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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斯诺

马国亮

新版的《西行漫记》封底有一张斯诺的照片，这正是三十年代末我见到他时的模样。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恰巧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十二年后的同一天，金仲华先生对我说，《西行漫记》的作者刚从菲律宾到了香港，问我是否有兴趣和他见面。金仲华当时是香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我也正在香港编辑一个画报。 　　依照金仲华的安排，第二天我在“现代中国漫画预展会”门口，迎来了他和同来的客人。客人拣起毛笔，在签名簿上写了两个中国字：“施乐”。显然这是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隐寓“乐善好施”之意的名字。可惜《西行漫记》的第一个译本出来时，译者不知道有这一名字，从此“施乐”让位给“斯诺”。 　　斯诺当年只有三十四岁。个子不高。一头棕色头发，面容清秀，不象他晚年时的丰腴。那天他身穿一套剪裁合度的白麻布西装，整齐修洁，举止温文，谈吐儒雅。他对当时以抗日题材为主的漫画展品看得仔细，问得仔细。 　　两天之后，我们又在一个饭馆里碰头。这是看完画展之后约定的。参加的还有叶浅予、张光宇、陈烟桥、丁聪和黎冰鸿，他们都是画展作品的作者。丁和黎还是我们画报的合作伙伴。他们还给斯诺留了速写像。 　　原先我们的计划，是要请他谈谈他在西北苏区的感受的。可是，当时世界战云正浓，谈话一开始便扯到战争这题目上去了。他认为中、苏、英、美应该共同合作对付德、意、日轴心。在中国抗战问题上，他表示了特别的关切。现在我们都知道，斯诺临终时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其实他早已如此。当他提到当时日本已动员了全国人力进行侵略战争，而中国只有军人和少数知识分子参加抗战时，他痛心而又严肃地说，“你认为中国动员不是太慢了吗?”当议论到汪精卫主张向日本全面投降的“艳电”时，斯诺忧心忡忡地问我，“你以为中国应该和日本合作吗?”他觉得，中日合作，恐怕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实现。 　　谈话临近结束，才转到《西行漫记》。这书在国内销行之广，使他很感意外。原来他以为人们对政治方面的书是不会感兴趣的。当我表示对他竟能在苏区待上几个月也感到意外时，他笑了。他坦率地承认，最初他并没有久留的计划。他说，“原先我打算到里面兜个圈子，看看情况便回来。一待就几个月是没想到的。”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分手的时候，他谦逊地说，他的见解是很肤浅的。他谈到一件事情：他的一个朋友在中国旅行，一次在车上听见同车的一老一少在对话。老的说，“中国飞行员比外国飞行员更可靠，你知道吗?”青年人表示不解。老的便说，“瞧那外国人的大鼻子。这大鼻子一定挡住了面前的部分视线，不象中国人那样畅观无阻。” 　　说完故事，斯诺风趣地说，“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外国人在他的大鼻子后面所能看到的有限视野，从而作出的一些很不全面的观感而已。” 　　今天看来，斯诺这话也不全是谦词。没有任何人能百分之百地明察秋毫的。这个很有政治头脑、对中国革命历史相当熟悉的作家兼记者，对我们过去的一场浩劫的看法，便确实曾给一些什么挡住了。在浩劫的年月中，正是最热爱中国的海外人士，往往最易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中受骗。如果说大鼻子有时会挡住一部分视线，那么，没有大鼻子的我们许多人，不是也有过同样的错觉吗?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大白，没有能够象他赞颂过去的长征一样，再一次为我们写出新长征的史诗。 　　(原载1981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