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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范亭与毛泽东 5 从东征作战到陕晋携手

高建中

1936年2月，在黄河南岸的无定河大相村红一方面军总部，刚刚度过了春节的毛泽东，又一次地进入了指挥一次大战的前夕的紧张而又兴奋的时刻。 　　在他的身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两个军团，即作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和作为右路军的红十五军团，以及作为左路的红二十八军，已经完成东渡黄河的作战准备，红军即将向黄河对岸的阎锡山晋军发动渡河攻击了。 　　这一天，一场大雪覆盖了西北的高原峻岭。刚刚吃过早饭，抗日先锋军的总司令彭德怀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是来向毛泽东作渡河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的。“主席，按照中央1月15日的作战命令，经过了近40天的准备，渡河东进的作战时机已经成熟……”彭德怀以十分欣慰的心情向毛泽东报告说。 　　“对岸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据最新的侦察情况报告，近来，晋军一直在构筑工事和堡垒，共计约有上千个了。每个碉堡驻兵一到两个班，重要渡口驻兵一个排左右，配备有机关枪、追击炮等火器。自从我军来到了陕北以后，阎锡山就一直在加强黄河的防务，据说他已经花费十几万大洋。他们除了构筑碉堡和封锁线以外，最近，又新挖了深宽各一丈的壕沟……” 　　“我们到底有没有顺利渡河的把握呢?” 　　“有!”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说，“要是在一个月以前，我还真的有些顾虑。那时，我们的部队疲惫虚弱，我是很担心经不住打大仗的。” 　　“现在呢?有没有‘绝对保证’?”毛泽东笑着问，他把“绝对保证”几个字说得很重。 　　“没有什么问题!”彭德怀满怀信心地回答说，可他同时听出了毛泽东是话中有话，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是与彭德怀开个玩笑。 　　就在1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达了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的命令以后，彭德怀在复电中表示了同意后，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需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彭德怀的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那时的红军体质弱，人数少。如果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了。另外，他也是提醒毛泽东注意红军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听他讲了后面的话很是不高兴，语气激烈地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毛泽东东渡黄河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红军要在“发展中求生存”，只有这一条道路! 　　理由很简单，来到陕北的红军，开始时所处的环境十分艰难困苦。 　　陕北历来是个贫困地区，在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150多万。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除了瓦窑堡之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中央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部队减员很大，体质装备也很差，急需休整和补充。但是当地的群众贫困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根本无法供养大批的部队和机关。再加上周围的敌人碉堡坚固，红军尚没有能力进行攻坚作战。怎样发展和扩大苏区，怎样挑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使陕北苏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方方面面的情况，汇总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便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着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东征山西!东征山西!…… 　　思考中的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部队疲惫不堪，似难继续向西北发展。再往西北走，那里的环境更恶劣，条件更艰苦，更不利于红军扎根立足。而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继续向西北发展，红军就会远离抗日的战场，这与红军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是相悖的。 　　红军，现在的发展是为了将来的对日作战嘛。将来，日军一旦展开进攻，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战场。因此，今天红军根据地的建立，应该着眼于将来在华北一带作战。 　　而东征山西，毛泽东又将他的眼光一次又一次地投向吕梁山地区。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就有可能进一步打通河北以至察哈尔这条路线。就目前来说，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后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也会便利得多。 　　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可以避免红军与同东北军、西北军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与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再就是，东征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驻扎黄河沿岸的部队撤回山西，以保护他的老巢，不战而解除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晋南又是比较富足的地区，也便于红军筹款、扩军和补充物资啊! 　　经过了反复地思索，在12月17日到25日，在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以及在这以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除了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以外，还就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阐明了自己的明确的思想。 　　他说：“现在，红军不宜再向西或向北发展，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具体来说，就是要东征山西。…… 　　“因此，在目前形势下，红军的作战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正确估计敌我力量，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汉奸卖国贼的队伍。二、猛烈扩大红军。三、红军主力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上……”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签发了红军东进抗日的命令，并限定渡河部队要在40天以内完成准备工作。 　　此后，毛泽东亲自来到了无定河的大相村，与彭德怀侦察敌情，并选择了较为理想的渡河突破地点。 　　一连七天七夜，彭德怀亲自带着电台实施了侦察。在此基础上，精心准备了两套渡河方案：一是立足与涉冰强渡；二是立足于黄河解冻，用船强渡。他根据摆渡过河的时间和乘员，详细计算出了所需的船只，发动群众突击赶造了百余只船。 　　而准备渡河作战的部队也利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补充和休整。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如果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的话，我看我们的渡河时间可以定在2月29日。”毛泽东果断地说。 　　彭德怀坚定地回答说：“可以!” 　　送走了彭德怀，毛泽东如释重负地走出了指挥所。 　　此时的黄河两岸，被厚厚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银白色的世界里，在湛蓝深邃的天空下，秦晋高原纵横耸立，巍巍壮观。毛泽东触景生情，他联想到全红军即将渡河作战，去开辟新的局面，不由诗兴大发，只是稍稍沉思了一下，便一气呵成了气势恢宏留传千古的著名诗篇《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山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2月20日，红军下达了渡河命令。红一军团在中阳县的三交镇附近的坪上村顺利登陆；红十五军团的渡河地点选择在对岸石楼县的贺家凹渡口，渡河中，被敌人发觉，红军又改偷渡为强渡，也胜利地渡过了河去。紧接着，渡河部队迅速展开，向晋军发动了猛烈地进攻。东征作战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视山西为“禁脔”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一直坚持着反共的立场。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阎锡山便是全力支持的。他压迫武汉政府，对国共分裂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蒋介石的历次反共“剿匪”行动中，阎锡山都是在积极支持。 　　红军要东征北上抗战，阎锡山如临大敌，他除了在军事上严加防范以外，还急忙成立了“防共委员会”、“防共保卫团”，积极推行“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随共”、“民众防共”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反共措施。在山西政府所在地，太原城被阎锡山搞得更是一片惊慌。自红军渡过黄河，阎锡山便立即收拢部队，以重兵防守太原。他在太原全城戒严，严令警、宪、特抓捕共产党和红军嫌疑犯，“多杀者有奖，少杀者必罚”，“捕杀红军或红军侦探一人者，赏大洋100元，侦查不利者，撤职查办”。一时把太原城搞成了恐怖世界。 　　但是，阎锡山的晋军无论是在政治上防共，还是在军事上防共，都根本经受不住红军的打击。在红军的强大的攻势下，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迅速瓦解，节节败退。 　　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他的基本原则是不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山西的。他在山西境内的正太路和同蒲路的轨道构筑的都是窄轨，使别的省份的火车，不能开进山西。但是自从红军渡过黄河，阎锡山部署的各路兵马纷纷败退，他陷入无比的惊慌之中，不得不请求蒋介石派兵入晋援助晋军作战。 　　这时的蒋介石早有入晋之意，他看到了阎锡山的地盘有机可乘，立即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了十多个师，由陈诚统一指挥，开赴山西，与晋军联手合力对红军进行围歼…… 　　由于蒋介石的出兵，红军东征的局面发生了转折。形势明显地预示，红军原来准备在山西创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了，而派一部分部队到河北去抗战也是不可能的了。 　　4月中旬的一天，在山西永和县的红军总指挥部，周恩来来到了这里。正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铅笔，抬起头来欢迎周恩来说： 　　“你来了，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正是来向主席汇报的。”周恩来答道。 　　就在红军东征的期间，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便十分注重处理好和西安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4月9日，他派周恩来等人到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会晤。这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战的协议。谈判一结束，周恩来便来到了永和县。 　　“主席，东北军的总的态度是要抗战的。张学良部在对我们的‘围剿’中，损失了两个师长、七个团长、步骑兵三个多师。他看到了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了。这一次，张学良同意和我们建立联合抗战的关系。下一步，双方将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络……” 　　周恩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的经过，毛泽东边听边颌首默认。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了。你去将彭德怀和叶剑英找来，我们研究一下。” 　　蒋介石的中央军向山西境内开进，晋军联合对付红军，毛泽东感觉到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红军的战略。现在周恩来来了，正好开个会议。 　　彭德怀、叶剑英等红军的领导人来到了，会议马上开始，毛泽东说： 　　“阎锡山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和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等兵力对我实施阻拦。其汤恩伯部已经进到了汾河以南地区。这样看来，我们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了。我们原来准备派一部分部队到河北去抗战的希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了。红军应该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将我们的战略方针调整一下，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改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大家研究一下嘛。” 　　周恩来说：“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我们红军已经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联合抗战的关系。为了与阎锡山联合抗战，我看红军可以先撤回到陕北。” 　　彭德怀说：“红军东征以来，据初步统计，已经消灭敌军约有三个团，共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达5000余人，还有2000多名俘虏参加了红军。同时，我们筹集到了40万元左右的现金。从政治上说，我们的这一次行动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宣传了抗战的方针，对山西和华北影响很大，撤退也是主动的。” 　　叶剑英说：“我们的这一次东征，由于有毛泽东的亲自指挥，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甚大，可以说是红军来到陕北的第二大胜利。由于我们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由被动转入了主动。我同意红军徹出山西回到陕北，进行新的战斗。”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撤退是主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阎锡山啊。我看我们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明我们北进抗日，你们既不能原谅，奉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抗日先锋队暂时撤回陕北，请你们派代表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说到这里，毛泽东沉思了一下，接着又说：“鉴于蒋介石不理解我们北上抗日的行动，我建议，我们给南京政府发个‘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呼吁全国的舆论支持红军的抗战行动。” 　　周恩来、彭德怀和叶剑英都点头表示同意。 　　周恩来又说：“现在，中日民族矛盾已经特别尖锐，其他矛盾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为了适当调整缓和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战的总任务，我建议，今后我们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称呼要改变一下。对阎称阎氏，对蒋称蒋氏。另外，不再提‘反蒋抗日’，可以提‘逼蒋抗日’嘛!” 　　毛泽东说：“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不提反蒋，对于我们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有好处。” 　　5月初的一天，太原山西省政府驻地。 　　设在这里的阎锡山的司令部内，晋军的各路将领进进出出，显得格外的热闹。他们是来参加阎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的。 　　在这些将领的眼中，自从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向山西开进以来，红军闻风丧胆。现在，红一军团正在经吉县、大宁、蒲县向西败退；红十五军团也从灵石、汾阳等地西撤。红军到底还是经受不住蒋军和阎军的联合围攻，被他们击溃了。于是，两个多月以来，笑容终于替换下了他们的愁眉苦脸。 　　然而主持召开作战会议的阎锡山却高兴不起来。 　　红军的撤退对他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现在他觉得有些看不清楚了。他的确希望蒋介石的部队来帮助他赶走红军，免除红军对山西的威胁，但是，红军走了，他又感到了某种的失落感。 　　在阎锡山的手头，一直摆放着红军东征的那张布告。布告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主革命之伟大事业。…… 　　红军东征，最初的确是吓坏了阎锡山。蒋介石的中央军来帮助阎锡山赶走了红军，是他阎锡山所企求的。但是，由此，也给他带来新的忧虑，那就是蒋介石可能乘机占领他的地盘。他与蒋介石打交道这些年来，对蒋的阴谋是了如指掌的。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蒋军来了，他们不走了怎么办? 　　最初,他便很担心这一点,现在，他的担心被发生的事实证明着：东征的红军撤出了山西以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反而指令所部进入山西的五个师继续驻扎在晋南。有情报说，蒋介石正在暗中派人到他的队伍中来拉拢人，策划分裂和控制山西的活动。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眼下，日军实际上已经占领了华北，他们进一步侵吞全国的危机迫在跟前。为了保住山西的地盘，阎锡山他已经想尽了办法和日本人搞好关系。他在幻想，将来有一天日本真的要进攻中国，也要想方设法地让他们绕道山西。但是，据他派出去与日本进行联系的多方人员回来报告，日本人的胃口大得很。尽管阎锡山与日军的上层人物已经来往多年，交情匪浅，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并不想买他的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维护自己在山西的地位和实力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有所提防和戒备。 　　阎锡山感到自己的处境依然受到严重的威胁。他看到自己将面临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三种势力。而从实力上说，他心里很明白，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对付这样复杂的局面，恐怕是要在夹缝中寻求一条出路…… 　　出路何在呢? 　　红军在撤出山西之际，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说是他不理解红军北上抗战的行动，现在，红军主动撤回陕西，希望他能主动派人与红军商榷共同抗战事宜。 　　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从内心讲，阎锡山并没有将那个自称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看在眼里。但是他看到，红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啊!将来，蒋介石也未必是红军的对手。 　　平心而论，在他阎锡山面对的三种势力中，虽然共产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深得人心的。团结抗战，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权衡利弊，“联共”不能说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利用共产党来挽救危局，进而壮大自己的实力!阎锡山想到了这步棋。可他又很担心，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啊!弄不好，将来共产党会吃掉自己，这是很有风险的。然而眼下实在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看来，这个风险是不得不冒了。再说，共产党未必能够斗得过自己，将来的成功还能不是自己的?阎锡山反复论证着利弊，最终下定了“联共”的决心。 　　于是，在作战会议上，阎锡山终于开始渗透这样的想法了： 　　“各位弟兄，红军已经被我们赶走了，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日本人的进攻就在眼前，蒋委员长对我们山西也是图谋已久。我现在是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了。这三个鸡蛋，我们踩坏了哪一个都不行!…… 　　“现在，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的财力、人力不足以度过难关，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避开个别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共同点，以致于无穷。我们今天不应当分成两条战线。共产党提倡统一战线，我们也反对对抗战线…… 　　“我们历来主张，在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做事有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一年春秋四季，人不可死求一计。夏天穿夏布衫子，冬天穿狐皮皮袄，这就是适时，适时就是进步、就是革命。不应该说山西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也不应该有。一切要适时。冬天穿夏布衫子，好倒是好，就是顶不了严寒。为了我们的存在，现在就必须去考虑。” 　　而怎样对待共产党的通电和请他派人到陕北去联系的事，阎锡山却只字未提。 　　那么，阎锡山他要部下考虑的是什么呢?自然还是“联共”的问题。只是他不好意思说明白罢了。 　　对于阎锡山的这一意图，他的参谋长赵承绶有着比别人更微妙的领会。会后，赵承绶来到了阎锡山的房间，他试探地问道：“司令，您看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对付共产党的通电啊?” 　　阎锡山反问道：“承绶，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啊?” 　　赵承绶回答说：“依我看，共产党的抗战是真的。” 　　“将来共产党能够成功吗?”阎锡山又问。 　　“那倒未必。不过，共产党积极提出抗战顺乎时局和民心。是‘得道多助’!”赵承绶很有分寸地回答说。 　　“那你看，将来蒋介石会成功吗?”阎锡山似乎是在推断什么似的，再一次提问道。 　　赵承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更加小心地回答说：“我看也未必。不过，依现在的实力来看，蒋的力量是最大的。” 　　阎锡山这才说：“我料想，共产党也斗不过咱们，蒋介石也斗不过咱们。我看，做头等好事的人，可以团结头等好人；做二等好事的人，只能团结二等好人；做坏事的人，只能团结坏人。平心而论，我认为共产党是做头等好事的人，比如说是积极抗战。但是，做头等好事，只能团结像圣贤那样的人。现在这个世界上，圣贤太少了，共产党团结一些圣贤，是不会成功。而蒋介石一贯是在搞阴谋兼并，是做坏事的人，所以蒋介石只能团结坏人。而这个世界上，坏人也很少。因此，我断定，蒋介石也不能成功。而我自信，我是个做二等好事的人，唯独我才能团结多数，赢得多数，将来只有我才能成功。” 　　这一番话，说得赵承绶连连点头：“司令果然高论，我有这样的意思，可是表达不出来。司令说的实在是太精辟了。” 　　阎锡山得意地笑了。 　　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闹锡山正要睡觉，警卫人员进来报告说：“司令，原三九二团的团长郭登瀛来了，他说有机密的事情要见您。” 　　阎锡山听了大吃一惊。郭登瀛不是叫红军抓去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于是，他赶紧吩咐：“叫他进来。” 　　这位郭登瀛，是在4月12日，于中阳县的三交镇与东征红十五军团二二三团作战时被俘虏的。在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和政治委员程子华接见了他，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抗战主张，并留他住了四天，让他亲自感受红军的主张。随后，郭登瀛被送到了方面军的指挥部，他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自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鼓励他好好学习，积极参加抗战。之后，郭登瀛被送到了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东回到了陕北以后，再一次接见了郭登赢。这一次郭登赢回山西来，是毛泽东要他给阎锡山捎信来的。 　　被阎锡山传见的郭登瀛，战战兢兢地说明了原委，随后便递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立即打开，只见信中写道：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此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以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共同战线，除此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决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郭再来，以便沟通良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反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绝难坐祝也。 　　专此。即颂 　　勋棋。不一! 　　毛泽东 　　5月25日 　　看了毛泽东的信，阎锡山一时说不出是喜还是忧。他向郭登瀛详细地询问了一些细节，思想在反复地斗争着。 　　阎锡山经过再三地思忖，终于，他看到这是对他很有利的机会。 　　一日，他召集文武大臣商榷联共抗战。在会上，阎锡山训话说： 　　“现在看，日本人既不肯绕开山西，且进逼日甚，大有侵夺我晋绥之图谋，共产党决心抗战，红军乃有再度东征之举。处在此等紧要关头，采取什么良策对我方有利?联共抗日乎?联蒋剿共乎?联日反共乎?大家要在这‘三乎’之间妥为策划，三天之内作出书面答复。” 　　其实，这时，他的高参们多数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摸清了阎锡山所需要的是哪一“乎”。三日后会议的表决结果，38人中，有31人赞成联共抗日，3人赞成联日反共，4人赞成联蒋剿共。于是阎锡山摆出了在政治上很开明的样子说：“既然多数人赞成联共抗日，我也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了。” 　　随后阎锡山又对他的部下教导说：“我奉行的一直是‘唯中哲学’。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偏左则乱，偏右则空。我的主张是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无乱，万物育何空。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得绝对了。抗日不忘和日，拥蒋不忘拒蒋，联共不忘反共。这才能谋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于是，阎锡山派人来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谈判。 　　在初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便立即派彭雪枫、周小舟等人与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反复进行了磋商。 　　其后，阎锡山邀请共产党人、他的老乡薄一波去与他“共策保晋大计”。中共中央则抓住机会，毅然派薄一波、杨献之、董天和、韩钧、周仲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并着手建立和组织新的武装力量。 　　经过反复地磋商，双方还都同意开设了延安到太原直接通报的电台，实现晋陕通商，中共中央在太原建立了办事处等事宜。红军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续范亭与毛泽东/高建中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1