生了一件神秘的谋杀案。同他们隔着一户的邻居是个名叫魏纳尔的英国工程师。他有一个女儿在天津读书。她在圣诞节回家度假的一个早晨被人在附近墓地林中杀死了。情况显然不象是谋财害命。海伦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因为英国工程师的女儿是骑自行车时被杀的，而海伦是那一带唯一的一个外国女人，而且也经常是骑自行车在这一带来往的。所以她认为：如果不是错把这个女孩子当做她给杀死了，至少也是想借杀死这个女孩子来对她进行恐吓，逼她离开中国。一二九运动以来，斯诺夫妇已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了。 　　这年五月中旬，我急需前往天津，不得不向斯诺告辞。在短短三个来月的时间里，我对斯诺夫妇知道的不多。(我没有见到海伦，后来回忆她那时可能正在秘密准备前往陕北。)当时我刚从监狱出来，不仅社会关系少，而且对政局的真象也了解得不多，这就限制我对斯诺有较多的认识。我只知道他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是个进步人士。 　　有人告诉我说，他是给美国军部搞情报的，当时我是相信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那种说法可能只是某方面的一种揣测。 　　两年后，我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自天津来到香港。当时斯诺到重庆去了。他知道我将来香港，给我留下来一些从延安带回来的资料，要我帮他译成英文。于是我经常到他住的格罗斯特旅馆搞翻译工作。第二年初他才从重庆回来。 　　这期间我记得帮他译了一本据说是毛泽东同志写的题为《经济财政和财政政策》的小册子。另外他还在《八路军杂志》和军政大学刊物上圈了一些文章叫我译。 　　他在这两年里又到过一次延安，但主要的精力似乎在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奔波。这一运动简称“工合”，也是斯诺在中国从事的一项大的活动，既说明了他对中国的关心，也说明了他对中国的一些政见和想法。一九四〇年底，经过他的介绍我在江西赣县参加了“工合”东南区(后改赣闽粤区)办事处的工作。我原是借“工合”做跳板由香港前往内地的，实际对这一运动并没多大的兴趣。下面我想谈谈个人对这一运动的认识和经历。 　　当时一些有见识的中外人士在国民党贪污腐化、共产党进步有为这点上，见解一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对共产党也不是毫无顾虑的。因此有些人，特别是民主人士，企图通过推行工业合作运动对中国问题提一个有别于国、共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并树立某种第三势力，这也是很自然的。 　　海伦·斯诺后来在对我谈到“工合”时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而中国很需要民主，所以中国最适宜于推行“工合”。后来她写的一本关于“工合”的书，就取名叫做《中国在建立民主》(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她没有谈到共产主义，但说“工合”的原则是非政治的和中立的。这就说明她尽管赞成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边区的政策，也不见得就能对共产党毫无戒心。 　　海伦·斯诺极为赞扬清教徒的精神，说工业革命就是清教徒的革命。她曾说宋庆龄主席“具有严格的清教徒伦理典范”，“埃德加(斯诺)最受她的影响。”还说，“工合”的发起是得到宋主席的支持；“工合”的支持者路易·艾黎、卡尔森上校等人都是清教徒。 　　斯诺和路易·艾黎是“工合”的筹划创办人。是斯诺促请宋美龄的英国顾问端奈向宋呼吁，请求她发起“工合”运动，并推荐艾黎来主持这事。宋把这事交给了孔祥熙。商量的结果，孔同意设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性机构，有别于国民党官僚机关，由孔担任理事长。孔实际上只是挂名，由“工合”方面推派一人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代表孔主持工作。社会事业家刘广沛、徐维廉等都曾担任过“工合”的总干事。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会设在重庆，并把全国分成西北、晋豫、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七个区，区设办事处，区内各县设事务所或指导站，负责境内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和业务经营事宜。合作社至少由五人组成，民主选举理事和职员，依法向合作事业管理局登记。生产业务计划经“工合”事务所审核批准后可向国家合作金库申请贷款。 　　除重庆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外，香港还设有一个“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前者是半官方的机构，负责“工合”的日常行政事务；后者代表“工合”国际上支持者(捐款赞助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工合”发起人推进“工合”运动的机构，主要是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以此作为训练“工合”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购置某些合作社需用的机器设备和创办医药福利的资金。由于它掌握了一批资金，所以能对“工合”总会和各区办事处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然而客卿是斗不过主人的，它制止不了总会和各区办事处的官僚化和贪污腐化。 　　这样的社会性事业，单就它本身的目的和设想来说，无疑是值得支持和无可非议的。但在国民党那样的政权下，却不能实现它的理想。我在赣闽粤区和湘桂，普遍地看到“工合”发生下面三种现象： 　　(1)合作社形式上虽然是按照合作法民主组成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权力常落在理事或少数人手里，根本无民主可言。 　　(2)贷款虽然是按照工业生产计划核放的，由于物价波动剧烈，资金通常不是用来从事工业生产，而是用去搞商业上的囤积投机活动。结果只起扰乱国民经济的作用，并无补于民主和抗战。 　　(3)不少真正热心于工业合作事业的工作人员，时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迫害。许多“工合”事务所主任失踪、被逮捕。 　　为了创办“工合”，并使它走上发展的正轨，斯诺的确花了不少心血。海伦·斯诺说，斯诺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两年的时间几乎完全用在为“工合”而奔波。尽管一九四一年初“工合”机构官僚化已成定局，但斯诺在回到美国后，仍然谒见了罗斯福总统夫人，要求美国政府督促国民党政府重视“工合”，并由美国政府贷款五千万元，开展“工合”的业务。罗斯福总统夫人后来曾告诉海伦说，总统曾向蒋介石表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工合”运动的支持，但未同意给予贷款，因为蒋介石态度冷淡。 　　“工合”在创办初期，即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中，发展还是比较正常的。那时“工合”的上层领导多是些中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或热心爱国的华侨人士。皖南事变表明国民党加紧镇压进步势力和共产党的开始。一些基层的“工合”工作人员遭到逮捕。最严重的事件是一九四一年赣南行政公署专员蒋经国逮捕“工合”赣闽粤区办事处主任王朗。王是个归国华侨，决非共产党员。蒋经国图谋夺取“工合”的领导权，以“共产嫌疑”的罪名将王押往泰和。随后又硬塞进一个特务充作办事处的秘书。湘桂区也换了一个中统特务担任主任，重庆总会的一些领导岗位也逐渐落入国民党官僚和特务手中了。 　　我对接近边区的“工合”西北区和晋豫区的情况知道的不多。据说西北区工作进行得比较好，发展范围也比较大。这可能与它得到了国际促进委员会大批的捐款有关。总会总工程师路易·艾黎一直在西北区工作。他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工作人员、事务所主任被逮捕、枪杀也时有所闻。 　　“工合”的任务是要在日寇的后方，采取合作社形式，组织难民失业者进行工业生产。这样既可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以安定后方，又可以生产一部分的物资，供应民需，支援抗战。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民生，而且还企图建立一种民主制度。 　　从纯理论来讲，我们并不赞成“工合”这种带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事业。但在当时具体的情况下，就它有利于民生和抗战来讲，我们是积极支持，并尽力保护，使它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可是即使这样的一种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下，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受到摧残。斯诺在离开中国返美以前，已经看到这点了。不过他还幻想通过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施加压力，来推行这种他认为既可以挽救国民党，也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办法。然而当时的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卖国意图，因此不肯唯英、美之命是听。海伦告诉我，端奈一九四〇年与宋美龄发生口角，愤然回国了。 　　一九四〇年春斯诺从重庆回到香港后，决定到菲律宾碧瑶避暑写书。海伦已经在那里等他。他们住的是前菲律宾高级专员沃彻斯特孀妇借给他们的别墅，深处在这个有名的避暑胜地的山顶上。这是个风景优美、环境幽僻的处所。他约我前去帮忙，主要是写《为亚洲而战》一书。我在那里待了七个月。书写成后，他们夫妇也在第二年离开亚洲，返回他们已阔别了十三年的美国。 　　在碧瑶这段期间里，斯诺主要是写书，没有离开菲律宾去搞采访报道。他极少外出，也很少有人来访。他的生活规律是：每天早餐后就开始写作。中午略作休息后又投入工作。生活是相当紧张的。只在下午三时以后，精神才稍松弛一下。晚上时间主要用于阅读书籍和报刊。 　　斯诺来到碧瑶的时候，正是中国政局陷入一种僵持局面的时候。那时人民的力量正在兴起，但尚未取得决定的优势。蒋介石正在徘徊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关头。整个世界正在酝酿着大决战。斯诺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新闻记者，许多问题有待于他去考虑和摸索。这期间他用了许多时间来思考、阅读。他是当时左派书籍俱乐部(Left Book Club)的会员，经常收到这个俱乐部出版的新书。他曾介绍我看过当时新出版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庞姆·杜德的《今日之印度》一书。他自己在写作时，有时也查阅马列著作。海伦告诉我，斯诺一九三〇年在印度时就涉猎了马克思著作，但他在写作时轻易不肯摘引马列主义的章句。 　　斯诺是个有正义感而头脑清晰的人。来到革命动荡的中国后，中国人民的朴实感情和革命斗争感动了他。中国革命领袖坦率的胸怀、无比的智慧、崇高的品质和对胜利的信心教育了他，使他对这个古老的民族发生了感情，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光明。他后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那样深厚的感情，是不奇怪的。 　　在这里我也应该提一提他的前夫人、热烈支持中国革命斗争的海伦·斯诺。她是先斯诺到达碧瑶的。在这段时间里，她除了掌管斯诺的来往信件外，还在写她自己的书。一本是后来出版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续西行漫记》)。这是她继斯诺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去延安访问四个月根据所收集的材料写成的。另一本是《中国在建立民主》(China Builds for Democracy)，前已提到。前一本书迟迟未能找到出版商，是因为已有了斯诺的书，吸引力不那样大。她自己说，她写得不如斯诺那样动人紧凑。后一本是根据当时大后方开展“工合”运动的情况写成的通讯式著作，主要是宣传她的主张。她认为世界所有象中国这样“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发展都应走“工合”的道路。 　　海伦·斯诺是通过美国外交业务的考试，于一九三一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斯诺结识的。当时她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个办事员，兼任美国西雅图斯克里普斯·堪菲尔德报联盟的通讯员。两人曾同往无锡访问过中国头号资本家荣氏兄弟。经过一段恋爱后，他们于一九三二年圣诞节在日本东京美国大使馆结婚。随后他们赴南洋一带旅行，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同抵当时的北平。 　　海伦是一个个性很强、非常热情的人，性格比较急燥，且疾恶如仇，同沉着含蓄的埃德加恰好成个对照。海伦曾说，他们两人是个“双人工作队”，彼此完全独立，但又互相补充。他们的这种“婚配结合的力量，是互相竭力支持和不断活动所形成的。它不只是一种加了一倍的、而是加了好多倍的力量。”埃德加·斯诺也说“海伦富有想象力，是我的工作的忠实合作者兼评论者，可是她那固执的叨叨不停的议论，常常使我感到很烦恼。”这种情况我是有所目睹的。两人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分手，可能是因为彼此性格太不相同的缘故吧。 　　本文作者郭达即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文版序言中提出表示感谢的许达，现在《中国日报》工作。 　　——编者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